樽酒论文乐无比
——新见吉川幸次郎教授在哈佛之资料
日本汉学巨擘、京都大学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曾在1928—1931年留学中国，在《我的留学记》中，吉川先生详细记载了他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交往。后来世事波诡云谲，直到1975年吉川先生才有机会作为日本政府文化使节团团长访问中国。
吉川先生在中国留学期间，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有人说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似中国人。1931—1975年40多年间，吉川先生虽然没有机会访问中国，但并没有中断与中国学人的交往，特别是他1953—1954年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到美国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62年，又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在美国从事4个月的研究。滞美期间，他与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多有接触，诗章酬赠，蔚为风雅。1953—1954年间，吉川先生在哈佛大学访问时，结识了杨联陞、方志彤等学者。在《哈佛遗墨》（修订版）中有多首杨联陞先生与吉川先生的酬唱诗，如1954年5月20日，杨先生有《赠吉川》（《哈佛遗墨》，第253页）云：
君山先生神不死，薪传今有吉川子。穷经能译孔壁书，说诗妙解杜陵旨。全从朴学养新知，前辈风流端可拟。不远万里来康桥，樽酒论文乐无比。
“君山先生”指的是吉川幸次郎的老师、日本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1868—1947），他是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狩野直喜为学继承清代的朴学传统，重视考据，狩野直祯说：“狩野直喜的研究态度是祖述清朝考证学。”（见江上波夫编，狩野直祯撰，童岭译《东洋的系谱·狩野直喜篇》，《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4期）。这对吉川幸次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杨联陞诗中有“全从朴学养新知”之句。“孔壁书”指的是《尚书》，《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1935—1941年间，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等会读《尚书正义》，并在1939—1945年间，由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了《尚书正义定本》，1940—1948年又由岩波书店出版了《尚书正义》的日语译本，所谓“穷经能译孔壁书”盖指此事。“说诗妙解杜陵旨”指的是1950年，吉川先生出版《杜甫私记》之事。
在《哈佛遗墨》中，还有多首杨联陞写给吉川先生的诗，以及吉川先生的和诗，蒋力先生在《君山先生神不死，薪传今有吉川子——杨联陞与日本汉学学人》（载蒋力《杨联陞别传》，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有详细的叙述。蒋力先生所编的《莲生书简》中收录了杨联陞写给宇都宫清吉、曾我部静雄、神田喜一郎等日本汉学家的信函，却没有写给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信。
2015年，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访学时，结识了杨联陞教授的弟子陆惠风先生，承陆先生好意，邀请我们到他家里访问。在陆先生家里，我看到了杨先生的藏书，在某本藏书中竟然夹着一封杨先生写给吉川先生的短笺：
善之教授吾兄史席：
昨日奉到大著《知非集》，拜读一过，真觉琳琅满目，书卷清香，扑人眉宇，诗中所记胜游雅集，令读者恍如身与，儒林文苑，兄兼之矣。诗中步韵之作殊多，自序云：“不求之性情，故作之易。”然声应气求，群性友情，弥复深厚。大舜善与人同，仲尼反而后和，诗歌之道，此亦坦途，千古作者，莫能绝也。弟作打油居多，然颇喜和韵，姑进此解，以博一粲。《知非集》赞三篇，皆佳，桑原“知风作”尤有味。书店广告云“和装帙入”，实与汉装不异，贵国敝国？是耶非邪？专此布谢，即请
教安！
弟杨联陞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
《知非集》乃吉川先生所作的汉诗文集，由中央公论社在1960年出版，隔年邮寄给杨联陞先生一部，杨先生在11月2日写有回信。但这封信可能后来并未寄出，因为我看到原件和信封俱在，就一直夹在某本书中。信中称赞吉川先生的汉诗“琳琅满目，书卷清香”，又赞吉川先生学术与创作并擅，所谓“儒林文苑，兄兼之矣”。接着又讲了自己对步韵诗的看法，认为步韵、和韵之作可以增进“群性友情”，不可断绝。“大舜善与人同”，用《孟子·公孙丑上》语“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这指出次韵诗中表达的感情，最好“与人同”，配合原作者的思想，从而“因难见巧”。“仲尼反而后和”，用《论语·述而》语“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此语的意思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人有诗赠己，次韵而和之，亦符合“诗可以群”之道。杨先生性喜作诗，从《哈佛遗墨》中所录之诗可见，其中有多首与吉川幸次郎及其他学者的唱和之作。此信则是杨先生谈论对和韵诗之看法，非常难得。
有趣的是，在另一本藏书中，我还看到了1986年杨先生重录的此信。这封信是用“中研院”史语所的稿纸竖写的，并删去了“《知非集》赞三篇……非邪”一段，但附了一首和诗：
休惊朝市隔人天，勇退由来享大年。
已继前修敷化雨，更因身世叠新篇。
羡君老健犹吞海，愧我痴肥且艺田。
今夕庄周如有梦，不将栩栩换翩翩。
捧读善之居士《归田叠韵》诗，不胜感慨，敬和一首，即祈
郢政
弟杨联陞拜稿
一九八六年三月重录
这首诗亦见于《哈佛遗墨》，题为《和吉川退休诗》，作于1967年8月15日。但《哈佛遗墨》的录本没有“捧读善之居士”一段话，可能是1986年重录时加上去的。在1983年12月18日致缪钺先生的信中，杨先生云：“吉川《知非集》弟有，且曾和其《归田叠韵》。”（《莲生书简》，第360页）正指此事。《和吉川退休诗》也是《哈佛遗墨》中所见的杨先生和吉川先生之间酬唱的最后一首，以后再未见二人有文字交往。
1962年，吉川幸次郎先生受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再次赴美访问，杨先生有《和吉川诗欢迎其来美讲学》两首（见《哈佛遗墨》，第272页）。第二首首联云：“吾爱吉川子，风流玉树临。”此联用李白《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句法，表示对吉川先生的欢迎。第一首首联则云：“翘迎蓬莱客，欣如龙象临。”“蓬莱”原指海外的神山，这里指日本。“龙象”原为佛教用语，指勇猛能力最大者，这里形容吉川先生在汉学上的造诣。
读《哈佛遗墨》《莲生书简》中所收的杨联陞先生的诗歌和书信，可以看到杨先生与诸多学者包括日本汉学家之间的密切交往。不意后来有幸能亲眼看到杨先生写给吉川幸次郎先生的手迹，仿佛又回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现场，聆听两位汉学巨擘的对话。特别是我同时看到了《和吉川退休诗》的手迹和《哈佛遗墨》中的录诗，以及写给吉川先生信的两个版本，发现两者竟有些微差异，这益增加了我对文本在历史中流变的兴趣。
二
吉川幸次郎在哈佛除了与杨联陞有交往并留下很多文字资料之外，与哈佛东亚系的高级讲师方志彤亦有交往，但有关文字资料不多。2015年，我在查阅哈佛大学档案馆中所藏的方志彤档案时，偶然发现一封吉川幸次郎先生写给方志彤的信。
哈佛大学档案馆方志彤档案中的吉川幸次郎书信
志彤先生台鉴：
曩读大著英译《通鉴》，甚为神往，去年又赐抽印本多种，至感至谢！涑水之书，待疏通者千年，而从无为之者，今我得之于海外，曷其美矣！诵读之下，歆喜无量，不知下帙何时出书？闻昔温公之书始出，只有夫己氏一人读之尽卷，窃恐今人之视执事之书，或亦如之。弟则不尔，故先睹之，情尤为切也。弟学业谫陋，虽有著述，皆不登大雅之堂，唯笃杜诗，成《杜甫私记》一册、《杜甫小记》一册，聊答美意，另邮奉上，伏祈哂存。又《元曲选释》两帙，曾奉职敝学研究所时作，今托研究所寄上，亦祈
正为戴。临纸依依，不尽所怀，专此敬候
著安
弟吉川幸次郎顿首
癸巳立春
“癸巳”年，即1953年，这一年吉川先生赴美访问。此前披露的史料，只提到吉川与杨联陞等人的交往，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的这份资料，清楚地证明了吉川先生与方志彤先生亦有交往。信中提到，“去年又赐抽印本多种”，可见吉川与方志彤的交往可能并不始于其访问哈佛之时。“大著英译《通鉴》”指的是方志彤1952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中的三国编年（魏纪）（英译和注释）》（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Thien of Ssu-ma Ku ang,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chilles Fang,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系列丛书第六种）。1986年4月10日，杨联陞致缪钺的信中说：“《通鉴》三国之部早有方志彤译注，已印行，是渠任辅仁学志秘书时所为，自己不满意，售与哈燕社。”（《莲生书简》，第387页）则交代了方氏此书出版的背景。吉川先生自谦“虽有著述，皆不登大雅之堂，唯笃杜诗，成《杜甫私记》一册、《杜甫小记》一册”，“唯笃杜诗”也与杨联陞诗中所云的“说诗妙解杜陵旨”相呼应。
吉川先生一生钟情于杜诗。1967年，他以《杜甫的诗论与诗》作为在京大文学部的最终讲义，并在此年于京大退休。退休后，他组织了会读杜诗的“读杜会”“小读杜会”，与京都地区的学者、京大的学生一起阅读、研讨杜诗。1977年在筑摩书房出版了《杜甫诗注》第1辑《书生之歌》（上），1979年出版第2辑《书生之歌》（下）、第3辑《乱离之歌》。在他去世之后，第4辑《行在所之歌·归省之歌》（1980）、第5辑《侍从职之歌》（1983）才出版。由其弟子兴膳宏先生主持的《杜甫诗注》（第1期全10卷）则由岩波书店在2012—2016年陆续出版。可见吉川先生对杜诗的“笃”嗜，延续了京大两代学人。
1939—1947年，吉川先生在青木正儿教授指导下编纂《元曲辞典》，并一起会读臧懋循的《元曲选》，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是分别在1951、1976、1977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发行的《元曲选释》。上封信也提到了《元曲选释》，当是1951年出版的第1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