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洁”与“不洁”

徐可

读了周作人的《虱子》，才知道虱子这种小动物在中国文化史上曾经有过不低的位置。据说晋朝王猛的名誉，一半固然在于他的经济事业，他的“扪虱而谈”至少也要居其一半。到了20世纪初，梁任公先生在横滨办《新民丛报》，手下一位重要的撰述员，还起名叫“扪虱谈虎客”，可见古风犹存。

虱子的产生，大致与不洁有关。我们今天读古人的书，常常产生一种误会，以为古人都是风姿绰约、仙风道骨、风流倜傥、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仿佛仙人一般。其实正好相反。从不少流传下来的笔记来看，古人大多是不怎么注意个人卫生的。古代卫生条件差，古人们又忙于吟诗喝酒，懒于梳洗，身上当然不干净了。那位被尊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曾自供“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因而“性复多虱，把搔无已”。白居易诗云：“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如此“惜水”，不生虱子才怪呢。据说王安石也是特别不爱洗澡更衣，常常带一身污垢、满脚泥土就钻进被窝，弄得夫人都不愿与他共枕。一次上朝，一只虱子从他的衣领中钻出，顺着胡须往上爬，逗得皇上龙颜大开。这只曾经御览的小虫也成了宝物。

因不洁而生虱，本不是什么大事；可笑的是它被推向极端，成为一种时尚。近代有名的辜鸿铭，就曾经礼赞过不洁，认为身体的不洁正是灵魂的洁净。

在西方，也曾经有过以“不洁”为荣的时尚。罗素在《婚礼与道德》中讲到中古时代思想时说：“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认为凡是使肉体清洁可爱者皆有发生罪恶的倾向。肮脏不洁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得更为强烈了。圣保罗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在他们那里，一个人的洁与不洁，已经上升到思想认识、政治立场的高度了。

正因为长期以不洁为美，以“扪虱而谈”为雅致，偶尔出现一位爱好洁净者，反而不正常了，于是成为奇人、怪人，值得大书特书。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名誉，我看至少有一半归功于他的“性好洁”。倪云林的“一说便俗”，经周作人的反复引用和极力推崇，差不多已成为一句名言了。说出这妙言的总该是位奇人吧？这样的推测大致不错，倪云林就是一位奇人，或者用庄子的说法，是“畸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大宗师》）奇人也罢，畸人也罢，总之跟常人不同就是了。

倪云林通体都是一个奇人，言谈举止、生活习俗，乃至为诗作画，都透着一股“奇”劲。而且他的“奇”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出乎天然。其实他最有名或者说最奇的，还是“性好洁”。

“性好洁”，天性爱好洁净，这是一种良好习惯，本没有什么奇的。可是以“性好洁”而留名的，恐怕就不多见了。好几种古人的笔记中都郑重其事地记有倪云林“性好洁”的趣事。据载，他的衣服头巾每天都要换洗数次，房前屋后的树木早晚汲水揩洗；文房什物，两僮轮转拂尘，须臾弗停。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厕所：“以高楼为之，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旁，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明顾元庆《云林遗事》）云林不愧为大艺术家，设计的厕所也别出心裁。好洁若此，不失其雅。

即使身处困境，云林还是改不了“好洁”的本性。一次吃官司入狱，“每传食，命狱卒举案齐眉。卒问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及饭耳！’卒怒，锁之溺器侧。众虽为祈免，愤哽竟成脾泻。”（冯梦龙《倪云林事》）因好洁而致祸，云林不幸。

现在看来，云林的“好洁”是有些病态，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洁癖”，由是弄出一些可笑亦复可叹的事情来。明人冯梦龙的《倪云林事》中记有不少，试摘其一：“（云林）尝留友人宿斋中，虑有污损，夜三四起，潜听焉。微闻嗽声，大恶之，凌晨令童索痰痕，不得，童惧笞，拾败叶上有积垢似痰痕以塞责。倪掩鼻闭目，令持弃三里外。”

因担心客人弄脏自己的房间床而致夜不成寐，并几次三番地起来潜入窗下窃听动静，这分明是病态的表现。可笑的是他的好洁逼出了下属的弄虚作假，更可笑的是他对下属的弄虚作假不但毫无所知，还“掩鼻闭目”，信以为真。假如客人真的“有污损”，而未被童子清理，我们这位好洁之士又该如何呢？

洁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毛病，是能治好的。可是在古代，这就成为笑柄，成为遭害的原因。其实在我看来，云林的“好洁”，并不只是一种卫生习惯。同时也是他发泄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不愿为权贵作画，宁愿受罚，不吐一语；他不愿迎合世俗，面对“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斥之而去。一日宴席，耽好声色的杨廉夫脱下歌妓鞋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云林大怒，翻案而起，二人就此决裂。这样的奇举，只有云林做得出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不愿放弃自己洁净的灵魂去迎合污浊的现实。举世皆浊，唯我独清。在“不洁”盛行的社会里，又怎么能容忍“好洁”的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