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新房—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可怜的老母亲。
1
许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决定去南方闯荡。
出发前夜，母亲在我的内裤上缝了一个小口袋，将一百元钱藏在里面，用针线缝死。我对母亲发牢骚，我都这么大人了，又不是三岁小孩，莫不是买个东西，还要把皮带解开，从内裤里把钱翻出来？母亲说，伢啊，这是救命钱，千万不能买东西，走投无路时，就用它买张回程票吧。我觉得母亲很愚钝，我是出去闯世界的，又不是游山玩水，能说回来就回来吗？
第二天母亲把我送到车站。和我一起出门打工的还有一个叫阿勇的朋友，他母亲也来送他，两位母亲在候车点唠唠叨叨说了许多话，我至今还记得母亲翻来覆去对我说的一句话：伢啊，在外不容易，人狠不要缠，酒狠不要喝，凡事忍着点。母亲知道我脾气暴躁，处事冲动，怕我在外面吃亏，想把她逆来顺受的处事风格传授给我。我表面上应和母亲，实际上，心早就飞走了。一辆从乡村通往县城的客车缓缓地驶过来，阿勇拉着我的手兴奋地跳了上去，我们哪里顾得上母亲们的不舍，我们要去打工啦，赚钱啦，从此自食其力，纵横天涯啦！
客车启动了，卷起乡村公路上巨大的灰尘。五月的阳光从车窗外斜斜地射进来，落在我们兴奋的脸上，暖洋洋的。阿勇眯着眼站起身，将大半个身子伸到窗外不停地挥手，两位母亲突然就小跑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什么。客车轰地加大油门，像和母亲们赛跑一样，越来越快，越来越颠簸。母亲们追逐的脚步很快被滚滚的车轮甩得老远，我隐约听到有人呼喊我的小名，那低沉而绵长的拖音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然而我什么也没看见，乡村公路上的灰尘又密又浓，像漫天飘舞的朦胧碎片阻挡了我的视线。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母亲。一去便是一千多公里，一去便是二十年。
2
母亲是个朴实的农民，死脑筋，不会拐弯。她不羡慕别人孩子考北大清华，不羡慕别人老公升官发财，也不稀罕住在北京，但是村里谁家起了新房子，她却羡慕得要死。我当初去打工，其实也是带着使命的，赚钱盖房子是母亲的心愿，也是我最初努力的方向。很多年以后，当这个愿望得以实现时，母亲正和我一起生活在春暖花开的南方。我告诉母亲，老家的新房盖好啦，车票也买到啦，后天，就送你回家。母亲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先是拍手，大概觉得拍手的方式不能表达一个农民内心比天还大的喜悦，她又从椅子上艰难地撑起佝偻的身躯，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然后移步到阳台上，向远处眺望。母亲自从和我生活在一起，便经常站在阳台上向远处眺望，向湖北方向眺望，她弯曲的身子像一把立在地上的弓，箭就藏在心里。我把母亲叫进屋，说风大，着凉了会害死人的。母亲缓慢地转过身，像孩子一样眼巴巴地望着我，嘴里唠叨着后天，后天……
是夜，母亲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没等我像平常一样到她的房间摸摸她的手和脚就走了。我被母亲吓坏了，如晴天霹雳不可想象，似万箭穿心不能呼吸。世界仿佛在我面前坍塌了。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我的肠子都悔青了。就在两个小时前，母亲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给输了球耍赖的儿子做偏袒的裁判。她和我一起忆起家乡的人和事，说到兴奋处，还表现出十分憧憬的样子，丝毫没有要离开我的迹象，我自信满满地以为她会平安地，长久地和我待在一起。而现在，她走了，就那么一会儿工夫，便与我阴阳相隔，任我怎么呼喊，再也不肯睁开眼睛看我一眼。我如同黑夜里迷路的孤儿，被母亲无情地遗弃在风云莫测的人世间，不知该朝哪个方向走。
我把母亲搂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苍老的脸庞，想起许多过往，眼泪就唰唰地落下来。
3
新房建在家乡老宅上。复式楼，方方正正的。村邻们都说很漂亮。
母亲来南方的前一天，我特意带她到老宅上转了转，那时房子还没有盖起，工人们正在施工，母亲对工头说：“快点搞，搞好了许我多住几日，你们几时搞好，我几时回来。”工头是我的朋友，他逗母亲：“您老真不会享福，跟儿子在广东多住些日子不好？”母亲用拐杖在地上狠狠地杵了杵，非常生气：“哪里都不好，我就想住这里。”朋友见母亲不好对付，拍着胸脯保证：“您老放心，我一定按时交房，让您舒舒服服住一百年。”母亲还是不买账，说：“毛主席万岁都没有活一百岁，我哪能活一百岁哦，住我儿子盖的新房，哪怕一天都好。”母亲边说边挪动步子，去和邻居们打招呼，和她的妯娌叔子叙家常。隔壁比母亲更年长的驼大妈一脸羡慕地叫着母亲的名字，说：“老太婆你几多有福气哩，一个儿子当兵当成了首长，一个儿子打工打成了作家，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哦。”
有什么福呢？母亲有三个儿子，还有一个怎么不提呢？如果她的大儿子，我的大哥，人们谈论起时也能竖起大拇指，那才是母亲真正的福哩。可惜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有关大哥的话题，偶尔无意间谈起，大多也只是摇摇头，笑笑而已。所以母亲是没有福气的，她离开故土跟我南下实属万不得已。如果大哥对母亲多一点怜悯之心，尽一点人子之孝，恋家的母亲，又何至于跟着我千里迢迢到广东呢？
实际上，母亲的一生是非常悲苦的。这悲和苦，与两个男人密切相关，前者是我的父亲，后者便是大哥。
我不知怎样来描述我的父亲，提起他我心里总是五味杂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痛。父亲的形象时而高大伟岸，时而如尘埃一样渺小，他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常常给我亦真亦幻的错觉。
父亲是个罪人。这话是母亲说的。母亲不懂法，是个文盲，却给父亲定了一条罪。父亲除了赌，没有别的爱好。他平时不在赌场里，就在赶往赌场的路上，年轻时曾创下连续豪赌四十多个小时的惊人纪录。他从不过问柴米油盐，家里的重担全由母亲一人承担。我不止一次地看着父亲拿着钞票决绝地离开家门，奔赴赌场，我听到母亲在后面跳起脚来歇斯底里地诅咒和叫骂。我知道，母亲的诅咒和叫骂都是认真的、由衷的、全心全意的。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母亲的咒骂变成现实，果真这样，我们这个家也就可以获得安宁了。
父亲其实是个质朴的农民，可是他天性好赌，平时省吃俭用的他一到赌桌上就好像换了一个人，让人完全认不得。有一年他把我们兄妹的学杂费输光了，回家后喝得酩酊大醉。母亲哭喊着要和他拼命，揪住他的领口问他学杂费没了，孩子们怎么办。父亲早已训练有素，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他把母亲一掌推到地上，警告母亲，别把他逼急了，他也不是好惹的。
父亲对我的漠不关心让我终生难忘。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班里要照一张毕业合影，要求学生统一着装，上穿白汗衫，下着蓝短裤，上下我都没有，我跟父亲要钱买衣服，他惊讶地问我，你都上五年级了？事实上，从我上学那天起，父亲就没为我买过一支铅笔，没教我做过一道题，他不知道我上几年级，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的名字，是父亲按家里男孩子的出生顺序取的，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于是名字中有个“三”（后改为山）。有时我在想，真有这样的父亲吗？连儿子的名字都不愿花半点脑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