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路尽头的城市
一九九九年五月六日
孩子们站在月台最后一次向我挥挥手。车站大钟的指针指向了出发时刻，火车带走了我。城市和它的嘈杂、灯火，渐渐远离。一闪而过的车灯刺破郊区别墅群的昏暗和乡村沉沉的夜。我终于出发，踏上丝绸之路的漫漫征途。
在我鼻子贴着车窗，目光追随窗外的光束陷入沉思之际，包厢里另三位退休乘客却兴奋不已。其中两位去度一场迟到的蜜月，三十五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时间。那位妻子刚才对我说：“开一家布列塔尼风味食品店，要花很多精力。”另一位独自旅行的女士，已经去过那座城市，这次是去看狂欢节，威尼斯的旅游旺季开始了。
我在走廊上待了很长时间，不想说话。我已经上路，踏上了这条让我梦寐已久的路。我觉得不让朋友们送我到站台是对的，在那些依依不舍看着我离开的人中，有一半肯定还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趟旅行？如果一个年轻人这么做，他们还能理解：为了追寻未来。然而作为一个靠谱的男人，退休后不在诺曼底精心打理他的芍药，却要背上背包，徒步三千公里，去一个出了名的危险地区，这么做真是不可思议。另一些欣赏我或羡慕我有漫长假期的朋友，他们的在场，对我也不见得是一种鼓励，万一我让他们失望了呢？
我从未怀疑自己计划的成功，此刻面对黑夜，依然如故。而据说重要的出发前总会伴随一点小小的忐忑，这是常见现象。
不管对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朋友，我上百次重复过我的理由。我六十一岁，不上不下的年纪。我在政治领域而后经济领域的记者职业生涯，一年前业已结束。我的妻子，在经过二十五年我们共同的旅行和探索后，心脏停止了跳动，留下心碎的我，而今已经十年。我的孩子们也有自己成年人的生活，他们已经能体会到即使相聚我们仍觉孤独的焦虑情感。我是多么爱他们啊！他们和我，我们面对的是生命的浩瀚大洋，他们目前还只看到水面的浩渺无边，而我已经看见了要从哪里上岸。
幸福的童年和偶有波折的青少年，忙碌的成年：我经历了两段丰富、充实的人生，为什么要让这一切停下呢？“那些为了我好的人”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我围炉夜读，守着沙发电视，漠然认命，等待衰老之手揪住我的衣领？不，我还没到那种时刻，我依然对相遇、对新面孔、对新生活有着顽固的渴望。我依然梦想着遥远的大草原，渴望风雨拂面，渴望不同阳光的烤灼。
而且，在过去的生命中我过于忙碌，从没时间像我身后包厢里那对食品店夫妇那样，可以唠唠叨叨一晚上。人们必须争取一席之地、努力工作学习，配得上自己的地位。我们总是在人群中被可笑的欲望推着走，不断向前，快了还要更快。整个社会还在加速这种不可思议的狂奔，在癫狂和焦躁的喧嚣中，谁还有时间从他的机器上下来，与陌生人打个招呼？在我的第三段人生中，我渴望缓慢和沉静，为一双涂着黑眼线的美目、为一截女人裸露的小腿、为一片薄雾笼罩的梦幻原野停下脚步，坐在草地上，迎着风，啃一块面包和奶酪。还有什么比徒步更适合这一切？世界上最古老的移动方式，也是最适合相遇的方式，确切地说是唯一的方式。我已看够了盒子中的文明与温室里的文化。属于我的博物馆是路途，是路上的行人，是村庄里的广场，是一碗热汤，是与陌生人共坐一桌。
去年是我“退休”的第一年，我行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徒步线路之一：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从巴黎到加利西亚，步行两千三百公里，背着背包，像头驴子。无与伦比的线路，充满历史与传说。清晨复清晨，我在尘土小路上磨损鞋底。这条路十二个世纪以来，指引着成千上万身怀信仰的人们。那七十六天中，我融化在见证过虔诚者穿行而过的风景里，我在同一道陡坡上挥汗如雨，嗅吸着同样的气息，踏在教堂同一些被他们粗粝鞋底磨亮的砖石上。如果说我并未在孔波斯特拉之路上寻找到信仰，却是满怀喜悦地归来，与那些拥有信仰、自远古以来在这条路上留下足印的人更加亲近。当旅途接近终点，被加利西亚桉树林熏醉的我，发誓要继续走我的路，只要我还有力气，就要在这世间的路上一直走下去。还有哪条路能比丝绸之路更令人向往、更激动人心、更承载历史？
在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的尽头，我找到了新的道路——人类和各种文明经历过的路。就这么定了，我将沿着丝绸之路，从威尼斯到古代拜占庭，一直到中国，徒步徐行。因为我不想与亲朋好友、与日常生活隔绝太久，所以要把这趟行程分成几大段，每年走上三到四个月，亦即两千五百至三千公里。今年，一九九九年，我打算从伊斯坦布尔走到德黑兰。
不过，在背上行囊去伊斯坦布尔之前，我需要先呼吸几口威尼斯的空气——即便它有些湿霉——需要嗅一嗅牡蛎色潟湖的气息。明天早上我将抵达这座城市，七百年前，它见证过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著名的马可·波罗，奔赴世界的尽头。
我钻进被子时，所有人都已入睡。我的背包就在我的枕边，它将是我唯一的旅伴，我就要这样奔赴那些寂静和梦幻的小径。三个月来，我满脑子全是地图、行程、装备、签证、书籍、衣服、鞋子……尽量做到有备无患。这些前奏曲占据了我的日日夜夜。
我终于在车轮与铁轨的晃荡声中渐渐入睡，脑海里浮现商队穿越大草原的画面，上百头毛茸茸的骆驼摇摇晃晃，缓缓前行。
列车悄然驶进还在沉睡的潟湖边时，天空露出鱼肚白。最初，只有教堂的尖顶刺破晨曦，接着整座城市呈现于眼前——仙女般的城市、巫女似的城市、行人的城市、基督徒的城市、异教徒的城市。得益于它繁荣的商业，尤其他发明的某种民主形式，这里很快住满贵族。这是一项重要的发明，因为当时的世界还只相信靠武力才能建立帝国。
威尼斯的财富来自丝绸之路。十三世纪初，拜占庭时代结束，威尼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开启。商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无止境。威尼斯人建立新商行，开拓新商路，在神秘中国与大量需求香料、丝绸、纸张、珠宝的富庶西方之间，占尽天时地利。拥有强大舰队使他们占据了地中海的控制权，更幸运的是，通向东方的那条商道亦已畅通，六个世纪后被人称作“丝绸之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保持的“蒙古治世”，使得这条商路十分可靠。没听人说即便一位处女顶着一碗金币从里海穿越到今日朝鲜这样的大片区域，都可以不用担心她的贞操和财富吗？在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并由鞑靼人确保安全的商路上，商业繁荣，藏在骆驼和牦牛背上的褡裢里的金钱，源源不断。
拥抱威尼斯，可以搭乘大运河的水上巴士，不过威尼斯的展现更仰赖人们步行穿过它阴凉的小街小巷。深入这座城市，亦是追溯时光。我迷失在各类广场中，遥想着丝绸之路带给我们最初、最美的奇遇之一：波罗兄弟的奇遇。也许他们就是穿过这个坚固大理石和易碎方砖铺就的广场，于一二六〇年的某个清晨，登上一条船，去遥远未知的国度寻找财富。
在忽必烈大汗的宫廷里待了九年后，他们返回家乡。他们让蒙古皇帝相信他们的宗教最出类拔萃，忽必烈因此给他们颁发了安全通行证。他们荣归故里不多久，又想着再次出发，要把那些野蛮的蒙古人改宗为基督徒，不过更主要是为扩充他们的财富。他们深知在太阳升起的地方，藏着多少财富啊，所以兄弟俩于一二七一年再次上路。尼古拉的儿子马可时年十六岁，失去了母亲，便跟着他们一起出发，先是走海路，然后骑马。伟大的旅程开始了。
直到二十五年后，即一二九五年，三个男人才重新回到威尼斯。这下可是石破天惊，大家都以为他们死了，分割了他们的遗产。马可，这个大嘴巴讲述了一万两千公里之外的辉煌世界。他说那里的城市有上百万居民，还吹嘘皇帝给了他上百万金币。这些听起来实在匪夷所思，如此荒诞不经，没人信以为真。大家嘲讽他，给他起了个绰号“马百万”。
我在城中漫步时，发现威尼斯不乏纪念其总督、音乐家、画家和诗人的地方，关于马可·波罗，我却什么也没找到。没一条小巷，没一处广场，没一块纪念牌，能让人想起威尼斯人中最出名的这一位。最近，威尼斯才做出补救，将他们的机场命名为马可·波罗机场，鼓励另一种旅行方式……距里亚托桥两步之遥的马可·波罗旧居早已毁于火灾，人们在原址上造了一幢砖砌的寒酸小楼。我在广场上徒劳地寻找着著名的马可·波罗早年旅行东方的一丝痕迹，仔细看了看之后，我终于找到了：这地方就叫“马百万”披萨店。
五月初的时节，游客已经蜂拥来到这座城市。他们在圣马可广场的鸽子群里转来转去，对广场所呈现的不可思议的平衡，大部分人都漠然不见。广场一侧，大教堂代表了教会权力；另一侧，总督府代表了公民权力。我们今天的文明，还能做到如此和谐地表达双重权力吗？我在城里游走，悠闲轻松，享受着远行前的美妙时光。我匆匆掠过科雷尔博物馆，我曾有幸欣赏过它丰富的藏品。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上次来此旅行时错过的航海博物馆。不过初次造访时这座城市给我的奇妙感受，这次已经不再。确实，我的心早已飞向了大草原。
萨姆松号是一艘巨大的土耳其邮轮，维系着每周威尼斯与伊兹密尔间的航线。停泊在港口的巨型白色船体，高浮于这座水城建筑物的屋顶之上。它正面的巨大舱门敞开，吞入岸上一辆接一辆大功率德国汽车的长龙。车里的东西从底座塞到车厢顶，这是土耳其劳工回老家去度夏，不打算把自己的汽车留在法兰克福或斯图加特的某个停车场。回到村子，这汽车就是他们公开的成功标志。
我与两个亚美尼亚人共享一个舱房，他们带回家两辆在法国买的大奔驰。在三天的旅程中，他们只在吃饭时才从床上爬起来，把几罐啤酒一直放在水槽里用流水冰镇。我很惊奇：为什么他们要到这么远的地方买这些汽车？年轻的那个，用含混不清的法语黑话，嚷嚷着告诉我说，我肯定想不到他们运送的是“偷来”的汽车。第二天，在说起另一些事的时候，我才明白他是在里尔……在监狱里学会了我们的语言。
在船尾甲板的酒吧，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努力辨认着附近的南斯拉夫海岸线。科索沃战争每天都在制造恐怖，晚上我们正进餐时，一名服务生大叫起来，我们顺着他的视线看：在漆黑的夜里，先是一道长长的火线，紧接着一道浓烟，昭示着一枚火箭刚从北约的军舰上发射，去完成它在塞尔维亚的死亡任务。
我在船上还遇见了三个法国人，都是跟我一样的银发冒险族。前企业主路易，牙科医生埃里克，两人都已退休。他俩是老朋友，每年会跟一群朋友出去，从热带地区到寒冷北部，经历过无数次冒险。今年，他们将骑自行车完成一系列征程，从路易的家乡阿韦龙省的加亚克村出发，计划于二〇〇〇年骑行抵达耶路撒冷。他们有着一堆从前旅途上的奇闻轶事等着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领略过半个世界，还一心想着去丈量剩下的半个。他们的故事唤起了我自己的担忧。跟所有旅行者一样，路易和埃里克唯有通过点缀他们旅途的种种考验、灾难、意外，才能记得起行程，仿佛旅行就是一连串的忧愁烦恼和折磨。旅行用它特有的方式让我们见识它，让我们随后笑得更开心。大多数时候，游记都这样写道：“我的旅行精彩极了，证据：我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几年前，在出发去北极圈的火车上，埃里克的一只脚严重发炎。（我心里悄悄想：但愿我的双脚在路上能挺住……）还有一次，这两家伙在一座冰川的浓雾中迷路，差点掉进冰窟窿丧命。（我在心里想象着自己迷失在中亚的大草原；至于悬崖峭壁，在安纳托利亚和帕米尔高原，我会遇见上千座。而我跟他们最大的区别是：我独自一人。）
另一个法国人叫伊冯，是个身材敦实、下颌线条分明的布列塔尼人，水上航行的行家里手。他大半辈子在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工作，也是过着漂泊冒险的生活，并希望继续过下去。他要去土耳其的乔鲁姆，取回一条他终于有能力买下的十六米长的帆船。四十年来辛苦工作，就是为了实现驾驶属于自己的帆船去航行。这位有点疯狂的同行者让我心生好感，他也将独自一人，穿过地中海，然后北上大西洋，最后回到故乡布列塔尼。
被他们的叙说感染，我也讲述了自己的梦想：从伊斯坦布尔徒步到西安——西安，古代中国的皇家都城，因为二十五年前[2]某个人在打井时发现了“兵马俑”，从而名震天下。伊冯，作为标准的沉默寡言的布列塔尼人，听着我的叙述没说一句话，但另外两位承认被我的计划惊掉下巴，这下子引起了我的担忧。如果连他们这样喜欢冒险的人都觉得我的旅程太危险，也许我该降低期望值，别再昂首挺胸，天真得像个菜鸟，以为面对世界的混乱，可以毫发无损……
从前，西方游客通常是初次出去闯荡的正经人家的孩子，在踏上按部就班的职业生涯之前，趁着还有时间，给自己来一场异域风情之旅。今天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六十岁退休，造就了新一批历险者。他们额头爬上皱纹，头发灰白，谨慎、坚韧、顽固，而且已经来到甲板上，准备实现儿时梦想。这之前，家庭责任、职业限制、经济压力，阻止他们付诸行动，退休解放了他们。
萨姆松号是一个相遇之地，但它无数个角角落落也是孤独者的避风港。我躲在那里，思考着即将展开的独自远行。对于线路，我已有大的框架；对于体能，我有相当把握；但对于我的脑袋，对于这漫长道路上的思考，我要怎么做？我的思绪要指向哪里？我是要引导它们还是顺其自然？在出发去孔波斯特拉之前，我是带着一系列思考提纲的：今天我是谁？你所成为的这个人是如何形成的？是你所希望成为的吗？你保持了初心未改还是已然背叛了你的梦想？人生路上的妥协、被放弃的愿望又是什么？谢幕前，哪块石头放在哪堵墙上？这份令人生畏的数学大纲——我将痛苦做减法，将获益做乘法，将快乐做除法，计算结果证明我存在着——被可笑地运用于本体论问题，我们总想把一切纳入公式，遗毒非浅……但孔波斯特拉之旅改变了我。如果说寻求智慧，我还需要很多努力，那么我已经带着更轻盈、更悠闲、更顺其自然的心态出发。
行走可以承载梦想，但不适合建设性反思，后者更适合在冥想时进行，双目紧闭，身体靠在细沙软垫上，在松林的树荫下打坐。行走是动态、跃进、移动。在前行的过程中，人不断被细微变化的风景所吸引：飘浮的白云、拂面的清风、路上的水洼、麦田的窸窣、樱桃的鲜红；被刚割下的草垛的清香和盛开的金合欢花所打动；思绪纷飞跳跃，厌恶连续性的工作。思维采撷、收割着画面、感受、芬芳，藏于一边，等日后归巢时，将它们梳理，赋予它们意义。
在马达的轰鸣和船体的轻微摇晃中，我本可以心满意足地睡去，但是没有，反而一种隐隐的焦虑，趁着我无所事事之时趁虚而入。我没有进入梦乡，而是一刻不停地翻阅着我心头无数的问题，也许能在路上找到它们的答案。是否要走到这条道路的尽头，我才能明白推动我花上三四个月时间，独自一人奔向未知的这股力量，到底来自何处？我大致知道我为什么行走，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迷失，因为从阿尔卑斯到我的家乡诺曼底，明明有那么多条标记清晰、安全已知的小路。难道我正在可笑地追随早已远逝的青春？即使我的身体宣告力不从心，至少我对这个问题有个答案。头脑可以撒谎一时，肌肉可是直截了当。
孤独在等待着我，我能战胜那些黑色深渊并掌控我的乐趣吗？我能提炼出孤独带来的种种好处吗？因为这份孤独并非一种逃避，而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它是我书写后续的写字板；是我将要种上光滑或带刺思绪的一片沃野，花朵只有在我回程后才会怒放。
但谁告诉我一定有回程？我投身于这场大冒险，无时不想到我的死亡。不久前，我还在想象死亡可能会在某天降临我头上，但今天我是确定。死亡会让我把这段旅程走到底吗？我知道疾病、意外、暴力，各种危险在觊觎着我。几人同行，大家尚可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相互支撑。可以有犯错的余地，有短暂的脆弱。一切波折是暂时的、相对的。而在独自行走中，很少有第二次机会。
手撑舷墙坐在萨姆松号酒吧某个昏暗的角落，或坐在前甲板通风筒下面朝大海，我任凭丝丝焦虑袭上心头，并不去抵抗。我知道一旦我上路迈开第一步，它们便会烟消云散，随后等着另外的机会卷土重来。当这种典型的防御性抑郁变得过于强烈，我就去走廊和甲板见见新朋友或找找老朋友。
天色渐暗，我们四个爱冒险的法国退休老男人，迎风排成一排，欣赏着游轮通过令人震惊的科林斯地峡运河。运河陡峭狭窄的崖壁引得人们纷纷来到甲板，土耳其人也在船上迅速发扬他们的传统，谈天说地此起彼伏，热茶一杯接一杯，少有酒精或几乎没有。喜欢喝酒的人早就躲到侧翼的两个小酒吧里，舷窗透过的微光更适合品酒。
我是极少数步行的旅客之一，绝大部分乘客，不管独自一人还是一大家子，都是开车乘坐萨姆松号。我与一对瑞士—土耳其夫妇闲聊了许久，他们回丈夫的故乡度假。这位从瑞士理工大学毕业如今已经退休的工程师，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贡献给了瑞士法语区的道路和桥梁。但从童年时期起，他对自己出生的村子就一直有着强烈的依恋。夫妇俩住在瑞士，但每年夏天，他们都要回到乡下去。
年轻商人雅鲁帕，和家人在巴黎地区经营一家服装厂，他把自己的汽车运回家乡。因为法国竞争过于激烈，他把制衣厂转移到土耳其，当然是到乡村。“法国一个工人的工资，我在那里可以雇十个人。”他说，他将坐飞机返回巴黎，为了工作也为了探望家人……他们几乎在那里重建了一个村子。因为为了能够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亲兄弟和堂兄表弟，都买了同一栋楼里的公寓，结果这栋楼从地窖到阁楼，都属于他们这个家族。
到了伊兹密尔，伊冯、埃里克、路易和我相互道别。我于当晚坐上一辆大巴，第二天一早到达伊斯坦布尔商业区的塔克西姆广场，去了一趟土耳其银行，我在巴黎开了一个这家银行的账户。我一走进去，柜台后的女孩子笑着相互碰了碰臂肘，她们都听说了有个神经不太正常的法国人要徒步丝绸之路。我不能排除路上被偷的可能，出于谨慎，我没有带很多现金。她们给了我一张封了塑膜的卡，我可以用它在一些大城市的自动提款机上取土耳其里拉。银行行长贾恩和助理穆罕默德，两人都会说我的语言，是在城里的法国学校学的法语。我的计划让他们很惊讶，更多还是担心。“您真的需要很多的运气。”贾恩在门口握着我的手说道。后来我在路上，经常想起他的这句话。
我穿过广场到附近的法领馆去登记一下，万一我发生不测（完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至少在土耳其的法国当局知道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在戒备森严、暖气充足的办公室里公务员比较怯懦，或受他们所处理公务的影响，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不排除任何我将会面临的风险。他们向我解释说危险无处不在，听上去只有土耳其南方的热门旅游地区和卡帕多西亚一带，尚可一去。他们给我列举我将遭遇的种种危险：土耳其司机之于行人，是真正的马路杀手，还有小偷，以及库尔德工人党（PKK）成员的伏击，更不用说土耳其东部令人恐惧的康加牧羊犬。如果我相信这些警告，那我就该立即乘上反方向的萨姆松号。在威尼斯，唯一的风险就是卡布奇诺的价格比市场价贵很多。
这是我第二次来土耳其。今年年初，我对丝绸之路做了些研究，并认识了安纳托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斯特凡纳·耶拉西莫斯，他注释、介绍和再版了好几本有关丝绸之路的著作，尤其如马可·波罗的《寰宇纪》[3]，伊本·白图泰的《游记》[4]。他还出版了让—巴蒂斯特·塔维尼耶的两卷本回忆录[5]。后者是一名法国珠宝商人，写了一本十七世纪他在土耳其和波斯旅行的珍贵日记，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他途经的城市和驿站。我要追随他直到埃尔祖鲁姆[6]，这是他描写过的最为精彩的线路之一。这是通向东方的重要商路，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径直向东，经埃尔祖鲁姆直抵亚美尼亚，随后朝正南，通往波斯的大不里士。从那里，一条线路通向巴格达，另一条从南边绕过里海，北上布哈拉、撒马尔罕和中国。后者就是我明年要走的那一段。
正式出发前，我给了自己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是为了积蓄力量还是为了游览这座城市，我自己也不清楚。伊斯坦布尔如今是一座拥有一千三百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是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故意把第一角色——政治中心，让位于安卡拉。不过它仍然是土耳其最欧洲化的城市。这五月初的时节，城里气候温暖，却一直下雨。我在贝约格鲁街区，加拉塔萨雷小清真寺对面的拉戴斯餐馆用午餐，预演一下我将要一路遇到的场景：第一件事，先浏览一圈摆放的各种食品。无需会讲土耳其语或叫得出菜肴的名称，我用手一指一道我向来喜欢的冷热拼盘，还有看上去诱人的油焖茄子，那是我喜欢的另一道菜。我刚在一张桌子坐定，菜就端了上来。土耳其人经常做蔬菜炖肉，烹饪技术好，上菜又快。
吃过午餐，我在老城区闲逛，必须把我只走了不到三百公里的新鞋“磨旧”。在领事馆，一名女秘书提醒我防备那些难缠的年轻人，他们通常会说不错的法语，尤其喜欢纠缠落单的游客。他们在大街或公共交通上跟游客套近乎，然后向受害者递上下过药的饮料或甜品，后者立刻昏睡过去，醒来后所有财物已被洗劫一空。在饮料里下药这种方法并不新奇，在丝绸之路上，强盗经常用来打劫商队。毒饮料最常用狼蛛毒来调制，而那些商人就再也醒不过来。
大巴扎后面的小路上，生活着一群卫生条件很差的穷人，估计我在那里不会遇到游客或游客的劫持者。我终于看见人们着手修葺几幢称不上豪华的奥斯曼风格木结构的老房子。到目前为止，只有托普卡比宫这一类的名胜古迹和一些宗教建筑才有这样的待遇。确实，伊斯坦布尔，更准确地说君士坦丁堡，并不具有商路上的垄断地位，历来只是其中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是货栈兼收费站。然而，拜占庭却在政治上控制了所有地中海城市，从安塔基亚[7]到亚历山大[8]，组成众多的商路起点。所以丝绸之路不只有一条，而是很多条。
我也可以为留一点时间给朋友们。迪拉哈和拉比娅，两位在伊斯坦布尔法国学校上过学的年轻女子，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很优雅地发着小舌音“r”；马克斯，一位巴黎音乐家，来伊斯坦布尔研究和演奏东方乐器，尤其萨兹琴（Saz）。在这里住了两年后，他有点难以回法国了。我们四人共进的这顿晚餐，是对我上战场前的饯行，让我在一头扎入大冒险和孤独远行前最后一次沐浴友谊。我们什么都聊，就是不聊我的旅行。出发近在眼前，骰子已掷出，我很感激朋友们把话题引向别处。而且拉比娅告诉我们她将要跟雷米——一个到伊斯坦布尔工作的法国人结婚。如果他们不久就结婚，我只能缺席婚礼了。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这天夜里，我睡得很少也没睡好，天没亮我就已经醒来，起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的天刚蒙蒙亮，我就背上行囊出发，走进伊斯坦布尔空无一人的街道。我沿连接独立大道——伊斯坦布尔的香榭丽舍大街——与港口的斜坡路往下冲。途中，我向俯瞰着这片著名海湾的古老加拉太塔致敬。我马上就要到港口，坐船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从土耳其欧洲一侧到达东方那一侧。当我从船上下来时，我将踏上亚洲的土地，也是我行程的零公里处。在我进入德黑兰之前，我有三千公里要穿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