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谁期留异国
——哈佛新见杨联陞先生的手迹
一
记得20年前，我开始在南大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终于有权利进入中文系的资料室借书。借完书后，照例要填一张借书卡，填写借书的时间，并签下自己的姓名。签名之际，从前借过此书的人也历历在目，借阅的时间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2007年，未曾中断。所以每一次借书都是一次重访与追忆，也是一次历史的交接。
我在南大中文系资料室的借书卡上看到过很多熟悉的名字，既有自己的老师，也有很多同学、同门、朋友的名字。字迹或工工整整，或歪歪扭扭，或龙飞凤舞，或春蚓秋蛇。字如其人，看到这些签字，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有几次借到的书，发现上面赫然有授业老师的签名，我立刻感到特别荣幸。
不过，2007年以后，中文系资料室开始改革，实行电子借阅，贴上条形码，一扫卡证，信息就输入电脑了，不用再签名。这样确实非常方便，也是趋势。可是我却突然感到一种文脉的断绝，估计以后的学生也不会再有发现老师借过的书的兴奋了。书自有其生命，就在一双双手中传承，就在一双双眼睛中不朽。我觉得，图书馆可以一方面实行电子借阅，同时也保留填卡片的习惯。多少年过后，当后生学子再借到这本书时，看到上面满是著名学者的签名，无形中就会形成一种历史感与荣誉感，说不定还会产生自觉加入这个行列的意识。
这种情形恐怕不是中国独有的。2008年，我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中一架架地翻书。哈佛燕京图书馆在1970年代以前还叫“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顾名思义，就是藏书以中文和日文为主。后来中文图书因为太多，不得不被迁到远程书库，而日文图书则几乎还都放在图书馆中，占了图书馆的三层。日本出版的关于东亚研究的书这里几乎都有，即使比较生僻或难找的日文书也可以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找到，书架上还有不少明治时代的和刻本汉籍（江户时代刊刻的汉籍则收藏在善本书库中）。
到哈佛燕京访问时，我已经开始了域外汉籍的研究，所以到哈佛访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调查和收集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域外汉籍资料。哈佛燕京图书馆借书也已经使用电脑，扫一下哈佛ID，然后再扫一下要借的书就可以了。不过，在哈佛借书，每本书后都会贴一张借书单，借出时馆方会在上面盖上过期的时间，意在提醒。有些书因为借的人比较少，还保留着电脑借阅之前手写的借书条。
这一日，我在书架上翻检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大日本古记录》丛书（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其中有我想研究的五山禅僧瑞溪周凤（1392—1473）所写的日记节录本《卧云日件录拔尤》。《卧云日件录》已经亡佚，所存的仅是其弟子惟高妙安（1480—1567）所编的节本（“拔尤”），本书是研究五山文学与学术的宝贵资料。
借过此书的人不多，加上我不超过十个，这可以从书末所贴的借书条上看到。最早一次借阅是1968年，而最近的一次借阅是在2001年。本来我也不太在意哪些人借过此书，可是借书条上一个小小的签名吸引了我——L.S. Yang！我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教授的杨联陞。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杨先生的笔迹如新，仿佛刚刚把书还掉。想起以前读过的《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里面杨先生的签名也是这样的。
杨联陞先生自称“开汉学杂货铺的”，他曾取《朱舜水集》中一联以自警：“僭比仰山杂货铺，难为舜水异邦人。”（见蒋力编《莲生书简》，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98页）所谓“开杂货铺的”就是指对汉学研究各个领域都知道一点，虽然杨先生不研究日本历史，但并不妨碍他对日本中世史的兴趣，所以他借阅《卧云日件录拔尤》再自然不过。
之后，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中看到了更多杨先生的签名。我有一段时间天天去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中看善本书，这些善本书的函套内也有一张借阅卡，上面有借阅此书的读者签名。于是，我就在更多的古籍借阅卡上见到“L.S. Yang”的签名，比如，伍涵芬所编的《说诗乐趣类编》清刻本的借阅卡上就有杨联陞教授的借阅记录，而且借阅时间最早。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古籍借阅卡上的杨联陞、洪业的签名
我曾在一部明刊本《镌李及泉校于鳞笺释唐诗选》上看到洪业（William Hung）教授的签名，这本书是1970年7月19日借出的，并在1971年5月20日归还，大概在洪先生手上盘桓了一年之久。
杨联陞、洪业先生的手泽，触手若新，所谓“萃手泽于缣缃”（杨亿《武夷新集》卷十八《谢宣召赴龙图阁宴会及观御制御书状》），后之览者不能不产生一种历史感。我特别喜欢读《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后来也拜读了杨先生的其他著作，如《国学探微》《中国制度史研究》以及《哈佛遗墨》《莲生书简》等，但我以前从未想过能与杨先生产生交集，不意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了杨先生的亲笔签名，内心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二
没想到的是，我在哈佛看到了更多杨先生的手迹。2011年，我在《文学遗产》第5期看到闫月珍教授翻译的方志彤《〈诗品〉作者考》一文，此文的英文底稿就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方志彤档案中。在此之前，我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就读过方志彤翻译的陆机《文赋》，也知道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长达八百多页，但一直未出版（后来闫月珍教授引进了这部厚重的博士论文《庞德〈诗章〉研究》，并于2017年在中西书局出版）。
2014年8月，我再次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遂利用这次机会，申请查阅了方志彤先生的档案。方先生虽不是文献学家，却有强烈的文献保存意识，他的档案中保存了很多与他的生平、交游相关的资料，可以说是一个研究北美汉学的宝库。就在方先生的档案中，我无意间看到一幅杨联陞先生的手书，原来是杨先生庆祝方志彤先生荣休时所写的短笺。这封短笺原放在一个信封中，信封上用红色圆珠笔写着“方志彤先生荣休之庆”。短笺上是杨联陞先生用毛笔写的贺信：
谨具
醉翁之意不在
君子之交淡如
各乙瓶
奉祝
志彤我兄荣休之喜
弟杨联陞敬贺
汤中牢丸，内子同制
共申贺悃
1977年，方志彤以“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的职称在哈佛大学退休，此信当写于此时，距今已有40余年。这封手札体现了杨联陞先生一贯的幽默风格，两句题辞也用了歇后格，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隐一个“酒”字；“君子之交淡如”，隐一个“水”字，故下文才有“各乙瓶”之语。上古祭祀时，将牛、羊、豕三牲称之为“牢”，“牢丸”则指用猪、牛、羊肉作馅，搓成丸子状的食品。所谓“汤中牢丸”，可能指的是汤团，还有一说法认为是水饺。此处，杨先生用的是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七《酒食》中的成句“笼上牢丸，汤中牢丸”，显得非常古雅。
哈佛大学档案馆方志彤档案中的杨联陞手迹
短短一封信札显出杨先生的谐趣。近读《周策纵论学书信集》（陈致、孟飞、黎汉杰整理，中华书局2020年版），其中有多通周策纵先生致杨联陞先生的信函，很多都与谐趣文学相关。如1964年的信，还附了一纸杨先生在该年1月8日所写的《三宇经》（初稿），全文纯属文字游戏，用“三宇经”也是有意模仿“三字经”之故，全文都是三字句，所有的字都发“yu”音。周策纵先生又模仿此文写了一篇《夷姨》，全文105个字，所有的字都发“yi”音。杨、周二先生文，承袭的是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施氏食狮史》《季姬击鸡记》等“同音文”传统，可见其风雅有自。表面上看来，这些“同音文”仿佛文章游戏，但其实著者意在提醒读者注意中国语言的特色。用现代普通话来读这些字，完全是同音，但在古代汉语中，这些字的发音并不相同。可谓谐语中自有庄语。
1977年，在周先生致杨先生的信中，两人还谈到在北美成立一个研究回文诗等杂体诗的协会。在2月9日致刘若愚的信中，周先生有详细的解说：
一月十日《时代》杂志科学栏载有西洋诗人及小说家、科学家十余人组有OuLiPo（Ouvroir de Littérture Potentielle）（Workshop of Potential Literature）会，创作回文、宝塔诗等，杨联陞兄与弟以为中文对此尤为适宜，拟组织一“乌李白漆作坊”（OuLiPoChi），正式名为“无极文学研究会”。（《周策纵论学书信集》，第219页）
此信还附有周先生所撰的《无极文学论——回文杂体诗卮言》，上信中明确提到组织“作坊”之事是由周先生与杨先生一起发起的。在2月28日致杨联陞先生的信中，他又和杨先生讨论了研究会的名称：
“无李白兮”之名亦妙。若愚兄提议作“无李白戏”意亦相近。“戏”字有一好处，即指游戏之名。“无”字固好，实亦太自谦卑，若用“悟”或“晤”，亦未尝不可，此“戏”或此“嘻”亦正可令人与李白相“晤”耳。若轮机转出不妙之句，自然亦可成为“误李白”“侮李白”之戏矣。（《周策纵论学书信集》，第221页。杨先生的原信见《莲生书简》，第147页）
不知后来这个“无极文学研究会”有没有正式成立，不过从周先生与杨先生严肃认真的讨论来看，他们对这种文字游戏还是比较看重的。从《哈佛遗墨》（修订本，蒋力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所附的杨先生的诗，如《打油送吉川》来看，杨先生为人喜谑，这从他寄给方志彤的短笺中也可见一斑。
三
2015年初春，我在哈佛偶然结识了陆惠风先生，陆先生是杨先生的弟子。杨联陞先生晚年萧瑟，加之身体不好，经常让陆先生代其上课，陆先生一度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史8年，并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系副教授。但后来陆先生脱离学界，转入商界，不过他依然是杨先生最信任的人。
陆先生很好客，提出让我们访问学者到他家里小坐，于是我和张煜兄来到了陆先生“设计新颖的地中海式现代建筑”的家中，“坐落在剑桥隔壁阿灵顿（Arlington）的陆家，先要在慈悲湖（Spy Pond）畔的院落停妥车，拾级而上，转进门入客厅，一望而去是落地窗外的湖光水色”（张凤《欲识乾坤造化心——剑桥新语社创办人陆惠风教授》，载张凤《哈佛问学录》，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
陆先生家的景致确如张凤老师所言，我虽惊叹其客厅窗外的景色，但进入客厅旁的书房，立即惊呆了。偌大的书房中四壁皆书，中间的桌上也堆满了各种学术书籍。陆先生告诉我们，这些书都是杨联陞先生生前的藏书！我的目光激动地在书架间游弋，这些藏书基本上都与史学研究相关，除了英文研究著作之外，还有很多日文研究专书，如宫崎市定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九品官人法之研究》、森克己的《日宋贸易之研究》、砺波护的《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牧田谛亮的《策彦入明记之研究》、梅原郁的《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等。我好奇地打开宫崎市定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发现竟是宫崎先生的赠书，书的扉页工整地写着“杨教授赐正 宫崎市定敬呈”，旁边有杨先生的铅笔记录“1976年8月10日收到”。另一本《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的扉页则写着“宫崎市定请 杨教授教正”。1961年秋，宫崎市定到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教授，在哈佛期间，宫崎教授与杨先生多有交往，结下深厚的情谊。1971年，宫崎教授七十大寿时，杨先生作画一幅，并题贺诗于画上：
宫崎教授古稀荣庆
还历古稀皆拒贺，醇儒重实不求名。
云山无尽学无尽，遥祝先生过百龄。（《哈佛遗墨》，第281页）
《哈佛遗墨》也收录了宫崎教授的和诗，旁有杨先生批语“甚可诵”。杨先生1990年去世之后，宫崎教授还撰文加以悼念。从杨先生所藏的宫崎教授的赠书可见二人的交谊一直持续了多年。
比起在哈佛的图书馆、档案馆中看到杨先生的手迹，亲手摸到杨先生曾经看过的书，给我的震撼更加强烈。哈佛燕京图书馆还藏有杨联陞先生日记的复印本，据说是陆惠风先生打算写作杨联陞先生的传记，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复印来的，但始终未见杨先生传记出版。杨先生生前以汉学家自居，自云汉学家就是“开杂货铺的”，什么都要知道一点。从杨先生的藏书也可见其兴趣的广泛，特别是他收集的很多日本的汉学著作，可见其对日本汉学的看重，这也可能与他和日本汉学家交往较多有关。
1946年，杨联陞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拿到博士学位，国内各校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如浙大张其昀曾有意聘他去浙大任教。从《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中也可见，其也曾打算应胡适先生之约回北大任教，但最后终未能成行。羁留异国40余年，思乡、思亲之情一直萦绕于其脑际。在《康桥杂兴，和劳贞一》（1953年11月2日）中，杨先生写道：“容易秋凉查理河，黄昏年复画船过。乡愁直似风前叶，迭迭重重扫更多。幸得羹鱼未用车，敢因压线怨年华。独惭亲老无甘旨，风夜霜晨苦忆家……”（《哈佛遗墨》，第252页）1940年，杨先生负笈美国，至1953年已十余年，故乡愁不断，如秋风落叶，旋扫旋生。此时，杨先生的母亲还在北京，故有“独惭亲老无甘旨”之叹。此种怅恨几十年间不减，1985年12月9日的诗中仍云：“梦回身尚在天涯，花果飘零哪是家。”（《梦中无路不能回家，甚觉急躁》，《哈佛遗墨》，第307页）
原本无意稽留北美的杨联陞，后来一直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负笈谁期留异国，执鞭聊用解嘲诽”（《四十九岁初度》，1963年7月24日，《哈佛遗墨》，第273页）。据葛兆光先生分析，因为“他自期太高，涉足的领域也太广，把自己弄得很苦”（《“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1977年杨联陞回国记》，《读书》2014年第3期），以至于后来得了抑郁症。1990年，杨联陞先生在美国去世。他的著作陆续在中国大陆出版，近年来他的诗文集（《哈佛遗墨》）、书简（《莲生书简》）、传记（《杨联陞别传》，蒋力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也先后出版，他的日记中有关学术史的内容也有学者公布，但哈佛应该还藏有很多杨先生的手稿、墨迹等文件，如果努力发掘出来，对于了解哈佛汉学研究史以及杨先生的生平也是很有意义的。
2020年11月28日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28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