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章节介绍
本书包括七章，鉴于“儿童”这一概念在现代中国学界，理解和使用上仍然处于模糊混乱的状态，本书专列一章“导论”，从学术史、理论史与方法论上对“儿童”进行界定，接下来的六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讨论儿童与战争相互之间的关系。本书一方面会关注历史语境中由于战争所带来的“迁移”和“流动”，不同社会身份的儿童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会辨析和梳理战争所带给儿童的一些重要的和新的文化身份，例如“抗战儿童”等概念的生成过程及其背后所附着的话语系统。
通过细读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难读本、教育政策的改变以及相关的教科书，第一章主要讨论抗战时期针对儿童的国难教育。国难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儿童日常生活的改造，当时的儿童教科书、课外读本以及儿童刊物都渗透着抗战宣传，处处规范着儿童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源自于战争的创伤性体验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更是一种集体经验，但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是否是这些集体情感归属的唯一可能性？当然，当时儿童作为这些战时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和接受者，并不一定有直接的战场体验，更多的也许只是借用这些与抗战相关的宣传品产生对战争的集体想象。值得追问的是，这种集体的创伤性经验如何演化为成长于这个时期的儿童的政治及文化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本应对儿童进行的知识启蒙，在抗战的语境下与由于“民族存亡”的焦虑而衍生出来的对儿童进行的各种抗战教育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第二章讨论的是边区儿童团和教科书的问题。当时知识界对儿童参加抗战宣传的讨论，自然会涉及如何看待儿童的劳动价值和情感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教育领域，农村的孩童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或者历史概念在战时的政治文本、媒体文化、边区教科书及儿童刊物和小说中更加清晰地浮出历史地表，并彰显出在教育及政治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必须指出的是，农村孩童并不是到了这时期才首次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及文化课题的讨论中，早在20年代中期，他们作为“乡土文学”的核心符号之一已经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30年代战争的爆发却使“乡村儿童”成为想象中国革命和国族救亡的重要概念和象征符号。本章将主要讨论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所发行的教科书如何呈现儿童“劳动”的意义，以及重要教育家徐特立和辛安亭对“劳动”这一概念的演绎和阐释，并进一步分析共产主义话语如何将农村儿童想象和建构为现代国家的未来政治主体。当然，边区并不是这个建构过程的开始，事实上，整个过程可以一直追溯到30年代初期江西苏区对农村儿童的组织和政治发现。基于这样的理解，本章的第一部分先分析苏区的儿童杂志《时刻准备着》以及《共产儿童读本》，以考察这个时期农村儿童的发现如何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第二部分则重点分析抗战时期边区教科书如何想象和定义农村儿童的劳动及其政治意义。
除了在校园里，三四十年代有更多的儿童行走在路上，逃难、旅行或者是抗战宣传。近年来，学者们对战争时期的集体迁移现象和难民群体做了不少深入研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Stephen R.Mackinnon在其专著《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中探讨了抗战时期武汉怎样成为全国的另一个文化和政治中心。他专门用一章研究了当时迁移中的年轻人怎样停留在武汉，并且由于当时国民党以及共产党都没有特别及时有效地动员这个群体，从而享有了平时没有的一种文化及政治上的自由。[43]至于还未成为“年轻人”的儿童，情况又是如何呢？抗战时期有不少学校被毁坏，而且儿童的流动性也相对变大。更重要的是，当时不少教育改革家如陶行知建议打破学校和社会的界限，积极推行“生活教育”理论以及“小先生”制度，在三四十年代有比较大的影响。在他的感召下，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儿童自己组织的徒步旅行团。本书第三章就是以战时两个重要的儿童旅行团——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为主要考察对象。上海被日本占领以后，一群具有抗战意识的孩童（大部分是孤儿）自己组团，徒步旅行，自主管理，一边进行抗战宣传，一边迁移到武汉，直至延安。同时，他们还随时写下旅行心得，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事实上，儿童写作在抗战时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陶行知的大力推动下，当时出版了一系列由儿童写作的书籍，而且身份多元，包括小工人、小农民及其他行业。儿童不再如20年代作为“小读者”被构建，而是作为战争经验的写作者被召唤。本书将把这种转变与抗战时期文学大众化、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论和“小先生”制度对儿童主体的建构及战时中国抗战宣传政策等相互联系。
第四章讨论流浪儿童的概念与张乐平的三毛漫画。阿利斯研究西方儿童历史的时候，就采用了非常多的视觉材料来考察西方的儿童肖像画里“儿童的发现”这个过程。事实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儿童的态度，还有艺术的形式和特征。张乐平利用漫画发现了“三毛”这个意义丰富的形象，或者说三四十年代流浪儿童的形象。[44]漫画这个诞生于摩登上海的具有强烈海派色彩的艺术形式，在对儿童进行“现实主义的发现”的同时，也产生了有特点的夸张，使得这个战后作为“流浪儿童”出现的三毛具有值得深思的政治暧昧性。
在讨论了上海漫画里对“流浪儿童”的发现后，第五章将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三四十年代文学对流浪儿童的书写，同时在空间上也开始转向包括香港在内的华南地区。黄谷柳的《虾球传》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文本。事实上，“孤儿”情结是战后时期华语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情感结构之一。我选择三毛漫画和《虾球传》来讨论战后孤儿叙事与战争记忆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孤儿形象都是未完成的。这种未完成性促使我们思考这段时期儿童叙事与革命话语以及战争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最后一个章节，我特别挑选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地流行的儿童刊物，并集中讨论刊物中所呈现出的军事化思维以及内容上对太空竞赛的一种狂热。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的太空竞赛。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控制外空并争取成为第一个在相关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国家，而月球成为他们的首要争夺目标。与之相呼应，太空探险也成为五六十年代华语儿童刊物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本章比较分析了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语境下改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小朋友》杂志、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的《儿童乐园》以及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儿童》。通过细读这三份杂志中流行的“太空探险”主题和“火箭”意象，集中探讨这个时期亚洲不同意识形态下华语儿童文化在以科学话语为基础建构未来理想公民以及社会“发展”（development）等方面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出版社的历史，本书试图从儿童刊物出版的角度进一步讨论“华语语系文化”在冷战时期的发展生态。在五六十年代出版发行的这些华语儿童刊物，虽然不免有“左”“右”意识形态之争，但它们名字中的“南洋”和“世界”等概念、跨国的出版网络和读者互动以及相互呼应的栏目及主题的设置，都在提醒我们冷战氛围下两大阵营文化出版之间界限的模糊以及超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