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回顾
抗战时期，儿童通常被要求做一名战士。在陆蠡主编的创刊于1938年9月的《少年读物》创刊号上，巴金特意撰写了《做一个战士》一文，指出在“这绵绵不息的生活洪流之中”，在国难深重之时，应该做“一只穿山甲，这穿山甲的工作便是一心穿掘自己的道路”。而在巴金看来，做一名战士的武器“也不是枪弹，却是智识，信仰，和自己的意志”。[17]在三四十年代，军事化教育成为对儿童进行公民教育的一个核心部分。高一涵（Robert Culp）对晚清与民国时期公民意识的形成过程做过很精彩的研究，尤其是从江南地区初级中等学校学生的文化以及教育实践，例如童子军、教科书以及当时学校给学生开设的活动等入手来分析。也就是说，他从学校体系切入公民意识的建构过程。他仔细研读了1928年到1937年印行的中国童子军手册，论证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十年中对于公民身份以及公民训练所采取的进路与方法。高的研究试图证明国民党经由广泛的训练积极改造中国青年最根本的思想与实践，以培养新一代一心一意服务国家与党的青年。他关心的是致力于日常行为模式的改变如何能够有助于建构新的社会秩序。而“童子军教育透过强调卫生、礼貌、基本生活技能、公共仪式，以及个人与集体操练，目标正是要形塑中国青年的日常习惯，以此来产生中国的现代化”[18]。在高所考察的这段时期，童子军的公民训练结合了道德培养、政治灌输、军事操练与礼仪、卫生、生活技能等课程。高认为这些训练手册通常有系统地鼓励儿童在道德上自我省察，然后往外扩充而形塑社会行动。也就是说，儒家在道德上主张修身的模式仍然在这个时期继续发挥作用，即使要培养的道德内容已经转变为更多地关切公民道德。他认为国民政府从详细检视训练与培养青年的方式入手，试图转变中国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与基本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公民训练的多元面向充满了根本的内在紧张和矛盾，从而有助于崩解国民党的统治。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发动儿童的团体，例如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推动的童子军以及在边区非常盛行的童子团。与高一涵对中国童子军的研究有相互补充作用的是田梅（Magarret Till-man）最近发表的关于女童子军的研究文章[19]，她尤其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女童子军杨慧敏的个案。
拉纳·米特（Rana Mitter）是抗战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位西方专家，他在《国民政府在二战期间（1937-1941）对公民的分类》[20]一文中就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公民的分类来讨论当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随着国民政府因战事向内地迁移，重庆和成都等地陆续成为政治和社会的实验场所。也因此，这段时期成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新被审视和调整的时期，而这些变化影响深远，一直延伸到解放后。文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1937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通过探讨国民党在战争前期建立一种新的公民概念的尝试，反思其成功及失败之处。在米特看来，战争是促使大众产生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战争早期，国民政府在促使大众的自我意识以及被动员的公民性的产生方面，有不少实质性的进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打乱了以北平、上海为中心的文化格局，在地理上形成国统区、沦陷区、边区（解放区）的全新空间划分，以及台湾、香港、伪满洲国等战乱格局下的特殊地域。随后的国共内战，更造成两岸分治的政治结果，中文世界的文学版图处于持续变动与重组之中。这段时期，文学及文化脉络与政局动荡之间的纠缠引人注意。关于抗战时期对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意义，目前学术界有比较多的探讨，典型代表之一是陈思和的研究。在陈思和看来，抗战除了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地图发生改变，从而使文学也以三个不同政治性质的区域来划分以外，更重要的是，“抗战改变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地位及其与中国民众的关系，战争文化规范的形成取代了知识分子启蒙文化规范”。与此过程相对应，“原来由启蒙传统形成的知识分子精英对庙堂统治者的批评和对‘国民性’的改造同时展开的文化冲突，转向了庙堂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传统三者有条件的妥协与沟通”。[21]刘志荣在归纳抗战爆发对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意义时，则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标志着一个后鲁迅时代的开启。[22]在他看来，抗战使以鲁迅为标志的文学精神产生分离，使之或者内敛、或者消失、或者潜隐。
在对三四十年代文艺的研究当中，延安文艺研究成果最丰。李杨在其《抗争宿命之路》[23]一书中打破了历史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深入细读了革命文学的经典作品，揭示了作品内容、风格以及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启发了读者对“启蒙”与“左翼”、“个人”与“民族国家”、“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知识范畴的反思。唐小兵在《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的导言里则提出，“延安文艺又是抗日民族战争总动员的一部分，但通过激发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帝精神，延安文艺同时也帮助普及了新的政治、文化纲领，从而为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提供了语言、形象和意义”[24]。关于“大众文艺”的定义，唐小兵明确地提出这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通过文学，通过戏剧，通过绘画，通过电影，通过各种各样的象征活动来进行文化改造，来创造一种新的大众，以及新的大众文化，这是大众文艺的基本理念，这里面就包含了一种文化研究，对文化进行批判分析的成分。”[25]他认为，在1937年抗战开始后，民族国家的焦虑上升为主导性的焦虑，文学被认为是现实政治有力的工具而被有效地组织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述中。
台湾的梅家玲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抗战文艺中的朗诵诗及其“声音政治”。她提出中日战争“不同于过往，此一‘现代化’的民族战争模式，所带来的，不仅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动荡与破坏伤亡，更在启蒙意识与民族主义交相为用之下，催生出许多新的文艺形式”。在她看来，“由个人而群体，从客厅书斋走向大庭广众的‘诗朗诵’，以及应运而生的‘朗诵诗’与‘新诗朗诵运动’，无宁最值得注意”。[26]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同时关注40年代抗战时期的“朗诵诗运动”与50年代台湾的“朗诵诗”之间的关系，梳理其承袭和质变。
在有关抗战文学的研究中，文学史意义上的分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于2014年1月11日至13日在北大举办了“聚散离合的文学时代（1937-1952）”国际学术研讨会。袁一丹在她的会议论文综述《打通历史的关节（1937-1952）》一文中，提出可以把1937-1952年作为一个特定的时段来理解：“1937至1952这一‘聚散离合的文学时代’，上承晚清到1930年代的文学变革，下启1950年代以降一元化的文学体制，机运与劫数交错，文学脉络与政局动荡、人心沉浮相缠绕。”我基本认同这样的历史分期。当然，关于上世纪50年代是否可以用一元化的文学体制来形容则值得进一步推敲。
中文学界亦有诸多关于抗战文艺的研究。秦弓在其《抗战文学的概况与问题》[27]一文中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总结。他认为，80年代对启蒙价值的强调使得对抗战文学的评价过低。同时，他对抗战文艺也提出了狭义和广义之分，后者可以包括“九·一八”以后大陆的抗日文学以及40年代后期的抗战题材文学。吴福辉在《战争、文学和个人记忆》一文中曾指出，“中国抗战文学比较成熟的创作，多半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后期。是整个民族和个体经过战争若干年之后，对战争进行思考和反省的结果。我想不妨建立一个‘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可以包括抗战十四年（我们今年普遍已经从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开始计算了）时段里面凡直接写战事、写战争阴影下的日常生活的作品，甚至包括间接以战争的情绪、战争的思考为中心带出来的那些叙事作品和抒情诗篇，也包括战争结束之后人们不断在反思中对战事和人加以深化和再认识的作品”[28]。
另外，钱理群和吴晓东曾在讨论40年代的文学时，论及“战争与流亡”的主题：“四十年代处于战争中的中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求种种最终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一切矛盾与苦难的‘归宿’时，他们事实上就是在制造新的信仰与宗教。这样，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至少是它的主流派文学就充满了一种创造乌托邦神话的战争理想主义与战争浪漫主义：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战争文学’的基本面貌。”[29]严家炎和范智红在其《小说艺术的多样开拓与探索——1937-1949年中短篇小说阅读琐记》一文中提出：“自抗战爆发起，中国作家面前即横着两重关隘：生活上能否适应从和平环境到战争环境的转变；创作上能否从写日常生活题材转到为神圣的抗战服务，尽可能写与战争有关的题材。”[30]傅葆石在《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31]一书中，以思想的社会史的方法，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分析，从历史阅读文本，重现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侵略时期面临的心灵困境和思想挣扎，把当时文人在乱世求生与基于民族气节的道德夹缝中做出的种种抉择和承担，标出三种主要形态——隐退、反抗与合作，并分别以小说家王统照、戏剧家李健吾以及《古今》杂志的小品文作者群（包括文载道）作为代表。研究四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困境与选择，王德威的最新力作《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32]则探讨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在历史转折时期所做的种种选择。作者特别注重革命、启蒙传统之外，“抒情”成为想象与实践现代性的可能与不可能。作者将史诗和抒情并置来讨论现代文学，也就是说，“抒情”与时代意识密切相关。
谈起乱世时代个人所面对的道德困境，儿童通常因其年幼或者思想未成熟而被认为可以避开此难题。事实上，战时的儿童杂志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篇目，展示了被人指认为“小汉奸”的孩童怎么写公开信与其父母决裂或者劝告父母改正错误的选择。也许我们依然无法确认这些文字书写是否真是儿童所为，但它们似乎也揭开了冰山一角：在那个战争年代，儿童未必能毫发未损地躲开这些道德上的伤痛。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一直企图在不同类型的文字及艺术形式中去探寻儿童自身对战争的所感所想，也尽量去在那些作者被标识为儿童的文字中去寻求他们自身的心灵轨迹，但最后我必须承认，本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儿童与战争的关系，更多的是成人对儿童的一种建构。
在英语世界，到目前为止，关于抗战时期文化的研究，洪长泰的《战争与大众文化》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本著作。[33]洪在丰富的材料收集基础上，从话剧、报纸、漫画等文化媒介切入，论证了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期，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而其重要特征之一是逐步的农村化。作者特别提到了这个时期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非常活跃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抗战时期大众文化的流行，直接影响了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反思过去忽略大众文化的态度，并开始意识到其价值。另外，耿德华在其著作《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中则对战争时期上海和北京的文学发展史做了很好的勾勒，他用了“浪漫主义”“传统主义”和“反浪漫主义”这些概念来讨论分析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译者张泉认为，本书“是以广义流派为构架对作家进行整体研究，侧重分析各种题材作品的艺术构成因素，试图确立它们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位置，将其纳入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潮流中去”[34]。
黄心村的英文著作《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Woman, War, Domesticity：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是近年来从文学和文化角度研究沦陷区女性文学书写意义的一本力作。她主要将目光投向中国沦陷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乱世佳人”，关注的是“文学及通俗文化如何以最个人化的形式再现人类穿越战争及暴政的集体经验”。[35]作者重新检视和修正了之前学者对“抵抗”这一概念相对单一的定义，认为尽管这一时期许多女性作家、编辑和出版人士因各种原因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势力所设定的政治范畴内工作，而且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文学表达也没有反映或直接对准更大背景中的政治和历史事件，但是“她们调和自身对战争和动乱体验的共同尝试必须被当作某种形式的文化抵抗来看待”[36]。在此理解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女性铸就的一套复杂的文本策略及其文化抵抗意义”[37]。
对于战争与女性关系的探讨，近年来在中文学界也取得很大进展。台湾方面，“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的一些学者致力于战争与妇女史的研究。如罗久蓉的《战争与妇女：从李青萍汉奸案看抗战前后的两性关系》，以女画家李青萍为案例，深入剖析了战争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在追问女性何以成为战后社会秩序重建的焦点的同时，触及的却是战乱下中国妇女解放的复杂面相。[38]游鉴明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台湾女性时则指出，“战争呈现的是破坏、失序，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带来新的秩序，台湾女性之所以有机会在职场上出头天，为自己的角色地位重新定位，便是受惠于战争”[39]。中国大陆方面，陈雁在其最近出版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一书中，集中讨论了战乱背景下中国妇女复杂的面相与境遇，例如战时职业女性的困境以及政治身份暧昧的“女汉奸”的尴尬处境。
从以上回顾中我们发现，尽管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还是存在不少可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本书就旨在说明，以儿童作为方法切入，利用儿童论述所具备的一些特质，可以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发现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儿童是如何被用于一种战争的宣传乃至对军事及政治暴力的合法性叙事当中去的？这种利用又体现了战争时期社会与文化观念在哪些方面的变化？国家和知识分子视野下“儿童”身份的转变，无疑能够让我们一窥从其他群体如农民或妇女身上看不到的社会文化现象。
儿童与战争之间关系的研究，西方学术界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惊喜的成果，例如战争中儿童士兵的作用、难童的生存状况以及与战争主题相关的儿童玩具等。由James Marten主编的论文集《儿童与战争》（Children and War）就专门讨论了儿童与战争之间关系的各个层面，例如童年记忆与战争书写、儿童与第一次大战期间飞行器兴起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兵与战场等主题。[40]Olga Kucherenko在其专著《小战士》（Little Soldiers）中，深入研究了苏联时期儿童被一种仇恨的情绪所动员并加入战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41]在书的开头，作者就提到了电影《伊万的童年》中伊万的原型是参加二战的小红军。在她看来，儿童参战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在二战期间有那么多苏联儿童或少年自愿参战，而且大部分都来自农民家庭？从性别上来说，这些参战的孩童多是男孩。书的前半部分从苏联在建国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儿童教育政策和社会宣传政策入手进行细致考察。同时她也注意到了在一战和二战的间隔期，对儿童的教育通常是把孩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模糊化。这些孩童很早就被灌输参与社会新秩序建设的责任与义务，也因此围绕着儿童的话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早熟”（accel-erated maturity）现象：一方面是童年概念上的情感化倾向，国家通常是成功地给苏联青少年灌输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责任感；而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一个通行的神话是苏联儿童正被国家很好地保护和照顾着。Kucherenko的研究尤其有参考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儿童作为小战士参与战争的现象在中国也很普遍，更重要的是，抗战时期边区的儿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儿童政策的影响。如本书第四章所讨论的，从30年代的苏区开始，共产党的儿童政策，包括劳动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儿童教育的军事化倾向等，都以苏联为参考对象。当然Kucherenko所研究的二战时期的苏联有大一统的关于儿童的国家政策，而抗战时期的中国却还处于国共并存状态，同时还有沦陷区日本殖民政府的儿童政策，所以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儿童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在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儿童政策虽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区别，但同时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讨论的，苏区所倡导的劳动童子团制度和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童子军制度相互对峙，同时在一些组织方法和规章制度上有类似之处。尤其是在国共合作之后，“国防教育”在国统区和边区同时进行，主要是以学校为单位，并以家庭为辅。本书将从“民族/国家话语”“儿童教育”与“大众文化”等角度入手，在将抗战时期的“儿童”概念历史化的同时，也重新勘探发生在战时及战后的关于现代文学及文化的观念与制度、物质与形式等各个层面的变革。本书的目的，主要是考察儿童集体的战争经验如何通过国难读本、教科书、国防游戏以及旅行实践等文化想象机制和文化实践被建构出来，并变为他们的文化身份组成的重要部分。当然更重要的是，以儿童为方法，通过对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修辞策略内在的文化逻辑或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探讨，本书希望揭示20世纪中期“国族”“公民”和“儿童教育”等与现代中国发展话语相关的一些重要发展和改变。
当然，本书由于篇幅所限和一些相关研究资料的缺乏，还有一些重要议题没法完全展开，例如沦陷区上海或北京以及伪满洲国的儿童殖民教育及其文化。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游佩芸的研究，她在《日治时期台湾的儿童文化》一书中以丰富翔实的材料重点考察了台湾与日本本土的互动关系，主要分析了日治时期（1985-1945）台湾儿童文化的状况，并进一步“探讨殖民地儿童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与语言的问题”[42]。她指出，到目前为止，与儿童相关的日治时期的研究，多半以殖民地的教育政策、教育内容与思想为主轴，或以当时的教科书为材料，分析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政策或“国语教育”的始末。然而，孩童们所接触的世界，绝不仅止于教育制度与学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游佩芸将一批以殖民者身份到台湾展开儿童文化交流的日本人及其相关旅行和活动列入了讨论范围。可惜目前学界还没有类似的研究来探讨日本的殖民教育如何把沦陷区上海或伪满洲国的儿童塑造和想象成为“东亚儿童”之一部分。希望将来随着更多资料的收集，我可以在此方面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