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巴金阅读史”

一

这几十年中，比较集中读巴金的书有三次。

最早是1950或1951年，那时我十二三岁，刚上初中。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藏有不少开明、良友、文化生活等出版社（图书公司）三四十年代刊行的新文学书籍。同许多走近巴金的读者那样，开始总是会被“激流三部曲”的《家》所吸引。记得读到鸣凤投湖的段落，竟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只好躲进家里小屋的角落，幸好这个尴尬的场面没有被发现。1950年代初，是一个对“新世界”有着热切梦想的年代，而我又是处在基本上由浪漫想象控制的年龄。在那些年里，文学作品被看成生活教科书，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也被看成具有绝对关联，甚至是可以等同的关系。我们热衷于以寻找生活箴言的方式进入书本，而且，一旦进入就不愿走出。不仅对巴金，鲁迅也一样。我读书的中学开会纪念鲁迅，墙上、柱子上贴着许多从鲁迅书中摘录的，如“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之类的格言。巴金作品中对不合理现象、制度的揭露、控诉，对理想未来的热切、坚定期待，发自生命深处的真诚告白、倾诉，对善恶、美丑所做的明确分辨，期待读者情感积极响应的“启蒙”美学观念，都特别吻合少年时代我的生活认识和阅读心理。此后一段时间，我寻找着在那个小城可以得到的巴金的书。当然，并不是他所有的著作都能对我产生同样的冲击。比如说，现在普遍认为艺术更为成熟的《寒夜》《憩园》等，当时也翻过，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巴金1940年代这些作品的细致和阴郁，大概难以从我这样肤浅的少年那里得到呼应吧。

二

高中以后，读书的兴趣有了转移。那时有点无知的狂妄，觉得从他的书已经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似乎就此告别了巴金的阅读。但过不了几年，我又再一次拿起巴金的书，但这次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这是1958年底到1959年初的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三年级。阅读的动机直接来自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的文化批判运动。“反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据说需要重新审查一切文化遗产，包括“新文学”在内；而作为一种世界观、生活伦理和精神态度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成为最需要清理、批判的思想、精神对象。那些在知识青年学生中曾经和仍在发生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时间受到特别关注。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报刊，如《文汇报》《文学知识》《读书》《中国青年》等，开设了各种有明确批评指向的讨论专栏，涉及的作品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等，巴金的作品也在其中。

为什么在众多的新文学作家中选择巴金，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猜想，可能有下面这样一些原因。巴金作品（特别是《家》）在当时仍然有不少青年读者，仍然在“产生影响”，这应该是主要一项。2而且，在1950年代开始的新文学作家“经典化”过程中，巴金的地位也得到提升。从1958年开始，多卷本的巴金的文集，和《茅盾文集》等一起开始出版（到1958年底，《巴金文集》已出版六卷）。与此相呼应，巴金这个期间也连续发表了多篇创作谈，一些重要文学刊物也发表了大型的研究巴金的论文。3这与1950年代初，巴金一再检讨自己在“旧时代”的创作，以及一些左翼作家认为巴金的作品已经落伍的情形，发生了明显变化。4另外值得注意的因素，是这次“讨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上海的姚文元。他不仅写了引发“讨论”的文章，此后又有多篇文章发表。5这个事实与当时上海的政治—文化激进派别的出现，以及上海文化界内部的权力关系，是否存在某些牵连，也是可以考虑的问题。需要提到的事情还有，当时发生的美国作家法斯特事件中巴金的表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披露之后，引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强烈震荡。美国左翼作家法斯特发表公开声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这一事件，遭到当时中国大陆作家的谴责。1958年4月出版的《文艺报》（1958年第8期）刊发了一组声讨文章，其中也有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参见本文的“附记”）。巴金虽然也批判了法斯特，不过，他的声音没有别人的高亢；他甚至为这位“杰出的”作家的这一选择感到惋惜，似乎还有回头是岸的期盼。对巴金的这种对待“敌人”的温情主义，《文艺报》很快就刊发了读者的批评文章。

1958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多卷本的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文集。这属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规划之一。到1958年底，《巴金文集》已出版六卷。

在巴金作品“讨论”开始之后，京、津、山东、武汉等地一些大学的青年学生，成立了多个讨论小组。我所在的班级也不肯落后；我就是一个有七八个人的小组的成员。在此前我们班批判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活动中，我因为暑假执意要回广东，大部分活动没有参加。回校后看到同学们已写出多篇批判文章，并已在《文艺报》《文学研究》上发表，有了“临阵逃脱”的愧悔。这次，便想能表现得积极点，弥补我的“过失”，于是日以继夜地重读巴金的小说。除了“激流三部曲”之外，还有他早期的作品，即“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灭亡》《新生》等，都是写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者的小说。这次阅读的动机、方式，和中学时大不相同。这是在事先确定的阐释框架中的阅读，一种非个人的，“公共性”的阅读。在小组不断的讨论中，在阅读其他的“指导性”的文章中，个人可能有的感受、印象，都自觉、紧张地不断加以修改、提升、涂抹，以便达成统一的“正确”结论。作品的思想倾向，它们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功能，“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这些成为我们思考、争辩的中心，甚至唯一的问题。就像是通过一具网眼细密的筛子，其他的东西都几乎被过滤掉。当然，后来我也明白，这个阐释框架，其实与巴金的文学观并不矛盾：社会革命的能量问题，如巴金所一再申明的那样，始终是他文学活动的最高目标。

这个期间，我们信服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的论断：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在反封建，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它的历史意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只能产生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疑虑，为此小组讨论经常发生争辩。比如，巴金在处理他的英雄所要逃离、叛逆的家庭、制度时，决绝的同时其实也有保留和温情，内心有矛盾的一面。这种复杂性是表现了巴金的思想局限，还是因为有了复杂性，作品才得以具有艺术深度？又比如，对于《秋》（1940）和《家》（1932）叙述方式、情绪格调上的某些变化，是巴金思想艺术的后退，还是他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之前，我们曾在东长安街的剧场看过曹禺改编的话剧《家》，记得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表演。显然，我和一些同学都更喜欢话剧，但是都不愿过分声张。我们的不安是，这是否因为曹禺突出、放大了觉新与瑞珏、梅小姐的感情纠葛，而满足了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情调？最让我们关切的问题是，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一切与“社会主义”观念不同，或稍有偏离的精神产品便要批判、抛弃，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东西能给我们留下？别的同学不知道，以我而言，对那些要被“清算”的古典、现代“遗产”，心中存有许多的依恋。后面这个问题，泄露了我这样的1950年代“造反者”内心隐秘的“恐惧”。

因为有了这些疑惑和我们争论不休的“难题”，便商议造访一些作家、理论家，寻求“高人”的指点。应该是1958年的岁末。在打听到他们的住所或办公地点之后，便贸然前往求见。先后见面的有楼适夷、曹禺、林默涵诸位先生。杨晦、吴组缃先生就是北大的老师，见面当然是比较容易的事。楼适夷先生是太阳社和左联的成员，1958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我们想了解的是《巴金文集》规划、出版情况。不过，当时见面的情形，现在已经毫无印象。曹禺先生住在城里的一所四合院里，他将我们让进有些狭小的书房。记得有冬日的阳光照进屋子。他温和亲切，但话不多，看得出有可以理解的戒心。他和巴金是好朋友。对于我们的提问只是回答说，我们（指他和巴金）都是从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总会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纠葛。对于《家》的改编，他强调的是戏剧和小说在艺术上的不同。到了沙滩中宣部的传达室，我们提出访问林默涵先生，他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通过电话之后不久，秘书身份的女士急促地来到门口，领我们急促地小跑般穿过红楼，穿过民主广场，来到落成不久的中宣部大楼。林默涵先生最关心的，是周扬不久前（也是12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演讲后师生的反应。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当年周扬提出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组成部分；演讲的题目就是“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演讲中对1958年大跃进处理文艺与政治的简单关系，曲折地提出批评。但我们对这一切懵懂无知，不免答非所问。对于我们的巴金评价问题的提问，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作品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的吧。他对当时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作家、学者的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我们意想中的积极支持的态度。谈话间他突然提到郑振铎。说对郑振铎先生学术的批判，周扬同志心里很不安，本想等他回国后当面向他解释，让他不要放在心上；可是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是因为郑先生率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10月17日因为飞机失事遇难。这番话是否是一种暗示，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大家都沉默无语。

对于我们这次的活动，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文章并没有写出，最后是不了了之。直到最近查对资料，才发觉我的记忆有误。一个能够解释这个错误的理由是，在1958年12月底，《诗刊》社的徐迟先生到了北大找到谢冕他们，提议在寒假里集体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于是，我便离开了巴金作品讨论小组，和高我们一个年级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以及我同班的刘登翰，带着铺盖和从图书馆借出的几百部诗集，住进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的两居室公寓里，开始了另一次无所畏惧的“造反”：用“东风”与“西风”、“主流”与“逆流”的“两条道路斗争”线索，来“清理”中国的新诗历史。

三

第三次集中读巴金的书，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那段时间；主要读的是当时反响很大的《随想录》。阅读虽说也有想从中得到释疑解惑等动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的需要。我在学校教“当代文学”课，在1980年代的思想、文学潮流中，《随想录》是重要文本，不能视而不见，必须向学生提出可以供他们参考的分析。当时的情景是，社会转型的迹象已经出现，政治、意识形态热情开始“衰退”。“当代”经历过许多挫折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度高涨的启蒙热情受到质疑，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代言”姿态，被认为是一种虚妄的幻觉。从文学界的状况说，“回到文学自身”代替“干预生活”成为主要口号。分析起来，这时的“纯文学”的诉求自然有着“政治”含义，它隐含了削弱、挣脱当代政治对文学禁锢、困扰的努力。但是从部分知识分子的现实取向上看，则反映了他们中相当部分人的“后撤”趋势。这种变化的气候，这种情势产生的氛围，我在当时多少能够感受到。而且，觉得与这种变化之间，似乎存有一种亲近感。虽然自己不愿承认，但这肯定与怯懦的性格有关。这些，当然制约着我对《随想录》的阅读。

从《随想录》中，我有许多的感动。首先是巴金对亲人、友朋的真挚的情感，和对自己的生命、行为的真诚态度。这是贯穿巴金作品的动人的元素。这种感情其实并不复杂、深刻，而且可以说是天然而又“简单”的，但却持久不变。在笼罩着悲观主义迷雾的现代，这难能可贵地表现了他对人类基本生活及其前景仍一直抱有信心。有的时候我甚至偏执地认为，《随想录》中有了这些篇章、这些元素，也就够了，虽然它们有的写得过于伤感。不过，巴金不会这样想，大多数读者对巴金也不限于这样的期待。关切人类未来的胸怀和责任心，促使他反复向我们提醒历史中仍有许多“债务”没有了结，有许多真相还未揭示。毫无疑问，“抵抗遗忘”是他不厌其烦地宣讲的中心话题。这也是他作为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的标志。另一点让人感动的，是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责任的问题。生命与“当代”历史重合的许多写作者，在1980年代纷纷以或虚构，或纪实，或纪实掺合虚构的方式来反思“当代史”。他们或者承担起揭露、控诉的责任，或者塑造被迫害的受难者角色。不过，像巴金这样的严格自省的写作者，确实还不很多见。因此，我通过对若干作家的文本的比较，讨论了1980年代个体在“历史反思”中的位置、态度问题，并杜撰了这样的“类型分析”：有虚构了空洞化英雄以回避自省者；有如堂·吉诃德临终时从“英雄”幻觉中清醒者；有通过自审以重建启蒙责任，从公众和自己内心那里重新获得“文人英雄”的资格者。巴金正是后面的这一类人。

但是我那个时候读《随想录》也有感到困惑，或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应该将《随想录》看作是什么性质的文本？听课的学生也提出相似的问题。如果是“文学”文本，那么，其中不少文字在“文学性”（假如我们还相信有“文学性”这个东西）上有明显欠缺；如果当作“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批判的记录，那么，对于现实、历史问题的讨论深入，似乎还有更多的期待。举例来说，我不认为巴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处于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在各种压力下讲违心话，做违心事的情境下。他在“当代”的不少时间里有崇高的地位。他对“新时代”曾经有过的礼赞也应该是经过“独立思考”、发自内心的。它们并不完全是外部力量所强加，从一个方面看，他的选择与他所一直坚持的历史观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是的，对于我们生活的特定语境，“讲真话”是艺术和历史叙述的至关重要的前提，但也肯定不是问题的全部。

至于说到“文学性”，记得当时香港的一个读书杂志《开卷》，曾登载当地大学生的文章谈到《随想录》艺术的欠缺。这引起了内地一些作家和巴金研究者的不满，甚至愤怒。我当时的同情是在那些学生方面。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指出《随想录》艺术的不足就是犯了大错呢？巴金对这个批评的反应，是他的“我不是艺术家，我只是有话要说”的再次重申。我知道，从1920年代《电》的前言开始，他就一再表达了他以艺术承担社会使命，而无暇、没有心情考虑艺术形式、技巧的观点。这当然是艺术家的一种选择和艺术观的表白。但这不应该成为回应批评的根据。巴金其实并非没有考虑艺术、形式的问题。而且，在读者的心目中，能够想象巴金还有文学家、小说家之外的其他身份吗？

后来，我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本小书中提出、讨论了这些问题。除了艺术和社会关系之外，也谈到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的力量和限度等。但问题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深刻”、冷静、知道限度的聪明人并不缺乏，而巴金这样的一如既往的“傻子”，却实在过于稀少。当时读《随想录》的时候，我也读着德国作家黑塞、伯尔、格拉斯的一些小说。在看待、处理历史的“灾难性”事件上，他们之间，他们与巴金之间当然存在许多不同。不过，也可以看到那些可以被称为“重要作家”的相似的基本点。所以，在课堂上，我挪用德国一位批评家谈伯尔的话，来谈写《随想录》的巴金：他的作品会有失误，艺术上也有欠缺，但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他正直，正直得近乎憨傻。过去常说作家是民族的良心，现在听起来已经过时。但巴金的为人和写作，使这句话重新被我们相信……

四

不过，巴金的离去，也确实象征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近年来文学界热衷于“新文学终结”这个话题。虽然对“终结”人们各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文学形态及各种形态的关系，和五四，和五六十年代，甚至和1980年代的不同，却是不争的事实。巴金的去世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宣告”？巴金“遗产”在这个变化的文学时代，意义在何方？都是留给我们的问题。前些日子，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在北大中文系就这个问题做学术讲演。提问、讨论时，主持人钱理群教授问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想向尾崎先生提一个幼稚的、与学术无关的问题：当你在说“新文学终结”的时候，你是快乐，还是伤感？这个提问引起一片笑声，以至于我没能听清尾崎的回答。在场的青年教师王风的话倒是听清楚了：“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洪子诚老师才对。”

在我这里，一个值得敬重的个体生命的终结，和一个同样值得敬重的文学时代的终结，都是会让人长久伤感的事情。

2006年春

附记：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

霍华德·法斯特（1914—2003）是20世纪美国革命畅销小说家，在1950年代前期的中国大陆文学界，也是影响颇大的西方左翼作家。在1950年代前期，我知道的美国作家很有限，知道名字，或读过他们一些作品的，有马克·吐温、惠特曼、马尔兹、德莱塞、海明威等，而法斯特在当时似乎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他的小说、报道、政论等作品，在1950年代前期有多种译本。当年上海的文化工作社、文艺联合出版社、平明、泥土书店等，出版有《公民汤姆·潘恩》《斯巴达克思》《都会一角》《光明列车》《没有被征服的人》《自由之路》《最后的边疆》《知识分子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等小说、报道、政论作品，是翻译出版的西方当代作家最多的之一。他的小说明确表明了站在被压迫者一方，描写他们的挣扎、抗争的立场，并坚持写作、言论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由于他的左翼立场，1950年代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曾被捕入狱5个月。

1956年3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反斯大林报告，特别是10月匈牙利事件，苏联军队入侵布达佩斯之后，法斯特发表宣言，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1957年他出版了《赤裸之神》。后来，对这个时期立场的改变（也就是革命阵营所说的他成为“叛徒”），他做过这样的说明：

“我属于那个普遍相信社会主义的时代，但是那信仰终于被摧毁。这并不是说我弃绝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只是说我对苏联的实践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一个人在二三十岁时可以相信武断的教条，可是如果到了五六十岁时还是保持这种武断，只证明他的学习能力不足。”

在法斯特宣布退党之后，中国文学界作出激烈的反应。《文艺报》1958年第8期（4月26日出版）开辟了取名《呸！叛徒法斯特》的批判专栏。据编者的说明，专栏的设置固然是为了让“读者擦亮眼睛，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但也和国内当时的情势相关，即有助于反右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努力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求得彻底的思想解放”；因为法斯特的这种表现，是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的有力例证。专栏除了报道“法斯特叛党的经过及各国进步文学界对他的批判”之外，还发表、译载了巴金、曹禺、袁水拍和一些外国作家的批判文章。

巴金文章的题目是《法斯特的悲剧》，在这篇文章里，虽然同样批判，谴责了法斯特的“叛变”，但由于措辞不够严厉，态度不够决绝，刊出后便受到“读者”的批评。巴金在文章里说，法斯特走的是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洛的悲剧道路，他为此感到惋惜，“他背弃了人民，背弃了他的主人公”“去拥抱他过去所憎恨的美国方式的‘民主’”“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个诚实的作家”。巴金又说，“我并不怀疑法斯特过去的诚实，我也不认为法斯特最初发出他那‘痛苦的哭声’时就有坏的动机。他过去为他的思想和言行吃过苦，受过迫害，坐过牢，受过抵制”，但“他怎么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毁掉了自己十几年艰苦忘我的劳动所造成的一切，而且一点也不顾惜呢”。在这里巴金流露了遗憾，惋惜之情。巴金文章还触及自由知识分子面对现代革命时经常遭遇的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难题。他引述了杰弗逊的话（“人类为了夺回他们久已丧失的自由所作的努力，竟然不能免掉暴力，错误，以至罪行，这是不幸的。但是我们为手段悲哭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为目的祈祷”）之后说，这个问题在一百几十年前已经解释明白了，可是法斯特却没有明白。因此，他期望法斯特“回头是岸”。

1958年初读这个批判专栏里的这组文章，倒是巴金的一篇留给我较深印象，也为我所喜欢。这大概是他个人情感的加入，以及那种并不那么强硬的情感、语气。因此，在巴金文章受到批评之后，当年追求政治进步的我，便意识到自己思想情感有许多的不健康角落。

现在想起来，在一个思想、情感、思维逻辑日趋“严苛”的时代，巴金这些言论受到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他的“错误”在于承认目的和手段可能的分裂，也在于远没有熟练运用当代确立的那种好坏、美丑的绝然判分的思维方式和感情方式。正是这种“不彻底性”，使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的《随想录》写作中，似乎也“靠拢”了他曾经批判过的法斯特的“转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