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撰写多民族历史传统的阶段性特征
白寿彝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导论卷》中的第一章，即《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以七八万字的篇帙，论述了中国史学上的民族史撰述、当代民族工作以及新的“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等问题，视野恢宏，见识精辟，是作者的民族观、民族史观、民族史撰述思想的集中反映。其中第一节“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以清晰的脉络、深邃的思想勾勒出中国史学中蕴含着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既是表明历史文化认同的历史根据，又是研究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资料。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史学上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大体说来，在先秦文献如《尚书》《左传》《国语》等书中，涉及民族、民族关系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某一历史事件本身的记载，如《尚书·牧誓》中庸、蜀、羌、髦、微、卢、彭、濮等族参与武王伐纣事，《左传》中诸多有关诸华、诸夏与戎、狄、蛮、夷的攻战与会盟事，等等。这可以看作是上述传统的第一阶段。
司马迁《史记》开辟了撰写多民族历史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民族史撰述的特点，是着眼于在统一国家的政治局面下，写出各个地区民族的历史，从而展现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画面。《汉书》以下历代“正史”多在不同程度上受《史记》的影响。可以认为，开创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先河，是司马迁的伟大功绩之一。
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颁发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到唐初八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修成，可视为撰写民族史传统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更加关注各民族所建皇朝的政治作为，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对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做了总的评价，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39 这一段话把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皇朝都包括进去了，北魏、北齐、北周自然都在其中。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颁发的《修晋书诏》，激烈地批评当时存在的诸家晋史，命房玄龄、令狐德棻重修晋史。房玄龄等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撰成《晋书》一百卷，其中包含了十六国的历史，即主要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所建政权的历史，谓之“载记”。同以往诸家晋史相比，这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晋史。
——李延寿继承、发展父亲遗志，改变南朝史家修史诋毁北朝、北朝史家修史污蔑南朝的不良习气，把南朝历史与北朝历史同等看待并废除所谓“岛夷”“索虏”等相互敌视的用语，撰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
由此可见，唐代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不仅把各民族建立的皇朝写入“正史”或著成独立的“正史”，如《北齐书》《周书》，而且还认同前朝史家以撰述少数民族贵族为主所建皇朝历史的史书为“正史”，如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反映出了民族史在史学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了。
撰写多民族历史优良传统的第四阶段，可以以杜佑《通典》为标志。《通典·边防典》不仅写出了中原周边各民族的历史，而且在《礼典》中发表了关于民族发展观的重要见解。杜佑认为，各民族在发展上的迟速，不是民族本性造成的，而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杜佑在讲到“三代”的“立尸义”时，分析了“中华”与“夷狄”在礼俗上的同源和后来演变中的变化，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居巢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40 杜佑是从地理条件不同来说明中华与夷狄在礼俗、文明发展之进程上产生差别的原因，虽不尽全面，却是很有意义的见解。显然，这样来看待历史上民族的差别，尤其是看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上的先进与后进，可以看作一种历史理性的表现。
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还有一些突出的表现，如元修宋、辽、金三史“各与正统”的原则，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补叙辽、金两朝典制内容等，但大致都未超出二、三、四阶段的特点。当历史发展到清代，政治家和史学家们得到历史所赐予的客观条件，使他们在继承和发展上述传统方面做出了新的成就，这一则表现在规模宏大的地理书和数量众多的地方志纪事本末所包含的民族史内容中，一则表现在对通史类型著作的续作，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上撰写多民族历史传统的绵延不绝和中国文明之历史记载的绵延不绝。关于前者，白寿彝先生已有精辟论述41 ，这里简略地讲讲后者。
大家知道，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后人统称为“三通”，而清代所修“续三通”即《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三通”即《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把撰写多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推向新的阶段。兹列举有关论述，以见其要旨：
——《续通典》卷首称：“臣等谨按：杜佑作《食货典》，以谷为人之所仰，地为谷之所生，人为君之所治，三者相资于政尤切……《通典》文字简质，不拘尺幅。其所叙述，自隋以前，率举其大要，而于唐制加详。又其意尝欲推而行之，卓然近于可用……今悉准其例……其自肃宗、代宗而后至于明季，辄以次纂辑。”42
——《续通志》卷首称：“臣等谨按：自班固以后，断代为史，而会通之义不著。宋臣郑樵作《通志》，乃始搜纂缀辑上下数千载，综其行事，粲然成一家之言，厥功伟矣！顾以《唐书》、《五代史》为本朝大臣所修，不敢轻议，故纪传断限，逮隋而止。今臣等奉命续纂是书，爰始有唐，以迄于元，君臣流别，纪传群分，大率皆取衷于郑氏。”43
——《续文献通考》卷首写道：“臣等谨按：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载唐虞以来至宋宁宗，历代田赋之制而附以水利田、屯田、官田凡七卷……今谨依马氏旧式，自宋宁宗以后逮于有明，详稽史籍，辑为《续文献通考》，《田赋考》六卷，王氏所增各卷，有与田赋相涉者，则摘载水利目内，其余概行删去，以归简当云。”44 这是在首叙《续文献通考·田赋考》时，明确交代了该书同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渊源及其叙事之起迄年代，文中所说“王氏所增”，系指明代史家王圻所撰《续文献通考》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增补。要之，这段文字是说明了有关三部书即《文献通考》、王圻《续文献通考》、清修《续文献通考》的相互关系。
以上“续三通”之作表明：《续通典》是“悉准”《通典》体例，所续内容上自唐肃宗、代宗，下迄明季。《续通志》所续内容“爰始自唐，以迄于元”。《续文献通考》依马端临《文献通考》体例，所续内容“自宋宁宗以后逮于有明”。至于“清三通”的主旨和内容，可以用几句话概括：遵循《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的撰述旨趣和撰述体例，在“续三通”的基础上结合清朝自身在制度上的特点，写出清代前期的历史和制度，以接续“三通”“续三通”。这样，清代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便在这一领域把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发展到更高的、具有高度自觉的整体性的阶段，即第五阶段。
在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所提供的条件下，中国史学上撰写多民族历史优良传统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从这些特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不断之深入发展的趋势。据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又促进了中国史学撰写多民族历史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在深层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与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辩证统一的规律。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