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个体主义
杨绛首先是个体主义者。那种与中心保持距离的静观态度，恰恰来自个体主义立场。
“个体主义”又叫“个人主义”。本文不使用“个人主义”，选择相对中性的“个体主义”，是因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个人主义”这个词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指的是一种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东西。其实，“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就是“易卜生主义”的一个方面，胡适说：“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主义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注胡适笔下的“为我主义”就是现在的“个体主义”，它目的是从黑暗社会中救出自己，变成一个能奋斗、有承担的个人。
这个“个人”绝不是自私自利的、无法无天的人。后者在古代被称为“小人”，也就是小孩子，是不成熟的人，而“易卜生主义”所谓“为我主义”的“个人”，恰恰是有理性的，有社会责任感，不怨天尤人，坚定地入世，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古代被称为“君子”，是精神上的“成人”。孔子去除了“君子”作为“君主之子”的贵族意味，当作一种人格范型，寄托了对于“士”阶层的期望，希望读书人可以明大道，成为自我完善的人，成为家族中有担当的人，成为能为当政者服务、替天行道的人。孟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对读书人也有强烈的期望，强调他们应该具有的责任心和毅力。“君子”这个词于是越来越多地用来指“成熟”的“个人”。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君子的行为是以“修身”作为起点的了。本文使用“个体”其实与“个人”是一个意思。也是指一种完整的人，成熟的人。
“个体主义”既然称为“主义”，就代表它是一种价值，意谓在拥有这个哲学价值观的人看来，“个体”或者“个人”是值得尊重的。在这方面，中西方的“个体主义”来源是不一样的。西方的“个体主义”源自基督教注，基于对上帝的信仰，因此西方“个体主义”认为个人尊严是至高无上的，并且“享有一种道德（或宗教）法则的当然地位，这种法则是根本的、终极的、压倒一切的，它为判断道德是非提供了一项当之无愧的普遍原则”注。中国的“个体主义”（追求君子人格）来自对“天”的信仰，但是因为这种“个体主义”处于宗法制度非常强固的传统中，所以有更多整体主义色彩，更强调其社会承担，要求信奉“个体主义”的人从个人“修身”推扩开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个体是重要的，但是目的却不在它自身，而是在于成为家国等集体的良好部分，个体属于第二性的。因此，古代士君子总是表现为归属集体的倾向，只有在集体排斥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呈现个体的一面，以为“天道不行”、“天下无道”，所以开始讲究“独善其身”。总的来讲，君子的精英化追求目的是为了“替天行道”，为了在群体中立足。他们做“天子”的助手，目的与一般的禄蠹不同，作为真正听从先圣教导的读书人做官是为了做事的。
杨绛的“个体主义”并非基督教的“个体主义”，也不全来自中国传统，而是两者的交集。她有着个体的明确意识，同时又努力通过修身，融入社会。
她的个体意识使她对自由有很高的要求。杨绛曾经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年，她与钱锺书都“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而是“自由思想的文人”注，这个定位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到目前仍然没有改变。“个体主义”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自主的观念，即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属于自己，不受制于他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或原因。“如果一个人对于他所承受的压力和规范能够进行自觉的批判性评价，能够通过独立的和理性的反思形成自己的目标并作出实际的决定，那么，一个人（在社会意义上）就是自主的。”注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自主，就看他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控制自己，审视自己，然后决定自己的行为。
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不愿意被人掌握，不仅外部行为不愿意被人强迫，就是自己的思想也不愿意被人看透。杨绛不喜欢按常理出牌，形成独特的行为方式，胡河清认为她与《洗澡》中的姚宓一样，喜欢“避来避去”注。人家说她比钱锺书有才，她就支持钱锺书写作小说，甘愿做灶下婢，减轻钱锺书养家的负担；在日本占领的“漫漫长夜”里，她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注；在大家控诉“文革”的暴行，展示“伤痕”的时候，她却表达虎口余生的“庆幸”。她喜爱采取与众不同的方式，逃避别人对她的期待，因为期待也是一种压力，使人失去自我。
“个体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人需要有“隐私”。“隐私”是一个不应受“公众”干涉的思想与行为的领域，指的是一种与别人毫不相干的领域。它意味着个人与某些相对广泛的“公众”———包括国家、民族、团队、集体等———之间的一种消极关系，是对某些范围的个人思想或行为的不干涉或不侵犯。注从这个角度能更好理解杨绛的“隐身衣”哲学。《丙午丁未年纪事》记载了那个著名的“帘子”事件：“文革”初期，“革命群众”把杨绛与一些“牛鬼蛇神”关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曝晒，窗帘已陈旧破败。他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撤下帘子，为了让屋子更轩亮些。杨绛虽然知道当时语言不慎会被“难友”出卖，但她还是出于“共济”的精神，冒险献计，反对撤去帘子，并解释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难友们通过观察实验，承认杨绛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注这件小事值得记下来公之于众，当然是因为杨绛要展现自己洞察幽微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杨绛的“隐私”观念。“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两句，反映了她意识中存在强烈的内外之分，并且主体强烈要求摆脱外界（包括他人）的侵入，保护自己的隐私。根据福柯的观点，监狱里的监视与权力有紧密的联系，被管制的知识分子们利用苇帘子的掩护，可以暂时躲避管教者无时不在的监视，享受到政治恐怖下难得的“自由”空间。其他人缺乏这种意识，而杨绛因为内心有强烈的“隐私”需求，所以察觉了苇帘子的功用。她那么迷恋隐身，也有一层意思是希望自己的隐私能够得到保护，她之所以把自己藏起来，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隐私范围。当然，我们也看到，杨绛喜爱观察，隐身的另一个目的是窥视别人，这样她的隐私保护里实际上也有对于他人的隐私侵入，在自己不愿被控制，反抗权力的同时，也成了一种侵犯他人的权力。
杨绛在《隐身衣》里写道：“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注人们常常注意到“陆沉”和“身藏”的一面，因此看重“隐身衣”哲学的保身目的，其实还有天空中的“飞鸟”和池沼里的“游鱼”的一面。消失在万千人中，不做众人瞩目的焦点，目的除了可以不惊动他人，旁观人生百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避免受到别人的攻击以外，同样重要的还有“安闲舒适，得其所哉”注。也就是说，追求自我的不受干涉，进而可以逍遥自在，保性全真，保持对自我的认识和把握，也是“隐身衣”哲学的重要内涵。表明了“隐身衣”是自我意识的保护伞，也是自我意识的创造物。杨绛的自居边缘的态度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自由，更好地避免他人的左右，也是自我意识的表现。
杨绛与所有“个体主义”者一样，强调个人思维的圆满性，不需要求助于外界的肯定。杨绛援引过一句蓝德的诗：
I strove with none ，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这里的“不争”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是不争利益，另一种是不争吵。据说这句诗是杨绛喜欢的，她借这句诗所言之“志”也兼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前一个意义说明杨绛不会让自己为物质和欲望所左右，做物质和欲望的奴隶；后一个意义说明杨绛坚信，如果自己认为是对的，那么不需要求得他人的认可。这两者都基于对自我的强烈意识，出于最坚实的对自我的持守。不争一般被认为是因为“豁达”，而“豁达”又常常被看作智慧的表现，其实也不尽然，表面上不争是弃绝“我执”的态度，实际上恰恰是“我执”的表现，并非“出世”的，因此在这里“豁达”很可能执迷的结果，执迷于个体的自我意识，显得过于高傲和自尊了。
不过，这种高傲和自尊也有它的正面效果。比如当她面对种种令斯文扫地的侮辱时，可以不急不躁。学生当众辱骂她，就算气愤以极，她也能安慰自己“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注。戴着高帽子在台上被人批斗，台下群众气势汹汹，她也能“学马一样站着睡觉”。她和钱锺书“互相欣赏”挂在身上的木牌，将“文革”中的苦难经历称为“精彩的表演”和“新奇的世界”注。因为自尊，她也才会“轻松”地谈及昔日的灾难：“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注记述干校生活时，既追忆悲情和苦难，也书写苦难中的“情”和“闲”。因为她坚信：“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注精神的强大力量来自于自信。这类自信固然有点阿Q精神，但是恰恰表明她在屈辱年代对人类尊严的坚持。在苦难面前表现人的尊严，在外来的侮辱面前，她从来没有玷污自己内心的自尊，始终保持着高傲的自我主体。注
除了紧紧把握自我整体感以外，对于“个体主义”者杨绛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自主。这点是她更为根本的追求。保性全真目的也在于按照自己的选择来行事。作为“个体主义”者，杨绛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她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注。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接受过中国科学主义思想影响，更别说唯物主义的教育了，她居然“敢于”像西方科学家一样相信上帝，在中国的语境下是很需要一点独立精神的，充分体现了“个体主义”所要求的独立和理性地反思自己行为的精神。
她在《隐身衣》里描述了外国人心目中的自由社会：“英美人把社会比作蛇阱（snake pit）。阱里压压挤挤的蛇，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探出身子，把别的蛇排挤开，压下去；一个个冒出又没入的蛇头，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蛇身，扭结成团、难分难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断地挣扎斗争”注。在这段话里可以感觉到她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后果怀有不满和警惕。但她从“个体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并没有因此走入集体主义，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憧憬另一番景象：“‘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注这个才是真正的“个体主义”的世界。
在庄子哲学里，个人也是出世的，如同《论个体主义》中所提及的印度“弃绝者”一样注。在伊壁鸠鲁派、犬儒派和斯多噶派等希腊化思想中出现“个体”观念，在萨宾的《政治思想史》中被看作弃绝的变种。“它们宣扬明智，而且必须弃绝世界才能成为智者。”注在混乱的世道，个体更加强烈感到自己渺小，感觉如飘蓬随风而走，这种背景下“隐身衣”更有实用价值。通过关闭欲望，尽可能减少自己的需求，无欲无求，借以逃出名缰利锁的束缚，成为自由人，希冀自己能“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注。“隐身衣”哲学其实就是在一个整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中保持个体的方式。
但是，这仅仅是消极方式，杨绛“个体主义”的传统内涵还有讲究修身的一面。她赞同刘梅竹关于她作品的判断，即她的作品主要内容关注的是人和道德，而不是批判社会政治或体制。在同一封信中，她还对刘梅竹的另一个判断补充说，她面对各种人各种环境均能调整自己，并不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使自己更好地生活下去，而是为了战胜自己，做最应该做的事。注她还承认自己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上面有关自我控制和修行（“逆境是对人的锻炼”注）的表述中，可见她的话是真的。杨绛在《洗澡》前言中还说过：“假如说，人是有灵性的、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注这些话在暗示了她对非自愿的改造表示不满的同时，也批评了不愿意改造的倾向。自觉自愿的改造，她认为是有价值的，而对于不愿改造和强迫别人改造的行为都认为是不正当的。她认为“美德靠个人的努力，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注。修身的目的是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成人，因此，杨绛的“隐身”背后还是有融入社会的欲求的。
“个体主义”更容易被知识人掌握。因此我们说自由知识分子往往倾向于“个体主义”。他们只对理性负责，对自我负责，就算他们不是争权夺利的自由主义，也是消极的自由主义，并不结党，只有同人性质。大家有相似的认同，但是并不共同进退，因此总体上看像一盘散沙。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思想高度集中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首先受到整肃。但是这个知识分子的根性很难消除，至少在杨绛本人身上是如此，她曾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注“依然故我”并不是杨绛拒绝接受改造，而是内心的要求实在难以抵抗，她不过是按照自己的“个体主义”原则生活而已。
与知识分子相对照，在《干校六记》中写了不少见识短浅、略带愚笨的农民。正因为这种顽固的个体主义，杨绛没有被“催眠”，以为农民是干净的高尚的，没有那种民粹主义倾向，而是看到农民的自私：在她的眼中，农民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自私、不觉悟又贪小便宜。贫下中农也没有改造知识分子“臭老九”的企图，他们对这批侵占者深闭固拒。
杨绛在观察和描写他们的时候并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她只是身份上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她的精神是独立的，是独立于群体之外的个体。在这点上她倒真正属于“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具有批判和自我反省精神的一群人，保持客观公正，以追求知识作为自己的目的，因此原则上不属于任何阶层，应该以独立的立场来判断，在不涉及本阶层利益的情况下，他是作为一个个体来看问题和下判断的。杨绛拒绝参与任何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她通过批判知识分子来保持自己个体的独立性。在《洗澡》里她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揭露了他们的自私自利、钩心斗角、欺世盗名和曲意逢迎的人格缺陷；在《大笑话》里也写知识分子的庸俗自私。如果说杨绛大部分时间与知识分子取相近的立场，也是因为恰巧他们都是个体主义。
不过，杨绛对于“个体主义”也有自己复杂的认识，尤其对“个体主义”在社会上的困难感慨很深。在 1945 年，杨绛曾创作过一部悲剧作品《风絮》，从中可以看到她是如何看待个体主义者的社会事功的。这部剧作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当然它批判社会的意味也是很浓的，但是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的质疑。方景山与沈惠连两夫妻都是青年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方景山热衷社会改革，他放弃了城里舒适的生活，带着沈惠连来到乡间搞农村教育，办学堂，希望借此改良社会。但是，虽然他辛辛苦苦地努力，冷落了妻子，得罪了地方势力，还是没有得到好下场，终于蒙冤入狱。这里杨绛很可能是在表达一个《倪焕之》《寒夜》一样的“知识青年理想失败”主题。该剧通过妻子沈惠连对个人力量的质疑，移情别恋更现实的唐叔远，否定了方景山的理想主义。当然，剧作最后以沈惠连为自己的背叛行为感到内疚自杀告终，似乎减弱了一点批判理想主义的意味，但还是说明了对“改造”的质疑从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表面上是爱情悲剧，其实是关于知识分子个体的悲剧，是一个寓言。个体在世上需要理想和按照理想行事，但是放弃理想也一样是行尸走肉。该剧说明的是个体的渺小，在沈惠连眼中，个体只不过是风絮，没有力量，只能在风中挣扎，改造现实的理想都是虚幻的，剧本由此得名。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剧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用悲剧的形式对这个悲观认识加以否定。这种关于个体的矛盾看法，一直保持在杨绛的关于个体的认识中。她无疑是肯定个体的，但是又质疑个体。比如在《洗澡》中，她无疑是认为知识分子个体是有坚持自己立场的权利的，但是她又嘲笑了自私自利的丑态。后来这种认识深化为哲学。首先是对于个体渺小的体认，使她的个体主义更多表现为老庄式的逃避，并且早就做好心理准备，感慨于个体的渺小。其次，她仍然坚持个体主义。判断是不是悲剧，不看是否有人死去，而是看是否有价值的东西被撕碎。在杨绛眼中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个体及其理想，在这个意义上，《风絮》属于悲剧，个体和理想第一次得到悲剧式的歌颂。
由于杨绛认为“个体主义”在现实中处境困难，她的“个体主义”拒绝包括理想在内的一切令人迷狂的“主义”。杨绛的“个体主义”主要是批判的、理性的，拒绝沉入幻想之中，而愿意清醒地认识人生。这使得杨绛的“个体主义”，带有反浪漫的特点，有现实主义特点。这个本来也是易卜生主义的精义之一，是彻底的“个体主义”应该具有的品质。因此，杨绛对感情、理想和主义等保持警惕。在 40 年代，她在《风絮》中已经批判了个人理想，而向现实致敬，但是最后又表示了对于理想的留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以后，杨绛似乎对理想的破灭更加深有体会。80 年代初写的《玉人》也同样嘲弄了理想。小说背景是 40年代初期的上海，男主人公郝志杰是位中学教员，带着一家三口租住在一家公寓，一直没见过他们新租寓所的房东太太。这位太太出尔反尔，说把厕所租给他家独用，却暗地里让女仆在厕所里随便倒粪倒痰。当郝志杰夫妻准备当场抓住“捣乱者”的时候，竟然发现房东太太就是郝志杰念念不忘的“玉人”———年轻时喜欢的一位官家小姐。这个曾让郝志杰写诗寄托思念之情的“完美”对象，却已经是一个抽鸦片、好赌博的人，背着故乡的丈夫在上海与人同居，又贪心好利、庸俗无赖，为了钱嘴上叫着“郝家哥哥，郝家嫂嫂”，但为了自己的目的还是一心要把他们挤到中学的储藏室居住。现实砸碎了郝志杰的美好理想。从此郝志杰对现实生活感到苦闷而发脾气的时候，他的妻子田晓都会揶揄他说“找你的‘玉人’去吧”。虚妄的理想在这里受到嘲弄。
理想的破灭主题来自个体的渺小感，杨绛自己未必没有理想，只不过她在观察生活中看到太多堂吉诃德式的失败。比如她的父亲杨荫杭曾担任京师高等督查厅厅长，为了维护正义、坚持司法独立，敢于得罪权贵，结果被停职；任浙江高等审判长时，正直不阿，连岳父讲情都不行，被人以“顽固不灵”的罪名告到袁世凯面前。父亲的“不合时宜”和“顽固不灵”，被时人戏称为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杨绛眼见父亲的遭遇，认识到了人理想的坚持不过是无谓的东西。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面对外界的压力，个体更加感到无奈。她歌颂父亲的疯狂行为，但是她自己并没有践行，而是总结经验，采取回避的策略。
杨绛津津乐道自己的聪明事儿，说明她到底没有真的隐身，不能彻底“书隐”了事。如果真的隐身，应该不立文字，但她还是忍不住写作，这说明她的“个体主义”中也不是完全自我保护的，不参与世事的。甚至也是不拒绝权力的。虽然杨绛曾调侃自己“成了一个不问政治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注，但这里指的是远离纯粹的政治，如果从知识权力角度看，知识中也充满政治。她的“隐身”不过是一种姿态，保持独立的立场，也表达一种理想———不屈从背离人性的生存形式，不放弃理性，不参加到任性胡为、愚昧盲从的群体中去。因此，她的“个体主义”姿态不在于抗拒权力，而在于理性地控制权力，审慎地使用权力。所以她是有“大悲心”的，还是入世的。其实，那些聪明的言行都谈不上智慧，自我控制才是智慧的特征，也才是真正“个体主义”的特征。
注：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 4 卷第 6 号，1918 年 6 月。
注：参阅［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 －24 页。
注：［英］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 页。
注：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杨绛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第240 页。
注：［英］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 页。
注：胡河清：《杨绛论》，《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5 页。
注：杨绛：《〈喜剧两种〉一九八二年版后记》，《杨绛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2 页。
注：［英］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1 页。
注：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7 页。
注：杨绛：《隐身衣（废话，代后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9页。
注：杨绛：《隐身衣（废话，代后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0页。
注：杨绛：《控诉大会》，《杨绛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3 页。
注：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5，57 页。
注：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3 页。
注：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6 页。
注：贺仲明：《智者的写作———杨绛文化心态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
注：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杨绛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2 页。
注：杨绛：《隐身衣（废话，代后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8页。
注：杨绛：《隐身衣（废话，代后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9页。
注：［法］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23 页。
注：转引自［法］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24 页。
注：杨绛：《隐身衣（废话，代后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9页。
注：［法］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
注：［法］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
注：杨绛：《洗澡·新版前言》，《杨绛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1 页。
注：杨绛：《春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5 页。
注：杨绛：《干校六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1 页。
注：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7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