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业化道路的走法[1]
吴敬琏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学者。他年过七十仍然笔耕不辍，面前的《中国增长方式抉择》就是他的最新力作。中国过去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能量，一波接一波的体制释放为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是，时至今日，各种改革已近尾声，体制转型虽然仍有潜力可挖，但要以此支撑下一个10年的超常增长，似乎勉为其难。事实上，地方政府早已感觉到这一点，纷纷寻找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其结果是新一轮的投资热。在这个前景下，“重化工业化”成为学术和政策讨论的热门话题。吴先生的这本书是对“重化工业化”理论的一个回应和批判。他回顾了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以及前苏联和我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利弊得失，认为重化工业化道路对中国而言是“扬短避长”，造成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他进一步总结了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认为中国必经放弃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并转变到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来，而完成这个转变的核心“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吴先生最后这个判断可谓一针见血。中国当前之所以又一次走上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和地方政府过深地干预经济有直接的关系。在宏观层面上，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走重化工业化道路，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技术水平，另一个是资源禀赋。较高的技术水平意味着本国企业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同国外企业竞争。横向竞争指的是在新产品开发上的竞争，纵向竞争指的是在产品成本方面的竞争。资源禀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资源，二是资本。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和国际一体化进程的加深，自然资源的约束力量越来越小。然而，尽管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便利，中国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进入国，但资本仍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之较低的技术水平，中国仍然处于国际劳动分工的末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主要出口竞争力仍然会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或更密集地使用劳动力的工序上。后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产品内分工——一种产品的生产工序在不同国家完成——已经成为世界生产的新格局。比如，在过去的七八年间，亚洲的制造业围绕着中国进行了重大重组，中国成为最终制成品的生产基地，而周边国家成为中国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供应国。亚洲国家因此分化成三组：一组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印尼），它们成为自然资源出口国；一组是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它们成为中间品出口国；而最后一组只有中国一个，我们以便宜但相对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优势成为东亚生产链上劳动密集环节的承担者。从事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永远落在他人之后呢？不是。看一下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就会发现，我们的主要出口产品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原材料（主要是原油和农产品）变成今天的电子产品，尽管我们所从事的仍然是这些行业中的末端工序，但我们毕竟是在不断地上台阶；假以时日，我们也可以在产品内分工中上台阶。
以上述讨论观之，提重化工业化道路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原因是，中国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在重化工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阶段。这个判断是基于以下理由，即我们已经在重化工业领域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生产实力和技术水平。我国的钢产量早已是世界第一，造船业在世界上崭露头角，石化工业也有较好的基础。可以预见，中国在未来十至二十年的发展中将大量消耗钢材、水泥、输变电设备和石油产品，这样巨大的市场为这些重型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保罗·克鲁格曼在他1980年的经典国际贸易论文中指出，一国的出口结构具有“本土市场效应”，即本土市场较大的产品将出口更多。他的理由是，产品生产存在规模经济，市场越大，产品的平均成本就越低，在国际上就越具有竞争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张帆和他的合作者最近利用中国省际数据的分析发现，绝大多数产业存在本土市场效应。我本人曾经工作过的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是一家大型输变电设备制造企业，它在马来西亚设有一家合资工厂，生产高压开关柜，是以技术入股的。之所以它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收入水平是我们4倍的马来西亚却没有技术能力生产同类产品，是因为这家公司已经有50年的历史，而最近国内电力行业的迅猛发展又为它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这里涉及吴先生在他的书中着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前苏联和中国早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问题。和学术界的多数观点一致，吴先生认为这个发展战略造成了经济的扭曲和低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扭曲，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我的疑问是，这个战略的效率是否真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低下。这里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时间尺度来衡量效率。如果仅仅考虑计划经济的25年，重工业发展战略无疑是低效的，因为人民生活在这25年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但是，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的20年和计划经济的20年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则前25年的低消费和高积累就可能是值得的了。我只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判断有赖于我们假想一条没有重工业化的道路，并将我们实际走过的道路与之进行比较，而这条假想道路是什么样的，我们似乎无从得知。一个替代的办法是观察一下其他国家的起飞历史。这个观察告诉我们，几乎所有先发国家在起飞之前都经历了一段或长或短的进口替代阶段。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在发展初期执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为了海外贸易利益，甚至不惜以武力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世界发达行列的国家（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经历过一段保护期。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就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实施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政策，连世界银行也是这样建议的。是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发展经济学家都错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看一下他们的逻辑。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经典发展经济学家的逻辑起点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平衡发展模式的倡导者赫胥曼认为，由于一些行业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它们对上、下游行业产生较大的前后向联系，一方面刺激上游企业的生产，另一方面又提高下游企业的效率，因此一个国家应该优先发展这些行业。这些行业一般是重工业，因为重工业是工业基础，应用广泛，对下游企业效率的提高具有关键性作用。重工业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的发展对整个经济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重工业可能出现发展不足的问题。这是“斯密问题”的一个例证。按照斯密在《国富论》里的分析，分工和市场规模构成一个正反馈系统，较深的分工扩大了市场规模，而较大的市场规模反过来又促进了分工的深化；但是，正因为这是一个正反馈系统，当分工或市场处于较低层次时，它就不可能启动，一个国家就面临从何入手打破这个僵局的问题。由于重工业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整个经济是有利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前苏联早期发展重工业的成效是显著的。十月革命之前，俄国还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1928年之后的工业化进程让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可以和法西斯德国相抗衡的工业强国；而且，西方学者根据最近解密的资料重新计算的结果表明，在1928—1938年这十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设身处地思考，我们应该理解斯大林当时的选择。当时的情形是西方世界想消灭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是快速武装自己，以备西方世界不测的进攻。同样，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走上重工业发展道路，也和当时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另一方面，苏联想让我们永久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分工中的农业国。毛泽东想把两者都打破，唯一的选择是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以今天的成就观之，很难说付出这个代价是不值得的。印度有一部分人认为印度可能超越工业化，直接进入以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依我看，这仅仅表明印度在制造业方面的落后而己。印度的制造业基础明显落后于中国，它的产品无法和中国产品竞争是正常的。
但是，从历史回到今天，我们要问，国家是否应该继续采取倾斜政策，鼓励重化工业的发展？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前面判断中国到了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但这是基于中国在世界分工格局中的新角色说的，也就是说，即使国家不干预，企业也会选择投资重化工业。国家干预没有必要，同时也是有害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已经建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已经进入了斯密正反馈系统的良性循环中。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进一步加剧国家干预造成的扭曲。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工业发展道路也产生了扭曲，但仍然是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中；而现在则不同，财政分权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加上单一经济指标的干部提拔体制，地方政府会倾向于进行过多的投资。在地方政府没有硬预算约束的前提下，这种行为将导致银行坏账的增加。林毅夫教授把这种现象叫做“财政的公共地悲剧”。银行是中央政府的，坏账的风险由全国人民承担，而经济增长的好处却是属于地方的，因此地方政府将过度投资。从这点出发，我们赞同吴敬链先生的两个观点。第一是我们应该从投资驱动的外延式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来。我要强调的是，发展重化工业和吴先生提倡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不矛盾的。发展重化工业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盲目扩大投资，一种是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扩大投资，后者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第二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关键在于改变政府的行为模式，经过50年的积累，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而经过25年的改革，我们也已经认识到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优势。政府的目标不应该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应该是为经济的良性运转提供制度保障。
[1] 原文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月6日，第2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