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城 心中的长城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历史。中国的长城，也有自己古老而年轻的历史：说它古老，不仅是它开始修筑的年代久远，而且还因为它最初的性质、作用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说它年轻，不仅是它越来越成为世人崇敬的历史遗迹，而且还因为它自20世纪中叶起已成为矗立在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心中的支柱和脊梁。
长城，是中国古代最雄伟的建筑工程之一，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最雄伟的建筑工程之一。中国因拥有长城而感到自豪。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随着历史的演进，长城的性质和作用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其价值和意义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长城的修筑，始于东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乱、纷争。这时，它起着军事防御工程的作用。1961年夏，翦伯赞先生访问内蒙古时，曾有诗作《登大青山访赵长城遗址》，其序称：“八月五日午前访赵长城遗址，遗址在包头市北大青山上，断续数十里，高者达五米左右。”诗曰：“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邯郸歌舞终消歇，河曲风光旧莽苍。望断云中无鹄起，飞来天外有鹰扬。两千几百年前事，只剩蓬蒿伴土墙。”作者对“无鹄起”“有鹰扬”句分别作注说：“传说赵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崩不就，乃改卜阴山、河曲而祷焉，昼见群鹄游于云中，徘徊经日，即于其处筑城，古云中城是也。”而当时考察时，“有飞机一架由西而东”45 。作者巧妙地用“无鹄”和“有鹰”把古今联系起来了。
秦汉时期，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的性质和作用，在不断地淡化，即逐渐蜕变为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时而冲突、时而交往的场所和“纽带”。这种变化，在东汉时期北方民族逐步南迁和北魏时期北方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以后，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当冲突发生时，它多少还有一点军事屏障的作用；当和平交往时，长城内外就成了经济上互通有无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势的发展，是同北方民族的“汉化”和中原民族的“胡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从自然形势来看，大致说来，长城也是中国北方畜牧区和中原农耕区的一道“分界线”。
在盛产诗歌的唐代，不少诗人都把长城作为慨然吟咏的对象。当然，长城作为军事上的浩大工程，仍是诗人们吟咏的主题。唐太宗的《赋饮马长城窟》中，就有“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46 的诗句。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唐诗中读到关于长城的另外的丰富含义。
其一，关于民族间冲突与和好的吟咏。袁朗诗《饮马长城窟行》，起首四句是：“朔风动秋草，清跸长安道。长城连不穷，所以隔华戎。”末四句是：“太平今若斯，汗马竟无施。惟当事笔砚，归去草封禅。”47 全诗从“华戎”冲突写到出现“太平”局面，对民族关系表现出乐观的态度。
其二，关于强调民族和好政策的重要。张说的《奉和圣制送王晙巡边应制》诗作，其中有“《礼》《乐》知谋帅，《春秋》识用兵。一劳堪定国，万里即长城。策有和戎利，威传破虏名”48 等句，反映了作者对“和戎”政策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称许。
其三，关于对长城内外和平局面的讴歌。李益《登长城》诗吟道：“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49 这是在吟咏各族之间和平的政治局面。
其四，关于“胡化”的生动写照。元稹的诗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缚戎人》写道：“边头大将差健卒，入抄禽生快于鹘。但逢赪面即捉来，半是边人半戎羯。”“中有一人能汉语，自言家本长城窟。”“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常教孙子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50 这首长诗反映出许多历史信息：一是边将以俘获邀功，造成民族间的冲突和人民的苦难；二是“边人”和“戎羯”杂居，已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三是“能汉语”的边人，其孙子已不懂“乡音”而需要“常教”了。
其五，关于以“用贤”比喻长城。杜牧的诗作《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亚列出领麾幢十韵》起首四句写道：“帝命诗书将，登坛礼乐卿。三边要高枕，万里得长城。”末了四句写道：“魏绛言堪采，陈汤事偶成。若须垂竹帛，静胜是功名。”51 诗中虽然写到了长城，但基本精神是“魏绛言堪采”，即主张效法春秋时晋国大夫魏绛的“和戎”之策，从而使晋国再次强大起来52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卓越的历史见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杜牧的另一首诗《咏歌圣德，远怀天宝，因题关亭长句四韵》，诗人吟道：“圣敬文思业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秋来气势洪河壮，霜后精神泰华狞。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君王若悟治安论，安史何人敢弄兵。”53 诗人在诗中用“用贤”比喻长城，意谓真正做到“用贤”，其“无敌”的作用亦如长城一样。这里，诗人赋予长城以新的含义，其关键的一句是“君王若悟治安论”，凸显出诗人对国事的关注，对治国安邦之论的重视。
以上所举，不足以概括唐代诗人对长城的吟咏的全貌，但其主要意境或许都已讲到了。当然，如同唐代诗人所吟咏的种种现象，在其以后的宋、元、明、清的历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再次出现过，而其总的趋势是民族间的冲突、融合和各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结合。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撰写的《内蒙访古》一文，有一节的标题是“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他这样写道：
为什么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现在问题很明白了，那就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他们或者以辽河流域的平原为据点，或者以锡林郭勒草原为据点，但最主要的是以乌兰察布平原为据点，来敲打长城的大门，因而阴山一带往往出现民族矛盾的高潮。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与鞑靼，都在这一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一直到清初，这里还是和准噶尔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54
这一段话，十分形象而又合乎历史逻辑地概括了北方民族与长城的关系，以及长城与中国北方民族和中原皇朝的关系。这就是说，在不少历史事件中，不论是战争与和好，还是冲突与融合，大多是同长城相联系的。
近代以来，长城的性质和作用进一步蜕变了。尤其在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处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长城已成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心中的保卫神圣国土的精神屏障，那就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正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抗击外敌的同义语，伟大的物质长城转变成了伟大的精神长城。中国人民凭借这伟大的精神长城，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将永远彪炳于中华民族的史册。
今日的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见证之一，已不只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所关注，它成为中国古代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一个象征，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景仰和热爱。唯其如此，爱我长城、爱我中华，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今日的长城，已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热爱、所向往，它的伟大的臂膀和宽广的胸怀，已向全世界友好人士、全世界人民张开，以雍容大度的姿态，欢迎他们的到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已变成了在中外旅行者中广泛传诵的豪言壮语。长城因其历史的底蕴和文明的象征而成为联结中国与世界的伟大的纽带。
（原载《寻根》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