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1]
谢谢“中道论坛”的邀请，也谢谢《时代周报》时代沙龙的邀请。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很多改革起点都在广东，很多的思想起源也出在广东，广东的几家媒体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改革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能到这里来和大家交流，我觉得非常荣幸。
一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按照PPP计算，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起码是经济强国。但是在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中以怎样的姿态呈现给世界，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准备得太好。以这次金融危机为例，中国应该采取更主动的方式，但是当前的应对方式基本上是被动的。欧盟来中国开会，提出12点主张，我们就针对这12点一一回应，但没有自己的东西。这次在美国开会，他们也会提出几点主张，估计我们也仅仅是给予回应。我们的回应之所以不够积极，是因为对这些问题原有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也就是说，国内学者对国际问题关注得并不多，很多研究仅仅着眼于国际关系，而并没有把中国纳入世界的一部分。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就非常主动。我昨天在西安开会，跟我一起开会的来自复旦大学的孙立坚教授，写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突然有一天美国上海领事馆的人打电话来，说有4个美国议员想跟他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按理而言，议员对国家的政策和外交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这4个议员专程来跟孙教授谈，足以体现他们对国际问题的关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对手，更是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差距非常大。
第二个出发点是，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方面都在做总结和反思。然而，多数总结仅停留在就中国论中国的层面上。尽管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打开视野，看一看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国这30年走过的道路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共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否则我们很难以一种正面的方式把中国呈现给世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做得非常不够。我们自己的正面总结不够，尽管官方有很多总结——这些总结其实都是对的——但是没有进入世界的话语体系。官方的总结拿到国外，别人恐怕很难明白。这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作为学者，我们应该以世界通行的语言，把中国的经验总结出来，并呈现给世界，这也是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文章的初衷。[2]这个初衷是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对比的群体肯定不是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和民主化道路，与它们没有可比性。我们的人均收入今年可能超过2500美元，这种水平大概刚刚步入脱离低收入国家、踏入中下等发达水平国家的行列。如果跟发达国家去比，往往会非常悲观。所以，我觉得比较的对象应该是与我们收入水平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比来研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借鉴意义，以及对比我们收入水平更低的国家的借鉴意义。
谈到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就必须提一下中国模式的问题。前几年有一个“北京共识”，实际上是一个美国记者提出的。北京共识在国内讨论的并不是太多，我只看过黄平主编的一本书。其他人很少去讨论这个共识，这恰恰说明可能没有北京共识。当前有一些学者从正面来说，认为我们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我个人觉得中国模式可能不是一个太合适的名词，因为一说到模式，就是指一种已经定型了的东西。那么中国现在所定型的东西，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样板去推广呢？我觉得不是。为什么呢？我在《南方周末》的长文里一开篇就说到，存在两种“华盛顿共识”，一个是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关于转型国家的，即怎么样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主要指的是“大爆炸”理论。前一个共识是存在的，我觉得任何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会承认华盛顿共识开出来的药方对一个国家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从几个方面简单说一下，比如，华盛顿共识要求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有责任的、相对谨慎的财政政策，中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最高的一年也只有24％，对比其他国家我们就真的做得太好了。还有税收比较低，至少在税收改革之前是这样的。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其实经历了一个大幅的减税过程。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是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还大量开放贸易。在产权保护方面，中国做得不够好，但我们一直在向保护产权和建立私有产权方向努力。改革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国有企业改制。此外，我们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包括最近的《物权法》，在保护产权方面还是有所作为的，至少大方向是这样的。再则是政府规制，通过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府改革，政府规制大幅度下降。另外，在教育、基础设施投资和储蓄等方面，中国都做得非常好。我们的储蓄率非常高，去年超过了50％。所有这些，跟主流经济学建议没什么差别，所以国内外有人觉得，中国的奇迹没什么特殊的，只不过主流经济学建议我们做的我们都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超出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模式。当然我们的转型也有创新，比如渐进改革。但是关于转型的路径，其实在华盛顿也没有共识。仅仅在最早期的时候可能有，比如以萨克斯为代表的“大爆炸”和休克疗法。但很快大家就发现这样不行：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下滑得太快，两三年之内GDP减少了50％。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共识已经不存在了。转型的华盛顿共识是斯蒂格利茨在做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造出来当靶子的。
二
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但可能有中国经验。因为发展共识摆在那里，怎么套用这个共识，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的。中国经验有哪些内容呢？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产业政策方面，我们用两条腿走路。产业政策在过去的30年中扮演了比较核心的角色，给经济增长带来了直接作用。这里的两条腿一条是比较优势，另一条是研发。第二个方面是自主开放。我们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完全的，比如对外资开放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开放又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来走的，而不是别的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告诉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这对我们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是实践的务实主义。讲到改革，我们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务实主义的态度，“实践”两个字是指务实主义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比较主动的、有探索的务实主义。第四个方面是中性政府。必须要肯定，过去30年来政府做了一些事，而且这些事情可能都是对的。在发展中国家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发展经济学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制度是由谁来制定的？政府在这里是很关键的。世界银行刚发布的增长报告——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主持的——列举了很多条发展经验，其中一条是强调政府的作用。这在世界银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可能又回到1993年他们撰写《东亚奇迹》那本书的时候，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先说产业政策，我认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是中国能成功达到9.8％的增长速度很重要的经验，也是对世界有意义的经验。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我们1958年“大跃进”的想法一模一样，希望一步能够跨到彼岸去。比如印度，天天说高科技，让我们误以为他们的高科技多发达，其实印度的高科技只占GDP的2％，就业也是2％，根本就不是支柱产业，甚至连显著产业也达不到。几年前我到斯里兰卡开会，他们提出了一个e-Lanka计划，想做到让每一个渔夫都能上网。我说：“你们是在搞‘大跃进’呀，我们中国过去搞过‘大跃进’，失败了，你们这是搞洋‘大跃进’。”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美好的想法，一下子跨入信息时代嘛。后来我问当地人，当地人说，这其实完全是腐败，一个企业家拉着政府去做，世界银行又给钱支持。可是，电脑的界面是英文，斯里兰卡多数的农民连英文都不懂，怎么可能去上网呢？想一步跨过去是不可能的。印度说要走一条新的道路——以服务业为主的一种发展道路——这完全是自说自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跳过制造业。处于这种世界格局下，发展中大国最丰富的还是劳动力，按照比较优势来走是我们过去很重要的经验。这一点林毅夫老师经常提到，虽然好像大家听得耳朵里都长茧了，但是出了中国以后还必须讲这个，不然发展中国家还真的是不明白，依照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真能让一个国家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