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人
四月到六月，换了三个看护。
只有请过看护的人才会懂得这中间有多少波折。几千家登记有案的中介，送来了什么样的人要看运气。
运气的是，停薪留职侍亲假到底没白请。之前那个看护跑掉，这一折腾就是三个月。中间空窗期快一个月，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我没一刻得闲。每晚结束都跟自己说：“今天又赚了两千五。”那是所谓台佣的一日工资。
没有真正投入过父母照护的人，无法想象这份工作包含多少琐碎细节，多少不确定带来的压力。之前每周四天在花莲，回来台北看到表面上一切如常，不知父亲不肯吃饭是因为看护每天都做一样的饭菜。如果是在赡养院，他们就给他插鼻胃管灌食，那怎么办？
“装监视录像器嘛！”大家直觉反应都一样。但就算从监视器中看到异状，人在花莲可以立刻就杀回台北吗？摸清楚我哪几天不在的看护，想蒙骗自有漏洞可钻，不可能看不出我的弱点：人在外地，又是学期中途，我怎可能随时开除她？
问题的根源，是只有我一个人负责照料。我若长时间不在家，无疑让各种突发或蓄意都有了可乘之机。
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我必须时时出现、不定时出现、随时做好一有问题出现就自己上阵的准备。没有其他家人，没有替手，只有事事躬亲。
（说到底，希望给老人家一个什么样的晚年，这是做子女的心愿，不是履行一份义务啊！）
那日，难得看见父亲精神较好，自己拄着拐杖走到荒废已久的书桌前，摸摸这又摸摸那。翻翻往日的速写簿，毛笔排一排，把印泥也打开来看了看。不说话，好像是无意识，又好像心有所感。虽然只是一次偶发的举止，我看在眼里不禁感慨：每个老人最希望的，难道不是待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身边有他最熟悉的人？
（就让他无论何时，突然想起了什么的时候，可以安心发现一切如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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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友在母亲突然中风后传讯给我：“去年读你新书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竟然都没想到，其实我的父母也很老了……真的很悲观，我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最后这一句最让我印象深刻，仿佛他的好日子全被父母的老与病给毁了。
很想回他一句，就算父母没有倒下，我们的生活也不见得会更好。
仿佛看到在这座华灯初上的城市里，许多年老的单身儿女与他们更老的父母，如同海底被白化侵蚀的珊瑚礁，正无声地从这一丛蔓延到下一丛。
这并不是一场无法遏止的颓势。然而每天只看到媒体上充斥“人口老化”“高龄化社会”这些带着恐吓性的字眼，仿佛老人是另外一种物种，“他们”与“我们”应该坚壁清野，最好能把老人控制在某一条鸿沟之外，不要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是年过五十的我们，哪家没有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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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没有想象过，如果过去这些年父亲身体依然健朗，我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呢？
也就是如同过去一成不变的生活吧？我想。
遇到周末，有空的话就问问父亲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没空的话就打通电话，也只是报平安。两个男人在电话上聊家常毕竟太少见。我根本就不会意识到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对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越发失去了动力。对父亲一旦倒下的话该如何应变，一概无知，也无心去研究，或下意识根本就是尽量搁置、逃避这个问题。过一天是一天，只要没事就不要多想，自己的事情永远还是第一位。再孤单也不想打电话让朋友觉得我最近过得很闷。跟父亲一言不合就在心里赌气：“以后我才懒得再管你的事……”
（没有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多数子女都是这样过日子的，不是吗？）
不是不知道，这样的人生早已经出了问题。
无法记得有多长的时间，我活成了一个不断退守的人，努力企图隐藏自己的不快乐，既不能诚实，也无法不诚实，只好用孤独筑起高墙。
甚至以为，藏身于东海岸的大学，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可以让自己拥有平静。也曾以为，研究与教学可以让自己免于面对创作时无法诚实的煎熬。想要创作的渴望一直被压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一度陷入人生毫无目标的困境。
但是就像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人，木已成舟，改变总显得遥不可及，既心怀恐惧，也缺乏动力。更不用说，已经投下去的十几二十年人生，怎么甘心放手？
（改变，不就等于承认过去是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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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失败了，我承认。
也许是失败得还不够彻底，所以仍然在硬撑着，直到三年前一连串变故，逼我不得不真正鼓起勇气面对自己。
事情会走到这地步，不可能都是别人的错。没有单一的生命问题，所有问题总是一环扣一环，结结相缠，要像清理一捆乱电线那样，只能耐心地一点一点把它打开。
找到问题所在，往往解决之道也就浮现。做不到，一直觉得“问题太复杂”，事实上，复杂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我们的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很受推崇的小说家安德鲁·霍勒伦（Andrew Holleran），到了九十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销声匿迹，离开了纽约，搬去佛罗里达照顾他重病的母亲，这一照顾就是六七年。
二〇〇六年，六十四岁的他出版了一本自传性小说《悲伤》（Grief），主人翁是一位与他相似的单身作家，同样照顾卧病多年的母亲。书中有一段话特别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大意是男主角因为自己年老体衰，成了一个不快乐的人，他后来忏悔自己将母亲带进了他的自怨自艾里。他说：“是我的孤单，是我单调无趣的人生，最后让母亲放弃了活下去。杀死母亲的凶手，是我……”
一度我无法不担心，自己哪天也会变成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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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一位出版界的资深大姐见到我，问起爸爸的情况如何，我把换了三个看护的过程简单交代了一下，她听着听着突然插话道：
“搞不好你比你爸先死咧！”
我不以为忤，坦言这也是我的担心之一，因为已没有任何家人在世可托付云云，对方快人快语，立刻又接了一句道：
“这就是给你这种不结婚的人的惩罚！”
我听了这话相当震惊，因为她也终生未婚，也经历过父亲长期卧病，怎么会把家有老人需要照护这种事，用这么偏激的言语丑化？
让我更加震惊的是，自己未经思索就立刻做出的反应——
“为什么会是惩罚呢？你怎么知道，这不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让我变得更有耐性，更有智慧，也更独立坚强？”
直到脱口说出了那几个字，我才终于放心，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成为像霍勒伦那样的老儿子，因为我看到自己的改变。
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改变。
还能够改变的人，或许才是自由的。
换作是从前，我可能只会很受伤地默默转身离去，面对那样明显的偏见与歧视，我可能立刻想躲回自己熟悉阴暗的孤僻里。
我怀疑对方打心底憎厌照顾卧床父亲的那段记忆。更有可能，她认为一个男人家成了看护是件可笑且可悲的事。
“那么，在受惩罚的人是她，不是我。”我跟自己说。
那当下我变得如此理直气壮，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里丝毫没有气愤或惊吓，也没有因为这段时间离开职场而有了低落的心情，更不因为自己无法拥有婚姻而觉得被歧视。我相信，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在短短不到两秒的时间里，再怎么辩才无碍也不可能如此四两拨千斤，立刻就让对方理亏无语。
不亢不卑，不羞不恼，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想，我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