自序

转眼又到庚子，转眼即过庚子。

在一些国人看来，庚子是一个厄运年。我为《三联生活周刊》所写专栏中，有一组文章就题为“瑷珲的庚子年”，记述1900年发生在黑龙江的一个个惨案：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接连被残破，生民流离，哀鸿遍野。其时京师已为八国联军攻陷，慈禧太后等仓皇出逃，奉旨留守的恭亲王也不敢在城内待着，带领一帮人在近郊东躲西藏……

夏历以干支纪年，周而复始，并无孰吉孰凶之别，给庚子年扣上一顶灾厄的帽子，无疑是荒唐的。即如今年，刚开始时新冠肆虐，令人揪心，可看到各地医疗队奔赴武汉，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也为之感动欣慰。具体到我自己，居住于燕山脚下一个小山村，抗疫期间有数月封闭，应酬更少，出活则大增，过得平静且充实。约两个月前，贺圣遂兄从上海打来电话，约我选一个集子，敢不从命，于是就有了这本书——一本在庚子年编成的学术随笔。

我的专业本为古典戏曲，后兼治小说，再后来由文入史，近年来的关注点则在东北边疆史地。选编本书的过程中，自也会回视走过的路，真的很惭愧，更像一个学术“流窜犯”，跟着兴趣走，也随工作变化转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者说换一个地方打一枪，当今严格划分学术畛域，难免引人侧目。而在我国学术史上，在那些大儒的概念里，似乎并无文与史的壁垒：司马迁《史记》散发着耀眼的文采，其中一些名篇更像文学作品；乾嘉时列名“史学三大家”的钱大昕，也不乏诗人气质。学界的画地为牢，并不利于学科的建设；而文与史的交汇融通，更能加深我们对经典的理解。拜读过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光启随笔”系列，颇为喜欢，窃以为随笔这一样式，或正是一条打通文史的路径。

我对文字一向心存敬畏，下笔较慎重，也喜欢修改，发表前会一遍遍地改，而刊发后再读，仍觉多有遗憾。因而也要谢谢出版社提供的这个重编机会，书中收录的文章绝多都发表过，此次又做了较认真的梳理和修订。钱穆先生曾说学者应保持对语词的敏感，大哉斯言，其实也应祛除对一些语词（包括套语）的因循蹈袭：如“无一字无来历”，在史学界（包括古典文学界）被很多人视为圭臬，用以夸饰严谨，自高崖岸，指授弟子，本人则追索源头，梳理其走向极端化的传播路径，指出其偏狭荒谬之处；如“白马”一句，则由《淮南子·说山训》的原生语境引发开来，对古典小说戏曲中白马将军的描述，对其中有关战争描写的反智化，做了阐述和分析；如通常认为明清两朝对《金瓶梅》实施了厉禁，本人则依据一条新见史料，证明和珅曾在军机处讲述书中黄段子，再引据其他文献记载，论证清代朝廷不光没有设禁，还持有欣赏态度。这些论述皆跨越文史的分界，皆曾被人们所淡忽，有必要加以澄清。至于选择以“将军不敢骑白马”为书名，意在定格阅读时的错愕震惊，打碎固化的“白马意象”，由此开启一种历史审视和反思，加深对传统文化之复杂性的认知。

编完此稿，已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夏历的庚子仍迁延未去。“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对于一个读书人，旧岁新年的差异本来就不大，仍是阅读和写作，唯祈愿疠疫消弭，世界安好。

2020年12月31日于京北两棠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