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花溪与山花

我有二十多年没去过贵阳了。而且，迄今为止，也只去过一次。那是1985年夏天，我与妻子从涪陵坐船到重庆，再坐火车到成都，再到西昌、昆明和贵阳，然后经贵阳回重庆、涪陵。一次新婚蜜月自助游，总共花费不到三百元。

之前对贵阳毫无了解，也没有认识的朋友。下了火车，就在火车站旁边找了家旅馆，先住下来，再研究地图，确定游览的路线及景点。虽说是新婚，但我们并不住在一个房间，而是分别与其他人合住在多人间里。我记不清是因为图省钱，还是这种旅馆压根儿就没有单间和双人间，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比如忘了带结婚证，或没有开具单位的介绍信？反正整个旅途期间，我们只能在所住旅馆的楼道上匆忙而紧张地搂抱着亲吻一下。

与重庆相比，贵阳要小很多。但空气却比重庆凉爽。我们先坐公车，从火车站出发，将整个城市游览了一圈。中途在大十字下过一次车，逛了百货公司，买了一条裙子。然后站在街边的小摊前，品尝了“丝袜子”（或“私娃子”？）和“恋爱豆腐”等贵阳名小吃。在回火车站旅馆的时候，公共汽车经过一条狭窄的爬坡街道，我坐在车上，亲眼看见街上一个男青年用一把折刀捅了一个人，然后若无其事地将折刀收进上衣口袋，扬长而去，其间没受到任何人的阻拦。那个被捅的人捂着受伤的肚子，满手是血地顺着墙根往前走，也无人理睬。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我对这座城市突然有了一些提防，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加坚持出门在外不与陌生人说话的自我保护原则。后来在回重庆的火车上，看见一帮一直沉默着的重庆社会青年，当火车驶出贵州省界之后，突然欢呼雀跃，张狂起来。他们说，出贵州了，这下老子们不怕了。可见在那时候，连一向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重庆崽儿都是对贵阳人很畏惧的，何况柔弱如我这样的人，更是胆战心惊了。

后来，我在贵阳的朋友越来越多，虽没有再去过那座城市，但这二十多年中，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时时都与这座城市发生着文字上的友情。先是跟住在贵阳的苗族作家伍略有书信往来，并在贵州的其他地方，如威宁、凯里、松桃，认识了居住在贵阳的龙建刚、龙潜等苗族诗人和作家。然后，我的大部分小说和诗歌都刊发在何锐主编的《山花》杂志上。《山花》是贵州省文联主办的文学月刊，立足贵州，面向全国作家，尤其是新生代作家，发表了许多富于探索性的作品。我1986年开始写小说，第一个短篇《明清茶楼》就发表在《山花》上。我与何锐是1987年在扬州认识的。1996年，他收到我从成都寄去的稿子，便马上给我打了电话，说小说不错，决定刊发。这个鼓励，对我非同小可。到何锐退休，李寂荡接任主编，我继续在《山花》杂志上发表小说和诗歌。说实话，我多么想旧地重游，但就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我想去那里见见何锐等老朋友，也看看这座西南高地小城，在全国的城市大改造潮流中，变成了什么模样，扩大到了何等规模？作为城市中心，我当年在那里品尝过“恋爱豆腐”的大十字街口，是否已高楼林立，面目全非，就像今天的重庆解放碑一样？

那次在贵阳，我们根据地图的提示，去了市郊的一个景点——花溪。在没去过九寨沟之前，花溪是我见过的世上最美的溪流，那种有如梦幻般的水的颜色，称它为花溪，真是恰如其分。我与妻子在花溪公园里的长椅上坐了很久，看着透过树木而洒在草坪上的阳光，以及掉进溪水中随波漂流的金色的落叶。这时候，如果有人走来告诉我，这就是天堂，我也愿意毫无疑问地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