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章之开合擒纵

鲁迅文章之开合擒纵

除了纯粹的应用文之外，无论写什么文章大约都不可过于执着黏滞。一味死死地抱着中心或主题，容易使文章显得干枯乏味、紧张吃力，读起来也没有什么兴味。这就需要放得开，收得拢，纵之令远，又能手到擒来，指挥倜傥，舒卷自如；前人讲所谓“开合”“擒纵”“起落”之类，说的都是这样一层意思。

例如叙事，笔墨如果太粗，仅仅略陈梗概，就很难生动；而如果太细，又容易冗长拖沓。老舍先生说：“叙述不怕细致，而怕不生动。”“细写不算不对，但容易流于冗长。为矫此弊，细写须要拿得起，放得开。古人说，写文章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作者观察事物，无微不入，而后在叙述的时候，又善于调配，使大事小事都能联系到一处。一笔写下狂风由沙漠而来，天昏地暗；一笔又写到连屋中熬着的豆汁当中也翻着白浪，而锅边上浮动着一圈黑沫。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便不至于冗细拖拉”（《出口成章·谈叙述与描写》）。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对文章学规律很好的总结。

这种场合下的开合起落，就是在叙述某一事物时，不去老盯住一点细写，而能找出新的角度，换一生长点再写，这样既能把所叙述的事物写透彻，又不至于冗长乏味。“开”是说拉开去；“合”则是指又回到原先要叙述的事物；“起落”是说文章要有跌宕变化，不是老在同一高度上。飞行特技表演往往起落变化很大，赏心悦目，进乎技矣，也是这个道理。

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以叙事为多，但他并不径写自己同五位青年作家的关系，却先行引用《文艺新闻》上林莽（楼适夷）的《白莽印象记》，这可以说是一“放”；但马上说“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接下来记叙自己同白莽（殷夫）的交往，这就是一“收”。在谈到自己送了两本裴多菲的德文版集子给白莽时，顺便介绍两本书的来历道：

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菲（按，现在通译为裴多菲）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

言之娓娓，似乎有点离题，其实乃是又一“放”，马上又“收”回来道：

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菲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这样就与白莽挂得很紧了；又带出了柔石，为下文要重点写柔石作准备。

这样忽放忽收，便显得灵活飞动，情味浓郁；如果平铺直叙地写自己同白莽的来往，第一次如何，第二次怎样，一五一十，按部就班，那就没有多少味道了。

以上说的是《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第一部分，如果总揽其全文来看，则第一部分完全写白莽；第二部分重点写柔石兼及冯铿；第三部分合写白莽、柔石；第四部分写他们的被捕和自己的反应，兼及李伟森和胡也频，而又归结到白莽翻译的《格言》这里来；第五部分以抒情议论收尾。就文章主体的第一至第四部分而言，写五烈士而以白莽为叙事的线索，可谓大开大合；而第一部分本身，则可谓之小开小合。

如果并列地写五个人，再按固定的顺序（如时间顺序）写自己同他们每个人的交往，条理也许是清楚的，但全失灵动之效，甚至可能显得呆头呆脑，那就不是鲁迅了。

议论文同样存在讲究开合、擒纵之必要。鲁迅的又一名篇《拿来主义》中正面来讲这种“主义”的其实只有最后三段（第八至十自然段），而前文已经三处提到“拿来”，分别在第二、五、七自然段，所以此文实有三放三收，或曰三擒三纵，反复盘旋蓄势，最后才直入中心。全文波澜迭起，疏宕有奇气。我曾经有一文^[1]专门分析此事，这里不去多说了。

鲁迅有一篇大骂梁实秋的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所谓“仅以一击给予致命的重伤”（鲁迅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信）者，此文采用的是抱着题目分层论证的方法，但即使在这样的单刀直入的攻战之作中，也不乏开合擒纵的笔墨。文章在引用了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中的一段原文之后，紧接一段议论道：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然后才回过头来具体分析梁实秋这一论敌。从逻辑上说，先来这么一段是为了树立大前提，而从文章学的见地来看，实为宕开之笔。古人说：“文字之妙，须乍近乍远，一浅一深。说渐近了，只管说得逼窄，无处转身，又须开一步说。如行舟者，或逼近两岸，须要拨入中流，方得纵横自在。”（李腾芳《山居杂著》）鲁迅指出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实为其招供的自画像，业已逼近论敌，于是此外一笔宕开，讲一般走狗与“丧家”走狗之不同，然后再归结到眼前的论敌上来，这正是一放一收，一开一合，稍一纵之，继之以擒，更显得完全不把论敌看在眼里，对于战而胜之有着绝对的把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上的烽火硝烟现在早已散去，其间的得失亦颇难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其中的名篇研究文章的笔法。

有些文章在全局上搞大开大合（如《拿来主义》），有些文章在局部上搞小开小合（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有些文章两种开合兼而有之（如《为了忘却的记念》），各有所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古人早已注意到开合有大局与局部之分，如说“虽笔之变化无常，而有一定之开合……以一篇之开合言之，或一段反一段正，一段虚一段实，此开合之大者，则局为之也。以一段之开合言之，或时而断时而续，时而纵时而擒，此开合之小者也，则笔为之也。”（王葆心《古文辞通义·作法十三》）涉及文章全局的以段为单位的开合，谓之大开大合；涉及相关段落的以句或句群为单位的开合，谓之小开小合——小大由之，各有各的用处。

刘熙载说：“古文，大开大合、小开小合俱有之”（《艺概·文概》）；而鲁迅文章中亦俱有之也。

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陶庵梦忆》一书中有《柳敬亭说书》一则，其中介绍柳大师的高超艺术道：

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呦夹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舌死也。这里说柳敬亭说书既非常细微，又不是唠叨，他的诀窍正是拿得起，放得开。表演武松大吼大叫，一派英雄气概，但老是叱咤叫喊也不是办法，于是又去讲空缸、空甓嗡嗡的回声，作侧面的烘托。有开有合，有起有落，所以能够细而不冗，引人入胜。张岱文章里说的“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大约是兼就其声调而言，高潮处既有声如巨钟的叱咤叫喊，又并非一味叫喊，仍有“闲中着色”的细腻——这其实也正合于文章学的开合起落，富于变化。

不同门类的艺术各有其规律，其间又有相通之处——这就是艺术辩证法。任何单一的东西弄得太多了，就很容易干枯乏味，吃力而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