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巴扎
五月二十日，沙阿博拉吉，一百五十一公里
阿拉·萨迪很不耐烦。现在是晚上七点半，这一天真是漫长啊。他陷在一把老板椅中，双脚舒舒服服地搁在宽大写字台上，正在休息。这个背着红色大背包刚走进来的欧洲人并没有让他从瞌睡中醒来。很好，因为这外国人正好也不想要什么东西。他不是放下而几乎是扔下他的行囊，一屁股跌坐在一把椅子上。
太疯狂了，我真不应该走上四十公里。可是道路如此美丽，路上村庄又那么少，我几乎没得选择。沙阿博拉吉农庄将是我今天的歇脚处。几乎所有带“沙阿[9]”的地名，在伊斯兰革命后全部被改掉，不过这种做法很快被叫停，沙阿博拉吉得以庄严地保留了自己的名字。阿拉·萨迪和我，就这样过了十来分钟。等我稍缓过劲，我怯生生地想要一杯茶，但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仿佛我不存在似的。我也没有再坚持。
这时餐馆的门被猛然推开，进来的是扎费尔，就是我中午遇到的那位医生，总是那么火急火燎。他过来坐到我桌边，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焦糖，喊道：
“给我的朋友来杯茶！”
阿拉·萨迪这回终于听见了，慢吞吞走向厨房。他个子不高，腰围来补，这让他看上去像只圆球，看不出年纪，大概在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手臂上和衬衫领口露出黑黑的汗毛，然而脑壳上却一根毛都没有。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像只白鹅似的摇摇晃晃，拖鞋踩在地砖上发出“噗哧、噗哧”的声响。他回来时我问他有没有房间出租，他抬头看看天，仿佛在请真主证明我言行的轻率。
“哪儿会有空房间呢？”
他抬抬下巴，指向无穷远。
我拿出昨晚咖啡馆那个自命不凡的男人给我的名片，他接过去仔细看了一会，但似乎不认得上面的波斯语。医生过去帮忙：“古力·阿萨迪”。一听到这个名字，阿拉·萨迪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房间当然也有啦！他要去给我做一顿美食。他走了，迈着几乎敏捷的步伐去做饭。我不知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魔力，但我乐享其成，吃了我入境以来最好吃的一顿晚饭。有一句波斯谚语这么说，“面包是神的恩赐”，为这胖子带来的美食，我宁愿遭受惩罚。
做医生的那个男人又急匆匆离开，去照顾他的病人。不过我并没有独自待很久，一会又进来一个家伙，几乎连拽带拖地把我拉去参观他的烟草烘干机。随后又向我介绍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会讲几句蹩脚的英语。两兄弟长得一点都不像。
“很正常，”那人说，“他们不是一母所生。”他指着在隔壁门口等我的两个女人，一位浮肿的脸上堆着笑容，另一位年轻些的咧嘴露出黑洞洞的口腔，因为她牙齿全掉了。这场景让我很不适，我更愿意回我的房主那儿，但他已经没有了刚才我用餐时的那份殷勤。
阿拉刚才蜷缩过的那把椅子上，现在威严地坐着个老头，朝我投来冷冷的一瞥。那是阿拉的父亲，与他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老头可不认识什么古力·阿萨迪，也毫不在意。我的房间泡汤了。阿拉小步溜进厨房，躲了起来。这时又进来一个老头，这一位倒是喜气洋洋很有活力，来跟那个欠他钱似的老家伙打招呼。来人戴顶绒线小帽，黑色小胡须，下巴还有一大捧扇形的花白大胡子，气度不凡。特别是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希笑容明媚，露出洁白的牙齿，还镶着两颗金色的犬牙。他上前同我打招呼时，我把找房间的事抛到了脑后，问可不可以给他拍张照片。他大度地接受了，我掏出相机。这时边上的老家伙换了表情：我又有房间了。总之，我不用担心会流落街头，除了两名游手好闲的小青年争相要接待我留宿外，刚才那位烟草种植者也提议我可以去他家过夜。我赶紧谢绝。
那个矮胖子重新露面，带我去我的“房间”——厨房边上的一间小屋子，我要睡在地下。我问他名字的拼写是否跟穆斯林的真主一样的写法。可惜他是文盲，啥也不懂。好吧，我们不是每天都有机会睡在安拉的屋子里。
我在升起的热浪中走了一个半小时，真有点想打退堂鼓。哇，奇迹出现了，大亚拉腊山阁下和小亚拉腊山就在那里，庄严耸立于蔚蓝天际。我在凝望中出神，竟然没有听到一个小牧童走过来，发现他在我身边时，我吃了一惊。经过一番例行的打听，他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于是麻利地爬上一个小山包，双手合拢做喇叭状，朝山坡另一侧大声喊着他刚听到的事。像是一种回声，我们听到更远处的一个声音传递着这个消息，从一个山谷传到另一个山谷。如果说我想悄悄经过这里，现在肯定不行了，至少我已经声名远播到了大不里士！
不过上帝保佑，在卡拉赫—齐亚—埃丁，我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被轰轰烈烈地迎接……这倒让我很快找到一间有舒适床铺和热水的房间。然而幸福很短暂，天亮前，我就被一记猛烈砸在我房间隔墙上的声音惊醒，原来这堵隔墙被当作足球场球门的边框，附近的一群捣蛋鬼在旅馆走廊里踢球……这个国家的小孩什么时候才睡觉呀？
烈日当空，我沿一条贴近河流的公路跋涉了一个多小时。一拐弯，看见一家饭馆，说饭馆有点夸张，其实就是四根插地的柱子，撑起一个由树枝和稻草搭成的顶棚，棚下的阴影里放了两张桌子。我坐下来，毫不客气地把被汗水浸湿的袜子脱下，放在太阳底下晒。我开始吃饭，逃不掉的烤洋葱和一个西红柿。拉祖尔停好大卡车，过来向我诉说他的霉运：之前，他做运送游客的生意（这就解释了他一口出色的英语），但现在他的企业破产了，他只能帮人拉燃料油。为了不忘记他学了二十年并且无比尊崇的阿尔比恩[10]的语言，他从不放过任何与偶遇的外国人交流的机会。因为他一直捋着自己的小胡子，我忍不住问为什么伊朗人都有小胡子？
“因为只有女人才没有胡子。”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无可辩驳的理由，我不由得陷入沉思。
拉祖尔工资很低，但十年后老板会把这辆车送给他。这种安排很巧妙，司机会精心维护这庞然大物，仿佛那已经就是自己的车。他离开后，我在一堆刚割下的草垛上小憩了片刻。我要付钱时，老板拒绝了。不，你什么都不欠我，他说道。我坚持付钱，因为昨天我刚学会这里的客套规矩，在接受一样礼物之前，至少得先拒绝两次。前天，在复习过塑封卡片上的句子后，我问一个卖明信片的小贩：我要付你多少钱？他手放在胸口回答我说：不要钱。送给我了？谢谢，我有点惊讶地说道，一边把明信片放进衣袋，这被看作一件蠢事。知道实情后，我可不能再次表现得像个没教养的人。所以我又坚持了一次、两次……但今天的情况和客套没关系：老板告诉我说拉祖尔在付饭钱时把我的那份也一并付了。这种默默的东方式的慷慨，总是让我大吃一惊。你能想象一个西方人在送出一份礼物后，不等着你回谢他一声？
现在是下午五点，热浪退却，但坡度很陡。从一个山谷翻越到另一个山谷后，我放下背包喘口气，也让被汗水浸湿的后背干燥一下。山脚下，埃沃格利绿洲在一片石头之海中呈现一块块喜人的绿色，看上去近在咫尺。路牌指示五公里，而事实上我的GPS不会搞错，它显示有十公里。况且我走了五公里后，看到一块相同的路牌，还是标示着五公里。
原野上气象万千。公路上，夕阳把火红的光芒投到一长溜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望向北面，一辆卡车冲进一条土路，扬起彗星尾巴似的一股尘土。远处，一排山峰划破蓝天，在灼热的气流下，看上去微微颤动。我要经过的最后一个山丘脚下有个警察局，它的上方竖着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两幅巨大照片。我等着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出现，但是没有，只有成群结队的白鹭唱着三个音符。还有两只白鹭在天空打转，陪伴着我。
夜里到达埃沃格利，如果我能找到一家旅馆——人家向我保证能找到——那么这漫长的一天就算是黄道吉日了。后来过了好几天我才发现，伊朗人的“旅馆”这个词实际上是指餐馆。如果一家饭馆既能提供吃饭又能提供住宿，就被称作“mossafer-khôné”或者“客栈”。但是那些小老板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就把他们的饭馆贴上“旅馆”的牌子。当我打听沿途的古老驿站时，我永远不知道人家指给我的小客栈是现代抑或古老。我询问的一家小饭馆以及后来的两家都拒绝为我提供住宿。我已准备好睡在星空下，因为夜幕已降临。我上门的第四家小饭馆，由两个一身黑衣的男人经营。现在正是伊朗人为公元六八〇年被刺杀的什叶派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服丧的哀悼之月。身材高大的哥哥看起来是老板，他很愿意接待我，如果警察不找麻烦的话。他说我可以睡在meçit（祈祷室），那是专门为卡车司机祈祷准备的小房间。我刚在这间仅有一条祈祷毯的陋室安顿下来，弟弟就进来找我。他把我的行李搬到侍者的房间，让侍者今晚睡祈祷室。让一名基督徒睡在一处穆斯林的礼拜处，肯定不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