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细究起来，《津轻》（1944年）如同充满仪式感的句号，埋伏着阴晴变幻，细微而无端，是一个人秉持此生不再的态度，历时三十五年着力画下的，属于且仅属于不擅长装腔作势的太宰治。说什么风格明丽缱绻，不，这种讨好读者的事，他做不来。
我想按照自己的预期，对它的前景进行某种“远胜于事实的推测”，与我深爱的弘前城诀别。
“我问你，到底为什么要去旅行？”
“因为我不开心啊。”
“你的不开心早就变成一种习惯了，一点都不可信。”
一直以来，我兴高采烈制订的计划，无论何时总会以这样一种形式，毫无例外地全盘落空。这种机缘上的不凑巧，便是我避无可避的宿命。
“你要去深浦？去做什么？”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想去看一看。”
“是为了写书吗？”
“嗯，确实有这个想法。”我没法说出“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不如趁还活着，回来故乡四处看看”之类令对方扫兴的话。
诸如此类的文字，散布《津轻》全篇，如影随形，像“津轻富士”岩木山顶的冰凉雪云，拖着一束阴沉抑郁的小尾巴。这对意志力薄弱、听凭感情驱使、经常在短时间内承受剧烈情绪起伏的太宰治而言，完全信手拈来。倘若论及自我攻击，作品内外，鲜少有人做得比太宰治更好。身为典型的低自尊者，他不曾学会恰如其分地表达内心的好意和感情，前一刻尚且欢天喜地，下一秒忽然沮丧至极，往往还能无所顾忌、毫不保留地直捣自己性格中某些异常软弱、劣迹斑斑的成分。
他的攻击有时就是极端的检讨。
某个人怎么做，或者某个人说什么，我几乎毫不在意。那是理所当然的。我这种人根本没有在意的资格。
我甚至还会噘着嘴滔滔不绝，把话讲得颠三倒四、支离破碎，导致对方连轻蔑我都来不及，根本就只顾着心生怜悯，而这似乎也是我宿命里的悲哀之一种。
即便来到津轻最偏僻的地方，自己也依然受着哥哥们的庇护，终究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任何事情。
家里所有兄弟，只有你与众不同，为何独独是你这么拖泥带水、惹人厌弃、卑微低俗呢？你就不能振作精神，好好过自己的人生吗？
并且他对自己的行为动机早有醒觉，曾在《佐渡》（1941年）一文中有过辩解：
假使不那么做，就好像对谁撒了谎，十分不痛快。又好像输掉一切，十分不痛快。明知是蠢事，仍旧去做，之后沉浸在剧烈的悔恨中不可自拔。毫无用处。无论长到多少岁，总是重蹈覆辙。
没有人比他更诚实，没有人比他更谦卑。
在他放弃“挣扎”之后，世间能够承载他动荡情感的终极容器，其实是“死亡”，也唯有“死亡”。
用彼端的虚无，抗衡此岸的虚空。
所以，他在许多作品中贯彻一种绝对向下的力量，轻易使用“最后”“死”“诀别”这些不给自己不给对方留退路的词。他不在意共情。
从这个角度看，《津轻》仿佛他自行了断前的一场精神诀别。
诀别之路若是心有挂碍，会走得格外犹豫。《津轻》对此供认不讳。在这场诀别里，故乡旧友和津轻这片土地对他展示了出乎意料的热情与包容，这就更像落差巨大的一笔衬托，因为他回来本是为了“放下”——与故乡的长兄、早已病逝的父亲达成某种情感层面的单向和解，可视为放下；不顾一切去实现与女侍阿竹的久别重逢，可视为放下。曾经如何拿起，如今怎样放下。顺便做的一些事，不过留作临行纪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关东地区频繁遭受空袭，太宰治曾在1945年7月再次回到津轻，直至1946年11月返回东京。事实上，这段特殊的战时疏散生活与“诀别”并无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归乡与道别，他已通过代表作《津轻》的书写完成了，从今以后，他能一身轻简地“为伟大的文学而死”，对故乡也再没有什么要说。
文学作品之复杂，在于对文本的解读其实是“无解”。太宰治的小说向来解法多重，无论是非，无关好坏，这部风土记《津轻》也一样。在序编中，太宰治提及写作《津轻》的缘起。对比此前回忆故乡的散文《五所川原》（1941年，全文收于《津轻》中）与《青森》（1941年），《津轻》的书写是一次更加透彻的离开，本不必过度阐释。
人生总是需要一处卸掉外力轻松归去的地方。
感谢我的编辑为译稿付出的心血，感谢读者与这一版《津轻》的邂逅。
廖雯雯
2019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