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暴风雨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四日，
埃尔祖鲁姆与多乌巴亚泽特之间，零公里。
大巴司机不解：
“你要在这里下车？这是大草原，什么都没有。我们一刻钟后就到多乌巴亚泽特了……”
“对，我想在这里下车，我要徒步。”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土耳其语词汇向他解释，我无论如何要从这里开始一场即便是三千公里的徒步旅行……这确实令人诧异。困惑的司机转向售票员，他们交谈了几句，我猜想大概是说：把乘客放在荒郊野岭这合法吗？这欧洲佬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是一大早离开埃尔祖鲁姆的。在坐上这辆长途巴士前，我先从巴黎出发，转了三趟飞机：巴黎—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最后安卡拉—埃尔祖鲁姆。我把自己舒服地绑在飞机座位上，从高处俯瞰去年[3]我穿越过的风景、城市、乡村在机翼下一一滑过。就是在这里，在这片被七月骄阳烧烤的荒凉之地，我一头栽倒在草地上，被腹泻击垮。现在我准备从同一地点，一米不差地重新出发，走完上一段本该完成的旅途，抵达伊朗德黑兰。从德黑兰，我将踏上前往撒马尔罕的征途。撒马尔罕，那个有着蓝宝石穹顶的城市，那个自我童年起就向往的城市，它将是我打算用四年时间独自走完的丝绸之路的中间点。我坚持要在被疾病击倒的确切位置，重新开始被中断的征途。这么做未免有点吹毛求疵，然唯如此，我才问心无愧。我制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我不愿因一小点过失或别人的建议而令其失色和改变。我不愿错过去中国西安路上的每一寸距离，即便被视作极端分子或神经病，我也无所谓！这就是我为何一定要司机停车。他以为弄明白了：
“你要上厕所，是吗？”
“不，我要下车，步行。”
他的表情和看向售票员的眼神显然在说：“疯子，我们遇到了一个疯子。”他终于刹车，我背着十五公斤重的背包，脚蹬大头皮鞋，尽可能敏捷地跳下车。面对这种不可理喻的行为，司机错愕又无奈地重新启动大巴远去。
对于十个月前发生在这里的事，我可没心情怀旧。长途巴士还未开出我的视线，我还没来得及掏出背包里的雨衣，一场雨夹雪伴随狂风劈头盖脸袭来，大地一片昏暗，一开场就是一个下马威。我见几个小牧童蜷缩在一块塑料布下，躲在挤作一团抵御狂风和寒冷的一群黑绵羊身边。片片未融的雪花像是为黑羊穿上了白衫，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场景。我的雨披也难挡风雨，很快我就从里湿到外，成了落汤鸡。甚至连可怕的土耳其康加犬也趴在地上等待暴风雨过去，这对我倒是件好事，因为我还没来得及砍一根打狗棍，这是我已知的对付这凶猛动物的唯一武器，但在这光秃秃的平原上，找到棍子的运气不大。
这一阵暴风雪将我钉在了原地，狂风从东边吹鼓起我的雨披，我失去平衡，踉踉跄跄，举步维艰，被暴雨无情抽打。谨慎起见，我也想学学牧童的样子，可是在这片被上帝抛弃的草原上，无处可躲风雨。我只得稍稍离开公路，蹲下来，远离被雨水遮挡了视线的大卡车。我用冻僵的手指努力扯住身上的雨衣，艰难抵抗着狂风暴雨。到城里躲过风雨的那个大巴司机一定在暗笑：那顽固的老家伙这下傻了吧，活该！
我选择此时此刻继续我离开巴黎时在飞机上的悲观思考。那个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再次折磨着我：我要去哪里？为什么？首先为什么在经历了去年的劫难后，我还要挣脱我爱的和爱我的人（我有足够的证据）再次出发？
一九九九年四月，我在离开伊斯坦布尔开启本次长征的第一段行程时，这些问题回答起来很容易：我就是想走路，想看看这个国家，想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想一步步了解这条神秘的丝绸之路。激情鼓舞着我，去完成酝酿已久的独行之喜悦推动我前进，助我背起行囊，克服一路艰辛，我仿佛长出了翅膀。然而，尽管别人说我是乐天派，但穿越安纳托利亚的遭遇还是让我兴致打折，有些动摇了我的决心。伤痛、遭遇康加犬乃至人类的攻击；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内战让双方都把我视为自己阵营的叛徒；最终疾病迫使我被运送回国。我设计的四段行程中的第一程，已然让我心力交瘁。
如果仔细研究今年的行程，它不见得更容易，甚至更艰难。我蜷缩在难挡风雨的雨披中，在铺天盖地的暴风雨中动弹不得，在这条被如注雨水淹没的路上，我无法平静地设想我的下一步。必须承认，我心中升起一股莫名担忧，坦率地说甚至是一种恐惧。我的五脏六腑缩成一团，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暴风雨。
今年我要完成极其漫长的一段行程。因为从德黑兰到撒马尔罕的原计划就有两千公里，现在还要加上去年我未能完成的那段路，差不多有九百公里。我五月份出发，行程的大部分时间落在夏季，而我需要穿越或途经中亚最热的三个沙漠，里面栖息着诸如眼镜蛇、蜥蜴和狼蛛一类的小动物。如果说我对人类带来的危险还不算十分害怕，我对所有爬行或蜇人的动物却十分恐惧，哪怕蚊子的叮咬也让我十分厌恶。再说我出发时并未完全解决我上次旅行留下的健康问题，医学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去年以来，我的药箱增加了四倍体积，但我心里依然没底。
我在暴雨中低着头，看水线从鼻尖流到双膝间，就如屋檐淌下的水柱。抛开所有的理解力，我努力寻找将我的计划坚持下去的理由。一周前在巴黎时，这些理由还如此清晰，但随着出发日子的临近，它们变得越来越可疑。好吧，我必须打起精神，找回动力，排遣掉今日笼罩心头之种种烦恼，专注于这趟非凡旅程将带给我的幸福。去年我在土耳其经历过一些美妙时刻，在那些宝贵的瞬间，自己与世界如此和谐，让人因时间不能停滞而深深遗憾。那些短暂而鲜活的瞬间，如惊起的飞鸟，逃离人类生活的荒唐。当忧伤袭来，回忆带给人安慰。我出发就是为了寻找这些幸福，而两千多年来带领我们走向崭新世界的丝绸之路，在我看来恰能产生这种神奇魔力。无论如何，我要沿着它走到尽头，或至少走到走不动为止。因为我在一天天老去，已经六十二岁，我不敢保证长久陪伴我的好身体能一直保持。
然而我潜意识中的乐观主义天性总能激励我，一如我在记者生涯中，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一定要亲自核实所收到的信息。这三个与世界隔绝已久、半开国门的国家，既吸引我又让我害怕，我很想去了解它们。而且我的向往和恐惧中还夹杂着孤独，孤独可以或应该引领我抵达自己，去完成这趟姗姗来迟的仪式性长征。
暴雨终于停歇，我的鞋子里灌满了水。我重新踏上平坦笔直的大路，快步往前，一方面让身体尽快暖和，另一方面也为早些到达城里。那个大巴司机肯定早已到处嚷嚷说他遇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外，宁可跟在大巴后面走路而不要坐车。
经过三小时十八公里的步行后，我进入多乌巴亚泽特，十个月前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些不堪回首的时光。我曾经住过的那家旅馆换了老板，我一个人都不认得了。天空阴沉，甚至有些微寒，亚拉腊山壮丽雪白的峰顶（人家告诉我上周有一名登山者在那里遇难）躲藏在一片堆积的云层。我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串烤羊肉和一盆米饭，吃得味同嚼蜡，没一点胃口，我的心思在别处，我试着抛开从巴黎出发就挥之不去的灰暗心情。说实话，走进这家旅馆时，我并没有十分之一的把握能将行程进行到底。我努力再次振作精神，临睡前心想如果我不能四年之内走完这条丝绸之路，那就五年好了，这样我心情好了一点。再说，认真想想，我要探访的这个世界真就比我离开的那个世界更糟吗？令人不安的疯狂在我们的城市肆虐，到处是焦虑的氛围，无节制的欲望，追求权力成为终极目标，好胜挑衅取代道德。这一切真比我要去的地方更令人放心？我要回到以人为本构成的世界，因为步行让人的目光回到合适的尺度，学会掌控时间，行走之人就是王者。他因逆潮流而痛苦，但为缓解痛苦，他选择辽远之境而非医生诊室的长沙发……我要将我的头脑和身体从经年累月的禁锢中解放，也要将它们从恐惧中释放……
我睡得不好，还没来得及锻炼的肌肉有点僵硬，醒了好几次，跟去年一样，被街上打架的野狗吵醒。早上，天空依旧灰蒙蒙，我对多乌巴亚泽特显然没什么要留恋的，我迫不及待离开这里。路过一个小摊，一个瘦高个老头在卖一捆捆的木柴。多少钱一捆？二十五万里拉[4]，那脚夫说道。我仔细挑选了一根木棍，递给他一张十万的纸币。他嗅到了机会，想要更多钱，很多很多钱。他迟疑了一下，欲从我手中抢走一张大面额纸币。这时正好走来一名警察，很想实践一下他掌握的几个英语单词。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那个欺软怕硬的混蛋，立刻对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通。那个警察翻译道：
“他说这根棍子送给你，这么点小东西不用付钱啦。”
那无赖一分钟前还想讹我的钱，现在把我刚才爽快给他的纸币郑重其事地还给我。我大笑起来，夸张地谢了谢他……他和我都不傻。
走在路上，我的愉悦只持续了没多久。我从诺曼底家里出来时，选择第一周把路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让机体有个适应过程。规划中第二天较短的路程对于我找回状态十分理想，可当我走了二十一公里后，发现我计划中过夜的小村子泰尔赛克只剩下几座破房子，别指望有什么小饭馆……唯一上来跟我说话的是几个库尔德人，要我付一大笔美元，带我去参观亚拉腊山山峰，而山峰明明完全被云层遮盖。不开车的欧洲人在他们眼里都是傻瓜？因为我没有理睬他们，他们便换了花样，一起喊道：给点酒钱，给点酒钱……
让我的理性见鬼去吧，我必须一直走到边境小镇古尔布拉克，在那里找个房间，第二天休息一下，再去参观离小镇四公里、二十世纪初被一块陨石砸开的巨大陨石坑。然后过境去伊朗。
路过一个兵营前，两条杂种狗向我包抄扑来，照例没有大兵出来为我解围。我用手中的木棍轮番指着它们，但每次我转身对付其中一条，另一条就向我更近一步，我处在非常不利的境地。终于有个略有同情心的士兵出现：他弯腰捡起一块石头，那两条狗立即安静下来，惊恐地逃远了。我又学到了一招……
中午，我在路边坐下，吃了点面包和无花果干。没办法，我思绪纷乱，完全无法让心思集中于当下，我有点力不从心。一阵微凉的细雨飘落在草原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牵着马从田间回来，肩上扛着把长长的铁锹。他裂开掉光了牙的嘴朝我笑笑，应该是表示友好吧。但稍后另两个狂躁的混蛋停下卡车，毫不客气地问我要钱。而且在古尔布拉克，另一个失望等着我，经过三十五公里的艰苦跋涉后，我发现这里没有一家旅馆。草原上只散落着几间可怜巴巴的土垒房，以及供海关人员居住的廉租房似的几幢小楼。一大堆卡车杂乱无章地停在一片开阔草地上，雨水和油箱漏出的油把草地变成污浊的泥塘，一片遭受劫掠似的令人崩溃的场景。但一群换钱的小贩可不会错过机会，他们手里摇晃着一沓沓纸币冲向我，美元应该藏在衣袋最深处。
“你有美元吗？有德国马克吗？”跑得最快的那个问我道。
我可没兴趣在这种地方换钱，但那人不死心：
“一美元换七千里亚尔！”他坚持道。
在多乌巴亚泽特，人家给我的开价是五千里亚尔。但我说过我不愿在这个令我压抑的地方换钱。那个人仍然跟在我身后：
“七千两百，七千五百，七千八百，八千！”
我毫不理会，竭力摆脱纠缠。
“八千两百！”
我明白要是不换点钱就无法摆脱纠缠，所以用几美元和剩下的土耳其里拉换了点伊朗钱。等我过了国境才知道，一美元可以换九千五百里亚尔。
那个人告诉我过了国境线，在巴扎尔甘有好几个旅馆。尽管双腿像灌了铅，背包带把肩膀勒得生疼，我还是决定今晚过境去碰碰运气。
终于在卡车的丛林中找到一条路，我走进土耳其海关大厅。上百个人拥在那里，大部分人挤在一道围栏后。大厅底部，一长串人排在一个柜台前，没有任何指示牌，没有任何语言文字说明办理程序。大厅里充斥着难闻的烟味，人们就像在大粪坑里一样交头接耳。一位友善的年轻人走过来，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没头苍蝇般乱转了许久的我：
“要在那个围栏后面排队，需要耐心。我和我的朋友已经在那里排了四个小时，大概还需要四个小时，我们轮流占着位置。”
一股强烈的疲累感袭来，想到还要在这个混乱嘈杂、噩梦般的地方站上几个小时，我就被彻底击垮。可是没有办法坐下来，周遭没有一条长凳，我也没有可替换排队的人。我试着蹲下来屁股靠着我的行李，但重压仍然在，并且人群挤得我几乎窒息。
等待没完没了。柜台那边，三个彪形大汉耐不住疲惫和敌意吵了起来，还动起手。被围栏隔开的人们还算遵守秩序，但到柜台跟前，没了围栏，几个小滑头就想插队。这里大部分是伊朗和土耳其的卡车司机。我的近邻告诉我说，他的情况有点特别，他在伊斯坦布尔被偷了钱和证件，他得到一张土耳其警察开给他的安全通行证，但他不敢肯定这张证明能保证他回到家乡。一名跟我一同进入围栏的商人（从他考究的衣着可以猜到），毫不迟疑地径直走到一扇玻璃门前，里面有个海关官员在堆满文件的写字台后面喝茶。那个有特权的家伙一会就出来了，是此地的老熟人还是他塞了小费？我不知道，但这很管用。他穿过由一个大腹便便的门卫守着的那道芝麻大门，后者毫不吝啬地点头哈腰，而我刚进来时就注意到他对待别人十分气势汹汹。大门挂着一把大铜锁，每过一个人，那家伙就会把门小心翼翼地锁上。你得首先亮出是自己人的证明。
土耳其海关人员表现出一种轻蔑和倨傲，因为后一个家伙要穿过人群去办公室，他突然就大喊大叫起来，粗暴地推搡人群让他们排成一条士兵队列似的直线。有个人没有立即照办，他就把人家一下子推到墙边。面对这种魔鬼般的权力滥用，没人敢抗议，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深知他们会面临更严重的刁难。
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只花了三小时就来到那个柜台。西方人的身份保护了我，他们没有讹诈我。给我盖章的海关职员觉得有必要对我表示歉意。
“很抱歉让您久等，”他说道，“但是没办法，我刚刚核实完了六百份护照。在这里，六百份护照就意味着六百个麻烦……”
他郑重其事地盖完章，我被允许进入那道芝麻大门。铜锁打开，我进入另一间屋子，这里不见得比前一间更好。大门上方挂着阿塔图尔克[5]的照片，进入伊朗那侧的大门上挂的则是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照片，两位伊斯兰伊朗领袖的画像是唯一的装饰。这个海关中间地带的氛围跟土耳其海关大厅很是不同，大厅天花板高耸，没有窗户，四周有一圈水泥长凳。人们在那里聊天，但不再是刚才那样的混乱无序。司机们把护照交给他们中的一个，我走上前，他们为我让出个位置。过了一会，一名伊朗海关官员出来接过那一摞护照，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带着热情的微笑，拿过我的护照放到那摞护照上面。一个会讲英语的伊朗人跟我搭话，大家想知道我的国籍以及我旅行的细节。人们围着我一圈，有人把我的话翻译成土耳其语或波斯语。
大门再次打开，海关官员请我过去。我提出异议，我说他们排在我前面，没有任何理由让我先过……但司机们做出友好的手势，把我推到前面，祝我一路平安。到了另一侧，我等着接受考验，面对的却是柜台后两张和蔼的面孔。其中一位递回我的护照，向我致意。在下一个房间，一名官员示意我不用打开背包，我可以离开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遇到任何有人在巴黎一再对我提起的丑陋现象。又有一个出口，通向洒满阳光的院子，我走了出去，这就到了伊朗。我立刻被环境的变化所触动。山脚下立着几幢海关的房子，巴扎尔甘小城沿山脚延伸。山脊上修建着水泥岗亭和带刺钩的铁丝网。另一侧山坡，有一条长长的沥青下坡路，路上整齐排列着望不到尽头的小卡车。山脚下有两个停车场，停着一长溜重型卡车。这里与海关另一侧的混乱无序、肮脏破败有着天壤之别。我走了不到三百米，有名年轻士兵走向我。
“我是海关关员，我下班了，我可以帮你什么？”
我们一起往山下的村子走去。年轻人告诉我他在海关系统服兵役，但他学习的是会计专业。我需要换外汇吗？不需要，他友善地避开冲向我们的换钱小贩。我需要旅馆吗？他带我走到路边很多商家中的一个，离开前还帮我谈好了价格。我在伊朗下榻的这第一家旅馆，与我在土耳其住过的差别不大，不过仔细想想还是有差别，逃不掉的卫生间漏水顽疾，但比土耳其要好很多。
第二天早晨，我出发得有点艰难。肌肉僵硬，且又有点腹泻……我在伊朗的第一段行程，从巴扎尔甘到马库[6]之间的二十二公里，仿佛没完没了。等找到一家旅馆时，我已经筋疲力竭，像根树桩般倒在床上，一口气睡了两个小时。
这里的生活对一名徒步者来说很是温馨。我本以为人们会紧抱坚定的宗教信仰，敌视外国人，但我不断惊讶于一路上当地人对我表现出的热情和友善。因为语言不通，村民们会在我走过时微笑或稍稍躬身，以手捂胸跟我打招呼，有些还会和我热情握手。孩子们围着我，但从没有人向我乞讨，要钱或要礼物。马赫迈德，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跟着我走了一段路，他的弟弟很快也跟过来。我告诉他们说我是法国人，我叫贝尔纳。其他孩子也立刻争先恐后围上来。一个顶着一头乱蓬蓬黑发、有着明亮大眼睛的孩子叫凯文，很喜欢说话，不停跟我说着什么，也不管我是否听得懂。比电话传播效率还高，不一会儿，路上又窜出一群群孩子。当我走到村子尽头时，身后跟了三十多个孩子。
重新找回孤独，我按自己的节奏前进，对新鲜风景充满好奇。平原上阡陌相交，排成一线的白桦树吐着嫩绿。现在是五月，酷热还未来临。那边，高原上亚拉腊山洁白的山峰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光芒，转瞬即逝的礼物，因为十分钟后，它又披上了阴霾的头巾。
我睁大眼睛，注意这里的习俗和被禁止的行为。为了不触犯禁忌，我的打扮有别于一般徒步者，穿了一条好几个口袋的长裤和一件宽松的长袖白衬衫。我很不习惯这样包裹得严严实实，汗如雨下。不过我知道，熬过头几天的不适，我会逐步适应炎热。
我的大背包和大头皮鞋自然吸引了众多目光。先是一名军人，后来是一名汽车修理工拦住了我，请我喝茶，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在汽车修理铺门前，他们把唯一一把椅子让给我坐，小茶几上放了茶壶和玻璃杯。五六个附近的商人围着我蹲下，一连串问题连珠炮似的砸向我。我俯身看着索菲在巴黎替我准备的塑封小卡片，结结巴巴念着注音的波斯词语。我的东道主们很欢乐，因为我犯了好些个语法错误。我告诉他们我是“寡妇”时，大家都笑坏了，因为搞错性别在这里简直不可想象。我学会了把一小块糖含在嘴里，再喝一口热茶，让它慢慢溶化。当二十多辆房车组成的一个德国车队穿过小镇时，我顿时失去了引人注目的地位。汽车修理工做着夸张的手势，鼓动我向他们学习。我同样用肢体语言回应他：他更喜欢一个可以触摸到的游客还是只能看看的游客？这个问题铸就了我们的友谊，他伸过沾着油污的大手拍了拍我的手。
我在此小憩时，一直观察着附近一个环形路口的警察，他裹在紧绷的绿色制服里，像个乐队指挥一样指挥着交通。交警芭蕾舞般井井有条的动作总是让我着迷，它们没有国界之分。他的同事来接班，那名警察果断摘下墨镜，郑重地递给另一位。也许墨镜也是制服的一部分……总之，戴上它的人似乎被赋予了一种权力。
在马库，我让自己休息一天。尽管多乌巴亚泽特与巴扎尔甘间的大段距离还未完全消化，但我并不觉得很疲惫。不过从去年开始，我知道对自己要多加小心，行走的快感让人沉醉，前进的乐趣让人忽略身体的警告。过度疲乏会让我脆弱，细菌将趁虚而入，况且我身处环境的卫生条件并不好。所以我停下来做第一次休整，我一共才走了可笑的八十二公里。
我想利用这一天时间去参观马库二十公里外的黑教堂（Ghara Kelisa）。每年六月十九日，亚美尼亚基督徒会聚集于这座圣塔代厄斯（有人翻译为圣巴纳贝）教堂参与一年一度的弥撒。因为村里没有任何接待设施，信徒们便围着教堂扎营，据说那场景很惊人也很独特。但即便为了亚美尼亚基督徒，我也没胃口在那里露营十五天。
我包了一辆出租车和一名导游，司机叫阿里，导游叫麦迪。但麦迪很快露馅，他什么都导不了，他掌握的英语单词跟我的波斯语词汇量差不多。通向教堂所在的山谷里，沿途石块上刷着波斯语的口号，它们对我永远成为一个谜。开始我以为麦迪或许不想翻译这些内容，但实际上我们还没到达目的地时，我就发现他在明目张胆地撒谎。面对一座肯定是在建监狱（无窗的高墙，围墙四角建有岗亭）的建筑，我问麦迪：“又一座监狱？”他想了一会后回答说：“不，一座体育场。”
我很想加一句；“皮诺切特[7]式的体育场？”想想还是算了，我可不想他对黑教堂也这么胡说八道。
教堂位于一条新月形的山谷，不见一棵树，稀稀拉拉的草地已被阳光烤焦。从远处首先看到的是一件白石圆锥体，在灰色山体背景的衬托下十分显眼。随后顺着地形，教堂渐渐露出真容。目光落在左侧云团笼罩的山谷，“黑”教堂实际上却呈沙土色。十世纪时，它以玄武岩建造，这是黑教堂名称的来源。它先后在十三世纪和十七世纪毁于地震。后来玄武岩的围墙得到部分修复，修复后的钟楼也呈现黑浅相间的一个个圆环。这座小建筑的比例堪称完美。我的向导，正如我担心的那样，对教堂完全说不上三个字，只会小丑般地跟阿里打闹嬉笑，对这个宗教圣地，没有表现出丝毫尊重。
黑教堂附近的亚美尼亚小村子里，身着鲜艳裙子的妇女在休息，男人们忙着修理灌溉渠，迎接夏天的到来。一个穿一条鲜亮蓝色长裙的小女孩站到我跟前，想要拍一张照片。她大红的背心和明媚的笑脸吸引了我……可当我举起相机对准她时，她变得一脸严肃甚至有点忧伤。我给她几颗糖想逗她笑，但是不管用。我把小徽章放到她手上，还在我衬衫上指给她看徽章怎么别，但也不起作用。孩子们对这些不占地方的小玩意并不感兴趣。我的朋友和读者在我出发前寄给我上百个小徽章，有些人割爱了自己的收藏。不过请他们放心，这些小徽章一定会被分送出去，因为伊朗从一九五六年的一千九百万人口，到一九九六年已增至七千万，尽管其间与伊拉克的流血战争造成年轻人口的一个低峰。
战争无处不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到处画着代表战争中献出生命的“烈士”的大幅肖像。在墓园里，大量捐躯者墓上插着伊朗国旗。这情形让我想起我们乡村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碑。
回到镇上，我向一个人打听哪儿有邮局，他反过来询问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这个外国人身边很快围了一群人。一个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在这里非常少见）、衣服穿得比别人考究些的伊朗人翻译各种提问。他英语说得很不错，我称赞了他。
“我是跟红十字会的人学的英语，因为我在伊拉克被关押了五年。”
“五年！真是个大麻烦……”
他扫了一眼周边，确认没人听得懂，便抓起我的手臂让我把他的话听得更真切。
“二十年前，这里才是大麻烦，我的朋友。”
仿佛意识到说了太多，他匆匆离开，头也没回。
在马库休息的一天使我体力恢复，我带着充满活力的双脚重新上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所在的狭长山谷。鸟儿从峭壁穴居的洞口展翅飞出，峡谷通向一片肥沃的原野，榛子树围起的粮田里，绿色麦浪翻滚。
中午，一家小饭馆提供的是绕不开的烤肉串，一个男孩毫不客气地径直坐到我的桌子，抢过我的旅行指南。他指认着照片上他所认识的伊斯兰共和国的重要人物：掌舵人霍梅尼，他的接班人哈梅内伊，刚刚赢得选举的哈塔米总统。
在田野里，我发现与土耳其只有妇女劳作的现象不同，这里是男人握着铁锹或锄头在忙碌。太阳依然高照，一辆快速超过我的小轿车突然急刹车，然后掉头开到我身边停下。司机对我喊道：
“我去大不里士。”
是的，是的，我也去大不里士，但我坚持步行去那里。他像只跳蚤一样很生气，气呼呼地把车开走时差点压到我。每当我表示要步行，我在伊朗人这里得到的总不理解，与在土耳其时如出一辙。今天，如果一个人单纯就想徒步走世界，是否真的就那么不合时宜、荒诞和不可思议？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寻常事，可经常别人反馈给我的信息，表明这完全是一种疯狂举动，最后搞得我也怀疑起自己……
出了马库，我选择右侧一条通往南方的小路。路上车不多，有时阒无一人，我享受着这份孤独。我行走的节奏渐渐越来越快，肌肉正在适应我强加给它的重任，但持久的耐力还未完全建立，走了二十五公里后，我开始有些吃力。再走上五公里我就要到Shot了，地图上这么说。双语的路标上标的是Shut，村民的发音是Shout。我到达那里时一场冰雹劈头盖脸袭来，最后我在咖啡馆老板马赫迈德[8]那里找到了一间出租的房间。他的六位留着小胡子的朋友围坐桌边，向我抛来一堆问题。
过了一会儿，一个满脸自负的家伙一进来就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戒备，打听关于我的一切。当我问他下一个村子有没有旅馆时，他递给我一张波斯文的名片。
“拿出这个，告诉他们是我介绍你来的。”
他的口气不容反驳，不可置疑，毫不留情。就这么一个动作，让他气势如虹，他这么说着就走了出去。他一走，那几个小胡子男人齐声说那是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所以这儿也是财富和权力说了算。
我那张不靠谱的地图显示，有一条路通向南方。但与我聊天的诸位都肯定说那条路只存在于纸上。算了，那我就穿过田野，我可不愿意绕道十公里。他们一起叫嚷起来，说我会迷路，还可能遭遇不测。马赫迈德提议明天早上开车送我去通往大不里士的那条路上。面对他们的一致坚持，我同意了。
他们租给我的房间不出所料的脏。两张床，一张的床单大概从伊斯兰革命以来就没有换过。不过考虑到有外国人，另一张床的床单略干净些。在卫生间，我显然打搅到了一大家子的蟑螂，个头有拇指那么大。窗户没有窗帘，我只能关上灯，保留一丝体面。夜里，两名巡逻的士兵在我楼下驻足生火，另有四名大兵加入，他们在这个临时据点煮热茶，所以夜里我睡得很不好。到了早上也没有如昨日说好的汽车来接我，因此我决定还是穿越田野。鉴于这几天我受到的接待，我敢肯定路上不会有太大危险。至于迷路的风险，应该可以避免，我出发前在巴黎购买了一个GPS。GPS是一个与手机差不多大小的电子产品，与卫星相连，能精确显示你所处的位置。而且，如果你能准确设置，它会指出你所去目的地的方向、相隔的距离，以及你的前进速度。它甚至还能辨别出被你忽略的其他需求……如果你想顺畅遨游世界，还指望别的什么呢（除了我那把不可或缺的多功能瑞士军刀）？我像个孩子一样急不可耐来验证这件宝贝是否能践行承诺，同时也考验一下我的使用能力，因为通常我操作这些电子小玩意时，总会有点问题，它们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离开小镇，确认整个世界都属于我，当然我路过的矗立于镇中心的那座塑像可能不太同意。塑像是一名穿迷彩服的士兵形象，一手握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一手举着伊朗旗帜，见证了伊斯兰革命意欲征服全世界的时代。不过我觉得眼下是我要去征服它。
走了几公里后，一座砖墙驿站的废墟出现在眼前，只剩下一部分地基。可以说这是第一个明确信号，说明我正走在丝绸之路上。远方的地平线，画出一道锯齿形森林的剪影，大小亚拉腊山雄踞其上，白色峰顶刺向湛蓝的天空。为更好欣赏这无敌的美景、令人眩晕的寂静，我放下了行囊……我刚重新上路时，一辆摩托的马达声撕破了寂静。那名年轻骑手不但把我震得头晕脑涨，还向我提了一堆没完没了的问题（国籍、来自何方、要去哪里、我的年纪……），最后他从衣袋掏出一支圆珠笔，我愣了一下，掏出我的笔做交换，他好歹过了玩小徽章的年纪。他心满意足地走了，第二天我发现他的笔果然写不出字。一次小小的遭遇，一场小小的骗局……显然从边境开始，我就以小小的方式，苦涩地体验这个国家。
不过有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很让我感动。我们打招呼，他询问我的自然是千篇一律的问题。他肯定听明白了我一路的行程，跑到马路中央，想要拦下开过来的第一辆车。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放弃这念头。他手里拿着一只碗，上面盖了块湿布。那是什么？他一脸神秘地掀开湿布，里面是一些甜瓜的种子，刚刚萌发的芽胚在阳光下呈透明色。他像个满心慈爱的父亲，小心翼翼地用一根手指拈起一粒种子，埋到地里，仔细盖上土，让胖鼓鼓多肉甜瓜的这份小小希望不受伤害。
我按照GPS的指引，穿过田野。近期的雨水使田地泥泞，沉重的背包让我的鞋子深深陷到疏松的泥土里。地上还有星星点点的白斑，那是春日阳光下尚未完全融化的积雪，可见冬天这儿的雪有多厚。但第一批暖流促使虞美人花争相绽放，缎带似的一片朱红色在微风中轻晃。我出了点汗，微湿衣服，感觉却很好。三小时后，我跨过一条小河，正要走上沥青路时，一辆警车拦下我。两名警察询问我的目的地，其中一位用圆珠笔在手心里写下我离目的地的公里数，便转身离开了，也没检查我的证件。警察是放松警惕了吗？这通向无忧世界的第一步，没来由地让我高兴，仿佛自出发以来锁住我的莫名恐惧终于被解开了。
此刻，小路向一个山口攀升，穿越一片更高的丘陵。沟壑环绕着一座座紧挨着的小山包，让人想起某些罗马式教堂的建筑技术。我终于抵达山口，一辆绿色的两缸小车，像只青蛙似的蹦蹦跳跳到我跟前，在我前面几米处突然急刹车。一个秃头小个子男人，仿佛从车里弹出来一般，在他座位上散乱的东西里翻了一会儿，然后拎着个装了巧克力糖的纸袋走向我。他抓起一把糖塞到我手里，一边问我的名字和国籍。随后他迅速离开就如他的突然出现，伊朗人有着迅捷的友谊。晚上等我再见到他时，他解释了匆忙离去的原因：他是医生，正被叫去处理一个难产的病人。然而我还是惊愕不已，他甚至都没想过完全不停车？一个外国人，那可是很神圣。我问他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怎么会想到不惜代价送一把糖给一个陌生人！他打了个表示放心的响指，岔开话题道：
“母子都平安。”
我再次上路，阳光灼热。东边是分开伊朗和阿塞拜疆的高山，山上的白雪在阳光下闪烁，仿佛大众舞厅里天花板上闪耀的发光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