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汉诗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日本汉诗的源头
日本汉诗最早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公元七世纪1，此后在直到江户时期之前大约一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汉诗基本上是在贵族僧侣及上层武士中流行。2从早期的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汉诗吟诵在皇室长期流行，历代天皇都将中国传来的汉诗视为高雅和文明的象征，故而皇族及大臣皆以能写作汉诗为能事。比如在平安时代，出现了以嵯峨天皇（786～842）为中心的“弘仁诗坛”兴盛，唐诗流行，诗作的题材扩大，七言诗增多，并出现了杂言歌行体及乐府诗。小野岑守（777～830）深得嵯峨天皇信任，受命编撰《凌云新集》，留下了平安朝君臣汉诗唱酬的珍贵记录。他的诗作收入《凌云集》有13首，《文华秀丽集》有8首，《经国集》中有9首，内容多以应制和奉和为主。释空海（774～835）渡唐归国后，开辟了日本佛教的真言宗，并以其博学多才得到嵯峨天皇的欣赏和信任，其汉诗现存25首，以彰显佛理的七绝诗最为出色。
平安时期汉诗文大家菅原道真（845～903），得到宇多天皇及醍醐天皇的信任，成为掌握朝廷实权的重臣。他于宽平六年（894）鉴于当时唐朝已经陷于战乱的情况，提出废止遣唐使的建议被王朝采纳。延喜元年（901）菅原道真在朝廷争权中失利，左迁至大宰府（今福冈县中西部）直到辞世。起伏巨大的人生经历使得菅原道真的汉诗内容丰富，除了传统的宫中宴酬应制诗之外，他写了不少第一人称的咏怀诗，其中大多为抒发凄凉郁闷之情，如在大宰府谪居中的《不出门》写道：
一从谪落就柴荆，万死兢兢局蹐情。
都府楼才看瓦色，观音寺只听钟声。
中怀好逐孤云去，外物相逢满月迎。
此地虽身无检系，何为寸步出门行。3
透露出自己谪居期间处处受拘的艰难处境，整日被迫闭门自锁，“看瓦色”颇有幽怨之深意，而“听钟声”也只能是仰天长叹了。菅原道真的诗作对当时及后来日本汉诗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身为朝廷重臣，他还正视社会下层民众种种的苦难，写出了不少直接刻画劳动者艰辛生活状况的诗作，这在王朝诗坛也是首屈一指的。
平安时代日本汉诗的发展还处在学步阶段，汉诗写作一切都以当时传入的南朝及唐诗为榜样。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编定于751年，其中的诗作明显受到齐梁及初唐诗风影响，诗体以五言八句为主，好用对偶句，但大多不讲究合律。数十年之后，嵯峨天皇授命编集《凌云集》 （814） 、《文华秀丽集》 （818），淳和天皇授命编集《经国集》（827），史称“敕撰三集” 。从这三部汉诗选集的刊行，可以看出日本汉诗创作水平的迅速提高，除了五言诗之外，七言诗的数量大幅增加，音律平仄也渐趋谐调，唐诗深刻影响了平安汉诗的成长，从上述菅原道真的汉诗中，就可看到当时日本朝廷盛行“白乐天风”的明显影响。
五山时期的诗僧是汉诗创作的主体4，而其中的虎关师炼（1278 ～1346） 、雪村友梅（1290～1346）、中岩圆月（1300 ～1375） 、义堂周信（1325 ～1388） 、绝海中津（1336～1405）、一休宗纯（1394～1481）等人则代表了汉诗创作所达到的新高度。整个五山时期，尽管遣唐使已经废止，但是民间交往还在继续。尤其是得到幕府优待的僧侣，仍可以自由地西渡求法，而东渡传法的中国诗僧也不乏其人。在中日佛教僧侣的广泛交流中，两国汉诗文也得到了深层次的沟通，日本诗僧的汉诗创作得到了学习的源头活水，除了唐诗之外，宋诗也进入了日本汉诗人借鉴视野。
平安时期日本朝廷盛行白居易的诗歌，到了五山时期，诸多的唐宋大诗人都成为阅读和仿效的对象，像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集都在日本山林诗僧中盛行不衰。因此，五山时期日本汉诗除了效仿唐诗，还出现了效仿宋诗的倾向，这使得日本汉诗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目。被誉为五山文学“翘楚”的义堂周信和绝海中津5，其诗作就已经呈现出相当成熟老练的技巧。如义堂周信的《遣闷》两首诗写道：
男儿不用哭途穷，一笑何妨发面红。
世事蜗牛双角上，人生蝶梦一场中。
北山寒雨仍含雪，南浦春波已拍空。
欲买扁舟还自罢，乾坤是处乱蛇虫。泊船门外暂维蓬，来觅先师旧隐踪。
禅榻空余黄叶满，遗题不复碧纱笼。
猕猴摘尽山山果，鹡
栖残岸岸松。
好在浮图尚如故，光分海印影重重。6
不仅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而且借用中国诗歌意象典故抒发自己胸中无限感叹，深沉老到，颇有杜甫晚年律诗的神韵，显示出宋意风调。与义堂周信相比，绝海中津的为人性格及诗作风调，都有着较大不同。
绝海中津出生在土佐（今高知县）津野，少年早慧，十三岁到京都拜梦窗国师为师，又兄事义堂周信，之后又至镰仓建长寺修炼。三十四岁时西渡明朝，拜全室和尚为师，游历天界、育王、天童诸名刹，广交江南名士。在明期间（洪武九年），通过全室和尚的关系，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绝海中津以其敏捷吟诗对答，得到朱元璋的赞赏，一时传为佳话7。九年后绝海中津学成归国时，已经是名满东瀛，得到将军足利义满及细川赖之的厚待，参与幕府政事。
绝海中津的汉诗名擅一时，其诗风自然高逸，显示出高雅的情操。如其《读杜牧集》曰：“赤壁英雄遗折戟，阿房宫殿后人悲。风流独爱樊川子，禅榻茶烟吹鬓丝。” 《绿荫》诗曰：“绿树林中浄似秋，更怜翠锁水边楼。乘凉踏破苍苔色，撩乱袈裟上小舟。”8尤其是他游历广泛，知识渊博，其七律体怀古诗佳作很多，如在永和四年（1378）从明朝返回途中，经过赤间关古战场，想起两百年前在此展开的争夺天下的血战9，慨然而赋诗：
风物眼前朝暮愁，寒潮频拍赤城头。
怪岩奇石云中寺，新月斜阳海上舟。
十万义军空寂寂，三千剑客去悠悠。
英雄骨朽干戈地，相忆倚栏看白鸥。10
“十万义军”指取胜的源氏军队，而“三千剑客”指讨伐源氏的平家武士，刚从明朝返回日本的诗人，其观察的视角显然是超越了历史的纷争，而显示出东亚汉诗人所特有的“白鸥之盟”的精神超脱。绝海中津在明朝期间游历京口（今镇江）时的《多景楼》就更是脍炙人口：
北固高楼拥梵宫，楼前风物古今同。
千年城堑孙刘后，万里盐麻吴蜀通。
京口云开春树绿，海门潮落夕阳空。
英雄一去江山在，白发残僧立晚风。①
此诗场景广阔，思绪悠远，充满着悲壮情怀，与同时代明初著名诗人高启的名篇《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可谓异曲同工。不过高启面对长江滔滔东流水，高唱出“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流露出高亢振奋的情绪，显然对新朝廷充满着期待。而绝海中津的感受则要深沉得多，流露出以禅观史、看透古今变迁的冷静，并在诗末塑造出一位“白发残僧立晚风”的鲜明形象，其个性特立，令人难忘。江户时期的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曾经这样高度评价绝海中津的汉诗：
绝海、义堂，世多并称，以为敌手。余尝读其《蕉坚稿》，又读《空华集》，审二禅壁垒。论学殖，则义堂似胜绝海；如诗才，则义堂非绝海敌也。绝海诗，非但古昔中世无敌手也，虽近时名家，恐弃甲宵遁。何则？古昔朝绅咏言，非无佳句警联，然疵病杂陈，全篇佳者甚稀。偶有佳作，亦唯我邦之诗耳。较之于华人之诗，殊隔迳蹊。虽近时诸名家，以余睹之，亦唯我邦之诗，往往难免俗习。如绝海则不然也。②
肯定绝海诗作的全篇皆佳，并且摆脱了生硬模仿的本邦“俗习”，显示出诗人鲜活的个性。五山时期汉诗的这种风气转变（包括后来诗僧一休宗纯的通俗诗作，见其《狂云集》、《自戒集》），对于后来江户汉诗创作朝着大众化方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关于此诗的写作背景，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第四章中甚至有一段充满激情的猜想：绝海中津入明到江南时，杨铁崖、宋景濂都在江南，有可能见面赋诗赠答。绝海中津进入高僧全室门下时，同为全室门生的著名诗人高启刚刚离去。绝海和高启年龄相近，性格类似，诗风相仿，假如俩人有机会见面的话，一定会有激情碰撞的赠答诗作，这将是一段多么令人期待的中日诗人交往佳话。
② 见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二，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词华集（日本汉诗）》第二卷第25页，（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刊。
1 天智七年（公元668年）正月三日，天智天皇即位，群臣祝宴题咏汉诗，其中大友皇子所题咏之诗，被认为是保留下来最早的日本汉诗作品。
2 从1603年德川家康开幕府于江户（今东京）始，到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奉还天皇为止，这260多年期间，在日本史上称为“江户时代”。
3 此诗引自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第三章“平安朝的汉文学”，角川书店1984年版，第145～146页。
4 五山时期（1192～1602）包括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这一时期皇室衰微，武士崛起，政权由将军幕府掌握。将军幕府供奉佛教，优待僧侣，推进汉学，并借鉴中国体制也在京都、镰仓创建了日本的“五山十刹”。
5 详见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第四章中“五山的翘楚”一段所论，室町时代汉文学兴起，以义堂周信和绝海中津俩人为代表，堪称双璧。
6 菅野礼行、德田武校注，《日本汉诗集》,（东京）小学馆2002年版第227～228页。
7 关于绝海中津与朱元璋的赋诗唱和之事，日本的笔记诗话中提及颇多。情节大致类同，都是记载明太祖在英武楼召见绝海中津，指着日本地图，询问徐福的遗址，绝海中津立即提笔赋诗作答：“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明太祖极为高兴，当场和诗一首：“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
8 诗见菅野礼行、德田武校注，《日本汉诗集》,（东京）小学馆2002年版第235～236页。
9 赤间关在今下关市、马关一带。日本战国史上著名的源平合战（1180 ～1185）就发生在此，血战的结果是源氏打败了平氏。
10 诗见绝海中津《蕉坚稿》，又见《日本汉诗集》第234页，（东京）小学馆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