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个老城市
楔子
每次到昆明，住的都是翠湖边。
今天那些对昆明很熟悉的朋友都会惊讶而羡慕，那是昆明城中最漂亮的地方哟！接而又说，昆明多美呀！四季如春，鸟语花香，如诗如画……
我听着，微笑着。甚至能看见自己脸上的微笑，虚幻，空洞。我因此困惑而惶恐，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怎么会如此的不一样？吸引我的，似乎是另外的东西。而那东西是什么，却又是一时说不清的。细想一下，并不明亮，灰暗着，带着点阴郁，还有苍凉。
到后来，我终于发现，我对翠湖之美的忽略，就如同对这个城市其他著名风景的忽略一样，记住的，只是那些隐藏在一种特殊气味里的东西。
是的。是气味。这个城市独有的气味。
记得第一次到昆明，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适逢寒假。乍从温暖的岭南到来，觉得冷得受不住，接而有了高原反应，连着几天晕晕忽忽的只能睡觉。记得一天早晨终于清醒了，从屋里走出来，站到路边落尽叶子的大树底下，冷冽的空气中一股特殊新奇的气味扑面而来，顿时精神一振。而后回到屋里，在给朋友的信中用很文艺腔的口吻写道：这是一个令我多么惊异的老城市！
我确信，是那特殊的气味给了我这样的印象。
后来每次再到昆明来，都凭着这气味感受这个城市和走进这个城市。渐而明白过来，每一个年月久远的城市，都应该有她一种特殊的气味，那是一种很难细细说明但又令人难以忘怀的气味。
去年暑假再到昆明，发现变化很大，变得像南方沿海的繁华城市一样时尚，也一样整洁。就是空气，也变得干净异常，任何特别的气味也闻不到了。走在那些面目新颖的大街小巷上，我感到了莫名的惶惑和忧伤。
我站在街头灿烂的阳光底下回复朋友的手机短信，我多么怀念那个老城市的气味呀！
当我不由自主地用仍然很文艺腔的口吻说话时，那些埋藏在气味中的记忆，就这般纷纷乱乱地美丽而又忧伤地抖搂出来了。
［篇一］旧花园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镜子前的婆婆一边细心地梳着头发一边对我说，今天我们去唐家花园看樱花吧！语气里的家常淡定和油然而生的熟悉，令我在刹那间对那个叫做唐家花园的地方，充满了无比的惊疑和憧憬。
最早从记忆中浮现出来的，是逼死坡。
我最初对朋友解释这个城市的气味时，也是这样困惑着说，应该是逼死坡上那些早晨里的烟火气吧？
我在翠湖边住的房子，正在逼死坡的最底下，一个十字街口的拐弯处。每当有车从坡头下来，紧擦着窗外而过，带着剧烈的震动声响，像是无法牵制住那太大的惯性，总令屋里的我担心着那车子会一头撞进翠湖的水里头。到了后来听习惯了，夜里临睡前，若是没能听到那如常的声响，还不能安静地睡去。在梦中，那声响格外的急速震耳，半睡半醒的恍惚间，像听到遥远历史的回声，血腥而惨烈。
清晨起床，有时会主动出去买早点。这个时候的街道，通常还很安静，偶尔能见到一两个人走过，也是步履匆匆，一晃而过。若是冬天，更为冷清，空气里无端有了肃穆的感觉。无意中，就觉得那老城市的味道弥漫开了，令我从睡意蒙眬中一点一点清醒过来。走出去，往往经由房子后面的一条巷子，上一个不高但很陡的台阶，台阶上便是街面，沿着街面往上走，便是著名的逼死坡了。
那个时候的逼死坡，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斜坡，高而陡。每次走着，都让我觉得在一个大城市里有这样的陡坡是不太合理的。坡不太长，却并不通直，令人纳闷，只是那么不着眼地偏了一点，人在坡底下就看不到坡头了。那个时候，这一路还是地道的老街。路面很窄，有车经过，眼看着也就只能紧紧迫迫地挤进两辆车的位置。记得那时的公共汽车并不多，疏懒着好长一段时间才过一趟，而别的车辆也少，所以印象中还没见到两辆车擦身而过的险象。
路面是青石条铺成。第一次走的时候，曾惊异于石条的零乱无序与缝隙之大。后来才知道，这样的缝隙有着很好的渗水功能。看惯了，觉得那石条的零乱无序也是一种随意的美。只是这样的路面总见出高低不平，车走在上面自然是颠簸的，会发出一连串的震耳声响。而细心观察，那坐在车里的人和走在车外的人，皆神情坦然，习以为常，也从没见报纸上有什么投诉噪音扰民的报道。
坡两旁的房子，衬着路的年岁久远，一样显得老式陈旧。虽是两层楼，却很低矮，似乎一抬手就能摸着阁楼，且高低不齐整，也有点零乱无序。房子的颜色是一种褚红色，看上去是暗哑的，低调的，给人旧旧的感觉。那些房子多是商铺，有卖杂货的，有饭馆，有一些配锁匙和装裱字画的小店。还有一间卖药的，好几回进去买过感冒冲剂或保济丸这类普通常用的药。印象中，那些铺面都显得小而零碎，过于安静。
多来了几趟后就慢慢发现，这个城市的老街道里多是这样格调的房子。由于房子很紧迫地贴着路边，雨大的时候，屋檐的滴水直接流到路面上来了。行人没处好躲，倒不如直接走在路中间，无意中侧过脸瞧两旁敞开的铺面或住家大门，能看到里面的人看着你，那眼神里有几分怜悯，也有几分庆幸。这一来，屋中格局便能一目了然，昏暗而逼仄。
走上坡头，有一家门面宽敞的国营饭店。当面一扇大橱窗通常擦得锃亮，能清楚看到里面悬挂着烧卤的鸡鸭或牛肉什么的，有时家中来了客人，会顺手在这里买上一些，那也就是吃上了，只是忘了味道好不好。
印象深的，却是饭店门外那个卖烧饼的小摊子。每天早晨的烟火味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然后在一整天的时间里久久散不去，令我迷恋不已。小摊子只在清晨摆上，这个时候的饭店还是紧闭着门，没有了那份嚣张，倒给这卖烧饼的小摊子从容张扬的机会。往往从坡下一路往上走，那烧饼的香味从淡而浓，热乎乎的非常诱惑人。尤其是冬天里，风冷飕飕的，到了炉子边，觉得那香味也是温暖的。
卖烧饼的是个中年男人，听说是山东人氏，瘦高个子，沉默寡言。通常听了你的话，含糊着应诺一声，并没一句囫囵的话，只是动作麻利地抄起炉子上的一把铁钩，唰唰两下便从炉子里掏出了烧饼，一手抓上，一手已经拿过一张纸接着，热腾腾的就送到了你的跟前。匆促下往往接得太急，瞬间感觉烫着了手，不觉哎哟叫上一声赶紧腾到另一手掌上，仍然热烘烘的，却又觉得适应了那份烫。那男人闻声会抬起眼看看你，眼神里有些歉意，但也无话。倒是自己觉得有了点做作，赶紧笑了笑，接过找回的零钱，盯着手中的烧饼，起劲闻着那香味，心中便生出了欢喜和满足。
那些盛放烧饼的纸张，都裁得不太齐整，多是旧报纸，有时也看出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还留着歪歪扭扭稚气十足的字迹，会猜想那男人家中有着念书的小人儿。要离开时，总有些疑惑地盯着炉子看上几眼，想不透烧饼扔进炉子里烧的时候，怎么不会脏了呢？边揣着这疑惑边往坡下走，一路还闻着那炉子的烟火气味，陌生，又熟悉。过后才想明白，那是让我想起某些老电影中的镜头和某些小说里描绘的场景。
到了白天里上街，也走坡头上来，已是换了另一番景象。
卖烧饼的摊子不见了。饭店开了门，有穿白色而有斑斑油迹工作服的人在走动。其中有显得胖的让人觉得是厨师模样的从里面走出来，靠在门边站着，那端详路人的眼神虚虚地往上高挑着，是一份嚣张。仔细四下瞧，也仍然有卖吃食的小摊子，只不过躲开了那嚣张，隐藏在小巷子里去了。
小摊子的卖家都是些乡下模样的女人，相貌和服饰明显见出土气粗糙，大襟衣，方头帕，还系方围裙，尽是那种叫阴丹士林的蓝色，单纯质朴。这些女人家与人交易时，态度都是极好，好声好气，言语厚道。卖的吃食通常也很平常，价格便宜，是小家子气的那种。
印象深的是土豆饼和豌豆饼，感觉上是这两种东西舂成了浆状，加进糖或盐，然后稀稀地摊在一个大锅盖般的平底锅里煎出来，油少少的，味道却非常香，吃到嘴里引人回味无穷。常常是买上两三张，一边吃一边走在那些也是石板路面的小巷里，也有了一份满足和惬意。这种满足和惬意中，对这个城市的某些记忆和联想便变得清晰生动起来。想当然地以为当年那些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也会这样一边吃一边从城的这一头赶往另一头去上课。一年回来，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给学生有滋有味地这般说起，学生仰起脸惊异地听着，一副向往不已的神情。
这样一些来来往往坡头坡下的时候，总在不经意中，就注意到那块著名的石碑了。
去年专程去看那块石碑，已经被竖到了路边一个修饰齐整的花圃里。惊异地发现石碑原来很高大，很有威仪。竭力寻找当年的印象，似乎很平常，甚至还有些狼狈，歪斜着很不舒畅地竖在坡头的一侧。记得一次雨天从旁边走过，屋檐流淌下来的水急匆匆泼洒到碑面上，那些平日里积累起来的尘土变成了难看的污迹，将上面“明永历帝殉国处”几个字遮掩得零碎难堪。看着心中一震，顿生出无限感伤，想到一个帝王的遭遇竟也如此凄凉不堪。
一直觉得南明那段历史最是末世之声，悲凉而不堪回首。逼死坡走多了，不觉注意了相关的一些史料。才知道当初吴三桂曾坚持要将永历帝以斩首处之，不留全尸，是他人极力阻止方作罢。而后的死法一说是被迫自缢，另一说是吴三桂仍擅自下令以弓弦勒死。无论如何，都见出那个“冲冠一怒为红颜”似也有怜香惜玉情怀的吴三桂，终归是个残忍冷酷之徒，故遭世人鄙夷唾骂而对永历帝寄予无限同情，由此也才有了“逼死坡”这般的叫法。
其实，中国历史上从宫廷政变改朝换代到下层民众的揭竿起义，都喜欢用极为血腥暴力的方式来进行。到了吴三桂终被朝廷所剿，其孙子吴世也是在这个城市里遭杀戮而身首异处。后人说起来，竟都是痛快叫好。这般看多听多了，便从根底上厌恶和抵制各式各样的暴力行径。因而，到了朋友们问起逼死坡，喜欢说的只是清晨里纠缠着烟火的烧饼焦味，家常世俗而温情，刻意间，远远回避了那些帝王历史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
有时走出来，不往坡头上走，而往另一条路去。那是通往圆通山的路。也是一个大斜坡，也不长，但比逼死坡宽敞。从两旁的楼房来看，应该是后来新建的。这个城市里的这种斜坡地势给我印象深刻，慢慢地也就以为居于高原的城市或许就该是这个特点。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那山坡上是互不相干的三个地方：圆通寺、圆通山动物园和圆通山公园。而我更喜欢将后者叫成唐家花园。后来才知道，那是相连一体的，就叫圆通山动物园。而人们似乎更喜欢叫圆通山公园，甚至还叫“一窝羊”。这个奇怪的名称，缘由那里的山坡上散落着一些白色石头，远处看去，就像一窝羊隐在草堆树下一般。
顺坡路走上去不远，首先见到的是圆通寺。与一般的寺庙没什么不同，只因是在城内，门面就有了些逼仄，但不失精致，雕刻装饰也是繁复鲜艳那一类，感觉上仍然很完善。也不知是一直就保存得好，还是恢复得及时。后来到了城内城边的另外两三个寺庙，感觉一样，含蓄内敛，清净平和。突然有了想法，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或许许多东西的保存要容易得多。
那个时候，进去烧香的人还不多，几乎清一色的年长女人，其中也有卖小摊吃食的女人那般土气打扮的，走在里面，分不出贵贱高低，神情一样虔诚，还有女人家的安适恬静。后来想起来，佛地的清净该是如此，由女人家的虔诚心营造出来。有一年近着春节，进去看一个兰花展，第一次知道兰花有那么多的品种和五花八门的名字。最清楚记得的是一种名叫仙客来的兰花，想来是因为那独特的花名。看了觉得兰花这般清雅幽静的花儿，也如女人一样，合着在这样的地方出现。
从圆通寺出来再往前走，隔了一条小街，街面和两旁的铺面也是拥挤逼仄。
记得有一间很小的铺面，卖的是平日里少见了的针头线脑这样的物件。一次在里面买到一对急用的鞋带和几枚小扣针，临离开时又发现一枚黄铜顶针，式样古旧，觉得好玩，便也执意买下。这是以前女人家做针线活必备的物件，祖母是有一个的，到了擅长诗词的母亲，虽也会做点针线活，但已经不用，再到了我这里，却是与针线活一样当玩意儿玩了。前几年收拾家里东西翻了出来，看看放到了一边，却是连给女儿玩的心思也没了。知道到她们那一代，是连顶针这个词都不再懂了。历史就是这样，总在我们无意的疏忽间丢弃了许多可爱的细节。
穿过小街，便是动物园的正门。专门去看动物的机会不多，都在女儿还小的时候。印象中，却是我去过的动物园中最好的一个，好就好在有种自然天成的气势，仍然见得到动物的生动凶猛。
一年正巧遇到从西双版纳运回一只老虎，色彩斑斓，形貌威仪，生气勃然，在笼子里啸叫不止，整座园子都有了山摇地撼的感觉。站在笼子外看着，却生出莫名振奋。不觉时间待长了，出来时天已近黑，突然来了雨，慌乱着躲进了坡中间一间小小的国营百货商店里，无意中买到了一只瓷做成的狐狸，极是心仪。突然想起从没在动物园里见过这类动物，不觉心中好生疑惑。而将狐狸这般近乎精灵的东西做成玩物，也是罕见的。那只瓷狐狸形态极柔媚，令我想起聊斋里的那些可爱的狐仙。还记得那天的雨很大，浓浓的潮湿将动物园的气味久久遗留在身上，仍然带我沉浸在那些林深草长的旷野之处，想象起某一赶考的书生在一个雨夜里，如何与一个妩媚动人的狐仙神奇般相遇，成就了一段露水般的幸福姻缘，实在是现实中难以如愿的美妙事情。
后来看到一些文人提出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文人沉醉于与青楼女子的爱情，实际与性没多大关系，而是俗世里那种举案齐眉的夫妻生活从无平等可言，倒是在青楼里，能与那些懂琴棋懂诗画也懂风情的女人在一起，才获得了精神上的舒坦和满足。想来聊斋里的爱情也是一般道理，书生遇见的那些青凤婴宁聂小倩们，率性娇憨顽皮刁蛮，爱恋变得百般周折也百般缠绵，反倒有了家中夫妻间没有的情致与乐趣。
最爱去的是唐家花园，却通常绕另一条路从另一个门进去，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它与动物园原是一个整体。
唐家花园的叫法，是从我的婆婆那里听来的。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镜子前的婆婆一边细心地梳着头发一边对我说，今天我们去唐家花园看樱花吧！语气里的家常淡定和油然而生的熟悉，令我在刹那间对那个叫做唐家花园的地方，充满了无比的惊疑和憧憬。当我亲眼看到了云涌雪堆般的满园子樱花时，确实惊讶不已。一直以为只有在那个遥远的日本国里，才能见到这般特有的壮观景色。樱花盛开时那种难以言状的娇美纯净，令我记忆中对花的美丽的所有形容都变得没有意义。
繁冗低垂的花树下，婆婆紧紧捏住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女人如樱花呀！
有如谶语般的话令我大吃一惊，恍惚间，眼前竟见繁花坠落纷乱如雪满目惨然。
握着婆婆暖暖的手慢慢走出来，已是一路无言。那时刚为人媳，对裹过脚年事已高的婆婆尚有好些隔阂，了解甚少，只略略知道她老人家年轻时读过女子学堂，嫁与人妇后，跟着公公国内国外地颠簸，专心于养儿育女主持家政。后来，又知道了婆婆的几个堂兄弟也如她一般读了新学堂，不同的是出来后还去了国外留学。一个去的就是那个有这般樱花盛开的日本国，到读完回国甚有成就，成了这一方教育界的名人。不知婆婆在樱花树下说起此话，是否心中仍然留存一份久远了的遗憾，要知道，那个年月里，能读新学堂的女子是何其的少和难得。
后来，婆婆来和我们短住了一些日子。那时女儿尚小，我工作繁忙，竟也没什么时间和婆婆聊点我想知道的往事。而婆婆回去后不久，突然病逝。我在巨大的悲痛中想起了那段日子里，婆婆与我说过一句话，女子能读书能自立才好。一时间，感到与婆婆是如此的亲近。
后来再到昆明来，竟没机会遇上樱花开的时节。冬日的疾风里站在光秃秃的花树下，恍惚间，婆婆的手握在我的掌心里，暖暖的，说出了那句谶语般的话，女人如樱花呀！心头一惊，急促回转身来，花路幽深，透着无边凄凉。
有了婆婆的话在先，便一直习惯将圆通山动物园里那个樱花园叫成唐家花园。觉得这叫法，透着一股子令人迷恋而远逝了的气息。那时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历史的气息，将牵引着我一点一点地对这个城市的一些老旧的人与事产生兴致。
就是那第一回从樱花园走出来，幽静无人的小道上，婆婆突然扬起手指向路旁一片黑压压的树丛说，那里面，就是唐家宅子了——
婆婆的语气，像在说一个旧日友人的家，很熟悉，却又是很久不来了，有点淡淡的失落。而这点失落，似是对别人家，也似是对自家。听着有些怔怔，顺着婆婆的手往树丛中看去，见到了一幢老旧房屋的背影，被树挡住了好些部分，到底也没看清整体轮廓，只留下一个灰暗而寂寥的感觉。后来的日子里再来，也是这样从那片黑压压的树林边走过，怔怔看去一眼，还是那老宅子寂寥的背影。有时会突然想象起，当年宅子里还住着主人家时，会是个什么热闹场面呢？
这样想象的时候，自然是知道唐继尧这个人物的。只是那个时候，对如他这样近代里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军阀，还是一种从教科书上得来的抽象印象，无一丝好感。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好奇心走进那树丛里，看看那寂寥的房子和陵墓。到了今年，蓦然生出要看个端详的心思，却已是面目全非了。老宅子没有了，变成了一座热闹艳丽的孔雀园。满怀失落中突然意识到，在二十世纪中期，这个原名叫“一窝羊”的地方被新政府建成了圆通山动物园以后，唐家花园的意义就已经不存在了。
那是个晴朗的好天气，高原的阳光总显得过分的明亮艳丽，我被身旁得意扬扬反复开屏的孔雀弄得心情沮丧，想不清自己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并不喜欢的历史人物而失落。后来发现，原先那片树丛还留下了一小片，在一个角落，满目灿烂的阳光下仍然黑压压的显得突兀而落寞。仔细看，是清一色的柏树，少见的高大而笔直，一棵与一棵靠得很紧，整齐挺拔，一股子掩饰不去的肃穆俊朗之气，不知何故，觉得与那著名的俄罗斯森林非常相似。
终于见到那位西南大军阀的陵墓了。
令我惊诧的，不是陵墓的大气堂皇，而是墓碑上那些盛誉墓主人的各式文字。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如墓主人一样，在这个国度的近代史上留下过显赫声名。在过分鲜艳的阳光下读那些文字，觉得历史的面目原是如此的变幻无常扑朔迷离。恍然想起，眼前这位从不喜欢的大军阀唐继尧，竟也曾经是投身辛亥革命的志士，与蔡锷、李烈钧同称“护国三杰”。后来从他后人的记述中看到，辛亥革命起义前，他曾与家人约定，若失败则效仿明朝末年的薛尔望，由妻子率全家投西郊外的黑龙潭自尽。这般破釜沉舟毁家纾难的英雄气概，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到了在云南大学里，看到了那幢雄伟气派名为“会泽院”的建筑时，更是蓦然生出从未有过的景仰。云南大学创办时叫“东陆大学”，便是以这座陵墓的主人的号“东大陆主人”来命名。
突然醒悟到，在近代政局动荡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如他们这样盘踞地方各自为政的军阀，他们的功过也许是不能简单判断的。尤其是作为一方父母官，为稳固人心，发展实力，不得不也用心于各种治理经营，政治经济及文化建设等方面总有所建树，由此而令当地老百姓记住他们。即便多少岁月流逝人物毁誉莫定，那些扎扎实实沉淀下来的东西仍然屹立如磐。
“文革”时这座陵墓被掘开过，虽被政府及时制止了，但墓顶上原先的水泥面一直没有复原，留下了裸露朝天的红泥土。于是那日久之间，红土上蓬勃生长起各种小灌木。如今看到的墓顶，竟是一派杂树繁茂鸟雀绕飞的景观。游乐场的过山缆车紧挨一旁呼啸而过，掉落一阵阵笑语喧声，似是要鲁莽地撞开历史的古老之门，令人怆然而又惶惑。
知道在墓顶还未被掘开前，常有一群顽劣孩童偷偷来此玩耍，比着谁能一气冲上那水泥砌成的高大光滑的圆墓顶。陵墓与原先那座老宅子相距很近，说是墓主人去世后，宅子里住的是他唯一的儿子。这儿子小的时候，不知是否也如后来那群顽劣孩童一般无畏无知，长大了却是与为父的全然不同，既没有像父亲一样到东洋读个士官学校回来，也没有与军政界搭上一丝关系，而是守着这山上房子做了个清闲寓公，一直到去美国前，也还是独身一人。将日子过成这样的低调，也不知是否因为目睹了父亲辉煌一生，最终却在兵谏中落了个凄惨下场。
那次兵谏中崛起的另一个人称“云南王”的军阀龙云，也在几乎相似的方式下弃权下野，而由他的部下卢汉继位直至这个城市的政权更替。
这三个主宰西南一隅近半个世纪甚至势逼中原的军阀，竟都是出自昭通那个穷乡僻壤，同是彝族人。听起来，觉得云南这里自古以来地处偏远民风强悍独立为政而为中原王朝避忌，是一点不奇怪的。在今天看来，唐家少爷的做派，也许才是一种难得的干净和洒脱了。
阳光下，那片见证无数变乱而遗存下来的柏树林，孤零零地保存着那点孤傲清远的气度。牵着女儿远远地看着，没有走进去。我知道，在那弥漫着潮湿气味的树底下，一定还能感受到历史的陈腐凄凉。我突然不希望我的女儿还像我一样，仍然无可奈何地流连于那些东西之间。
最后走出来，还是当年常来往的那条小道，这里原先是唐家宅子的车道，能一直开进幽深静寂的树林里去。如今的路看起来宽敞多了，路边长起了一排形态秀美的矮树，开一种色泽浅黄的小碎花。依稀想起原来的树是不一样的，高大挺拔，一派肃然。一次单独带女儿走经这里，女儿手中的氢气球一下脱落飞走，挂到了高高的树梢上。仰起脸张望，心中生起莫名的惆怅，感觉那树梢上的天空高远缥缈，似是另一个虚幻的空间。女儿还小，委屈地站在路中间大哭起来，死活都不肯走了。
正值夕阳落尽，暮云苍茫，空无一人的路上顿时显得阴暗森然，女儿响亮的哭声往树梢上窜，也变得空洞邈远。那一刻怔怔往树林中望去，老宅子的背影愈发沉寂默然，一阵风从树林中吹来，我无端打了个冷战，蓦然间，对历史的深幽莫测有了种难以言明的惊悚与敬畏。
那以后不久，家中突然来了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女客。
乍听到她的身份时，我一时惊诧，眼前一阵风起，心里头涌上来的，竟是那个时刻的那种奇特感受。
女客年届中年，却显得异常年轻，雅致秀丽。在美国华盛顿已居几年，生活也安定，竟无一丝奢华洋派，衣着简单，素面无妆。然而言谈举止神情间，却透出一股子逼人气度。过后思忖良久，觉得那不仅仅是清高，而是倨傲。这个时候，已经知道她父母皆是“云南王”龙云的旧人。
后来我才意识到，女客的出现，倏然将这个城市一段陈旧模糊的历史真实地推到了我的眼前。二十世纪中叶那次巨大的历史变迁中，首先是龙云在香港发表了云南独立脱离南京政府的声明，接而是卢汉在这个城市里幡然起义，不仅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激烈的政权更替，也为两人的前程铺开了重生的道路。那之后，两人便是身居高位，有了许多的荣誉和安稳。而不似那好些的大小旧人，多是下狱，连带着他们的家眷，终是将光景过得凄凉起来了。
唐家花园的少主人，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前已然离国赴美，将老宅子留给了一旧人照看。那旧人原也在军政界任要职，后出来经商，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以军统罪名处决了。自后那老宅子便空闲着，守着旁边也一样冷冷清清的陵墓。而女客的父亲在狱中待了好些年，出来后日子过得甚是隐秘，旧日的熟人们都无从了解。到了我知道女客回国来是为了办理离婚的事情，心中是一点不意外的，即便那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女客外表娴静秀雅，眉眼间却隐隐透着一股肃冷之气，行起事来的决断和义无反顾令人惊诧。那以后，也就没有了她的音信，只是在外人的口中听说了终于又成了婚，与龙家竟还是有了扯不断的联系。再后来，又听说留在国内的儿子学坏了。坏成如何，却是无从了解了。
我不知自己是不是在逐渐走进这些人与事的时候，才熟悉和喜欢上这个城市的那股独特气味的。我开始对朋友诉说，这个城市的气味里，不仅仅是那些早晨的烟火味……
然而好长时间里，我还是一直不习惯这个城市的干燥，当我感到难受时，便不由怀念起岭南下雨的日子。一年是暑假到的昆明，竟也时常有雨，空气果然湿润了许多。只是这雨一下，就有了秋天的清冷，令人措手不及中还有点受不住。
一日在翠湖边闲逛，适逢雨来了，匆匆躲进一家小店，东张西望看中了一件黑色风衣，是喜欢其宽松简约的款式。店中那俏丽女孩极力鼓动我买下，说是合着我的瘦高个子与气质穿起来好看得很。心一动也就买下，穿上走回雨中天已黑尽了。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雨雾缠绕中变得模糊而又温馨。湖面上吹来了风，竟有了深秋一般的冷意。路上行人寥寥，空荡荡的，就是路边一幢幢的建筑里也是静谧无声，似乎整个地沉入了岁月的深处。
这一带留下不少的老房子，全是各式风格的西式建筑。都说是当年这个城市里那些高官显贵的公馆。而最气派的，自然是卢公馆了。每回走经翠湖公园的大门，身旁的人都带着一种抑制不住的振奋指点着，看，看那小巷，走进去就是当年的卢公馆了，多宽敞，多气派哟……
每回心惴惴着往里看，都被前面的建筑挡住了视线。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次都下不了决心往里走走，去看个究竟。也许，是因为知道那里已经换了人家，怕是破坏了从人们口中听到的那种感觉。
每回能清楚地注意到的，却是前面那栋近在路边的精巧漂亮的别墅。
那是一栋法式建筑。白色墙体，哥特式风格的屋顶，在绿树掩映下格外显眼。当我有意注意了它，已经知道了卢汉留法学建筑出身的背景。眼前这栋漂亮的法式建筑，就出于他本人的设计。
这个发现令我惊异不已。一段时间里我老向人打听，那卢汉的模样帅气吗？像不像一个艺术家？我固执地认定，设计出眼前这栋漂亮建筑的人，还理应保留一点艺术家的气度，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
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情不自禁停下脚步，隔着铁栅栏久久往里面看去。
其实每次都知道看不到什么，总是静悄悄的不见任何人影。也是一个花园，一个小巧的花园，却有大树，高越屋顶，树下有花，花丛掩映着门前拾级而下的精致台阶。台阶下的青砖甬道，常年停泊着一辆甚至是两辆华丽的轿车，靠外一点的地方，还拴着两条驯养过的狼狗。繁杂的一切，提醒着我这里已是人事全非。
当年，这里是主人专门设宴招待客人举办舞会的场所，里面有一个非常宽敞而华丽的客厅。我常常盯着那扇总是禁闭的大门，努力去想象当那大门打开后，会是怎样一幅灯火辉煌的迷人场景。那些在里面随着华尔兹乐曲翩翩起舞的贵宾们，都是当时这个城市里最显赫的人物。
风大了，冷飕飕的，我不由更紧地裹住风衣。突然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舞会，是不是也在这样一个下雨的夜晚举行呢？
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人，总喜欢反复地给我描述1949年冬天里的那个舞会。
我曾经为此翻阅了一些史书，想印证那些说法的准确性。但文字里的记载总是笼统粗略，提到的只是一场宴会，一场为起义而在卢公馆举行的宴会。
然而，在那个夏天下雨的夜晚，我穿着漂亮的黑色风衣走在翠湖边时，我放弃了史书，更愿意相信人们口中流传的说法，并认定那个宴会，我也更愿意称之为舞会，一定是在这栋漂亮的法式建筑里的客厅举行的。
夏天的夜晚因有了雨变得清冷而又缠绵，远逝了的历史给人无限想象而变得格外诡异凄美。我相信，1949年那个冬天的日子一定很冷，若是下起雨来，更是那种阴冷难忍的感觉。那个时候，南京的那个政府已经在解放军的炮火中覆灭了，但这西南一隅却还仍然宁静如常。所不同的是，涌来了大批准备逃跑的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眷。就在那飞机每天不停地起飞往东南海面而去的同时，房子的主人却在筹划一个非常决断而重大的行动，而这行动的先声，则是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
于是，那个夜晚，当城里边的那些重要人物都汇集到这个舞会上时，起义正式开始了，在悠扬美妙的华尔兹舞曲中，以这般优雅从容的方式来处理一场巨大的政治变迁，或许正是表现了主人仍然具有艺术家的气质？
雨雾中，隔着重叠错落的树影，能看到那房子的楼上有灯光，还有轻轻的笑语声，细细碎碎掉落到窗外的树叶上，竟是很温馨的感觉。一时惊诧。是住上了什么样的人家吗？那发出笑声的都是些什么人？其中是否也有极雅致秀丽的女子？那一刹那，脑海蓦然浮现出女客肃冷倨傲的眼神，心中竟是一种深深的怅然。那些由政治家们掌握的历史变迁中，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一样在无意中承受了沉重的包袱。
那个寒冷的冬夜，若也有雨，身份显贵的客人们或许也如我一样，是穿着严实裹着的风衣到来的。
当然，那时的大门是敞开的，他们的小车可以直接开进去。楼下的门也开了，温暖而辉煌的灯光如水一般从里面漫流出来，落到门廊和台阶下，甚至将园子里的花木都照个通亮。
客人们从车上下来，他们打湿了的风衣，会有下人殷勤地接了过去。门廊上迎过来的男女主人，如常的笑容可掬，百般热情。客人中多是从那个已经被打败的南京政府里溃逃出来的军政人士，到了这另一番安宁的西南一隅，得到这般的招呼，心中是何其的感动和欣喜。但就在那一瞬间里，他们便成了起义的囚下客了。那个冬夜的舞会，一定令他们终生难忘。那些后来还活下来的人，在囚室里也许还常常想起那个雨夜，当他们脱下湿淋淋的风衣走进灯火辉煌音乐飘飘的客厅时，顿时有了一种多么温暖安全的感觉。
今年的开春前再到昆明，适逢下雪。
我在雪花飘舞中走到了翠湖边，风景仍旧，房子也仍旧。不一样的是多了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的海鸥。白色的海鸥在湖面上壮观地上下翻飞，惊鸿般掠过点点白色身影。无比震撼间，我想起了那个清晨里的飞机场。
也许，那个舞会后的清晨，也下雪了。
夜里的雨，在飘洒了一个夜晚后，终于在清晨到来时变成了雪花。也是这般细小的雪花，轻轻柔柔地从空中落下，在快接近地面的时候又变成了水，渗入了地面，不留痕迹。小别墅的花园在雪中也已经沉入往日的宁静，将夜晚里惊心动魄发生的一切遮掩而去。只是在郊外的机场，或许也像圆通山上一样，气温要低一些，雪落到了地面，没有马上融化，留下了白皑皑的一片，盖住了跑道，也盖住了飞机的机翼。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那些最后从机场走出来的人中间，或许会有那么一个匆匆回过头来，怆然之间，想起了《红楼梦》里那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于是，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人们开始说，这城市里有着太多的寡妇。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我深深地震撼，急切地问，为什么要叫寡妇？他们的丈夫不是还活着吗？你们对那些被叫做寡妇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印象呢？她们是不是都很漂亮，很摩登，很有风韵也很忧伤的样子？我这样说的时候，脑海里清晰地闪现出一些电影和小说中的场面。每一个被我一连串追问的人都奇怪地盯着我，通常回答得言辞闪烁。
无论如何，那个重要的夜晚是一条分界线。
白天到来时，这个城市的飞机场已经沉寂下来了。走了的就走了，走不了的就再也走不了了。
走了的通常是男人，留下的通常是女人和孩子。
那些被人称作寡妇的女人，她们的丈夫仍然活着，但都离开了她们的身边，在海峡另一边的那个孤岛上了。又或者，就在近在咫尺的监狱里。她们与她们的儿女们，从此如尘埃一般沉进了这个城市的底层，若不是熟悉的人，是不会再注意到她们了。也许，偶尔在什么场合，有年老妇人会突然提起那当年谁谁的家眷，是如何的如花似玉风采照人。这当儿，或许她就正从身边走过，那衣裳旧了，头发乱了，腰也弯了下来，但你仍然能从她偶然抬起来的眼神里，隐隐看到那种熟悉的逼人气度。
从一开始，我就毫无理由地对那些被称为寡妇的女人感到深深的悲哀。但我始终没有机会见过她们其中的一个。我只能在他人的言谈中感受她们，抽象的，模糊的，带给我空洞而无限的想象。
我能亲眼见识的，却是这些女人孤身带大的儿女，和我正是同一代人。他们中的一些要比我年长几岁，刚出生就遇上了那场重大的历史变迁。也有一些，和我的年龄接近，然而他们出生后，仍然是被视为没有父亲的。
我是在困惑了很久才弄清楚，那些被称为战犯的高级囚犯在监狱里，是允许妻子探监的。但当我弄清楚后，却常常为突然想起的一个问题而揪心：那些女人在怀孕后，是怎样面对周遭种种猜测怀疑甚而恶毒的眼光？而她们的子女，在慢慢长大的日子里，又是如何在玩伴和同学面前，因为无法解释没有父亲而保持固执的缄默？
也许都是这样，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当男人退出了舞台，就得由女人来承担那些无人可知的更长久的屈辱和负重。而在这里，还有他们幼小的儿女。
在这样的儿女之中，除了女客，我还直接认识了另外的两个。
他是我在第一次见面时根本没有注意到的。那时，我被邀请到一个私人的家庭舞会，包括主人，都是第一次见面，舞会很热闹，记不清有多少人。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坐在角落里，没跳过一支舞。第二次见面时，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说话。我非常惊异地发现，他有一副异常清俊的面容，笑起来沉静中有些羞涩。他的面容与神情给我印象深刻，竟想不起与他具体交谈了些什么话题，依稀记得他读着电大的中文系，可能就说了些喜欢什么小说的话了。还记得他会修手表，将我那只停走了的欧米茄修好然后直接送到火车站来。
气温很低，火车开动时的烟雾很浓很白，他站立在烟雾笼罩中的身影有些虚幻，不知为什么给我一种异常寂寥的感觉。
那个时候，刚刚知道他的父亲是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上出现过的人物。当然，那是反面人物。不过，别人对我说起的时候，口气却是赏识的，二十多岁，可是南京政府最后任命的最年轻的将军之一哪！说是在东北那个城市的解放战役中，从最初的顽强抵抗到最后的起义，本也以为是大势所趋投奔了光明有了平安，但后来终是以军统的罪名而被捕入狱。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病逝时，还待在内蒙古的劳改场里，没能赶上最后特赦的机会回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女身边。
听后怅然良久。这之间长长的二十多年里，内蒙古和昆明，这一北一南，是多远的路程呢？在这个儿子的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又是如何存在的呢？也和我们同龄人一样，是从那部有名的电影中看到的吗？
后来，听说他到美国去了，没再读书，做的什么事，已无从知道。偶尔想起他的时候，眼前还浮现起烟雾笼罩中那个寂寥的身影，内心生起隐隐的惆怅。也许，我遗憾没有问过他这样一句话，在长大的过程中，会不会想念父亲呢？还有，他清俊的面容和沉静的神情，是不是也像了父亲？我甚至想象着，这样的面容和神情，穿起那少将军服该是如何的英气逼人。这样想的时候，我是那么深切地感觉到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始终不在是多么沉重的缺憾。
另一个是个女孩。
我始终还将她叫做女孩，是因为我在大学里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年轻的女孩。然而，她的外表更给人男孩子的感觉，帅气强悍，咄咄逼人，无一丝女儿态。
她常常与一个漂亮娇媚的女孩走在一起，亲密而小心呵护的样子，让人觉得她更像是保护那个女孩的年轻恋人。这种感觉，在我们女生宿舍里引起无数的猜测和非议。那个时候，对同性恋这样的事情还非常忌讳。她的率性坦然，也令我们所有的人惊诧而困惑。
她学的是新闻。后来才知道，这是她父亲的职业。其实她一直没有和她的父亲生活在一起。这种专业的选择，是不是潜意识里的作用？
还在她读大学期间，她父亲从那最后一次的特赦中出狱了。但并没有留在这个城市里陪伴他已经冷落了多年的妻子，而是去了香港。在那里，他很快又唤起了当年那种对政治对新闻的热情，他的才华重新得到了施展，他又重新获得了新的声誉，甚至还获得了新的爱情。于是，女孩毕业那年，也一样毅然离开她的母亲走了，去的是美国。只是不知她走的时候，有没有路过香港，去看看她的父亲。
后来，零零星星听到一点她在美国的信息，结了婚，没要孩子，偶尔会过去另一个城市探望原先那个漂亮娇媚的女孩。去年到昆明，听说她近年已经回国居住，生活得也很舒适惬意。突然很想见她一面。印象中，还是那个假小子的模样，帅气强悍，咄咄逼人。我在香港一家有名的杂志上看到过她父亲的照片，精神矍铄无一丝老态，仍然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情。果然如我想象的那样，她的相貌和气质都非常像她的父亲。
每回听起别人说她的事情时，总是冲动地想问，那她的母亲呢？那个在几十年里被人看成寡妇最后仍然被丈夫冷落的漂亮女人，活得还好吗？还在这个城市里吗？有时走进那个充满家常气息的菜市场，我突然会有这样的感觉，身边走过的女人们，或许就有她在其中。我自信，我仍然能从那偶然的眼神和不经意的举止中，看到那骨子里隐藏的东西，看到那个冬夜舞会上的优雅和从容，就像我在她们的子女身上看到的一样。
到了今天我才突然发现，我认识的这几个人中，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云”或一个“南”。
我惊讶地想，他们的名字是他们的父亲起的吧？那他们的父亲应该就是云南人。
每次在翠湖边远远眺望讲武堂那橘黄色的屋墙，我会有种感觉，这是一个崇武尚武的城市。近代以来，这里先后出了很多军人。这些军人从云南走出去，又从不同的地方再走回来，他们的生涯充满了荣誉也充满了耻辱。
到了今天，人们再提起他们的时候，已经宽容了很多。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如同那个在二十世纪中叶失败了的政权一样，在这块大陆上永远地沉寂了。他们的后半生，与他们的前半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色彩。
不知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不会为自己当年投身军界的人生选择有过深深的痛悔。或许，他们想得更多的，是他们对妻子儿女们永远无法偿还的愧疚。
过了好长的时间，我才发现，我之所以对这几个男女的身世如此敏感，是因为他们一点不会令我感到生疏。还在我的少年时期，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令我惊诧的是，无论是西南这个大城市，还是我居住过的那个岭南偏远的小城，这样一些与旧政权关系密切的人们，他们的命运却是非常相似的。
1949年那场巨大的历史变迁，从北边往南方而来，那些能走了的就走了，而没走成的就走不了了。
历史的偶然，却在一瞬间决定了这些人终生的命运。我记得朋友中的那个男孩说，要是我的父亲走了，我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出生，就不会这样——像狗一样地活着！
他在说这话时，眼神里就有那种桀骜不驯咄咄逼人的东西，尖锐而令人悚然。我听着，面无人色。那个时候，我和身边所有的人一样，毫不犹豫地将他的父亲，那个一直待在远方的劳改场从不回家的人，归于一个黑暗反动永远遭唾弃的时代。
另一个朋友的父亲，却是见过的。但那种见面，总给我一种噩梦般的感觉。
多年之后，都无法忘记我在那个黑暗的门洞里要摔倒时，那双突然伸出来扶住了我的手。那一瞬间，我如此吃惊地发现，那是一双多么漂亮的手。白皙，修长，柔软而灵活，终日里的泥巴粪水，竟也没有改变它。
到了今天，我已经能猜想到，他一定曾是军队里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我甚至能想象起他在抗日战场上抢救伤员的场景。但我知道，他一定等不到今天的日子了。那时，我就知道他有严重的肺病，脸色异常苍白，时时发出低低的咳嗽声。他的女儿是我的朋友，总是一边厉声呵斥他，一边从那黑暗的墙角或脏乱的床底下翻出他多年前的藏书。
那些书或杂志，已经纸张发黄，没有封面，摆在地面像一堆废纸。多年后我买到了《沈从文文集》时，惊异地发现，里面的好些文章我早从那堆废纸般的书里读过了。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湘西散行》和《边城》。那些温婉纯净而充满灵性的文字，那些神奇动人又充满诡异的故事，还有那些美丽的或纯真或妖娆的女子，或粗鲁或温柔的水手，或剽悍或英俊的军人，构造了我少年时期一个崭新丰盛的精神世界。
到了今天，我还常常在一种深深的失落中去做各种各样的猜想，那个学了医而又热爱沈从文文字的男子，为何非要弃文从戎，而致使自己的后半生和他的女儿们终日生存在一种卑微而屈辱的状态下呢？
每当这样想的时候，眼前便出现了那个旧花园里满目繁盛的樱花，在料峭春寒的风雨中骤然坠落。
［篇二］旧房子
湖边的路上新开了一间小小的茶馆，夜晚再从这里经过，总能听到里面播放一些老旧的歌曲。其中有那首熟悉的《山间铃响马帮来》，换了一种流行的唱法，调子变得低沉忧伤，水一般流过心田，令我不由自主在一种深深的惆怅中，去想象着城市外面那条早已沉寂的茶马古道，也想象着城市里头那些老房子昔日的辉煌。
今年年初，从西双版纳返回这个城市，逢气温骤降，还下雨。早晨在寒风袭人细雨霏霏中出门，没坐车，徐徐缓缓走到了那片老街。都说是城市大改建中已经拆毁了很多老街道，连有名的回民街也没有了，倒是将这里的部分老街巷留了下来，为的也是旅游的需要。
其实，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是喜欢老房子的人。只是每回到昆明来，都要遵循着公公婆婆的意思，去拜访一些长辈，或亲戚，或世交。而这些人家，通常都住在一些老房子里。到有意识地回忆起来时，我才惊诧地发现，这些老房子，一点也不像翠湖边那些西洋风格的公馆别墅一般张扬堂皇，而是毫无痕迹地隐藏在这个城市的深处。也还记得，那个时候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很多地方仍然保持着老城的原貌，狭窄的青石板路面，低矮的铺板商店，幽幽巷陌走进去，青砖院墙拥着略显逼仄的石板路。往往就在走深了无意一抬头，眼前一高大门楼，飞檐翘角，漆黑门板，素淡古朴中又见大气庄重。猝不及防间一惊，身边的人开了口，是这了。恍然，果然是大户人家。
走进那些老房子里，我的感觉是复杂而混乱的，陌生而又熟悉，疏远而又亲近，喜欢而又隔阂。
那个时候，这个城市到处能看到艳丽盛开的罂粟花，令我十分诧然。后来才知道，这是只供观赏而不结烟籽的品种。每当我在这个开满罂粟花的城市里行走着，觉得历史就像这些艳丽奇特的花，既被她的魅力所迷惑，又惧怕她那股腐朽的气味。
去年夏天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了那大片大片的罂粟花。我在惊惶中霍然醒悟，这个城市在跟随潮流的巨变中，已经丢失了那些老街巷，以及那些深埋在老街巷里的老房子。
细雨无声。
路面湿得精透，露出了凹凸不平的寒酸。两旁的房屋开始低矮起来，显着陈旧沧桑的模样。路也窄了，梧桐树紧挨着墙头窘迫地生长起来，仍然端庄巍然，叶子快落光了，留在枝头的几片犹如剪影一般印在天空上，见出了一种孤傲。我静静从树下走过，心底无端生出丝丝凄凉。
初走进去的一截叫甬道街，很热闹，卖各种时尚货物的摊口，凌乱嘈杂摆到了窄窄的街中间来，显得拥挤逼仄。往前走，就到了景星街。知道原来的老街名叫粮道街，一个听上去充满历史韵味的名称。还知道，街内曾有一间四川人开的客栈，号为“临阳栈”。当年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从学从教从军时，就住在那里面，并与店主的女儿相识相恋而结成姻缘。想到那样一个威武豪气戎马倥偬的开国将军，年轻时也曾有过这般平凡世俗的小街恋情，心中顿觉亲近起来。
走到一个丁字路口，路面稍稍宽敞了，两边的铺面也整齐起来，果然还是熟悉的面目。两层建筑，木门木窗，褚红色调，看上去平实低调。仔细想，觉得这样的格调，符合这个城市的商业特点，是与上海武汉那大片高大耸立的洋行建筑很不同的。直走下去的十字街口，有一幢三层楼的建筑突兀显眼，铺面也较大，占着拐弯处的整一片。这是一间药铺，名“福林堂”，说是这个城市里的老字号了。药铺对面是一家铺面也不小的餐馆，号为“大救驾”，卖的是饵块饵丝这类著名吃食。
问起才知这“大救驾”名号深有来头。当年明朝永历皇帝被清军追赶至腾冲，疲惫不堪，饥饿难忍，留宿的房主人图快，炒了一盘饵块送上。永历皇帝吃后赞不绝口地说：“炒饵块救了朕的大驾。”从此腾冲炒饵块便改名为“大救驾”。公公婆婆都是腾冲人，家中是常吃这炒饵块的。都说腾冲的饵块才是最好的，细糯，色白，有筋。家中做的炒饵块也是极讲究的，饵块切成菱形片，加鲜肉、火腿、酸菜、葱段、番茄丁、糟辣子、鸡蛋等炒香，再煨上肉汤焖软，然后调味。配上酸菜汤，吃起来确实极有风味。那做汤用的干酸菜，也是专门从腾冲带过来。因而每回一吃，公公会说，我们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大救驾”。口气是极夸耀的。初初听的时候，还不知道腾冲人在这城中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记得与那家“大救驾”餐馆隔街的另一面，则是一溜刻印章的小店。靠近十字街口的一家摊口，随意摆到了街面上来。停下来拍照时，不小心碰着了，回过头连忙轻轻一笑，是为歉意。摊口后的年轻人没反应，表情漠然。四周的凌乱嘈杂涌在眼前，无端有些落寞。幽幽想起逼死坡头静悄悄的早晨，那个卖烧饼的山东籍男人，在寒风里将热气腾腾的烧饼仔细包好放到我的手中，带着一点歉意看着我，令我心里头是一股暖暖的开心。
没有了，那些地道的老街巷，还有老街巷里的老面孔。
我知道这个城市里，曾有着以经营不同行业为特色的街道，有专做雕刻印章文房墨宝的，有专卖丝绸洋布的，也有专卖鞋帽的。年岁高的人会津津有味地告诉你，在那专卖鞋帽的小店，能定做不同尺码的鞋子和帽子，就是那种曾经很流行的瓜皮帽，也能做得极是精致地道。前些年还一直很热闹的正义老街，以前都是绸缎布料庄，一间连一间的，整一条街面，甚是壮观。
还知道，从这里走出去没多远，有一条叫文庙直街的街道，以雕刻印章为特色。街上有一家姓叶的，祖上开始的家业是象牙雕刻，除了精雕各式工艺品外，还雕印章。老昆明人爱用象牙刻的印章，名气就容易出来了。这般精细幽微的工艺，往往靠家传渊源延续其独特精湛的技艺和风格。有人告诉我，曾私下见过他们家传的一件宝贝，一块如核桃般大小的象牙上，竟雕出了十二匹各式姿态栩栩如生的奔马。不知到了今天，他们的后人中还会不会有重操这行业的。
二十世纪中叶的政权更替后，叶家的第二代人中还有一个继承着祖业，生意仍然兴旺。到后来，公私合营了，人还在，手艺也还做，只是名声渐渐沉寂了。到了老人们偶然提起，口气讪讪间总有些惋惜有些失落，就像提起当年哪家绸缎庄的瓜皮帽做得地道，哪家糕饼店的回饼味道最正宗，那是对一种久逝了的而又曾经熟悉而喜爱的生活方式的缅怀。
身边的人告诉我，这截的老街名叫的是文明新街。心中略略诧然，这名字并不老。转而一想，这城市的商业发展也应该是近代开启的。自1905年开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个古老的城市便开始建立起自己宏大坚实的商业，并一点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我是在走进这个城市的深处后，才开始慢慢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能以深远意义影响个人生活的东西，到底是政治还是经济？是这些从生活方式上改变人们观念和行为的经济发展？
我突然非常渴望找到老街里的那些大户人家的老房子。
我一直就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的老房子，或四合院，或洋楼，中式的，西式的，土的，洋的，矛盾而又融洽。就如房子里的主人，穿西装也穿唐装，喝茶也喝咖啡。
那就是一个如此特殊的时代里，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仅仅是经济界的人，不像政界的人掌控着时局风云，但他们往往在无意中，就决定了这个城市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形态。过了好多年，他们的名字，或许也如同他们的事业一样消逝了。但那些已经形成了模式的生活，却是稳定不变的。
到了今天，人们还爱怀念的，往往是哪一年用上了电灯，哪一年用上了自来水，哪一年有了城里的第一家照相馆和电影院。还有，哪一家钱庄最早改为银行，哪一家绸缎庄最早卖起洋布呢绒，哪一条路上最早开起卖面包的西点店。
时代的进步，都藏在了这些琐琐碎碎的平常日子的记忆里。
快近中午，雨终于停了，仍然天低云暗。高原的冬天阴沉着，是一种空寂的肃冷。
走进一条叫大银柜的小巷，静寂无人，巷道石板铺成而窄，两边青色砖墙耸立，终于看到两个高门楼，上有字匾雕花。我要找的老房子应该就是这里了。一户紧闭着门，看上去已是久无人气。另一户干净些，显出新修饰的痕迹。试着敲门，开了门缝露出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面孔，冷冷板着，说是里面装修有待开放，说毕急匆匆紧闭上了。晃眼间，从门缝中看到里面是一座两层楼房的四合小院，重檐华美，栏杆精致。只是不知这重新修饰好的，是完全的原装还是添加的。
不甘心着再往巷子深处走，前面竟已是一片断壁残垣，成了绝路。惊之。原来还是拆了。来之前，人人都告诉我，这一带原先全是些大户人家的四合院子，高门耸立，庭院深深。
左右问人。
问到的人都在说，不知道咯！不知道咯！
终于栖栖惶惶走了出来。老街外不远，有一街心花园，很小，左右纵横走估计也就五十来步。里面却有大树，风拂扫过高高的树梢，倏然落下一片飒然之声。突然间想起翠湖边，也有这般高大的树，一排排的密集耸立，有风了，也是这般满地的飒然之声。
那些夜晚，我常常要绕着翠湖边的路走回住所。
这个高原城市的夜，也如她的白天一样，仍然能看到高远空旷的天空。晴朗时，常常是一种幽深透明的钴蓝色。
湖边的路，有一排排高耸笔直的云杉。这些云杉，即便在冬季里，也仍然郁郁葱葱不落叶。疏落的路灯总有些不够亮，黑黝黝的树影从头顶笼罩下来，神秘诡异，令我顿生一种在森林里迷路的惶恐。
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高原城市抱着许多朦胧神秘的猜测，总以为那城外边，就是绵绵无尽林深路幽瘴气弥漫的原始森林。也知道，有那么一条茶马古道从森林里穿越而来，将这个老城市与四方边地以及更远的国外联系起来。还知道，从那条茶马古道上走出来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这个城市里最早的商人和最早的工厂主。这些商人和工厂主，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其实已经渐渐远离了他们原先的身份和名气。到了后来的人喜欢提起的，就只是那些老房子了。
后来的一年，湖边的路上新开了一间小小的茶馆，夜晚再从这里经过，总能听到里面播放一些老旧的歌曲。其中有那首熟悉的《山间铃响马帮来》，换了一种流行的唱法，调子变得低沉忧伤，水一般流过心田，令我不由自主在一种深深的惆怅中，去想象着城市外面那条早已沉寂的茶马古道，也想象着城市里头那些老房子昔日的辉煌。
第一个想起的，是一幢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洋楼。
然而我穿过那些拐来拐去的街道和巷路第一次走进这幢老房子时，却一点也没意识到它曾是一幢多么气派的洋楼。不是因为它已经太陈旧，而是由于它的里面住进了太多的人家而显得杂乱无章拥挤逼仄。但别人告诉我，当年它的主人在这个城市里是何等显赫的人家。
后来我才注意到，远在这幢洋楼建起来的时候，这个城市里已经有了一批真正的近代实业家。用历史教科书上的语言来说，是民族资本家。他们靠着与海外的联系，早早就开始了他们脚踏实地的创业之路。
当我到了那个称之为极地的腾冲城，那些实业家的后辈告诉我，腾冲人向来很自大，因为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他们已经穿西服喝咖啡说英文，与当年的上海没什么差异。那里走出来的实业家，遍布整个西南地区，尤其是进入了艰难的抗战时期，他们几乎成为大后方最活跃也最重要的阶层。别说是当年的重庆政府将这些人视为座上宾，就是到了1949年之后，他们也一直受政府保护而享受着各种特权，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仍然能过着稳定而优渥的生活。当然，他们也像当年在抗美援朝时向政府捐赠飞机，也一点点地最终将所有的实业资产奉献出来，以表明他们对新政权抱着一种真诚的拥护和商人应有的诚信。
到了我熟悉了他们之后，却常常不由自主地将他们与那些沦为阶下囚的旧人相比，而无法判断他们是幸还是不幸。
在我走进这幢洋楼的同时，其实已经知道了它就是公公家族里的老房子之一。而如今在这居住的是公公的兄弟，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有着许多实的虚的职务的老人。
还记得那次的拜访，仍然让我感到如常的窘迫。我总在慌乱中担心着自己的衣着是否合适，仪态是否端庄，在光线灰暗的客厅里，毕恭毕敬着给与我祖父一般年纪的老人鞠躬问安，然后小心翼翼地回答一些该要回答的问题。心中渴望着赶快从房子里逃跑出来，对着大街上灿烂的阳光长舒一口气。这只有到了多年后，那些老人都一一离世了，我才渐渐地领悟到，自己却在轻薄无知中，丢弃了深入接近那些在一瞬间就永远消失了的历史。
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近代以来无数的革命与变动，都在有意无意中将历史的痕迹清除得非常干净，而令我们的理想总不得不建立在空虚无力的乌托邦之上。
然而，我终于还是记住了那幢旧洋楼里的那位老人，以及那一屋子满满当当的书画。
老人瘦小精干话锋极健，完全不像公公的高大健硕沉稳寡言，令我感觉他确实比公公更合适挂满那么多的实的虚的职务。是午后了，老人和他的客人们照常坐在厅堂里靠窗的地方，继续喝着茶说着话。
这些老人们，都曾是这个城市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工厂、商号和银行等，关联着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可以想象，他们也曾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对自己的事业以及对这个城市的前景都充满了自信。还有，他们还一定习惯了做实实在在的事，说实实在在的话，而不是像如今，远离了他们熟悉的工作和地方，而挂着虚的职做着虚的事。因而，他们喝着越来越浓的茶，话却谈得越来越淡，往往无话了，眼光都不由自主地往窗外看去，虚虚的，远远的，落在那高高的天空一角。
这个城市里亘古不变的，是仍然高远辽阔的蓝天白云，仍然明亮艳丽的阳光。
也是那个渐渐沉默下来的时候了，老人悄悄拉我走开，说要让我看点好东西。老人孩童般的神态令我吃惊而又好玩，却没想到老人带我去看的是他一生的心爱收藏。
走进那间光线不够而显得昏暗的房间时，老人一句，怎么样？
我大惊，脱口而出，满室生辉！
老人击掌大笑，几近手舞足蹈。
时隔多年后，我仍然记得我站在那满屋藏画面前是何等的震撼和欣喜。都是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大师：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即便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我居住的城市里那个漂亮的美术馆流连，也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名家瑰宝同时在一间房子里摆放。
印象中，老人跟在我的身后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的话，可惜我被那些画迷住了，根本没在意他都说了什么。模糊记得说得最多的名字是张大千。那个时候，在国内的一般人对这位大师还没有多少了解。他的每一幅画几乎都令我陌生，并深为那种恣意不羁的画风折服。还有林风眠，那种说不出是土还是洋、是传统还是现代、是简单还是厚重而如此大巧若拙返璞归真的画风，令我大为惊叹而又困惑不已。后来，我才了解，这位在1949年后便沉寂了的画家，才真正是中国现代派艺术的开山大师。
后来我醒悟过来，若是那天我向老人讨一幅画，老人或许会答应的。我对那些画家和画的喜爱与肤浅认识，竟让他像遇到了知音一般高兴和感动。
后来，我终于得到了一幅徐悲鸿有名的骏马图。是公公留下来的。
我不知公公是否在无意中，就满足了我的一个多年的心愿。还在乡下当知青的日子里，我住房的墙上就张贴着一幅徐悲鸿的骏马图。当然，那是一幅很幼稚粗糙的临摹。在那些困窘无望的日子里，我常常看着它，也许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而已。
得到那幅徐悲鸿的珍品后，却从没有挂到家中的墙上，我甚至不知如何保管它才好。因为它的稀贵不仅仅是画家的马，还有上面的题词，当年国民政府一位元老的漂亮墨宝。每回小心翼翼打开看的时候，我都困惑于这种艺术家和政客的完美结合，是否说明了那个历史时期的什么现象呢？常常无端联想起法国的路易王朝时代，伏尔泰那些文化大师们在宫廷里的显赫地位。其实我很早就意识到一点，在绘画领域里的所有大师和他们的杰出作品，也如其他所有的艺术一样，只出现在1949年之前，即便那是个有战争有黑暗有贫穷也有痛苦的年代。
常常听搞艺术的朋友和学生说起，绘画也和文学一样，不是仅仅靠经验积累靠勤奋就能成功，还一定得有一个天性的底子。而在我看来，正是这天性的底子，使所有的艺术家都需要比常人更多的自由，一种心灵不受丝毫约束的自由。一次与几个学艺术的学生说起这话，举座无语。
后来，我还想到，老人并不是艺术家，甚至不是太懂艺术。但他是否在失去自己原先的世界之后，在艺术里找回了自己心灵上的自由呢？老人早已离世，无从得知。
有时在美术馆里看到某位熟悉的大师的画时，耳边会突然响起当年老人的击掌大笑。笑声里我恍如看到，那幢深埋巷子里的旧洋楼抖落下重重尘埃，现出了当年的气派与灵性。
也是一幢老房子。
但是一座很地道的中式四合院了。那个夏日的午后，我穿过深深巷道走进那座小四合院，一阵轻柔的风带着水的湿润吹过来，脑海里顿时清凉惬意，蓦然闪现出一个遥远的场景，少年的我，坐在低矮的屋檐下读一本小说，那是巴金的小说《家》。这时，一青年男子从屋里迎出来，我差点脱口而叫，二少爷——
青年男子高大俊美，对我温厚一笑，有阳光摇曳着从走廊穿越过来，眼前一片金黄璀璨。
青年男子是大学里认识的朋友，读的是外语系。在走进这间老房子之前，我还认识了他的妹妹和他的大姐。他妹妹也是和我同在一间大学里，读的是医学院。而他大姐，则已经是省城里一个有资历也有名气的妇产科主治医生了。
在一些周末里，我会受朋友的邀请到他的大姐家中做客。那个摆着钢琴挂着丝绒窗帘有一个小巧花园的家，坐落在市区里一个环境幽静的高级住宅区。每回到那里去，都让我感到紧张和兴奋。仔细思忖，觉得那紧张和兴奋里，包含着一种对一样陌生的但又欣赏的东西的向往。于是，当我到她的父母家做客时，又感觉到了那种陌生的紧张和兴奋。在那里，我一并认识了他们兄弟姐妹中的另外两个。
这个时候，我是那样惊讶地发现，这个家族里的儿女们都是如此的俊美迷人。
这种俊美，总让我想起十九世纪西方作家笔下描写的那些贵族青年，身材挺拔，白皙整洁，眉宇清朗，眸子明亮。在和他们认识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心中惘然感叹，身世竟能如此鲜明地决定了一个人的相貌吗？
当然，除了俊美，他们身上还有一种他人永远无法仿效的气度。那种气度，我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苦恼着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来形容。不仅仅是优雅，是矜持，是高贵，还有着别的一点什么，是从容淡定？是闲适慵懒？还是宽容温厚？这后者的东西，复杂微妙，尤其是我们这代人的身上欠缺的。后来我才慢慢地意识到，那种近似超凡脱俗的气度，是需要许多的条件养成的。有了先天的精神底子，还得有后天的生活安稳优渥。而在那个年代里，与他们同辈的我等许多人，恰恰是无法获得这样的优裕。于是我们的身上，即便也自觉存了点书卷气质，还存了点高雅气质，但常常还是摆脱不了那样一种窘迫焦虑与躁动，这只能是长期困囿于各种压力之中而形成的。
只有朋友同父异母的大姐，让我一开始就感觉到了些微的差异。她的年龄，明显地比她的弟弟妹妹大了好多，而气度上也有了与弟弟妹妹不太一样的地方。仔细想想，可以说是多了一分倨傲。在后来与他们日渐熟悉的日子里，我觉得那倨傲里，有对家中地位的一种微妙的抗拒，也来自她的少女时代，还经历了家族最辉煌富裕的时代。好多年过去了，她终于用一种很不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家中真正的好房子，不是那座小四合院，而是在城西的另一幢洋房。那里面，有很大的花园，有游泳池，有网球场，单是厨房就有三间，一间做中餐，一间做西餐，另一间专做家乡菜……
当然，这幢漂亮的洋房，在二十世纪中叶后就失去了。
朋友的大姐已老了，却仍然雍容华贵，只是脸上我熟悉的那一丝倨傲，变得明显起来，而略略见出了一点怨恨。我坐在她的对面静静听着她说话，心中怀念着她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当年那种无与伦比的俊美和气度。这个时候，他们的老父亲小四合院的老主人已经去世多年，那个强大稳固的大家族也随之破裂四散，席卷去所有的安逸与平静。朋友和他的妹妹远走异国，极少再回到这个城市里来。于是，我完全理解和原谅了那一点令我不快的怨恨。我回忆起当年第一次走进那座小四合院时，心里还装满了疑惑和惊讶。
那是座平房小四合院。
外面看极普通，隐在一条窄窄的巷子深处，门楼虽高却素净无甚艳丽装饰。走了进去，才感觉其精致完满。
后来回想起来，那四合院并不小，只是它的精致细巧给了我错觉。记得院子里有花草，还有一个漂亮的水池，池里有玲珑假山，水中有游来游去的金鱼。四周房子规整干净，各是厅堂厢房厨房等。前后穿过房子还有两个小花园，也一样有着花草水池假山和金鱼。中式人家的风格，似乎一一具备。
我很快就发现，走进这房子里感觉到的水的湿润，是从那些养着金鱼的水池里弥漫出来的。那个时候，高原干燥的空气还常常令我不适，老房子里湿润温软的江南情致，令我惊讶而感动。
细听了，知道老房子里除了住着朋友一家，还有他的伯父一家。后来，又渐渐发现了这个城市里的大户人家，竟也多是这样大家族居住的方式。也就像了巴金的小说《家》中的描写。这样的大家族，继承着共同的祖业，一起经营共同的产业，还住在同一幢富丽豪华的房子里，吃着同一口灶上烹调出来的珍馐。
我是在后来长长的日子里，一点一点了解到朋友家族的往事。这是个拥有雄厚产业的家族，纱锭过万的棉纺厂，听说已经超过了上海滩上的同类实业。因此在1949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这个家族的地位仍然显得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那个巨变的过程被称为工商业改造运动。称革命也好，称运动也好，最终都意味着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和剥夺。在当时，这是一种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抗拒的时代洪流，自愿或不太自愿的，皆被裹卷着往前而去。也许只有到了多年后，身陷其中的人，才能慢慢地意识到他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和得到了什么，是庆幸，还是悲哀。
去年秋天，我去了一趟武汉。在那个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里，我一样看到了不少的老房子，听到了不少有关老房子的故事。
突然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每一个城市的历史演进都是惊人的相似。一场称之为伟大的运动，颠覆了一种旧时代带过来的经济体制，这种颠覆轻易而彻底，并以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获得了强大的正当性，几乎没有一人能质疑，即便不是一种诚心诚意的拥护，也是一种屈膝拜服的顺从。
在那个城市里，有一户我熟悉的人家，也像朋友的家族一样，最终将他们庞大的家族产业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那个城市的秋日异常干燥，空气中飞扬着一种不知名的白色蠓虫。老街巷里显得宁静而闲适，我独个儿在那里徘徊，想象着眼前这长长深深小巷里的居民们，当他们兴奋着从容着搬进去的时候，有没有对房子的真正主人有过一丝的感恩之心呢？尤其是房子的主人在献出自己所有的房产后，竟令自己一家和年迈的老母亲在长长的日子里，一直住在和别人合租的房屋里，逼仄困顿。
历史的真实面目总是令我的想象失去意义。
因为我知道，并不存在我想象的感恩，房子的真正主人在做出这样的举动时，也只有一种由衷的欣喜和解脱。对于那位年轻朝气向往革命的主人来说，拥有这样庞大的私人财产是一种罪恶。他和他同样出身富家的夫人一样，对这个新时代满怀由衷的热爱和憧憬，在他们后来长长的一生里，果然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他们甚至为自己能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而庆幸而骄傲，并常常以此来教育他们的子女。
而我朋友的父亲，那个拥有过上万纱锭产业的男人，又是什么样的心理呢？
朋友的父亲是很有威仪的一个男人，和我朋友一样，有着高大挺拔的身材，即便年纪明显大了，仍然器宇轩昂。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话时，眼神熠熠发亮，咄咄逼人，令我深深震慑中一时想不透这种气势，是早年为产业骄子时就养成，还是后来身居官场多年的习惯。
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人家由于贡献显著，不少人都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政治上的显赫地位。朋友的父亲，在那以后一直居于这个城市的高层领导。由于这样的身份，他们仍然可以保留了这座精巧完满的小四合院，也保留了仍然富裕稳定的经济来源，由此使这个大家庭里几乎没有改变原先的生活轨迹和生活品位。和朋友一家认识的日子里，我常常为他们的举止优雅仪态万方所迷恋。我相信，那只能是与生俱来，只能是一种安稳优渥极富品位的生活环境熏陶出来的。
因此当多年过去了，朋友的大姐给我津津有味地描绘起那幢拥有三个厨房拥有游泳池网球场的洋房时，我仍然相信，这一个个相貌俊美风度迷人的儿女，从来就属于那幢极尽排场的洋房，从来没有改变过由那样的环境所养成的生活模式和生活品位。
还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小四合院里做客，吃的是过桥米线，这个城市里最有名的吃食。尽管后来我一而再地吃这种食物，但始终没有那一次的印象深刻。我总不厌其烦地对别人说，在那里吃的过桥米线，应该才是最正宗的。
其实，味道如何我根本就忘了，记得是吃的场面。那场面极安静平和，男女主人亲切殷勤着招呼，兄弟姐妹们微笑着端坐在次序严格的座位上，一碟碟一碗碗的菜式佐料，从身后毫无声息地摆放到眼前最合适的位置。墙上的老时钟嘀嗒嘀嗒不差分毫地摆动，饭桌上的一切，在不动声色中流露着精细讲究的程序。
我努力放松着，却一直在紧张，为了对席上的每一个人摆出合适的仪态。因为，在要走进这座老房子里做客前，我被及时地告知，家中有着两个女主人。一个是朋友的生母，另一个是他大姐的生母。当我在光线灰暗的厅堂里拜见家中主人时，对座上的两位女主人都一样含混着叫了伯母，那时，我感激那些昏暗的光线，非常及时地掩饰了我脸上窘迫非常的神情。其实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的窘迫完全没有必要。座上每个人皆神情若然，让旁人相信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习惯了这种复杂的关系。朋友亲热地叫着大姐的生母为大妈，而大姐却非常自然地称朋友的生母为小妈。
饭桌上的气氛继续平和放松着，我终于能定下神来端详家中的两位女主人。我发现，第一个太太尽管年岁大了，然个子娇小，五官精巧，白皙细腻，看得出年轻时候一个古典美人的模样。而朋友的生母，却是另一种美，粗放一点，却又是艳丽的，带一点异国的韵味。这让我揣摩朋友兄弟姐妹们的血统中，是否继承了母亲？但细看，觉得还是父亲的血统在起作用。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在相貌上都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
那个时候，懂得了一点中国古代的移民历史，便认为这个家族的姓应该来自中原地的大族。只是无法知道，到了这边鄙之地，丢弃了仕途上的特权之后，他们的家族又是如何维持一种社会地位的优越？只知道近代以来，朋友的祖上在商道出得早，从有极地之称的腾冲开始，到了父亲一辈，生意已经做到了整个西南甚至华东一带。后来也才知道，朋友的父亲年纪轻轻就承继了家族的庞大生意，很长一段时间是居住在上海那个繁华大都市里，若不是朋友的母亲百般阻拦以死相逼，朋友的父亲还会从上海滩上带回第三房太太。
这般听来，仍然惊讶。惊讶的是那座充满江南情致的小四合院里，弥漫着一种令我感动的平静祥和与温情。自然在那个时候，还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一切都出现了变化。当朋友的父亲小四合院的老主人去世后，失去了强大的政治屏障，也失去了维持平衡的权力，所有老式大家庭可能出现的争执破裂，就一一在那个曾经恬静安逸的家庭中发生了。自此，我便开始陆陆续续地听到这个大家庭里的各种纠纷和决裂，偶尔听到他们诉说相似的怨气和苦恼。在左右为难和痛惜中，一点一点地看着当年的祥和与温情在失去，看着昔日里的优雅和矜持变成了平庸与委顿。
在后来的日子里，每次再来，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问，那小四合院还在吗？还有谁住在那里面吗？
其实我一直是知道的。朋友和他妹妹大学毕业后就去了异国，接而老主人大太太先后去世，再后来，小太太也搬出了外面。那小四合院的热闹，早已经没有了。
今年终于有人告诉我，小四合院不在了，在城市大改建中也拆了。听着心中黯然。突然感觉自己仍然非常怀念那座小四合院，怀念水汽氤氲中那安详温和的氛围。即便从一开始，我也能敏锐地感受到那内里深藏着的没落和腐朽，就像那个远逝了的旧时代。历史就是这么古怪，一旦出现了真实感性的人物与场景细节，就有了生命的鲜活与美丽，令我们感到亲近和留恋。
我开始习惯向他人打听，这样人家里的儿女们，今日都是如何生活的？有没有哪一个在商场上能取得他们祖辈父辈那样的辉煌成就吗？在得到答案后，我常常在无端沮丧中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所惊异：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五十多年前的那场改造运动，是成功了呢？
我从不同的人的口中反复听到过这样一个事例。
1957年刚过去的那个春天，五个要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在机场上等待着飞往京城的专机。就在临上机前，其中的三个被告知他们得留下来。冲天而起的飞机带走了其他两个，长长的烟雾不仅撒在了蓝天下，也落进了这五个人的心里。也许，在那一刻，无论是机上的人，还是下面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1949年冬天里发生的那场巨变。春寒料峭中，每人却是汗流浃背。
这五人，代表了这个城市里那个庞大的工商业阶层。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就像他们的产业和商号，都为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所熟悉。新政权成立后，他们用自己的真诚和实际行动来表达由衷的热爱和拥护，并由此获得了政治上的显赫荣誉和地位。他们为此而感激，而骄傲，也为此而自以为要对新政权披肝沥胆。他们读过私塾，也懂西学，崇仰明君谏臣的传统，也崇仰天下众生平等的民主。因此，他们渐渐地活跃起来，参加了各种民主党派，找到了做主人的良好感觉，并在那个重要的1957年里，说了话，上了谏言。而最终，等待他们的是那个春天早晨机场上的变局。
在机场上留下来的那三个人，都成了右派。这三人中，我认识两个，一个就是那个珍藏一批美术大师作品的老人。而另一个，我没见过他的面，但熟悉他的孙子，一个沉静内秀的男人。我还知道的是，从那以后，这两人原先开朗善谈的性格就变了。当然，变了的还有上了飞机的人，以及他们那个庞大的阶层。也许就是在这种变化中，人人习惯了一种沉默，一种服从，一种迎合。
在认识这些老人的日子里，我常常惊讶于他们在人前总能保持着一种温和内敛小心慎言，使我从没有机会问起当年的话题，只习惯了看着他们聚坐一起，喝着浓浓的茶水，说着淡淡的话，窗外依旧蓝天高远，彩云涌动。
去年和今年来，少了许多的应酬。突然醒悟到，是因为在公公婆婆去世后，与他们同一代的那些老人也都不在了。他们真的老了，终于走了，带走了一个永不复返的时代。那一代人的离去，对这个城市意味着什么呢？
夜里还从湖边的路上走过，那些大树还在，只是多了不少喧闹的建设，原先的宁静却是没有了。仔细看，那间小茶馆也不在了。怅然间想起往常的夜晚，从里面传出那首熟悉的老歌，流水一般趟过心田。
太阳升起、白云散开，山间铃响马帮来……
古老悠远的气息，还在什么地方保存着呢？
去年的暑假，去了瑞丽腾冲保山一带。在经高黎贡山到保山的途中，同行的人告诉我，那条神秘的茶马古道就隐埋在这大山的深处。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条古道，也有很多人怀着好奇怀着景仰亲自走进去了。望着山中林密涧深云雾迷蒙，不禁想象它到底有多么的曲折和险恶。
在腾冲时，专门去看了一户人家当年的骑马场。这户人家常年经商，养有一队马帮，建了这骑马场，是让自家的子弟学骑马用的。这样人家的子弟，自小得接受学业训练和意志磨炼，除了在家乡的学校读了书，还送出国外学外语学经商，到了成年，就要求他们自己出去创业。即便是家业雄厚，也要让他们亲自去体会创业的艰辛，让他们懂得每一分财产都是血汗凝聚而来。
今年走过一条改建过的商业大街，尽是高楼大厦，繁华景象，恍然想起那里原先有一个老剧院。公公非常喜欢京剧，婆婆却不感兴趣。因此，公公常常只能与那些和他一起喝闷茶的老人一起去看戏。依稀记得有时路过剧院门口看到张贴的告示，其中曾有著名的京剧演员关肃霜的演出。那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关肃霜的武旦名震梨园，最拿手的是《打渔杀家》。后来又知道了她丈夫也是唱京剧的，唱的是老生，只是不知是否也如马连良那样擅长《赵氏孤儿》。我常常想象着公公和他的朋友们应该更喜欢《赵氏孤儿》。到了那老生一开腔“老程婴提笔泪难忍，千头万绪涌在心……”，必是满场叫好，雷吼一般。那些坐在前排老人中间，会不会有人忍不住拍椅而起，潸然泪下？
从来就以为，《赵氏孤儿》是一幕最典型最悲壮最具政治色彩的中国戏剧。中国男人，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甚至是商人，都无法摆脱与政治那种微妙复杂生死攸关的关系。
小一辈的，却喜欢反复地与我讲述另一个事例。
他们在讲述时，总显得急切而有些焦虑，往往直接说的只是最后结局：迟了！就迟了那么一点呀！京城里的人火急十分赶到时，那个赫赫有名的“火腿大王”已经命丧土改队枪下了……
我听了无数次，仍然无数次地惊异，惊异讲述的人那种始终不会减弱的深深感叹。
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领悟到，这样人家的子女，在时代与家族命运的交织变幻中，最能敏感和深刻体会到政治的庇护是何等重要。但细细想深了，也许是因为他们在这种庇护中，习惯了享受各种各样的生活特权，却在无意中失去了他们父辈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和独立奋搏的本领。因此，即便他们仍然聪明，仍然优雅，而倚赖的习惯，还是使他们在失去了庇护之后，竟感到如此的难以生存。有的时候，我甚至感觉到这样的生存状态，也令他们从父辈那里潜移默化地承继了那种谨小慎微内敛温厚的性情。
他们其中的好些人，也许仍然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到春天来了，他们或许也习惯像其他人一样到圆通山去看樱花。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把那个地方叫做唐家花园，也还清楚地记得孔雀开屏的地方曾经是那所漂亮的唐家老宅子。他们甚至在年幼时，也和其他顽皮的孩童一样，去攀爬过那座华丽陵墓的墓顶。他们站在那里的一瞬间，或许还会怀念起当年那个唐家少爷，在老宅子里做着清闲寓公时的安逸与富足。
这样想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为家族与个人的命运多变而感慨万分呢？
朋友常常会在深夜里打来电话，那是他的早晨时间。
他每天开车送了妻子去上班后，就回到那个自己开的小店里开门营业。小店很简单，卖的是一些护肤卫生用品，有固定的近处顾客，生意清淡，除了周末请一个临时工顶班，平时就是一人坐镇了。
这般琐琐碎碎听他诉说的同时，我能看到纽约明丽的蓝天下，那片街边小店里，朋友孤独困窘的身影。听说他到了国外后，一直不甚顺利，有一段时间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家中经济来源依靠着他的妻子。而他那个学医的妹妹，很快嫁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同乡，没几年却又离了婚，靠着丰厚的分割财产维持生活。
朋友在电话里的声音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改变多少，还是那样低沉缓慢，一板一眼，只是听长了，便感觉到已经失去了原先的那种从容不迫，隐隐透出一丝的失落无奈。每回感觉到了这点，眼前蓦然恍惚，又回到了那座小四合院里，那个高大俊美的青年男子迎上来，温厚一笑，令我差点脱口而叫，二少爷——
风从眼前拂掠而去，心底一片惆怅。
后来，我发现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喜欢将如我朋友这样的人称为“子弟”。
这是一个古旧的词。初初听到，一时不知这是对他们那样一种与生俱来的气度的由衷赞美，还是隐含着对近似一种纨绔子弟的讥讽意味。到了如今，再听到有人这样称呼的时候，我还会想起另外两个男子。他们同样是这个城市里的商家子弟，只是他们的生活姿态完全不同。
在西双版纳的时候，无意中听人提起了一个姓叶的劳动模范。说的是这叶姓男人在农场多年来，一直以非凡的吃苦耐劳甚有名气。细问之下，竟就是叶家的后人，那是在这个老城市里以经营象牙雕刻为著的叶家。其父没有继承家传手艺和生意，而是自主选择了人生道路，在法国人办的学校读完书后，成为这个城市里的第一批无线电报务技术人员。1949年后，则由于曾服务于旧军队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送去劳教，自然连带着影响了子女的升学就业等问题。这个叶姓劳模，是在考大学落选后，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了荒僻的西双版纳，当了农场职工，一直到前些年因肝癌去世。去世前，他承办了农场的一个公司，研制出国内最早的薯片。知情的人说，他是那样兴致勃勃地到处奔走，将薯片送给朋友熟人尝试。
是在饭桌上说起叶家后人的事情。那是农场边上的一间傣家餐馆，简朴的竹楼四面透亮，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仍然鲜艳明丽。我心中溢满无边伤感。在那里的日子里，我走了不少的农场，知道吃苦耐劳在那里意味着什么。
我突然问道，他长什么样子？帅气吗？好看吗？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问。也许那一刻，我想起了有人告诉过我，他父亲年轻时候多神气，一个干干净净很好看很“子弟”的男人。
很“子弟”！
我想就是那个时候，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子弟这个词的含义很复杂，既统称这些出身大户人家的子女，又专指这其中最能显示这个阶层应有的容貌和气质的。
被问的人愣了好一会，似乎还一时想不起那人的相貌。然后用坚定的语气说，不！不好看！很黑……
我不再吭声。
自然是黑的，接近一种深入似墨的黑。西双版纳阳光下的热带雨林里的艰辛劳作，我几乎没见到一人能保留白皙的肤色。就是那些已经不用再到露天下的人，也仍然保留了那种深入皮肤而无法去掉的印痕。我没再问下去，我害怕对方还会告诉我，那劳模不仅肤色黝黑，背还驮了，是个很难看的男人了……在这里，我见过有与他身份一样的男人，就是这样一副令我看到顿时心如刀锉的模样。我突然那样深切地感觉到，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其实都是一样会注重自身的相貌，当后天的环境将原先的优越带走，也是一种人性的残酷。
饭桌上有人在说，他中毒太深了……
中毒。
这个词深深刺痛了我。
我迅速扭转了脸。竹楼外面的风景总是优美旖旎，透过丛丛蕉树，能看到远处山冈上的橡胶林子，这是当今的西双版纳里处处可见的风景。我不知当年那个叶姓的子弟，在胶林繁重残酷的劳动中，那内心里的赎罪感能否减轻。
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人告诉过我，少年时期的他也曾顽皮也爱闹恶作剧，到了考不上大学去做仓库临时工时，还常是一副没心没肺吊儿郎当的模样。有时会偷偷顺手牵羊拿回一小包核桃什么的，与家境富裕的邻家小孩换面条吃。那个后来长大了的邻家小孩还对我说，他在拿到面条急匆匆赶回去煮出来并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是躲过家中所有人的眼光的。那么，当他在农场里当上劳动模范时，能不能吃饱肚子了呢？
再后来，又听到别人提起，他和他的父亲都各有一绝活。父亲能弹一手好三弦，而儿子，则能在一宽幅钢锯片的背面上，用二胡的弓弦拉出任何美妙的乐曲。听来颇觉神奇。细细思忖，又觉得是有手艺人的家传渊源。
从西双版纳回来，我最不愿意与人提起的就是他。其实我一直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商家子弟，都有小四合院那个朋友那样安稳优渥的生活背景。他们中的多数已经落到了社会的普通底层，一生窘迫平庸。
但我却是很迟才了解到，在那场改造运动中，对工业主和商业主的待遇是有差异的，而后者之所以要接受更严厉的改造，是因为界定了他们的财产拥有更接近剥削的含义。这种强硬而近乎蛮横的解释令我万分惊异，继而，是久久的悲哀。
另一个男子，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男子。
我常常怀着一种无比美丽的心境回忆起他。那回忆令我在任何时候，心中都是一片星光灿烂，浪漫而又凄清。
他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城市时就认识的。
也是在一座老房子里，但小多了，感觉上只有半边，街外面的嘈杂声响跟随着涌进来，陈旧中见出了逼仄。
后来才知道，这半边房子的老主人经营着一家绸缎庄，中等家产，但也有名气，想来是有好声誉。这房子确实是一半，另一半归家族另外的人所有。不再维持大家族的规模，不知是因为老主人死得早而后世道巨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这半边房子居住着年轻的夫妇俩和他们尚为年幼的儿子。房子小，院子更小，但一切很有条理，整洁精巧，赏心悦目。
在进去的好长时间里，我都待在那个小院子里，看着男主人兴致勃勃地摆弄晚餐要吃的食物。记得那次晚宴，饭菜丰盛而讲究，都由男主人亲手做出来，然后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是什么菜名，五花八门，别出心裁，令我根本反应不来。后来只想起了其中一个菜式叫青蛙跳石板，用料是当地上好的奶酪饼和蚕豆，白是白，绿是绿，煞是好看，但吃起来却不是很合我的口味。男主人懊丧着拍腿大叫，你这南蛮之地来的小姑娘原来这般挑食呀？说完又是哈哈大笑。我窘迫着满脸通红，说不出话，心中却不由暗暗赞叹：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人。
来之前，知道他大学里学的是数学，也在中学里教数学，脑子极是灵活，每回上课前拿着课本翻看着走过来，到了教室门口说，行了，便是从从容容上了讲台，讲了个滴水不漏。如此这般听来，还以为是学究模样，一见面大吃一惊，着实“子弟”。高大俊朗，风度翩翩，捎带着几分艺术家的落拓不羁。客厅里，摆着一架风琴，说是他从什么地方用几十元买回来的，墙上贴满他画的油画，说不上好不好，却是灵气逼人。
小小的院子，小小的房间，再看不出当年有过什么样的富有兴旺，却温馨迷人。男主人幼年丧父，再遇上世道巨变，家中光景必多有逼困窘迫，却依然不负天性，养出如此浩然之气精致品位。
多年后，他对我说，其实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内心一直饱受压抑，充满自卑和忧伤，但始终坚持不让自己沉沦，凡是能学习的事物，会努力去争取学好，凡是能做的事情，会尽量去尝试，努力营造充实而快乐的生活……
听着感动。不是每个在逆境中长大的人，都能坚守对生活的热情和爱。
还记得，当年那个温馨小家的厨房，是男主人自己动手搭出来的，占了小院子的一角。厨房外种着一株葡萄，已经上了架，只是在冬天里落光了叶子，看不到绿叶郁郁时是什么样子。
男主人豪气地说，夏天再来，请你吃葡萄了！
我听着，心中暗笑，嘴里酸酸甜甜的。
站在葡萄架下长长的时间里，我注意到小厨房的那扇小窗子。男主人在忙碌中反复地转过脸来说，这是他最满意的杰作。神态口气得意而明显嚣张，令人忍俊不禁。小窗子的式样，洋气而别致。后来才想起来，那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风格。
他的朋友们都对我说，他一生迷恋的就是俄罗斯。
男主人是“文革”前65级的大学生，那一轮年轻人大都对俄罗斯有着难解的情结。但到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男主人的俄罗斯情结要比身边的人深得多，因为那与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联系在一起。
那段美丽而伤感的爱情故事，其实我了解得非常简单，刻骨铭心的只是那个悲剧结局。那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死了，死于白血病。她在这个老城市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开始她的爱情，也在这里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她的父母，受不了失去独生爱女的伤痛，终于放弃了那间小面包坊，离开了这个城市而回了遥远的家乡。那个时候，男主人也和那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一样，还是那样的年轻而单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憧憬。
在这个老城市里，一定还有不少人记得那间味道很好的面包坊，或许也依稀记得那对俄罗斯夫妇有一个美丽的女儿，但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美丽而伤感的爱情故事。而在好长的时间里，我也无法想象这个本来有机会成为绸缎庄少老板的男子，是如何在长长的日子里始终保留着那份纯真执着的怀恋，保留着那份丰富浪漫的情怀。
早些年来的日子里，我喜欢在晚上独自出来散步。
这个高原城市的夜晚，不冷而又没风的时候，清澈温柔而宁静。那时的老街巷，都是老房子，路不宽敞，也不过分喧闹，入夜后，行人更少了，街面很安静，路灯常常不亮，只有树在黑暗中婆婆娑娑，发出些诡异的声响。从树下走过，靠近路边房子的窗口，能看到有灯光隐约闪烁，时而杂带着一些轻轻笑语，温和地掉落出来。
老房子的灯光也通常是不够亮的，昏暗着，一种云晕雾气般的黄，从窗口缓缓掉落到树叶上地面上，又柔和了好些，却格外温馨，暖暖地落进心的深处。那个多情浪漫的男子和他的恋人，是不是就在这样的夜晚这样的灯光下约会呢？那些老街巷老房子，或许就是有了这样的夜晚，这样的灯光，还有那一对青春倩影，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和美丽，使人们到了今天缅怀起来仍然感动不已。
后来，这位男子终于有机会去了他梦寐以求的俄罗斯。这个时候，他似乎唤起了他的祖先给他遗传的本领，开始与俄罗斯人做起了生意。不同形式的生意，失败了一桩又做另一桩，是什么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主要的是他能来到这个地方，他心中那不朽恋人的家乡。他着迷地收集俄罗斯的物品，大叠大叠的古典音乐唱片，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甚至还有一个偌大的锡茶壶，令人难以相信他是如何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地抱回来的。
我听着，既惊讶又感动。毫不犹豫地认定，那一大堆的俄罗斯物品之中，一定有一盏灯，一盏能在黑夜中闪烁不灭的灯。
再后来，也知道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热爱与迷恋。他接触了不少当代的俄罗斯画家和诗人，和他们交朋友，自己翻译他们的诗歌，并自制成非常精美的诗集印出来送给朋友。他也给我寄过来了。
读着那些美丽而忧伤的诗句，依然为他那从未改变的情怀深深感动：
我沿着街道从屋边走过，
那里是我迷恋的孩提时代，幻想、痛苦和徘徊，
在这里，树叶飘落何处和突然转眼即逝的记忆，
那里是自己恋爱的岁月以及造成的忧伤……
——［俄］弗拉基米尔·纳冉斯基《古老的托母斯克很晚的晚上》
我采摘了美丽芬芳的百合花，
它们好似一群纯洁的少女，腼腆得那样孤寂，
犹如痛苦，于是心儿颤抖地紧缩在一起，
苍白的花朵把头摇曳，
我又重新向往那遥远的愿景，
有关那个国度，我曾和你在一起……
——［俄］安娜·阿赫玛托娃《百合花》
他告诉我，他频频搬家，那半边的老房子早已经不在了。
这个消息令我深深失落。突然特别怀念那个漂亮的小窗子和来不及尝上的酸酸甜甜的葡萄……
还记得我们见面的那个夜晚，大家痛快地吃呀喝呀说呀闹呀，不拘形迹。最后，是男主人拉起了手风琴。琴艺不太精湛，却充满灵性，充满激情，如他的人一样，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朋友们都喜欢说，他是那样的聪明，那样的才气横溢，什么都会摆弄，钢琴手风琴小提琴，从来没见他练习，就把多少曲子奏出来了，就这样毫无顾忌地在朋友们面前展示了。
夜渐渐深了，他一边拉呀一边唱呀，时而停下来，笑着嚷着，唱呀，唱呀，一起唱呀……朋友们谁也没回应，安静地微笑地看着他，在那个寒冷静谧的深夜里，在那座有着一个漂亮小窗子的老房子里，聆听着他的琴声和歌声。多年后，我仍然会在猝不及防的一瞬间，泪水盈眶地回忆起那个夜晚里的琴声和歌声：
有位年轻的姑娘
送战士去打仗。
他们黑夜里告别，
在那台阶前。
透过淡淡的薄雾，
那青年看见
在那姑娘的窗前，
还闪烁着灯光……
灯光，老房子窗前那些永恒的灯光，犹如无际星辰穿越以往和未来，伴随着这个男子一生中的每个夜晚，无论是寒冷还是孤独，一样温暖如春，一样璀璨如花。不能想象，若是没有了那些黑夜里的灯光，这个情怀细腻深远的男子，又拿什么来抵御生活中的平庸和残酷？
［篇三］旧大学
有一年的春天暖得早，那块著名的草坪长出了新的嫩芽。蹲下来用手轻轻拂过草丛，水一般柔软的感觉顿时涌满心胸，眼眶便热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与这所旧大学相关的所有记忆，早已珍藏于心的深处，就犹如珍藏生命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今年在昆明遇上了冬来的第一场雪。
夜里朦朦胧胧中，还听到雨打在铁皮窗檐上的嘀嗒声，明快热闹。早晨醒来，已万籁俱寂。拉开窗帘，竟是满天白花花的飘雪，细小轻柔，也如微雨纷扬，落地即融，留下一片湿润，如同雨天一般。出去细看，那高处的屋檐墙头挂住了一点点的冰凌，很是可爱。园子里的花树，不知是否矮了瘦了，却是一星一点的也留不住。知道昆明偶然会下雪，以往也多在冬季里来，却从没遇上。
一个人上了圆通山，喜出望外。草地和雪松上是大块大块的积雪，晶莹而柔软，极为动人。
再往高处一路走去，空无游人。园子里的樱花还没开，不见叶子也不见花蕾，光秃秃的树干却是挂不住积雪，更见了枯寒冷寂。到了山顶，有大树耸立，风霍然大了，雪也大了，从高高的树梢上横扫而落，竟有了苍茫气势，与往常的温存宁静迥然不同。往山下城郭看去，天低云暗，风疾雪迷，将一城繁华旖旎遮掩而去，留下黑白底色，宛若一张搁久了的老照片。
猛地想起，这圆通山上，应该还保留了一截老城墙。
记忆里却想不起那截老城墙在哪个方向了。清晰记得的，却是山下面的一个个地名：北门街、先生坡、文林街、大西门、西仓坡……然后，是一个大学校园。
在很长时间之后，我才忽然醒悟过来，在我既不了解那些旧军人的历史也不了解那些旧房子的历史之前，这座老城市之所以能吸引我，是因为一所旧大学。
一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绝代风姿的大学。
绝代风姿。
从书上读到这句话，犹如风声飒然云霓涌起，一群身着长衫的书生，从眼前匆匆而过，牵动了我终生的仰慕和思念。
有一年的春天暖得早，那块著名的草坪长出了新的嫩芽。蹲下来用手轻轻拂过草丛，水一般柔软的感觉顿时涌满心胸，眼眶便热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与这所旧大学相关的所有记忆，早已珍藏于心的深处，就犹如珍藏生命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西南联大这一名称，小时候就知道了。
从小住的是一个校园。一间中学，很大，也很老，因此，也就有了不少老式的人。年龄要比我父母大，经历也比我父母复杂，或读过私塾，或留过洋，因此他们在服饰风度上，也有了与我父母不一样的地方。而聚坐在一起的时候，还会讲起一些更老旧的人和话题。那些老旧的人和话题里，有时很自然地就提到这一名称了。有时说的，是某某君当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到了清华大学任教，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艰难以度，终于也能将学问做到誉满天下。有时又说，那第几届的某某君毕业时，瞒着家里跑去昆明考西南联大，一去多年无音信，家人都以为他在炮火连天的途中丢了命。
后来从父亲口中知道，那位做出大学问的西南联大教授，还是家族里的长辈。只是家族里的人提起他，叫的仍是他的原名。自然，喜欢说他的大学问大名气，也喜欢说一点他的家常情事。
再后来，也听母亲说一点她零零星星的记忆。先说中学里的年轻老师，都爱讲那个远在西南边陲的大学，爱讲闻一多李公朴的事情。到进了大学，教现代文学的老师正是毕业于西南联大，当年闻一多先生的学生。人非常年轻，却很有学问，品格也高，甚得学生喜爱拥戴。偶尔在课堂上讲起西南联大，讲起闻一多先生，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一改平日的斯文沉静。
到我读大学了。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更大的校园里，认识了更多的老先生。那些老先生的年龄很大，学问名气更大，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一样听到了这所旧大学的种种往事和人。一年，从昆明去的一位老先生来任客座教授，陪着他散步的时候，他问，知道西南联大吧？不及我答，已是津津有味地说起来了。都说了什么我记不全了，却对他说话时的那种神采飞扬印象深刻。
突然发现，从小到大，那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下说起西南联大，都是一样的口吻，熟悉而热爱，却又小心翼翼，带着一种由衷的喜悦，也带着一种悠远的伤怀。
这所已经不再存在的旧大学，就这样在长长的岁月里，带着不同人的记忆，一点一点地零零碎碎地撞进了我的生活，突兀，朦胧，却又昂扬强烈。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种记忆将会追随我的一生。
毕业后，我也留在了大学的校园。每当站到讲台上，偶尔往窗外眺望，天远云深处如有无数高山耸立，那种突兀朦胧而又强烈的感觉便一下袭来，心头无端沉重而惶恐。
是什么令我内心不能安宁？
一年，一个快毕业的女孩子在校园的路上遇到我，静静站着那么一会，突然问道，老师您能和我们说说，今天的大学与当年的西南联大有什么不同吗……
我大惊。答不上话。我知道女孩子来自这个城市。她模样恬静温存，常常在下课的时候站在一旁听别的学生和我讨论各式问题，却从不开口。
时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人们对物质的重视似乎远远超过精神的需求。学生们爱戏说，校园里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然而，从这个城市出去的那个女孩，用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固执地看着我。
也许就是那年的秋天，我怀着一种惶惶惑惑的心情，开始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起这所旧大学。
这时候才发现，有关这所旧大学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即便常常犹如洪水般涌来令我窒息，但都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飘飘忽忽，似是抓住了什么宝贵的东西，却又无法悟透那是什么。于是，我的讲述也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飘飘忽忽，天上地面，云中雾里，却依然觉得说不清说不透那其中脉络万千气象。而学生却总是津津有味听来，如食世间珍馐，如闻空谷幽兰。听完了，仍然不走，翘首以待。
于是心中惶惶，又在那些暑假或寒假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这个与这所旧大学有着最紧密联系的城市。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是失望的。我甚至拒绝再去看那个被喧闹拥挤着的纪念遗址。那里太干净，太矫饰，太小气，太空洞，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的形象。
但那时候我知道文林街了。我牢牢记住了读书期间，那位来自这个城市的老先生眉飞色舞地说，到昆明要去文林街，那条小街，是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最喜欢去的地方……
恰好，我住的地方离文林街非常近。
我常常喜欢沿着翠湖边的路走去文林街。
那个时候，湖边的路还很安静，即便是白天也行人寥寥。从铺满落叶的树下走过，可以静静听着脚下的细碎声响，任凭思绪在高原鲜丽的阳光下自由飞翔。翠湖上总有风吹过来，风带着水的味道，还有一些植物的味道。后来读到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说那个时候的翠湖没有荷花，只生长着大片的水浮萍，湖面吹过来的风里，也带着水浮萍的味道。常常做着猜想，水浮萍的味道，是不是也这般清凉而有点泥土味呢？
说是那时候的西南联大学生，都喜欢到翠湖里的一间图书馆里看书。那图书馆的模样像个清净道观，仅有一个管理员，每天从家中来开门，时间无定，进了门则随手将墙上一个不会走的挂钟用手拨到八点，到下班走的时候，又将之拨到十二点。来看书的学生也就随着这般奇怪的方式等待进出，从无怨言。读罢甚向往之。如此精彩的图书馆和人，也只有那个时候，让西南联大的学生能遇上吗？每每这般想来，不禁扼腕叹息，恨自己生不逢时。
走完湖边的路，就看到了云南大学的校门。越门而过，则是往文林街去了。那一带，年复一年地保持着原有的素净简朴。黄昏温软的残阳中，往往安静得犹如一幅郊外小镇的风俗画。
今年再走近这个地方，一派车水马龙的喧闹，大吃一惊，竟不敢再往前走去。左右惶惶而问，文林街呢？文林街呢？
没人答我。
正是下雪的那个傍晚。雪停了，气温却更低，空气冷冽肃净。来往行人匆匆，都赶着回到温暖的家。我一个人呆呆站在暮色渐浓的街头上，心中涌动着欲要哭泣的感觉。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这里应该是一个长长又窄又陡的坡，叫大先生坡。这名称一直令我非常好奇，却始终无法了解是什么出处。但总以为，有了这大先生三个字，就只能是与读书的场所有关，与有大学问的读书人有关，也就不再深究了。只是每回与人说起来，总有一点说不清楚的惆怅。好像担心自己在不小心中，漏失了什么宝贵的东西。
沿着大先生坡走上去，就是文林街了。
印象中，街面到了坡头是陡然拐了一个弯往右转去，似乎带动着整个坡整条街往一边倾倒，令我每回走上去，都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街两旁的店铺，也是如逼死坡那边一样的逼仄矮小，还要更草率陈旧一些。那些小小门面的店铺，应该有各式的不同经营，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只注意了那些书店。每逢和已经熟悉文林街的人谈起来，我都发现，只有我记住了文林街有很多的书店。面对他人质疑的眼光，我仍然坚持我的记忆是对的。我不可置疑地说，那是些多么可爱的小书店呀！一家挨着一家，毫不相让……
这样说的时候，眼前如电影场景一样闪现出那些小书店的面貌。有的小到几乎就那么两扇门面，从这边进去，那边出来就是另一家了。进到了店里，模样也差不多，从没有整齐过，书凌乱地摆放在架子上，看书的人也凌乱地依靠在一旁，甚至有坐在地面的。一次往里走找一本书，无意中踩着了一个男孩子，慌乱着赶紧道歉，那男孩翻转了一下让开了路，照样聚精会神地看他的书。那边结账的是个女孩，也在埋头看书，闻声抬起眼看看，也不言语，仍然垂下头看她的书去了。倒是自己讪讪一笑，环视一屋子都在专心一意翻书的人，不知再做何反应了。
前几年来，发现这城里开了一间很大的私营书店，颇有开明风气，里面设置了好些座位。每次进去，能看到很多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坐在那里看书，那阵势是能一看到底，毫无要买的心思，竟也从不见被赶，特别为此而感动。想到我居住的那个城市的大书店里从来没有座位，竟深深羞愧。我对朋友说，果然得了文脉是不一样的呀！
这样说的时候，就怀念起文林街那些可爱的小书店了。
记得每回在那些小书店里，总能淘到几本心仪的书，便大老远地抱回来。到了上课了，把书带去，翻开里面给学生讲上一两段。有时，书也没翻，只是静静地摆在一边，到了临下课了，会突然悄声对学生说，这书是在文林街带回来的哟！当年，那是西南联大的师生最喜欢去的地方——
学生一时屏声静气，目光肃然。然后，他们会在下课的时候拥挤着上来，看着，会有人伸出手轻轻去摩挲书的封面，有人嘘的一声，那手又慌乱着移开，眼睛怯怯抬起来。那一刻，我们相视而笑。有时，书被学生借走了，辗转着久久回不来。我有些心疼了，却又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我还要去文林街的。
当我又来到文林街，靠在某间小书店的书架潜心翻阅书本，午后的阳光照样鲜丽地掉落眼前，心中一片温暖而宁静。尽管那时我仍然觉得，自己离那所旧大学和那些日夜思念与仰慕的书生们还非常遥远。
往往从书店里出来，就近了黄昏。高原的阳光终于也变得温软起来，金黄色的光斑晃动着从屋脊上掉落，在残旧着的青石路面上见出了那么一点颓废，空气里便无端弥漫起一种伤逝的气味，似乎一不小心，就要惹出满眶的泪水。心惶惶地往家里赶，总能看到街边有地摊摆卖起许多新奇古怪的东西，多是吃的，却又叫不上名字，来回彷徨着终是没敢买来尝。
一直走到了湖边，猛然发现肚子却是饿了的。揣摩着回到家还未必就能吃上饭，便拐进了街角那间卖米面也卖面包饼干什么的店里，左右看看，也还是买了那喜欢吃的云片糕。那云片糕的味道觉得很正宗，知道在这个城市里也是一种传统点心了，只是不知当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是否也喜欢吃。
后来读到汪曾祺的文章，说起这个地方有一间小店，里面卖一种价格非常便宜的核桃糖，为西南联大的穷学生最爱吃，每回路过这里，便用很少的钱买上一大块，一边啃着一边溜达到翠湖里面读书去了。此外也在别的回忆文章中读到，当时城里有一间著名的包子铺，据说是西南联大一位副教授副业所经营，专卖天津包子，价格相当贵，却是门庭若市。每天落日之后，便可以看到许多操着北方口音的人，冲着高高飞扬的热气而来。
多么神奇，那段特殊岁月里一所临时建立起来的大学，也在令这个老城市的日常生活风貌随之发生变化。
那个时候，我也知道茶馆了。文林街的小茶馆。
文林街应该有很多小茶馆才是。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几乎人人都是泡茶馆的能手。
汪曾祺专有一篇文章写此，就叫《泡茶馆》，写得那个生动传神，百看不厌。说是文林街的茶馆几乎已成了西南联大学生专用，偶有外边的人到了门口，看看里面那些年轻人执书端坐的模样，怏怏地便离去了。那些茶馆的小老板们，竟也习惯着如此这般光景，不仅不会赶这些一杯清茶占着位置的穷学生，还常有诸多照应，赊了账，并借钱给他们去看电影。每每与学生说起，都是满心崇敬。一个国难家破的年代，书生们在这个老城市里能得到如此眷顾，真真是万幸。
但当我拼命从记忆中搜寻那些茶馆的印象，竟是非常模糊。后来有人告诉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文林街已经没什么茶馆了，它们被当作一种腐朽的生活方式淘汰了。
我开始为自己因为不习惯喝茶而深深遗憾。
今年再去。有人兴致勃勃，带你去茶馆吧？翠湖边一长溜门面精致典雅的茶馆，在眼前招摇而过。
我摇摇头。
还是文林街当年的茶馆吗？
北门街和文林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两条街其实相隔很近。顺着圆通山的山势，由上而下，先到北门街，然后从北门街的半截处走一个落差很大的陡坡下来，绕过云南大学校门，就是文林街了。
记得每回下那个落差很大的陡坡时，都有一种很惊奇的感觉。那种陡而直，快到坡底又急速地折了一个直角般的弯，就像当初是匆促着沿山势凿成，毫无刻意。常遇到一些大胆的人，骑着自行车从坡头直冲下来，旋风一般，令人远远避之唯恐不及。下雨的时候，雨水顷刻间便成溪流，哗啦啦地欢快着直奔坡底，看着也是令人惊奇不已。
到了坡底，有一间小饭馆，名翠云楼。门面简朴，且透着一点古意，是这个老城市里独有的古意。低矮的阁楼敞开着半截子，透过简单的栏杆，能清楚看到上面围桌而坐的客人。有时走过，还能见到那其中有外国人，一副惬意舒坦兴致勃勃的模样。依稀记得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说这里也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喜欢来的地方。后来，又听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因为这间小饭馆是后来才有的。始终没有再细细打听，说不准哪种说法是对的。但喜欢人们将它与那所旧大学联系起来，也喜欢它那副简单朴素的模样。年年来，看到的都是一个样，没有变化，就觉得像这个地方一幅固定的风景照。而到了去年夏天再去，发现面目全改，变得豪华艳丽起来，前面停了五花八门的轿车。在那里愣愣站了好久，心中极是失落。
北门街也是时常走的地方。每回要到云南大学的后院，便是顺圆通街进北门街，长长地走尽了就到了。
那个时候的北门街，也如文林街一样老旧。
没有大坡，走上去要平坦从容一些。不过也明显窄而逼仄。走多了，就发现青石板路面有了好些坎坷处。两旁的房子重叠低矮，门面深浅不一，长长地从这头走过去，视线便被那些横斜出来的房屋挡住。这样一来，倒有了幽深有致的韵味了。
印象中，街边有零星小商铺，经营并不喧嚷的生意，低调着不张扬。而更多的，则是住家房屋。因此白天里走过，感觉是很安静的。有老人坐到门外来，静静地晒太阳，偶尔抬起眯着的眼睛，对那些撒跑着的小孩子吆喝一声，也是短促的，没惊扰小街的一片宁静。倒是夜里走过，听到屋里有了说话声笑闹声，和着暖暖的灯光传出来，显出了白天没有的生气。或许是这些印象，令我一直觉得北门街更接近家常平凡的居家感觉，而不似文林街，简陋清淡里就弥漫出书香气。
还记得有些时候经过，能闻到淡淡的花香，混杂在那家居的烟火气里，很是可爱可亲。驻足顾盼，却又见不到花的影子，想来是隐在那深深庭院里了。怔怔站着，不由生出了些许怅然。
一次是夜里走过，遇到突然而来的雨，慌乱着躲进了一户人家的门楼。那门楼低矮逼仄，不断转动身子往里靠，不经意间从漏开的门缝里看进院子，顿觉红艳艳一片的晃眼。一惊怔，仔细一看，是山茶花。那屋里有灯光照出来，看得清楚，也看得耀眼，一片纯正的红。山茶花是昆明常见的花，曾在西山一寺庙里见过一株巨大的山茶花树，说是开花时满树满枝，红彤彤的热闹辉煌，令人叹为观止。往年里来没遇上开花季节，想不到这山茶花在如此简陋的小院子里，也有这般灿烂怒放的华丽。
一时看呆，不知雨什么时候就停了。花上仍然有水光，晶莹闪烁中，那红色通亮而深邃，似穿透着无边夜的静谧而来，直撞进心坎。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突然间，屋里有些细碎的声响传了出来，静谧的夜顿时生动起来。猛一惊，一个熟悉的场景闪现眼前。那两个著名书生的鲜血，在半个世纪前哗然泼洒地上，是不是也如花儿这般红呢？
著名的北门书屋就在前面不远。
还没有到过这个城市之前，我已经熟悉了那个地方，如同熟悉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名字。他们的名字被提及太频繁，在书本上，在许多人的口中，贴上了固定的标签，太熟悉，太高大，以至于让我觉得陌生和疏远了。然而那个雨夜，我蓦然间感到了一种逼真的亲近。这种亲近令我在惶惑迷茫中，回到了那个血色弥漫的清晨和夜晚。
花儿的红深邃而又尖锐，一下子击溃了雨夜的缱绻与温情。
突然反应过来，闻一多遇难的那个日子，就与我的生日同在一天。七月里，盛夏的日子。
七月高原的夏天，既炎热又清凉。在清晨和夜晚里，常常是有些雾气的。罪恶的枪声冲撞着雾气而来，尖锐昂扬。
“先生已经走近了家门，仅仅一百米了……夜的静谧中，能听到屋里的某些声响，是妻子的剪刀碰撞到什么东西，还是孩子们的吵嚷？先生也许已经微笑了，为听到了这些熟悉温馨的声响而感动。这种感动，令他在刚刚的演讲会上的激愤中渐渐平息下来，而化作了另一种柔软细腻的东西。就在那一瞬间，枪声响了。冰冷的七枪，划破了厚重的夜色，尖锐而准确地落在先生的身体上……鲜活而高贵的生命在一刹那消逝而去。鲜血浸透了那个城市的土地。到了今天，那块土地上，或许已经开出了红艳艳的茶花……”
那一年，我从这个城市回去，在讲台上就是这般讲述，讲述了半个世纪前那个血色弥漫的夜晚。
诗意的虚幻般的语言，在刻意掩饰一种锥心透骨的伤害。
我和我的学生，终于真实而悲伤地走近了那些书生。
去年的夏天，重新去了那个著名的遗址。带我去的人再三欣喜着说，刚开了一个隆重气派的纪念盛会，新竖了一个纪念碑，也新建了一个纪念馆。
纪念馆果然很漂亮。室外的空地上，也很用心地修饰起来，有了好些塑像和浮雕，是一些与这所旧大学有关的名人和某些具有纪念意义的相应场景。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先生，也有学生，竖在树下草地上，甚而直接铺在地面。女儿对这些比对纪念馆里的东西更感兴趣，转来转去地问，那个时候的大学是不是跟今天很不一样呀？那些老师和学生是不是跟我们也很不一样呀？
女儿在读大学，也像我的学生一样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了。
他们的心——比我们更自由。
我不由自主地说出这话的时候，正站在那间铁皮屋顶的教室前。空落落的窗子里，能清楚看到里面的简陋摆设。没有人，犹如落了幕的舞台布景，顿时没了生气。
当年在里面的那些可敬可爱的教授和学生，都到哪儿去了？
阳光热烈，白晃晃的耀眼，我仍然能看到一片夜色苍茫中，那个穿越草地小径而来的先生，总是步履匆匆，总是怀搂一大叠的书和文稿。在所有人的回忆中都这样说，当年闻一多先生开的“古代神话与传说”课程最是叫座了，不同学科的学生争相选他的课。住在城市另一头的工学院的学生，不惜走长长的路穿越整个城市赶来听课。
那是何等壮观的情景！
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没有玻璃也没有挡板的窗子，趴满了很多来旁听的学生。还说，闻一多先生喜欢上夜晚的课，喜欢抽烟，也让学生抽，每逢讲楚辞，一开口是吟诗般道来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
多么喜欢那个闻一多呀！
我站在讲台上就这般由衷地说出这句话，神飞色动。
学生皆一脸惊诧。我能读出他们眼中的疑惑，这与他们从教科书上熟悉的闻一多是如此的不一样。
那块著名的民主草坪，象征性地保留着一小块的面积，年复一年地如常不变。上面的小草，总也长不高，也长不乱，纤弱细小，平凡卑微，与它们承受的重大意义是如此的不相称。
草坪上竖立的那尊闻一多塑像，是原来就有了。
一年，在这里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面色黧黑衣着土气，想着该是从那大山里头出来的某位学生家长。他也和我一样，站了长长的时间，凝神仰望塑像，最后转过脸来，笑了，带着一种满足舒坦。然后说，看上去是个好先生哟！
我听着极感动。急声答道，是的，是个好先生！
我喜欢这尊塑像低俯着头的形象。眼神睿智而平和，姿态矜持而从容，而不是以往从某些画面上熟悉的那个振臂高呼慷慨激昂的形象。我知道，自己更心仪的，是那个在教室里抽着烟侃侃而将饮酒与《离骚》并论的先生。
塑像下面，常有男孩或女孩坐着看书，很安静的样子。看着他们，觉得是熟悉的，但从未和他们交谈。是心有忐忑。年青的一代，对那所旧大学还有多少亲近的感觉呢？
离开草坪往外走是一小径，一旁是一池水，一旁是一排树，树下也有花。想起汪曾祺的文章里提到，这个地方原先就是一个很大的池塘，池塘中间有一小岛，实是一座大坟，上面长满野蔷薇，花盛时，香气四溢。当年池塘边的这块草坪，也很大，是学生喜欢自由集会的地方。几乎每个晚上，都有各式讨论会和晚会。每次集会，学生都邀请先生来主讲和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那些德高望重的教授们，也将此当作上课一样严谨的事情来做，匆匆吃完晚饭后，踏着月色走过坑坑洼洼的路准时赶来，认真地将他们苦心钻研的学术成果和学生一起讨论。而有时，先生们还会兴致勃勃讲起一些有趣好听的故事，让那些在饥寒交迫中的学生能享受到一种纯粹的快乐。
一所战争威胁下的大学，一种学术的严谨态度和自由精神仍然没有磨灭，一种乐观热情的生活态度仍然张扬，如夜空上的星光闪烁，温暖着这个民族已是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的胸怀。
后来，那些集会上的学术讨论渐渐地少了，更多的是有关政局的宣讲与辩论了。再后来，就流血了。
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政治永远笼罩着校园。那些心灵敏感而深远的书生，会自觉承担起一个民族沉重的忧患，甚至是流血。
是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大学校园里，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无论如何，有了那些夜晚，有了那些书生，这块草坪永远充满魅力。
每年到这个老城市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更多的时间逗留在另一个大学校园。在那个校园，有着更开阔的空地和草坪。
是云南大学。
这里离那所旧大学很近，之间仅隔着文林街和凤翥街。当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或许也像我一样，走着走着就走进这另一个校园里来了。那个在战争中匆促建立起来的大学校园，一直非常简陋寒微，而云南大学里宏大精美的建筑，一定令他们回忆起在京津地的母校里那个美好的和平环境。
多年前，这个校园还保存了很多旧的痕迹，旧的建筑，旧的人，旧的景致，弥漫着古雅的书香之气，给我熟悉而亲切的感觉。我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觉得这里更接近我对那所旧大学的想象。
去年夏天，再在这个校园里转悠的时候，专门去了有名的明代贡院遗址。遗址保存得很好，似乎刚修缮了一番。那名为东号舍的考生宿舍，粉刷得有些刻意，倒见出了格局的逼仄寒酸。靠着路边的墙上，挂一碑记《重修贡院东号舍记》。细看，是今人所写，却也措辞古雅，文采渲染。主体建筑是“至公堂”，比考生宿舍堂皇多了。想来这里应该是贡院祭礼集会的地方，故而得肃然大气一些。只是看着不是太喜欢。喜欢的是门前那几丛竹子，在明亮的阳光下如纤纤少女，摇曳生姿，凭空就添了书香地的静谧。明末天下动乱时，这里先后遭受两次变动。先是成了农民起义军大西军的一个将军府，后来又作了南明永历帝的皇宫。书香地的温雅和静谧，在狂飙政变中必是俘掠而空。闻一多先生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也在这个地方。那个夜晚，演讲完了回去的途中，先生遭遇了枪杀。政治的阴险和罪恶，再一次如巨大的阴影笼罩了这个书香地。
我熟悉这样的书香场所。
从小居住的校园，也有着从书院到县学再到新学的历史。小时候，我们常常在那些保存下来的遗址里跑来跑去，钻出钻进。最喜欢爬上那座又高又陡的魁星阁，在布满蜘蛛网和充斥霉味的黑暗里，什么也看不清，却被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恐惧而诱惑。长大了，才知道那里面供奉着可以保佑读书人顺入仕途的神像。
2002年回去，看到正在大张旗鼓地维修，很是吃惊。在下面久久徘徊，心中充满惆怅。想到长长的日子过去，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也许都是一样的，都无法摆脱对仕途的渴望和追求，无法摆脱对政治的亲近和狂热。
那个时候，我与多年待在境外的大伯父有着频繁的联系，他年纪大了，也喜欢怀旧了，和我说起当年在这学校读书的时候，最早的文才与文名，是在那些进步壁报上写政论写时评显露出来的。听来非常惊讶。终身为教师的大伯父，历来给人不问政治埋头学问的印象，想不到年轻时候也有过这般激扬文字纵论天下的经历。
后来细想，那一代绝大多数的书生，或许都有过我伯父这样的经历。当我在不同的校园里，与不同的老先生们相处时，总情不自禁地想从他们沉静隐忍的外表下，去猜测他们年轻时候是否也有过这样一种热血沸腾自由激扬的气度。
那天，我终于走近了一处名人故居。李广田的故居。
我熟悉李广田。父亲很推崇他的散文。年少时读他的文章，有些懵懂，觉得说得很白，又觉得说得很深奥。到了成年后再读，能感觉到那是一种极淳朴清远的境界和韵味，犹如泥土的清香。而一开始就喜欢他的诗，更愿意叫他为诗人。就像到了今天，我更愿意将闻一多先生称为诗人或学者，而不是战士。
这个城市的很多人都熟悉李广田，喜欢称他是教育家，也有人喜欢称他是战士。他是这所大学的老校长。因此，我在这个城市里认识的一些人，也都直接认识他，是他的下属，是他的同事，或是他的学生。我最早是从他们那里，知道李广田也曾是西南联大的教师。那时的他还很年轻。他的后半生，是在云南大学度过的，最终也将生命留在了这里。但在很长时间里，我发现那些熟悉他的人，对他的死亡往往是不愿意多说的。就是说了，也是含混不清。听上去令我疑窦重重，总想再问点什么。但到了后来，我不再问了。不忍再问。
故居原来就靠在那座雄伟的会泽楼的一旁，一幢浅黄色的两层小楼。每次走过会泽楼跟前，它那宏大雄伟的面目都给我非常震撼的感觉。尤其是那四根罗马圆柱，高耸着令人肃然起敬。这所大学的原名叫东陆大学，东陆一词，便是取了那位大军阀的字。而会泽，则是东陆主人的家乡。不知为什么，东陆一词，又总叫我联想起那个叫东洋的国家，觉得叫了东陆这字是不是与主人曾在那读过士官学校有关呢？进而深想，不禁惊讶，近代以来活跃在各界的风云人物，竟也多是留学生。到了西南联大，那些教授们几乎都是留美留欧留日回国的。这些堪称中国社会精英的书生们，在学成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而当时的中国，正是如此的贫穷落后遍地烽火满目疮痍。
那一代胸怀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大志的书生们，也许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要为这个民族承担各种苦难，甚至为这个民族流血，献上他们的生命，无论是什么形式。如闻一多，也如李广田。
从会泽楼右侧转过去，就看到那幢小楼了。
之间是块开阔的空地，不知什么时候修起了一个精致的花圃，开着一大片从未见过的草花，矮矮的，贴近着地面，花的形状是简单的五瓣，颜色是淡淡的紫色，清丽素净。禁不住蹲下来仔细端详，低低的，就闻着了泥土特有的味道了，干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湿润和清凉，禁不住伸手摸了，却又有着微微的温暖。怔忪中，心头一点一点涌上很柔软很温暖的感觉。泥土的味道和感觉，也该是诗人熟悉和喜爱的。诗人最著名的诗篇，名为“地之子”。
“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
后面的竟想不起来了。
印象特别清晰的，却是诗人的另一句诗：“把一粒笑的种子，深深地种在心底……”
记得是少年时读到的，非常惊异于它的朴素简淡，像孩童口中说出的话。
眼泪簌簌而下。瞬间融入泥土中去了。写出这般美丽诗句的诗人，哪儿去了呢？
这里地处校园偏僻一角，很宁静。小径上偶尔走过一两个人，也是轻轻而来，轻轻而去，风一般，不留声响。夏日里格外明亮鲜丽的阳光，无遮无拦地普照着树林草地和鲜花，似乎也留不下一点阴影。小楼在寥廓天地间静寂无声。
光阴流逝如水，往事坚硬如磐。
我远远地站着，隔着那一大片美丽的草花，始终没有走进那幢小楼。我知道诗人最后死去，并没有在这里，在这个开满鲜花和散发着泥土清香的地方，而是在一片水中，一片污浊冰冷的水中。
我始终没有去莲花池那个地方。那个与一绝代美人有关的地方。
我拒绝见到那里的水仍然是污浊的，冰冷的，充满罪孽的气息。我坚信，当年诗人死后，在水中数小时直立不倒，腹中滴水不藏，一定是在向活着的人们隐喻着独有而深刻的含义。那个时候，已经是初冬了，夏天里发生的事情在延续着。昆明的初冬应该开始冷了，夜里的低温会延续到清晨，无风而寒，水面上的薄雾凝止不动，阴森惨淡，令每一个赶到池边的人从心底打起了冷战。
后来，我又听说了另一个细节，诗人死之前的那段长长的日子里，被独囚在一间小室里，无人探望，无人交流，令他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到最后，他努力试唱《东方红》，却发不出声音来了。
这个细节令我非常震惊。
我甚至不愿意相信。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诗人在走向死亡的时刻，想起的应该是二十二年前的那个夜晚里另一个诗人的死亡。他一定愿意像当初那个诗人那样，在敌人的枪弹底下慷慨激昂地死去，而不是如此屈辱地死去。或许，他还会无比困惑而悲哀地想到，他们曾经共同追求而愿意为之献身的理想在哪儿呢？
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在专制黑暗中如光明般温暖，吸引着一代书生敏感单纯善良的心灵。
小楼前面有一小亭子，古色古香，题匾上是“风节亭”。
此亭子也是贡院的遗址之一，与诗人的故居相近，不知是不是历史的巧合。古往今来，书生们对风骨气节的极力推崇，是因对政治的眷恋而起，还是为远避政治的阴险而立呢？
想起了在我居住的城市里，也有一位很著名的书生，陈寅恪。
到了今天，陈寅恪的名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几乎已等同了风骨气节的象征。而人们提起他，也像提起李广田、闻一多一样，会即刻联想起那所旧大学来。
走出来，大路旁有一大树，巍然壮观。走近伸手一比，似乎两个人都无法合拢。一问，是银杏树。知道这是一种稀贵的古老树种，在恐龙存在的侏罗纪时期就有了。它是怎样生存到今天的呢？听说，其树龄可达4000年。这是多么惊人的寿命。
那所旧大学也犹如这古老大树一样，即便已经不再存在，却在人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而这个老城市，似乎要得到更多的滋养。
我知道，西南联大的八年中，这个城市里的中学教师绝大部分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或老师兼任的。如闻一多这样的著名教授，也有过与学生在同一间中学兼教的经历。到了西南联大北归解散了，仍然有个别的教授和不少的学生，继续留在这个城市里的教育领域。这是一个多么幸运的城市，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灾难重重的年代里，却额外得到了中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那些年里，这个城市里陆陆续续入学受启蒙的孩童少年，竟在懵然无知间，就得到了如此珍贵的文脉的滋润。
大树后面，是一片开阔的草坪，坐着三三两两假期里也没有离校的学生，或在看书，或在低声交谈，或在冥想什么。都是安静着。
风带着金子般的阳光，吹拂在那些年轻的脸庞上，留下明亮妩媚的光彩。
五十年前，六十年前，阳光也是如此的灿烂鲜艳吗？而当年那些少年和青年的脸庞上，又是什么样的神采呢？
去年从昆明回来，和一位远在贵州的亲戚通上电话。
听说我在准备写点有关西南联大的东西，他兴奋异常，脱口而出，我们那代人，可是深得西南联大的遗风呀！像以往一样，喜欢咬文嚼字地说话，一副地道的教书先生派头。这也是一位被人称作老先生的老人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昆明度过，他的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甚至就是当年的先生。他说，那个年代习惯叫先生。接而还说，我的四年中文系，也如西南联大的学生一样，是在文林街“泡茶馆”泡出来的……
说到这里，老先生的口气昂扬而充满激情，夸耀甚而嚣张，一改往日的谦抑自制和沉静隐忍，令我在电话这头惊诧不已，接不上话。
说着说着，说起了另一个遥远的年度：1957。那个特殊的年度里，身边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先生和同学，有多少在一夜间成了右派，被打入了社会的另册。接而说，他们多像当年那些西南联大的先生和学生呀！忧国忧民，直言不隐，一身正气，一腔激情……
声音沉了，仍然咬文嚼字。
在一个雨夜里，听着那些遥远但不陌生的往事，我被历史的复杂和诡异深深震撼。我看见了高原那金子般明亮鲜丽的阳光下，那些少年或青年的脸庞，一样洋溢着纯粹的热忱和激情，还有勇气和悲壮。
到了今天，我已经深信，那些在这个城市长大的优秀学子，一定从他们师长的身上，潜移默化地得到了那所旧大学的精神真谛。他们会为一种崇尚真理崇尚科学的信念，而拍案而起，而奋声呐喊。
想起了另一个也是从这个老城市出去的人。
他出生在这个城市，也是在这个城市里接受了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知识启蒙。到了读大学，离了家乡，去了京城那间著名的航空学院。
在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他偶尔会到家中来，来了就喜欢喝酒。他很能喝酒，喝深了，脸红了，话多了，神态动作也多了，乱了，没了拘束，忽而滔滔不绝，忽而低语缠绵，忽而悲声婉转，忽而酣畅大笑。其间最叫人难忘的是那眼神，炽热沸腾而逼人，好像那深藏已久的东西被酒精燃烧起来，如火山一般抑制不住。一次，他在泪水纵横中对我说，当年大学里三个好友中，如今只剩下了他一人。另两人，都病死在那大山里，再也回不来了……
后来是别人告诉我，当年京城校园里那有名的三才子，在一夜间沦为右派，相继被逐出京城流徙到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干了最苦最累的活，过着最下贱最屈辱的日子。他们不是病死的，是累死的，是苦死的，心里头的苦。
听着，说不出任何话。即便这样的事情我已经听得太多，但每回面对那炽热的眼神，就不禁想起当年那几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如何在一场风雨肆虐中毁去了人生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心中便有了万般的苦涩和悲凉。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他，你们当年办的那份文学刊物，为什么要叫“青草地”呢？叫那样一个充满生命充满阳光充满自由的名称？后来，他去了境外。我们很久没再见面，偶尔听到他消息的时候，还总忘不了他醉酒时的眼神。那样的眼神里，深藏着一种桀骜不羁自由飞翔的思想和胸怀。当年他和他的朋友在校园里长声吟诗拍案而起时，年轻的眼睛里一定闪烁着这样的光芒。
这样的眼神，我还在另一个男人的眼睛里见过。只不过他从不醉酒。
这另一个男人是家族中的人。论起辈分，我得称他为兄，虽然他仅比父亲年少两三岁。
他在1957年的遭遇，和众多的同命运人大同小异。几年劳教后，便被远远地从东北遣返回岭南的故乡，在后来长长的岁月里，成为村子里那个孤独而贫困的放牛人。到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见到他时，他薄衣褴褛，蓬头赤脚，站在那间逼仄简陋寒风四进的小土屋里对我说，历史的黑暗中，只有思想能自由飞翔……
说这话时，他的眼睛熠熠闪亮，如电光石火般鲜明激荡，瞬间照亮了那间黑暗的土屋子。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一幕如此震撼地走进我的记忆，深刻影响了我的专业选择和后来的人生态度。
那时我已经知道，他和我们家族中那个做出大学问的长辈有着更接近的血缘关系。若是他早出生几年，也一定会长途跋涉到这个老城市来投考西南联大。不仅仅是因为那长辈已经是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而是因为这所大学的精神魅力早在感召着他年轻的心灵。
多年以后，我是在读他的遗作时才深深领悟到这点的，并理解了他为什么能在与他同时代的人中，非常另类地坚持了一种“君子不党”的特立独行的姿态；理解了他为什么仍然能在长年困苦屈辱的生存中，坚守了对学问对思想的追求。当他重新回到讲台上后，仍然能以独特的知识和思想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但还是太晚了，太多的时光流逝，太多的东西被消磨被阻隔被损害，他终于没能够实现自己更多的理想和抱负。他是抱憾而去的。
他逝世之前，我们通了一次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变得格外消沉。他说，我写不出好东西来了，太迟了……
我无言以对。满心悲凉。
他的同龄人，包括我的父亲，总是喜欢提起年轻时候的他，是那样的才华横溢知识渊博思想丰富，他甚至影响了身边很多的朋友和同学追求进步追求革命。而他自己，却始终在革命的漩涡中不放弃“君子不党”的立场，令所有熟悉的人都深为惊讶和不解。到了胜利的权力摆在眼前时，他远远离开了家乡，到了东北的一个城市里，当了一名普通教师。这个时候，他放弃了大学里学的哲学，改选了历史。
正是这个机遇，使他成为我参加高考的历史辅导老师，由此在冥冥之中主宰了我对专业的选择。因此，我仍然喜欢称他为我的启蒙老师。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和我自己都以为，我应该会选择中文专业。这正是家族中那位声名赫然的长辈从事的专业。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那位长辈。他是以贵宾的身份，到学校里来作学术报告。
会后，我们见了面。他站在风情旖旎的棕榈树下，仍然精神矍铄，西装革履，头发乌黑光滑而一尘不染。那风貌，那气度，就犹如他还刚从那个叫法兰西的国家回来。
我万般悲凉地想起了那间漆黑寒冷的土坯屋子里，他的晚辈我的启蒙老师那薄衣褴褛蓬头赤脚的形象。他是多么幸运呀！始终能在他热爱的学术殿堂里，做出大学问来。而当年那些与他一起在西南联大的同僚们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呢？还有他家族中，那些也是从小天资聪慧勤奋努力的晚辈们，为什么就再也没有一个能与他比肩呢？如我的启蒙老师，也如我的父亲。
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年西南联大北归后，这位长辈先是到了岭南大学执教，对还是少年才子的父亲极为欣赏，嘱咐父亲读完中学后考到他门下。然而，父亲此时已经卷入了校园里的各种激进活动，临毕业前就放弃了报考大学直奔游击区去了。到了今天，我已经无数次地设想，倘若父亲不是投奔游击区，而是投奔了他门下，会不会也修出了好学问，写出了好作品，成为纯粹的文人，从而避免了后来仕途上的诸多险恶和坎坷呢？
但我却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设想是不可能的。
父亲的身上，更多的是如同闻一多那样诗人气质的激情和浪漫。即便他到了岭南大学，也一样会被那个时候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所席卷，只能离学术的殿堂越来越远，离文人的纯粹意义更远。也许，这就是那一代许多年轻学子的宿命。而相比来说，我觉得我的老师还是幸运的。即便他受了更多的磨难和屈辱，却能在远离政治殿堂的荒野田间，在世人眼光不容的孤独长夜里，坚守了个人的学问和思想。
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人们喜欢到那个著名的大学里瞻仰陈寅恪的故居。听说那里保留了一条白色小道，是当年为了方便有眼疾的先生走路。
这个时候，人们又喜欢用先生这个称呼了。
但是，我从不去那里，我害怕在那条白色小道上，真切体会到一种孤寂无边的悲凉。我坚信，先生走在那小道上从来没有温暖，只有冰冷，只有一种无人同行的悲哀和落寞。他坚持着走下去，是因为他心中坚守的东西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生命的期待，一种精神的依托。为此他宁愿忍受寂寞与黑暗，跋涉于漫漫长途，在心灵深处守护了一个真正的自我。他的学问，本应该做得更大更辉煌。但在一个万木萧落的年代里，他毕竟还能在艰难坚守中成为大树。
而更多的人，绝大多数的人，却没有机会生长起来了。尤其是那个特殊的年度——1957年以后。
我后来才知道，先生也曾在我读书的那所大学里任教。多少年过去了，见过他的人仍然满怀仰慕地说，那是一个多有风度的老先生呀！任何时候走在校园的路上，都是那般神若气定傲然一切的气度风姿。听来令人心驰神往。霍然理解了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为什么总在津津有味地向后人描述他们的师长们的风采气度。那种特立独行，那种磊落正气，风一般自由轻灵，风一般坚韧执着，竟已绝尘。
到我进了大学，校园里也还有不少的老先生健在，仍然做着大学问，受人敬仰。他们的表面，尽管还保留了良好的修养和儒雅清远的气度，但在骨子里，却已然少了那种傲然一切特立独行的东西。他们在现实面前，往往更是一种隐忍沉默，一种曲意应和。每当看到他们面对丑陋仍然缄默不言，站在讲台上仍然说着违心的话，心便是痛的，如同看到心中无比喜爱的东西受到了亵渎。
西南联大那种自由坦荡的胸怀，纯粹高贵的文脉，什么时候就中断了呢？
熟悉这样一位老先生，也在陈寅恪最后生存的那个校园，到了今天，他有了令人景仰的学问，还有了清醒的思考和深邃的思想，甚至成为思想界的泰斗。但有些熟悉他的人，却始终不愿意认同他，始终对他当年出卖学术良心的不齿作为耿耿于怀。我常常为之困惑，我们需要这样苛刻吗？我一生的时间几乎都在校园里度过，觉得自己是那样熟悉这些书生，熟悉他们的生存就如同石头下求生的植物，在长长的岁月里，不得不一点点扭曲自己的身体和本性，不得不一点点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到了今天，每逢我想起他们，便不由自主联想到一个可怕的疑问：若是闻一多活到了1957那个特殊的年度，他还能拍案而起奋臂疾呼吗？
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
二十世纪中叶天翻地覆的巨变后，对于这些书生们，也是以同样的一个词来作为他们生命的分界：改造。
到了好多年过去后，我重复地从上一辈人口中听到这个词，是一种无法言状的心痛。鲜活生动的才学、思想和生命，面对这样一个粗鲁野蛮的词汇，是什么样的伤害呢？
我常常想起另一个与西南联大并无关系的人，曹禺。
多年来，不知为什么，我总是那么沉醉于与学生们一起排演《雷雨》。我对学生说，《雷雨》在我心目中，是永不落幕的。我始终痴情地去喜欢那剧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句台词，还有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神情。那是“五四”一代人的苦闷和努力，那是一个年代里的人的思想和喜怒哀乐，痛苦和渴望，那一个时代里人性中复杂深刻的隐忍和忧伤。那里面，才充满了作者真正而伟大的艺术品格和生命光彩。我甚至相信，如果我在那个年代里，也会是剧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或角色。
仅仅有了这《雷雨》，作家在我的心中，也有了如同莎士比亚一样的伟大。
据说作家老年的时候，在墙上悬挂着挚友给他的信，那信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失去了通灵宝玉。他是每天看着这句话，沉默着走向生命的尽头。在知道这些之后，潸然泪下，为心目中那幕永恒的《雷雨》。
也许，那一代的书生们，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都失去了他们的通灵宝玉。
或许正是这样，人们才那么爱怀念那所旧大学，怀念她那如风一般自由轻灵率性不羁的精神风度和思想情怀。这种怀念，成为一种永恒，使人们在回顾心灵上的尘埃和污浊时，禁不住要饱含泪水仰望她，冀望着能获得新生。
下雪的那个夜晚，我一个人从北门街走回住所。
夜深了，街上没有了行人，静谧如磐。偶尔一辆车子呼啸而过的声响，也似在莽撞着跌落进来，瞬间了无痕迹。雪不下了，也没有了雨，路面变得干燥。抬起眼往高处望去，天空异常干净，一种纯而暗的青黛色，显得深邃廓远。想象着天穹深处，便是那浩瀚无边璀璨美丽的银河星辰。
这条小街也已经面目全非了。街面宽敞起来，将两边的房子一下子远远地隔开。路边的树没长起来，走在平坦的人行道上，感觉过分的干净和空荡荡。细想，是房子高了，退后了，看不到以往那些跌落到路面上的灯光，也没有了那些可以随时躲雨的矮门楼，看不到那庭院深深里是否还有红艳艳的山茶花，也闻不到那种温馨宁静的家居气味了。这个老城市的老气味，终于还是随着她的不断改变在消逝。
而那些前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文化精神，会不会也这样丢失了呢？
我知道离北门街不远的一条小巷里，曾有过一栋精巧漂亮的小公馆。小公馆的主人，是晚清一位大人物的直嫡后人。第一次看到介绍他的文章称他“末世王孙”，大吃一惊。后来才了解到，这叫法，竟是他背上右派身份时的一句定论。顿感悲凉，也生了景仰。想不到这样一个隐匿于市的闲人居士，也有在那个年代里说出铮铮真话的勇气。
到了今天，这个城市的人更喜欢告诉我，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士大夫，饱读国学，满腹经纶，擅长诗词，精通书画。在那些文化荒芜的岁月里，这个城市里的一些年轻人慕名上门求教，成为他的私授弟子，竟分文不取。这些年轻人中间，有的后来也成了著名的书画家。我见过他的一些书画笔迹，一手赵体果然骨清俊逸，一纸梅墨也独得风韵。都说他爱梅如痴，以“梅妻”称之，正是向世人表露其清白一生的心迹。想来那小公馆的庭院里，或许也是栽满梅花，到了冬末春初，梅花的幽香散发出来，令路过的人流连不去。
白天我在细雪飘洒中到处转悠，随意地，毫无目的，经过了那一带，伫立好久，也看不出原先那个逼窄深长的小巷口了。听别人说起，那座小公馆已经没了。心中不禁生出深深的遗憾。
我知道在这个老城市里，还有像他这样的人，可以靠着曾经显赫的家族底气，来保存一种隐士般的生存方式，保存自己的价值，也给后人延续一点传统的文化精神。今天的人谈论起他们来，往往喜欢用名士一词，是赞赏，也是羡慕。但不知道为什么，每逢听别人谈论他们的往事，内心都涌动起一种深深的伤感。有谁知道，他们在努力保存那点名士风度时，内心又是如何的寂寞凄凉。像小公馆里爱梅的那位主人，一定深谙“寂寞开无主”这句古诗的境界。他最后以割腕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带走了那些外人无法理解的孤苦和无奈，也带走了一种已近绝迹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格调。
离那里不远处有间书店，宽敞而安静。
走进去，看中一套《旧版书系》，很薄的小书，封面装帧是一种接近泥土的褐黄色，质朴而又古雅。挑了两本，其中一本是李广田的《西行记》。似不尽意，抬头问道，可有沈从文的《边城》？有人笑容可掬地迎上来，那边的架子上有他的全集。我摇摇头，没过去看。那一套套精装的集子我有了。而我想要的，是这样的旧版单行本，有古旧的色泽和气味，带我回到那些遥远的年月。
从书店走出来，雪还在下，大了，雪片飘舞着落在我的衣襟、脸颊和眼帘，感觉到丝丝的冰冷。那丝冰冷浸润进内心，无边惆怅顿时蔓延，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作家沈从文。作家也是在正当壮年时，要用割腕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成功，却从此结束了文学的生涯。
那一年的京城，应该也是下雪的。
到了今天，这个老城市和其他很多城市的书店里，已经摆满了沈从文的文字，还有他清癯忧郁的肖像。那是他晚年的肖像了，一种悲苦异常忧伤至深的神情，让人不禁猜想那是否因为他的内心里，曾经拥满了对自由太多的渴望和追求。
走在这城市雪花飘舞的天空下，我突然感觉到他和闻一多其实是相像的，是亲近的，他们各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由的一种渴望和追求。他本也应该像闻一多一样，不会被忽略，被遗忘。可他的作品，在长长的时间里，只能以非常隐晦的方式保存而被人们阅读和思念着。
我常常想，要不是少年时期那么早地接触到那些自由率真丰盈美丽的文字，或许我没有勇气走进文学。他教给了我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在经历了那么多虚伪之后，寻找到一种真实表达自己心灵的方式。
很迟才知道，沈从文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但在当年西南联大那个著名的教授群里，他却是另类的。
他之所以被忽略，也许是因为他与政治的疏远。他完全没有闻一多那种高昂的政治激情和狂热，他更像一个本分的教书先生，每天揣着一个裹着书和稿子的蓝花布包，低头沉静地走在校园的小道上，走进简陋的土坯教室里。即便有时只是寥寥几个学生，他也一样认真地讲授认真地板书。有外系的学生慕名而来，趴在空落落的窗台上听课，惊讶于这位先生说话的文雅与谦和。下了课，他还为他的学生细心地批改文章，为他们推荐给报纸和杂志去发表。空闲下来，喜欢在这个老城市的街巷里转悠，收集各式民俗物件工艺品，如红黑两色的漆盒，如一些民族的印花挑花布。常常兴致勃勃地请众人来观看他收集的工艺品，喜欢上的他就送人。
他是如此的天真无心机，平淡低调，就像他笔下那条家乡的河流，安静柔媚，无波无澜。也像他笔下那些他温爱着的农人、士兵以及那翠翠、二老、大老们，淳朴率真，情致动人。在那个战火纷飞水深火热的年月里，他那些自由轻灵而温情美丽的文字，散播在这个国度的每个角落，如同空谷幽兰、月下清辉，滋润着不同的人他们苦难的心。我认识的一个国军的小军医，在抗战的战场上，仍然在他的背包里装着那些美丽的文字。而多年后，那些落满硝烟也落满屈辱的文字，竟被一个非常悲伤的小女孩读到，给她带来了生活的勇气和快乐。这个小女孩在长大以后，才知道了写下这些文字的作家，竟试图一而再地用自尽的方式来结束生命，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涯。面对斥责，作家垂泪而答，快乐，也是要学习的。
这句话，令我在深深震撼中潸然泪下。这句话，令我面对文学，永远是一种深刻极致到无法言状的忧伤。
有风了。
风从空廓静谧的街面上吹来，温柔地拂扫过我的脸颊，泪水因此变得冷冰。
在这高原的城市里，常常有风。风，是不是亘古不变，能够永远负载着长远历史的记忆呢？
路对面的北门书屋静悄悄的，闭着门，还保留着旧式模样的窗子，隐隐露出淡淡的灯光。白天经过的时候，也是安静的。听旁人说，有一段时间这里成了一间咖啡屋。那么，会不会也像这个城市里其他的场所一样，变得热闹喧哗了呢？那些坐在里面的人们，还会不会想起在这里，还有在和这个城市紧邻的其他地方，曾有过那样一群个性鲜明风格异殊自由坦荡率性不羁的书生，在一个战争年代里，为了一种共同的信念和追求，聚集在一起，写下了一段前所未有、后无以继的辉煌而美丽的历史。
记得有人说过，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
我一次又一次地到这里来，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那些熟悉的陌生的街巷校园里，也许就是我相信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气息，还留在这个高原的老城市里。白天，他们仍然出现在纯粹明亮的阳光中，出现在湖面吹拂过来的清风暖香里；到了夜晚，他们也仍然隐在月光漫流的树影下，隐在璀璨美丽的银河星际中……
于是，那个下雪的夜晚，我独自走在这个城市空廓寒冷的大街上，感觉他们就在天穹深处默默注视着我，以他们的光芒温暖着我孤寂忧伤的心，带引着我前行。
2007年暮春写成
2016年岁末修订 广州
- 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主题曲。
- 苏联时期流行的俄罗斯民歌《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