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
炎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至少在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炎黄文化作为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源头（从传说的范畴而不是从考古的范畴）的最古老的代表，受到历史上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承认与尊崇；这种承认与尊崇因具有长久的历史而形成一种稳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第二，炎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和历史传统，确确实实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出持久的、恢宏的凝聚作用。炎黄文化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有突出的反映；而素称发达的中国古代史学又促进并强化着炎黄文化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唐和元代，是政治上大一统时代的几个突出代表，也是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迁移、组合而走向新的融合的几个大时代。这几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鲜明地反映出炎黄和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作用。秦、隋两朝年代短促，我着重以汉、唐、元三朝的史学来说明上述认识。
一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之作，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以黄帝居其首。这对于太史公司马迁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司马迁写历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 。那么，“通古今之变”这个“古”，从哪里开始呢？这是司马迁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史书撰写中“正其疆里，开其首端”4 的大事。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5 这一段话，明确地规定了《史记》的上限与下限。关于下限，自不待言；关于上限，司马迁为什么要从黄帝写起呢？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对此做了认真的说明。司马迁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6
所谓“本纪书首”，实际上就是《史记》的上限，也就是“通古今之变”这个“古”的起点。
在这段话中，关于“五帝”、黄帝，司马迁分别讲到了“学者”、“百家”、荐绅先生、孔子所传、本人所访，以及《春秋》《国语》和《五帝德》《帝系姓》所记有关内容的关系；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是做了全面的考察的，所以他得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的结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段话的重要性。其一，它表明自春秋以来至西汉时期，人们对古史的追寻已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颇重视关于黄帝的传说，从“学者”到“长老”，对此都予以关注，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事实给予司马迁以极大的影响。其二，司马迁毅然突破《尚书》的界限，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从而在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巨著中确认了这种历史文化心理，以至于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陶冶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尽管清代以来有些学人出于求实的要求，对此提出疑问，并做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考信工作，但《史记》问世后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却是真切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无疑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史记·五帝本纪》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帝禹为夏后而别氏。”7 《史记》记述了秦、汉统一皇朝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于《匈奴列传》则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8 这是把黄帝、帝禹、匈奴联系起来了。《史记》对多民族国家历史面貌的反映以及司马迁在民族关系上的这种观念，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两种影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9 ，不仅在本纪中反映出来，在《史记》的表、书中也各有反映。《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10
《三代世表》包含五帝时代，故此表当从黄帝记起。上述两段话是反复说明“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而历代谱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是不可凭信的，故司马迁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做法：“以《五帝系谱》《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文中，还表明了司马迁对孔子的“疑则传疑”的史学原则与方法的推崇。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说：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11
司马迁没有对“五官”进行说明，故后人多有推测，不得要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后论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在《三代世表》序中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在《历书》序中又说“神农以前尚矣”，等等，说法不一，处置方法也有不同。但是，一个总的目的却始终贯穿其间，那就是“上记轩辕”。本纪，记大事；表，谱年爵；书，写制度。《史记》从这三个方面来反映“上记轩辕”，这是把关于黄帝的零星的传说纳入比较广阔的和有序的历史视野之中，从而对后世的作为观念形态的炎黄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东汉班固断代为史，写出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皇朝史著作《汉书》。但是，汉书的表、志继承了《史记》“通古今之变”之“古”的起点。《汉书》创《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12 。它以“上上圣人”为第一等，首叙伏羲、炎帝、黄帝。《古今人表》的目的是“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反映了鲜明的等级意识和伦理观念，同时也反映出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
《汉书》的志，有几篇是从炎黄讲起的。《律历志》序认为，在黄帝、尧、舜时已有了“律度量衡”13 了；其叙“世经”，引《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诸语，认为“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地理志》序说：“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懋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14 这些说法比司马迁所论更加具体，更往前延伸，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是更为“尚矣”、更为“难言”了。因此，《汉书》所论炎、黄的意义，主要还是在于它对人们的历史文化心理方面的影响。
《史记》《汉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奠基之作，不论是在史学上还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它们所反映出来的炎黄或炎黄观念，本身也是炎黄文化的一种表现，并持续对中国的历史和史学产生影响。
二
炎黄文化作为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存在形式，它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确有愈来愈强的趋势。这里，我想先举一件很有趣的小事情，来说明这个很重要的大道理。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朝廷的羯族人石勒，在一次宴请使臣的时候，带着酒兴同大臣徐光有一番问对，史载：
（石勒）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15
这件小事情可以说明大问题，不只是它生动地反映了石勒对一些帝王的评价以及他的自我评价，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这位羯族出身的皇帝对于轩辕（黄帝）的崇敬，认为轩辕的崇高、伟大是不可比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心理，在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也不只是表现在某一个方面的现象，它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反映。隋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的提出和发展，同这种文化心理是有密切联系的。
唐代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对史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要求。从炎黄文化和民族关系来看，唐高祖的《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强调自黄帝以来的历史发展的古老性和连续性，所谓“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写”“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就是不仅看到了历史的古老，而且看到了历史的连续。这是对《史记》《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个特点，是对南北朝时期南、北诸多皇朝同等看待而不强调、渲染华夷之别。唐高祖论南北朝历史说：
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枋。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不乏于时。16
这里不仅没有渲染华夷，甚至连僭伪也没有说到，显示了唐高祖对待多民族的历史发展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唐太宗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说：“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17 这就是说，在“一代清芬”“百王令典”方面，南北朝的不同民族、不同皇朝都具有同等的位置。这两点认识，出于唐初两个最有影响的皇帝的修史诏书之中，其分量之重、意义之深，都显得格外突出。
鲜卑族统治者所建立的北魏、北周等皇朝的历史被提到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在唐代并不是偶然的。唐代史家撰《周书》，称北周皇室宇文氏“其先出于炎帝神农氏”18 。《周书》还认为：稽胡是“匈奴别种”，库莫奚是“鲜卑之别种”。19 唐代史家撰《隋书》，其论周边少数民族，认为：“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20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21 ；“室韦，契丹之类也”22 。它还认为：“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子也。”23 在唐代史家看来，这许多民族的由来，都可以追溯到炎黄二帝。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大多继承了《史记》的传统：上限都要从黄帝讲起。如马总撰《通历》十卷，起“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下迄于隋，粗述君臣贤否。又如姚康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24 。《统史》已经失传，《通历》今存后七卷。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们说的“太古”“五帝”“开辟”云云，人们可以有很多挑剔，但它们却反映出了炎黄文化影响的久远与深入，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在这方面，特别应当着重说到的，是大史学家杜佑和他所撰的巨著《通典》。
《通典》二百卷，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有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有若干细目，规模宏大，结构严谨。《通典》所记历代典章制度、前人论议，“上自黄帝，迄于我唐天宝之末”25 。在唐人看来，“上自黄帝，迄于我唐”跟司马迁说的“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即非此不能“通古今之变”。唐人的这种文化心理、历史观念，比起以往的人们来说，是更加强烈了。当然，《通典》在具体的记述上，却是十分郑重的。其《食货典》序称：“陶唐以前，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也。”26 因此，《通典》所记黄帝事，极为简略，反映出杜佑的严谨的治史态度。在这方面，他也是颇具太史公司马迁的遗风。唯其如此，更加突出地反映出了“上自黄帝”的历史文化影响。然而，《通典》的价值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提出了独到的、在当时来看是达到了最高认识成就的见解。
杜佑对“中华”“夷狄”文化同源提出这样的认识：
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居巢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27
杜佑从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来看待民族的历史，他认为：
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28
这些认识，都是在“上自黄帝”这样一个古老的历史文化前提之下提出来的，故所谓“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实则包含了“中华”“夷狄”文化同源的认识。这比起有些挟民族偏见的认识，认为“夷狄”从来本性“贪残”、“华夏”从来本性礼让，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夷、夏文化同源的认识的基础上，杜佑从地理条件的差别来说明夷、夏文化发展的程度，虽非全面的分析，但却认识到地理条件的差异对民族发展进程的影响，并以此来排斥世俗的民族偏见，这也确是当时最正确、最进步的认识。
唐初，李延寿继承父亲李大师的遗志，不赞成在“南北分隔”的情况下，史家著史“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做法，撰成《南史》《北史》，予以“改正”。29 如果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是比较多地着眼“天下一家”的政治形势考虑的话，那么杜佑在《通典》中所提出来的一些认识，就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所做的理性思考了，这可以看作从政治和历史的层面上，反映了炎黄文化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力。
三
炎黄文化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力，不仅在史学上有鲜明的反映，而且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有突出的表现。上引石勒一例，便是很好的说明。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30 为撰述宗旨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了唐代政治家们在处置民族关系上的出色的政治实践。这里，举出它所记述的两件事来说明这种情况。一件事情是，唐太宗贞观七年（633）12月：
（唐太宗）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31
这个局面，跟南北朝时南指北为“索虏”、北指南为“岛夷”的局面，是两幅格调迥然不同的历史图画！汉高祖刘邦曾命陆贾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史载：“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32 这是非常庄严热烈的历史场面。司马光所记“殿上皆呼万岁”，这也是非常庄严热烈的历史场面。尽管前者是着眼于政治得失，后者是着眼于民族关系，但历史所演出的这两出喜剧，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另一件事情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同大臣们讨论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史载：
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33
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当然不会相信说他“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的颂词（如果不是谀词的话）的真实性，而他自己所总结出来的五条历史经验，确乎符合或近于他的政治实践。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其中最后一条，即对于“中华”“夷狄”的“爱之如一”。唐太宗把这一条看作他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说明他对于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并不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反映，从他的修史诏书来看，这也是一种历史认识和文化心理的反映。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唐太宗时代，炎黄文化的凝聚力在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上，都有突出的表现。这种情况，经过司马光的史笔记载下来，说明了它的影响之深远。
辽、宋、西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时期，元皇朝的政治统一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总结。当然，元皇朝的统治，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分化政策，这是它不能同唐皇朝相比的地方。但是，元朝统治者对于辽、金、宋这三个不同民族的统治者所建立的皇朝的历史，却都是十分重视的。当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34 修前朝之史，被看作一个神圣的传统。当然，元朝统治者修辽、金、宋三朝历史，也是为了“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35 。这就是说，不论从史学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元朝统治者都认识到修辽、金、宋三史的重要。从官方制定的《三史凡例》来看，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春秋》《史记》以来的史学传统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心理的认同。《三史凡例》规定：
——帝纪：三国（按：指辽、金、宋三朝）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
——志：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表：表与志同。
——列传：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
——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36
文中所说“准《史记》”“准《南、北史》”“准《春秋》”等语，反映出对史学传统的认同，对历史上不同民族所建皇朝之历史的适当处置，都是从较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历史文化心理。尽管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但在事实上却又接受了孔子和汉、唐、宋等朝史家的历史观念，并承认是他们的继承者。这一史学现象表明，炎黄文化的凝聚力作用是多么巨大。
元朝统治者这样对待辽、金、宋三朝历史，又颇有些唐初统治者的气度。所不同的是，唐代是汉族统治者为汉族、鲜卑族及其他各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元代是蒙古族统治者为契丹族、女真族、汉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撰写“正史”的史学传统把各民族的历史连接在一起，恰是中华民族的客观历史进程在史学上的反映。从比较具体的问题上看，还有一些值得深长思之的事情。如元朝的史臣们在论述契丹族的先祖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按：指唐修《周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按：指辽朝史官）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按：指耶律俨所撰国史《辽志》）晚出，盍从《周书》。37
《辽史·太祖纪》后论也说：“辽之先，出自炎帝。”38 元朝史臣以《周书》早于《辽志》，故于两说之中采早出者为是。这一方面显示出元代史官们的机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七百年前唐初史臣所撰前朝“正史”的历史影响之大。再者，更使人感到非同一般的是，在上引这段话中所谓“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云云，若出于汉、唐史家之口，固然有很重的分量，而其出于元代史家之口，显然就有更重的分量；若出于私家历史撰述，无疑反映了民间的传统认识，而其出于官修正史，显然就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这两层意义上看，此话可谓一字千钧。它所具有的内涵，又远远超出了考察契丹族究竟出于黄帝还是炎帝的范围，而有一种更广泛的历史认识价值。从这里，人们可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炎黄和炎黄文化所蕴含着的伟大的民族凝聚力。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规律，即各民族间的关系虽也经历过种种曲折，但其主流则是相互之间愈来愈加强着联系，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这种联系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意义，从而使我们中华民族愈来愈成为一个自觉维系的伟大的整体。在这个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趋势中，自有诸多历史因素的作用，而民族凝聚力则是基本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因素。我以为，这正是我们探讨、认识炎黄文化之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关键所在。
（原载黄爱平、王俊义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