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樵夫哲学家
苏哈迪纳号，负责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一艘小渡轮，从欧洲一侧启航，迅速加入到一群渔船中间。这个时间点，船上乘客寥寥无几。一个胖男人，利用渡海峡的这几十分钟，继续他的睡眠，脑袋舒服地垫在他的双下巴上。阳光正费劲地穿透薄雾，在逐渐远去的欧洲那侧，几座翠绿小岛逃过席卷全城的粗暴城市化的劫难。皮埃尔·洛蒂[9]疯狂喜欢这片曾被叫作“斯坦布尔”的区域，他肯定不会欣赏它被现代住宅群侵占的样子。
我们上方，连接两个大陆的巨型斜拉桥上，驶过蚂蚁般成群结队的小汽车和卡车。大桥禁止行人通行，不允许从欧洲步行到亚洲。表面上是因为有些绝望的人翻过栏杆，纵身跃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实际上则是把守大桥两端的军队，担心库尔德人会破坏这座代表了土耳其现代化的标志性建筑。
当渡轮在乌齐库达尔靠岸时，对岸的清真寺以及辉煌的托普卡比宫还笼罩在薄雾中。这一带就是一个巨型巴士站，一种简单的延续，因为这里一向为旅行服务。确实，从无法记忆的时代直到二十世纪初，出发去中亚的商队一向在乌齐库达尔汇聚。当商队头领判断商人和牲口的数目足以保证他的盈利和商队的安全时——一般在八百至一千头牲口，百来号旅行者——他便下令出发。
所以我决定从这里出发徒步，不过我还是允许自己第一次对这条古老商道不那么忠实。古老的驼队是从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郊区出发，沿马尔马拉海岸，向东至阿达帕扎鲁。但这条路在二十世纪初被改造成大马路，后来变成高速公路。有点担心徒步会混杂于车辆的嘈杂和吸进大量汽车尾气，我选择绕道北上博斯普鲁斯海峡。如果说我的初衷是沿商道前行，不言而喻这更多是追随其精神，而非亦步亦趋。我并不想写一本地理或历史作品，而是更愿意随着一路跋涉，分享我的思考、感受，以及构成商队和商人日常生活的各种风险。而且我深信必定是在乡村而非城市，才能更接近曾经踏上这条道路的人，接近他们的气氛、传统及生活方式。所以我打算尽可能避开大路，但我会在传统的中间站寻找古老商道的痕迹，特别是驿站，那些客栈接待商队、旅人和牲口，提供食宿和安全。
如果说沿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运河般狭窄的一段海峡——那条路不是高速公路，很遗憾它却承担了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我迅速陷入机动车的海洋。土耳其司机都火气很大，横冲直撞，喇叭按不停，左躲右闪避开凹坑，也不管路上到底有没有凹坑，他们构成了持续性的威胁。最终妥协的结果就是：行人能在这个国家活下来，是因为他们彻底接受手握方向盘的人在任何时候享有优先权。昨天晚上，我在伊斯坦布尔目睹一位老人被一辆机动车撞翻，司机把受害人狠狠骂了一顿，受害人竟然说不出一句话。很正常，这里开车的人才是国王，错的总是行人。虽说行人不该在马路上走，但伊斯坦布尔的人行道又窄又不方便，那该在哪儿走路呢？
当下，我决定逆行，这样可以正面迎对危险。我沿一段女儿墙小步前行，脚下海浪惊涛拍岸。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有汽车逼得我太近，我就跳到海里。卡车和汽车与我擦肩而过，发出急促的喇叭声。无法从两座高悬的大桥下穿过，第一座桥下方是军事禁区，围着带棘刺的铁丝网。荷枪实弹的士兵把枪横在胸前，脸上毫无表情，手指扣着扳机，警戒四周。一些牌子上写着：禁止拍照。我以后还会无数次看到这种战争画面。道路在某些地方稍稍离开海岸线，穿过一些被围墙和墙上牌子保护起来的住宅。牌子上的字不用翻译，每个行人都能看懂——“小心恶狗”。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应该是聋子吧，因为引擎的噪声让人难以忍受。被汽车和卡车包围和威胁，我顾不上欣赏风景。这启程的第一天，我小心翼翼缓步前进，双脚的感觉还不错，被背包带勒紧的双肩有点隐隐作痛。这一切都很正常，也是预料之中的。我的皮肤需要尽快适应。
我的背包确实有点重。在巴黎时我十次下手减行李，但背包本身就重两公斤半，我还带了近三公斤的书籍、资料和地图，如何能减下来？剩下的东西倒是不重，除了我身上穿的衣服，包里还塞了两件T恤衫、一条裤子、一双换洗的袜子，另有一条我特意选的轻薄裤子，因为天气炎热。事后我才发现这裤子有点透明，且被汗水浸湿后变得完全透明，所以我只能在中途休息时，晚上才穿。我有一个睡袋和一顶露营帐篷，还有一条救生毯，另外就是折叠小刀、牙刷、超轻便照相机等。在把包口的带子系上之前，我把所有东西又称了两遍，但无论如何减不到十二公斤以下。此外还要加上一个两升的水壶及最少量的食物：面包、奶酪和水果，总共十五公斤。
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轰鸣的货轮划破水面，那些古老的防御工事保存完好。但海峡的景色（博斯普鲁斯原意为“奶牛的通道”）与两座巨大的斜拉桥及一根高压线很不相称，后者破坏了这里的风景。
走了十五公里左右，我应该右拐进入帕夏巴丘村。可是哪儿都不见指示牌，连最小的告示都没有，也不见指向城市或村庄的路牌。我必须停下脚步向当地人问路。下午一点，我在一家普通小饭馆停下，在没有伊斯坦布尔朋友翻译的情况下第一次尝试用土耳其语交流。效果肯定不尽人意，因为老板用手势打断了我，转身去找那位潜水员。潜水员是个矮个子男人，正在洗碗呢，不可思议地穿着一身西装，一尘不染的白衬衫，还系着领带。他用英语告诉我，他在阿尔巴尼亚是数学老师，他的愿望是移民法国，但人家拒绝给他签证。他在这里做潜水员，比在自己国家做教师挣得多很多。在喝完老板奉上的一杯茶后（在土耳其，餐后的茶水从来不收费），我继续上路。
像很多运动员面临重大比赛时一样，我也专注于我的机体。肋间有点痛，膝盖也有点痛，脚有点抽筋，我就十分紧张。实际上我很清楚这些现象正好说明我充满活力。在萨姆松号船上，我几乎每天检查双足，一切完好，但我还不太放心。再次上路，经过几个小时行走，我始终保持警惕，关注来自身体的哪怕极微小的疲倦信号，尤其来自双脚，那可是行走的资本。我在巴黎时在地图上为刚开始的几天规划了较短的路程，下午还剩六七公里要走，我打算在二十二公里处的古穆苏尤停下。行动第一天，这样规划比较明智。
可是右拐的那条道到底在哪儿呢？我向两个散步的行人打听，他们十分友好，提议带我到那条路上。他们领着我走了大约五百米……来到公共汽车站。可我问的明明是通向村庄的道路，不是问公共汽车。也许他们一秒钟都不曾想过我要步行这七公里，我有点想逗逗他们，用很蹩脚的土耳其语告诉他们，我的最终目的地是德黑兰。他们简直惊呆了，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瞪口呆是因为我词汇量的限制，还是因为我说出的计划。我用另一种方式重复了我刚才的话，这回他们听懂了，他们立刻认为遇到了疯子。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强烈的怀疑，夹杂着同情、怜悯和警惕。从此以后，我尽量避免用轻佻的口吻说起我的计划。转身离去时，我还能感觉到他们投在我后背的目光。
几乎没什么进展，我依旧在原地打转，我问过的人都不知道古穆苏尤这个村子。这让我想起我在巴黎郊区徒步时，想找共和国街或法利埃总统街，从来没一个人知道。我的平均速度在直线下降，最终，我在一间仓库和生产玻璃瓶的工厂之间，终于找到了那条路。路陡峭地向上攀升，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走到半路，我发现计步器掉了。算了，以后我只能大约估算走过的路程。再说了，那玩意的嘀嗒声在旷野里也挺让人心烦的。而且那机器肯定没有调试好，计数不是很准确。我倒并非缺了它不可，甚至还觉得有点累赘。
道路两侧，几百座独立别墅正在建造中，由围墙或栅栏保护起来的这些房子，构成“群落”，很像堡垒的村庄，一种反向的隔离区。这种为生活优渥、享有特权的人建造的房子，在美国或非洲，是为了保护有钱人免受行人打搅。这儿和那儿都一样，房子入口有岗亭和保安。为了吓唬捣乱者，他们制服的颜色和式样模仿警察制服。在丘陵更高处，矗立着一排排钢筋水泥的高楼骨架，它们将很快迎来下等人的入住。伊斯坦布尔大区，如今汇聚了一千三百万人口，而且还将逐年增加。房地产商正欢欣鼓舞。
沿途，可见东一处西一处未完工的别墅，他们的主人通常住在底楼或二楼。再上面，墙砌了一小截，水泥柱生锈的钢筋直愣愣刺向天空。后来我才知道，只有当房子建造完毕后，才需要付房产税。所以人们就让房子处于未完工状态。
我来到漫长海岸的最高处，博斯普鲁斯海峡消失了。在山顶，路边有个小食摊，由一个小老头和他老婆经营。食摊很简陋，就是四根木桩上拴了一块塑料篷布。饮料放在冰箱里，靠两根偷电的电线连接到附近的一个电桩。我生平第一次喝可口可乐，当冰箱里只有这一种饮料，当我两升的大水壶已经见底，我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下午三点半，我抵达古穆苏尤。村里没有旅馆，人家向我保证波兰镇上有一家，离此地约十公里。因为我一点不觉得累，那么就去波兰镇吧。
我在准备行程时遇到的困难，从第一天起就活生生呈现于眼前。我在地图上根据距离、海拔及假定的历史意义，把行程做理论上的分段。当然我也知道土耳其乡村没有任何接待设施，只有沿主要公路，才有一些相距甚远、专门接待机动车旅客的客栈。选择在乡村行走，事先我就知道每天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
房屋越来越稀少，我进入一片幽深的冷杉林，渐渐地它又让位于更热情的橡树。道路笔直向东延伸，攀上丘陵顶端，可见满眼无边的绿色。到了波兰镇，我在一道竖着十字架的大栅栏门前愣住了。穆斯林土地上的基督教十字架？原来这是座公墓，大门紧锁。波尔斯卡旅馆客满，但有好几个家庭接受坚挺货币，为旅行者提供食宿。
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子，克里莎，经营着她的“罗拉小筑”，可以为我提供晚餐、一晚住宿和早餐，共计一千万土耳其里拉。我承认使用五百万面值的纸币很让我震动。但在这个国家，一杯咖啡就要四十万里拉。多年来饱受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人们很快就对这样的天文数字习以为常。一千万也只相当于区区一百六十法国法郎。上路第一天，我步行了三十二公里，比计划多出了十公里，我感觉全身疲惫，但夜晚正好可以一扫疲乏。
克里莎脖子上挂着一枚金闪闪的十字架，她不穿长袍不戴头巾，轻巧的服装，领口开得恰到好处。在我的整个土耳其旅途中，以后再也没见过一个女人穿戴得像她这样自由。她说土耳其语，但像这儿所有居民一样，她的母语是波兰语。她向我讲述了这座小镇的历史，1842年，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在与俄罗斯的一场战争后，给了一群波兰人伊斯坦布尔郊外森林里的一块地方，供他们建立村庄。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从事林业，并在对故土的怀念中封闭地生活着。波尔斯卡旅馆之外，镇上几乎所有商店也都有个波兰名字。此地所有居民都是天主教徒，说着自己祖先的语言。最近十五年来，有些穆斯林土耳其人在这里定居。波兰人保留了信仰自己宗教的权利，有自己的教堂。但自从义务教育实施以来，镇上的学校只教授土耳其语。
床很舒适，土耳其—波兰风格的早餐也相当丰盛：面包、土豆、黄瓜、白煮蛋，还有一种很咸的白奶酪。这一切伴着热茶享用，茶盛在郁金香形状的杯子里。我已经有机会见识过土耳其人如何沏茶，他们对茶的需求量真令人惊奇。我看着克里莎为我泡茶：她使用一把双层子母壶，那样子跟俄式茶壶差不多。第一层空间最大，盛滚烫的开水；第二层放大量茶叶和少量水。茶就通过大容器的蒸汽保持温度，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灵活调节二者的水量以控制茶的浓淡。但注意了，这可是一门手艺。这里的人随时随地都在喝茶，茶壶从早到晚都放在炉子上。
我告别克里莎时，天已经亮了许久。心中有点不舍，离开一个受到热情接待的地方时，我总是会有点难过。我想到了从前先于我走在这条路上的商人，他们没有我这样的思绪吧。对他们来说，歇脚处不重要吧？抵达终点，顺利做完买卖，毫发无损地尽早回家，是他们唯一关注的事情。
我的第二段行程会很困难吗？昨天的路程走得我浑身肌肉酸痛。但天气晴好，一会气温该升高了。我兴冲冲踏上这条笔直得仿佛被大砍刀在橡树林里砍出来的大路。出于谨慎，我仍然沿公路左侧行走，但车流比昨晚要少一些。这里大卡车比小汽车多，在这条笔直的大路上，大卡车远远可见，咆哮着穿过周边的绿色植被。司机们都被路上这个驴子般驮着超重行李的步行者吓一跳，大部分人会放慢速度，使劲挥挥手。我认为那是一种表示友好的动作，便回以相同的动作。也有极少数人严厉地伸出手，示意我走到护堤上去。他们因看到一个步行者侵犯了他们的领地而愤怒，不会做出任何动作从贴着的路边让出一点空间，根本不管他们驾驶的是十吨或二十吨的庞然大物，我只有礼貌地躲开。这一天里，好几辆与我同向的卡车放缓速度，示意可以捎上我，更有两辆小汽车特意停下，邀请我上车。我都微笑着婉拒了他们的好意。怎能放弃攀爬这条笔直道路的乐趣呢？这可是我期待了好几个月的事。我又迎面遇到三个骑马的人，再远一点，有个白胡子戴黑帽的老农民半躺在一辆手推车的座位上，他的儿子很自豪地推着车。我们相互打了招呼，我们都是慢吞吞前行的步行者。那父子俩很显然对我充满了好奇，但他们没敢开口询问。而我，鉴于极有限的那点土耳其语，当下也避免与人交谈。
走了两小时后，我肌肉的热身已足够，让人忘记其存在。但摩擦使得我臀部和大腿的皮肤有烧灼感，还是有太多脂肪无处安放。我已经习惯于让身体去适应我强加给它的状况，我可以毫不扭捏地忍受一定的痛楚。掉几斤肉，多走几公里路，我这身皮肉就会变得愈加结实。而身体器官，在适应了头几天的考验后，也能各行其事。高强度行走最需要用到的那些肌肉，还未准备好承担我交给它们的重任。我在鞋里的双足，承担背包重压的双肩、胯部及背部，我的臀部和大腿会首先吃苦头，然后再被遗忘。昨天这样一天，意味着四万五千次左右的迈步，意味着同样次数的摩擦。鉴于我们长期定居的生活，我们的皮肤并未准备好一下子承受考验。但我的皮肤会逐渐适应。徒步的乐趣不是被授予的，而是需要去赢取，为此要遵循一些简单规则。起初，人的身体还一无所知，所以要尽量缓慢地引导它进入状态。操之过急会造成酸痛、损伤，并且每天的行走也会延长机体恢复的时间。对于每一块肌肉、每一处关节的把握在于我们自己。如果最初身体有些脆弱，机体会无视这种脆弱，它不会唉声叹气，而是修复、锻炼。某块肌肉营养不良、蜷缩、孱弱，它就去滋养它、为其供氧、使其柔软，直到达到平衡。如果这样的状态突然降临，那真是心花怒放、身心愉悦的时刻。徒步可以产生和建立一种和谐。
我在巴黎预计的是第二天小走十八公里，然后在萨鲁普纳尔停下。但因为昨天多走了十公里，我的时间被打乱，中午就到达这里。走出村子，我看到一家餐馆在橡树底下摆放着餐桌，一盆炭火预示着有美味的烧烤。我走上前想找个座位，但老板觉得我着实有些古怪，拦下我，把我带到远离其他顾客的一张桌子上。
确实，我的红色双肩背包、蓝色宽边帆布帽、塞满物品而变了形的上衣和裤袋鼓胀的短裤，让我看上去与众不同。在一个不修边幅会遭鄙视的国家，我邋里邋遢、令人震惊的样子更被我手里握着的棍子放大。我昨天进榛树林时削了一根棍子，它除了帮助我走路，更是打狗棒，恶狗可是徒步者的噩梦。在土耳其，人们多次对我提到康加狗，一种极其凶狠的狼狗，牧羊人用它来对抗狼群和狗熊、保护羊群。坐在这家餐馆露天座上的食客似乎都穿着制服，白衬衫、深色长裤，大多系着领带。最大胆的那些已经预见到今日姗姗来迟的大太阳，穿上了短袖。这个小世界显得循规蹈矩、正常、得体，每人都有车，停在隔壁停车场的树荫下。因为我没有车，有些人带着好奇看着我，有些则带着排斥。
我吃完了想吃的烤羊排后，态度软下来的老板过来搭讪。我看见他刚才与几个瞅着我的顾客在聊着什么，肯定是在谈论我，现在老板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我愉快地报复了他刚才的怠慢，对他的提问装作一句都听不懂。实际上他蹦出的几个土耳其语单词如“来自哪里”“去哪里”，我还是能辨别的。但是他不会知道我来自哪里、要去哪里，我的土耳其语只是用来问他，我在地图上指的一些村庄里有没有旅店。“有的，”他说，“在库穆鲁克。”
我心满意足了，背起行囊，放弃我已走了七八公里的伊斯坦布尔至希莱（Shilé）的大路。尽管没有路牌，但我几乎立刻辨认出了穿过森林往东而去的土路。我看中一块僻静的草地，走过去放下背包喘口气。不仅因为背包带勒得我双肩生疼，而且一出汗，腰带的摩擦折磨着我的胯部。午饭前我就感觉皮肤有点发烫，现在火辣辣地疼，肌肉也在休息过程中冷却下来。我快速检查了一番，有些地方磨破了皮，发红，备受折磨。休息了一个小时，我继续上路。髋部皮肤一碰就痛，但经过调节背包带的长度，我避免了摩擦那些敏感地方。
我从一个可以俯瞰绿色海洋般大片植被的小山冈往下走，突然一辆军用吉普从下方一条路上窜出，它本来打算拐上右侧的道路，此时骤然停下，我看见车上的人把头转向我的方向。几个月来我阅读到的、别人告诉我的，以及我离开伊斯坦布尔后的一路所见，都在证实一件事：土耳其军队十分强大，无处不在。别人告诉我说，不排除有些道路禁止你通行，你也会经常遭到检查。
吉普车熄了火，副驾驶上的那个人跳下来，倚靠着右侧的引擎盖，双眼紧盯着我。从他双手的位置，我猜他手中的武器瞄准着我。显然他的手指正扣着扳机，我稍有不慎，他只需稍稍抬起冲锋枪，让我出现在他的瞄准器中央。我尽可能表现出放松的样子，这反倒越发让我显得不自然。他们一共六个人，表情严肃。我努力挤出笑容，但笑得僵硬。我慢慢走到路的另一侧，正打算远离这些大兵时，司机座位后的那个人打开车门，示意我走过去。他是唯一不戴头盔、腰上别着一支手枪的人。所有人都穿着迷彩服，手里握着冲锋枪或步枪。我穿过马路，那个当官的冷冷地向我喝道“kimlik（证件）”。因为我一看就是外国人，他又加了句国际语言“护照”。我从口袋里掏出证件递给他。
其中一名士兵问道：“Do you speak English?”我说yes，随后开始解释我来自哪里。然而他的提问已经耗尽了他全部的英语词汇，他根本听不懂我的回答。所以轮到我调动我所有的土耳其词汇。“我是法国人，”我用阿塔图尔克[10]使用的语言说道，“我在走丝绸之路，从伊斯坦布尔到埃尔祖鲁姆。”惊讶取代了警惕。今天早晨我自哪里出发？晚上要到哪里？他们什么都想知道。“波兰镇，库穆鲁克”，他们知道那地方，这让他们放下心来。最后，那位长官从护照上看到我住在巴黎，便露出了大大的笑容。另一个激动不已的大兵，重复着“巴黎，巴黎”。引擎盖右侧的那名士兵，也低垂下武器，没等长官吩咐，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后排，一名下士示意一个士兵挪挪身子。他们指着挤出的空位，邀请我坐上去，他们正好要去库穆鲁克。我大笑着谢绝了他们。
“我走路过去！”
他们困惑，车开远了。我看着他们离去，随后一屁股坐在马路旁边，背包扔在草地上。五月的阳光真美好，我与可怕的土耳其军队的首次相遇，还算很不错。后来，我在下午又两次遇见这辆巡逻的吉普车，士兵们友好地向我挥手致意，我也友好地回应。
我下午五点抵达库穆鲁克。村子被树林环抱，低矮的房屋外墙沉闷，屋顶铺着失去光泽的红瓦。牛粪覆盖的泥巴路上，留下拖拉机轮子的印痕，时不时还有一两块水渍。唯有白色清真寺刺破这一片灰色。从我一进村子，一群小男孩便跟着我、围在我周边，看着这个奇怪的外国人，带着好奇又有些惧怕。经过清真寺，我朝小广场上一家可怜兮兮的店铺走过去。一块堆放着果汁和黄瓜的搁板后面，一个三天未洗脸、胡子跟他的店铺一样肮脏的男人看着我。大门上方，写着几个扭扭歪歪的白色字母bakkal（食品杂货店）。他警惕地回应着我的招呼。
“这儿的旅馆在哪里？”
“Otel yok（没有旅馆）。”
原来今天中午那家餐馆的老板对我瞎说的呀，真是一报还一报。现在我在这个村子里孤立无援，走了三十多公里后，双腿像灌了铅，夜里还没个住处。我早该想到这种可能性，现在只能自认倒霉。去哪里吃饭，哪里睡觉？我身上背负的重量决定了我没有带帐篷的遮雨顶，也没有带炊具，太重了。我手捧着字典，问围在我身边越聚越多、苍蝇般嗡嗡作响的孩子们：
“附近的村庄，有旅馆吗？”
“Hayir（没有）。”
两三个男人过来解围。一个男人命令孩子们不要围着我，他们只是后退了半步。所有人都在议论，出主意。经过一番我一句听不懂的长久讨论后，其中一个男人对我说在濒临黑海的希莱，有一家旅馆。
“很远吗？”
“不，就在边上。”
我看了眼地图，往北三十公里，也就是说还得步行一天。不过作为一名资深徒步者，我一点不惊讶。自从汽车统治了我们，距离的概念已经异化为开车时间。步行者要懂得辨认出“不太远”“就在边上”“十分钟”等这类词语的含义，这是汽车司机的判断。“十分钟”，一分析，翻译过来就是十到十二公里，即两小时的步行。在法国，有人这样反应，我还能理解，但在私人汽车还相当罕见的土耳其也如此，这对喜欢缓慢节奏的人来说，倒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我解释我没法走到希莱时，那些人立刻面露难色。我成了个烫手山芋，怎么甩掉呢？杂货店老板借口要卖樱桃，不再理会我的问题，其他成年人则建议我去下一个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