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遇到这城市的青春
说到北京，亮起的第一个画面，2001年11月22日，小雪。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小雪夜未下雪，但极冷。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现场”，头一回与许多人一块儿，在一封闭空间，笑声朗朗地看一个剧，虽然笑得悲凉。散场后，长安大戏院前的地下通道寒风刺骨，人们低头急行，或眼疾手快地从人群中逮个熟人一起吃饭。我的饭局有程灵素姑娘，编剧史航，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的海口文学青年二黑。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坐飞机看演出的人。已是熟极的网友，真人相对，竟是陌生。我静静听他们如数家珍，谈“表演工作坊”。这是我头一个北京饭局。
原来，北京是这样的。
那时我刚到北京，房间十平方米，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而已。据说要拆迁，房间里没安电话，厕所老旧，一副临时气氛。但它有一个白色阳台，以一扇瘦削修长的门与外界相隔，门刷着古雅的棕漆，高处镶玻璃方格，掩着白色布帘。我常在深夜推门，往楼下的马路上看。北京的深夜，路灯还是亮堂堂的，永远不会一片漆黑。这对一个刚到北京的、有着不稳定的神经、不稳定的睡眠、不稳定的情感的年轻人来说，是莫大安慰—你失眠，世界也醒着。黯淡的马路，犹如一幅宽银幕幕布，时有汽车经过，也有醉汉。还曾有人在楼下深夜伫立，但那晚我睡着了，毫不知晓。我是八月份来的，到十月，在一个杂志社工作。而秋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走在街上，迎面吹来淡金色的风，荡开衣襟。光线里仿佛有细细的金沙，干爽明亮。这是别处没有的风。用《日瓦戈医生》中的一段话来形容被这风吹过的感受：“整个空间是如此清明透澈，似乎为你打开了洞穿一生的眼界。这种稀薄空寂的感觉，如果不是如此短暂，而且只是在秋季短短的一天的末尾、接近提早到来的傍晚时刻出现的话，那真是难以忍受的。”
之前，我在县城一所变电站上班，上一天，休三天。主要工作是用拖把清洁值班室地板及黑色皮革绝缘垫。时间太充裕了，对于一个县城青年来说，充裕到让人绝望。我拿这么多时间干什么？县城太小，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像紧身衣，捆精神病用的。县城的夜晚，过了十二点，只有我的窗户还亮着灯，视线所及，一片漆黑。这漆黑也让人发疯。
我只是嫌故乡太小，但命运给了我一个巨大的、巨大的城市。
很多人对北京之“大”印象深刻。头一回去航天桥“九头鹰”参加饭局，出租车开啊开啊，始终在水泥高架桥上行驶盘旋，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城荒凉，可怕，没有人气，像太空城。开呀开，我睡了一觉还没到。大得让人仓皇。
我给许多时尚杂志写采访，每月写近一万字外稿，能有三千元的稿费，加上三千元工资，这是很大一笔钱。我的房租才三百块。办公室是独栋小洋楼，在东四九条胡同里，深棕色木地板，踩上去，犹如老式风琴的风箱，发出温柔悠长的声音。同事都下班后，我几乎每天写到晚上十点四十五，赶115路电车回家。陪伴我的只有北京的风。冬天，北京会有狂风。它们尖利地溜着电线在空中怒飞，声势之大，仿佛窗外立起一个海洋。我侧耳听一会儿，继续写。这时网上，开始有人直播饭局盛况，都有谁，喝的什么酒。我扫一眼，继续写。有时写到晚上，下雪了。立在窗户前看一会儿，继续写。看门的大伯觉得我很辛苦，比任何人都辛苦，每次都同情地冲我点点头：下班啦？
胡同两侧是青灰色的平房，有月亮的晚上，月亮也是青灰色的。所以没月亮时，我走在青灰色的胡同里，也像是在走在月之清辉中。整个平安大道就是一条青灰色的大街，这还是陈希同时代统一刷的颜色，虽然这种整齐划一为美学家诟病，但在那时，这条大街是我的游乐场。再往北，或南，东直门大街有热闹的东方银座，天安门长街有奢华的国贸西单王府井，平安大道夹在中间，是一个落寞的存在。不喝酒的日子，我和朋友一起散步，走上几公里，身边是绵延不绝的青灰色的砖墙。作为背景，它们足够安静。走累了，就坐马路牙子上，继续聊。那时的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像要把自己倒出来，剖开了给朋友看。一定是颠倒。在青春期，我活得像中年人；而在二十多岁的那段日子，我现出青春期的种种症状，包括，怀着巨大而盲目的热情，包括，急切想把自己剖开了给朋友看。平安大道是单调的，一直是统一高度的平房，一直是青灰色的两岸，一直是宽阔的街道，还有街道边的路灯。但是，如果你跑起来，路灯就会像海洋，把你托在水面。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每天晚上，我坐115回家。临近末班的电车，有的是空位，我坐在窗户边，头靠玻璃，风从敞着的窗户灌进来，精疲力竭的身体里，仍然有东西在飞舞。我记得，那路电车的座椅，都刷着浅蓝色的漆。是上世纪工业中常见的淡蓝。同时期工业中常见的绿色也美极，至今淘宝，绿色矿灯长销不衰，那种深绿色配玻璃罩，是一流审美。在2001年，这些上世纪的美色仍处处可见。我凝视着黑暗中时隐时现的一个个浅蓝色空位，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沮丧、疲倦，然而，自由。
而饭局是我生活中的白色阳台，供我眺望。
2002年2月，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ID“见招拆招”，组论坛“饭局通知”，挂在西祠“影视”类下，妄图与影视大版“后窗看电影”一别苗头。为凝聚人气，他疯狂组织饭局，同时在版内连载“记忆碎片”系列，这系列日后成书，名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文风诙谐，娴于卖萌。
饭局。我到早了，空荡的包间里，只有一个人等在巨大的圆桌前。抬头，国字脸，酱色面皮，不怒自威。彼时老六是某出版社副总编，多年修为，读书人本色压根遮挡不住。这哪是网上萌物见招拆招，我差点夺门而去。
在日后，我不止一次地发现，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常截然相反。网上攻击性极强，生活中往往绵羊般无辜无害。幽默的段子手，现实里常忧伤仿佛抑郁症患者。《西游记》中，妖怪都有两种形象：人身，以及，被观音一指，现出的原形。那时候，我认识的人也都如妖怪，有至少两种身份，两个名字。日后数年，我不断地验证这ID与真人之间的反差，看到一只只妖怪，卷地一滚，现了原形。
饭局，是大规模的妖怪现形日。
经常去的地方。建国门“罗杰斯”、航天桥西北角“桥头火锅城”、蒋宅口面馆、三里屯青年旅馆楼下酒吧（扎啤五块钱一扎）、太阳宫桥“乡老坎”……它们，都不复存在，关门大吉。2013年一个春夜，在火锅店，我们扳着手指，逐个盘点那些年被我们克死的饭店，“红番茄呢？也不在了。桥头火锅城呢？没了！罗杰斯，整个连锁在北京都消失了……”唯一一个有眼色的人—桑格格终于按捺不住，低声：饭店老板还在旁边呢，听着不好。恍然大悟，急忙收起我们的死亡赋格曲。有时，饭局不得不临时转场，因为来人太多，且大有源源不绝之势。老六一度恐慌，如此无休止扩充，“恐怕以后北平没有饭馆装得下越来越壮大的吃货队伍了”。这支队伍终于在达到四十多人时，晃几晃，惊险地稳定下来。
如今想来，那像是老六的一个诡异的青春期：漫无目的地组织饭局，吃饭喝酒，喝多后，领唱《亚细亚的孤儿》，深夜散场，整条马路都是我们的人，踉踉跄跄的醉步印满长街。几年之后，老六开始做《读库》，深居简出，整日看稿，修炼内力。狂歌烂醉的阶段一去不返。电话里，我对这个严肃的男人，也越来越难叫“老六”，而讷讷地称之以“六哥”。
那也是我的青春期。离开了紧身衣，再也没有人说我是神经病—我的神经质，在北京这所大精神病院里，显得微不足道，特别正常。深呼吸。好像被埋了很久，嘴巴露在地的表层，外面下过一夜细雨，空气是淡绿色。
彼时北京城仿佛都在青春期。离我们不远处，音乐乌托邦“河”酒吧正拉开大幕，歌手和诗人喝五块钱的青岛啤酒混迹一堂，当时在“河”酒吧当酒保兼乐手的张玮玮回忆，那段时间，看什么，眼前都似乎隔着一股热气—就是那种感觉了。2001年，北京房价尚未搭上火箭，“蚁族”“胶囊公寓”尚未出现。二环、三环尚能租到房子。从朝外到呼家楼，有许多四五层小砖楼，通常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筑，砖是青灰色，一块块堆砌的青灰格子图案是很美的。还有一部分，比如我住的呼家楼那一带，小楼刷成红色，粉笔那样的淡淡的、略带潮湿的一种红。掩在银杏树后，衬着无轨电车五线谱一样的电缆，美得静穆。这粉笔红，和平安大街的月光灰混合，就是我记忆中最初的北京，又激烈，又宁静。
楼下面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三块钱。夏利车起步价一块二，从单位打到住处，12块。房价？没人关心房价，2003年的贡院六号，每平米四万，老六当新闻贴到版内，大家对这暴发户式房价一通嘲笑。直到2004年，市区也就每平方米五千，2002年，我认识的朋友谁会关心房价呢？大家关心电影还来不及，关心话剧还来不及，谈恋爱还来不及。
老六出过畅销书《大话西游宝典》，也出烂书。饭局，正值他怀疑人生时，“2003年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召开，俺去那些展厅采风。到处都是‘做’出来的书，挂羊头卖狗肉，扯虎皮做大旗，为婊子树牌坊，拿肉麻当有趣。俺对这个行业的反感和绝望到达了顶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俺一方面编着老廖的书，以及其他的杂碎，一方面被那种无力挣脱的幻灭感撕扯着，实在找不到解决之道”。
那时很多人都刚到北京。被贾樟柯称为“像上世纪二十年代刚从苏联回来的革命家”的Liar，写影评，出书，创“晃膀子联盟”，组织年轻影评作者，与学院派打笔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2012年，沉寂已久，他以本名李霄峰出了本书，叫《失败者之歌》，我采访他，原来当年他是从比利时休学，瞒着父母跑回北京，学费花完后，跟一个朋友家打地铺。以长贴《等待是一生中最初苍老》蜚声西祠的顾小白，那时还不是著名编剧，而是铁通职工，单位还分他一套小房子。看上去他完全没理由辞职。他只是焦虑。而在当时，我以为只有我的人生千疮百孔，即使在最欢乐的酒局，朦胧四顾时，心里都有个声音高喊：你跟他们不一样！—后来想想，很多人，于此时或许已有抑郁症的伏线。2012年深冬一次饭局，一桌人，有四个得过抑郁症。
而在2002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犹如一群等待上场的演员，期待着“真正的生活”，坚信“一切价值将被重新评估”，而与身边世界格格不入。当我们来到饭局，犹如进入另一次元。现实世界被稀释，不再那样坚硬。而精神世界，在火锅店缭绕的白烟之间，在中南海点8的青烟之间，凝固成发光的空中楼阁，我几乎忍不住要伸手触碰。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多夸夸其谈的人，性情比作品更像艺术品。如果有少壮派“晃膀子”的加入，满屋子嗡嗡嗡都是黑泽明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经常谈论的名单：罗大佑、侯德健、崔健、赖声川、孟京辉、刘小枫、克尔凯郭尔、杜拉斯、里尔克、杨德昌、侯孝贤、贾樟柯、岩井俊二、宫崎骏、阿莫多瓦。《巴黎烧了吗》《流放者归来》《光荣与梦想》《伊甸园之门》……谈电影比文学多。
我想是因为DVD。刚到北京时，文艺青年都是到圣地小西天买刻录碟：黄色牛皮纸袋，装一张裸盘。许多大师片不出VCD。但，进入2002年，碟店开始有大量大师作品的DVD！刚看到时，站在货架前，止不住地发抖：这么多的基斯洛夫斯基！这么多的费里尼！这么多以前只在书上看过的名字！我们像饥饿已久的难民，掠过京城碟店，一茬茬地收割。回家看完，聚会就聊。那是一个急剧补课的时代。世界如一匹宽银幕，在眼前缓缓舒展。
那时聚会，还没有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滴滴答答发微博。大家出门，要么带书，要么带碟，见面先问：最近看什么了？犹如两只蚂蚁相见，先以触须互碰，一闻而知，对方是否同类。那时候的时钟走得比较慢，时间挥霍不尽，只能大段大段看书。提到一个作家，饭桌那侧总有人应声而起，伸手来握：我也喜欢他—这触须互碰的片刻，如此珍贵，在当年，一个个赶稿崩溃的深夜，提醒我：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实，虽然自称吃货，所吃饭馆并无奢侈名馆，人均五十的自助餐已算昂贵，因为座中还有学生。饭馆同时要满足如下需求：能容纳四五十人的包间、过十一点不打烊。为找到一家合适的饭局地点，老六曾一下午打掉手机四分之三的电。常常是火锅店，或“九头鸟”之类大众饭馆，若是“罗杰斯”，则包下二楼。而无论在哪里，超过十一点，服务员的脸色都会越来越难看，白色塑料桌布被醉鬼的手蹂躏得满目疮痍。地上啤酒瓶林立，打翻的啤酒带着白沫流出来，沿着地上躺着的兄弟，蜿蜒曲折地画出人形，犹如一场凶杀案的勘探现场。
我开始有了朋友。腥红的、芭蕉、咣咣、天狗……我们交朋友，就是看能否一起喝二锅头。红星二锅头，56度。深绿色玻璃瓶（又是这种绿！），标签是白底大红色块。每一种颜色都饱满，充沛。后来它模仿扁瓶装威士忌，出过款灰色磨砂瓶。拙劣。它不知道自己原先已很美。二锅头的度数像一条拒绝平庸的分割线：要么不喝，要么喝醉。那时，只要有一个人问：谁喝二锅头？应声而起者，于我都格外亲切。犹如一个声明：你们慢慢喝，我们先走一步。烈酒喝醉的，哭和笑都格外投入。喝多，出丑，就消失一段。直到大家与自己都忘掉那次失态，或，有更厉害的，盖过了这次失态。
和网上的飞扬快意不同，Liar、小白、我、芭蕉、公路……现实中都极沉默，话少得令人难堪。这样的人，相聚一堂，也如独处囚室。我们心怀热情，却像密码不对无法接头的情报员。一个个沉默密封的啤酒瓶，渴望能来一把起子。而酒能帮助越狱，打破孤绝，触到隔壁伸来的另一只手。狂呼烂醉，大概只求这白驹过隙的片刻，我知道你的存在。我知道你的迷惘。
交谈常在酒醉之后开始，在理智模糊的边缘，那是一种超出理性分析判断的友情，我们用所有直觉与潜意识对话、交谈、分辨忠奸。倘若你曾跟人，痛痛快快地醉过一场，那样交上的朋友，总有一种格外的亲昵。
时常已经无话可说，却都不愿散去。门外就是黑夜，人群自有温度。一次酒后，乃哥指挥大家唱罗大佑的《无言的表示》，“风雨中人们，一样的孤单，奔向那无尽的沉默夜晚”，一帮男女认真地、大声地、颠三倒四一遍遍地唱这首歌，那情形，又凄怆，又滑稽。醉后合唱的经典曲目还有《海阔天空》。如果，老六开始眼泛桃花，动情地自抚酥胸，继而，伸出兰花指，那么多半可以期待接下来的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告别的年代》《恋曲1980》《恋曲1990》……罗大佑的歌天然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合唱，他的音乐里总有一种行军节奏感，音节铿锵，慷慨激昂。
常喝的酒依次为：普京（普通燕京）、扎啤、二锅头、桂花陈、螺丝刀。姑娘们普遍选二锅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啤酒让人发胖。并且，啤酒喝到醉，需要川流不息地上厕所上厕所上厕所。从走廊到厕所，有人拥抱，有人在哭，有人在吐，有人打另一个人耳光，偶尔有人埋伏着要拥抱你，或被你打耳光。危机四伏。不如喝二锅头，四两，就能让你醉得如愿以偿。更重要的是：它便宜。席上，我和腥红的喜欢点小支装二锅头，简称“小二”，大瓶虽划算，但“小二”，深绿色小扁瓶更具流线美。同时，一支小二一支小二地喝，有节奏感。音乐和喝酒，节奏感都很重要。但喝空两支之后，又无所谓节奏感了。
二锅头好喝吗？难喝。像沙尘暴。但这和北京的粗粝是一个气味，一个体系的。难以想象，在上海的饭馆，会有人喝得躺到桌子底下去。但在北京，这是可以的。这种不体面，只能发生在铺着白色塑料桌布的廉价饭馆，以及喝了五块钱的二锅头之后。当一个城市，件件事都有了统一的风格，就会呈现某种美感，哪怕这风格是由丑陋的元素组成。而究其根本，青春与生命力的绽放，本身就是有力的，哪怕是垃圾堆上的绽放，哪怕是废墟里的青春。这种力量难分好坏、美丑—它只是来了，带着生命力本然的动人，感人至深。
有人酒后磕破脸，有人摔破下巴，鲜血直流。我的裙子挂栏杆上剐破。咣咣抱着老六在他家的厕所地板打滚。还有两个姑娘拥抱着滚在雪地里，大声说：你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那种喝法，就像没有明天。
只有非常非常年轻时，人们才能那么用力地，去喝酒、交朋友、打人耳光，往人脸上泼酒，才能如此猛烈地摧残自己。青春期的人，动作总是变形的，每一样感情的流露都放大了一百倍，爱和恨，孤独与喜悦，都是。
酒上的日子，几位酒神于云端发光。
咣咣。二锅头党，饭局监酒。2013年火锅店的春夜，他说起一次喝多，他与老六同去厕所，心情激荡，但觉一切都很美好，遂拥抱。觉拥抱尚不足表达，就亲了老六一口。大家笑得东倒西歪，什么时候的事？咣咣讪讪地：就过年前。啊难道这么多年之后，咣咣依然如故？
一大半醉酒记忆都与他有关。他的破捷达，曾在北京上演各种惊险：百米逆行、撞电线杆、挡泥板被生生刮掉……那时对醉驾还没概念，但人有求生本能，一般酒后并不开车。最可怕的是他喝得大醉，固执起来非要开车，其他醉鬼如一群小鸟，欢乐地争先恐后地挤上来，就因为他车上放的音乐更好！一个醉汉拉着一群醉汉，在深夜的北京疾驶。如今想来，那犹如一个死亡邀请。死神的天鹅绒华丽黑披风，湿淋淋紧裹着我们。
有次跟史航聊天，他说，咣咣是这种人—如果你中奖得五百万，可能有人会嫉妒，可是咣咣中奖大家就都服气。是的。大家服气，因为他会把这五百万都用来请喝酒，最后算算还倒贴点。他对待钱、地位、面子、生死，总一派随随便便，不黏滞的清洁。咣咣做过开颅手术，手术完用他老婆手机群发短信，告诉大家他手术失败不治身亡。发现这是个玩笑时，狂怒的老六几乎没把他宰了。
2013年春夜，散场时正逢北京降温，狂冷，众人急急找出租车的空当儿，咣咣与格格拥抱并互把对方抱起，小孩儿玩摔跤般，隔老远听到咚一声。七手八脚揪起格格，头上已鼓起大包。那一瞬，昔日重来，十年前的大饭局，要没这么个结尾简直不算完。
听说，摔了格格，咣咣在出租车里哭一路。在KTV，当瑜老板唱起歌，我挽起格格的手做人浪翻滚，咣咣起身加入我们。我没有遇到第二个男人像他那样，从不怕丢失男性宝贵的颜面，所有这些柔媚动情在他都是自然而然。
咣咣喝酒，有“死便埋我”的痛快，在他心里，只有审美与喝酒是正经事。咣咣是魏晋中人。
腥红的。我在饭局最早交到的朋友。我以为我喝酒就够拼命，她比我还拼。一次酒局结束，外面瓢泼大雨。朋友去开车，我和腥红的笑着，而仰着脸，在雨中跳起舞来。跳着跳着腥红的失去踪影，我们找了几条街，最后发现她倒在她家楼下，水泥地上，睡了。一度她信佛。后来又成为一名基督徒。她去广州、上海分别生活几年，最后又回到北京。但当年那个腥红的已不复存在。贯穿这一切动荡的是，她一直写作。
她小说中有一段北京和年轻姑娘的关系，是我看到过最好的一段，写北京的文字：“在北京，一朵花就是在一夜之间横空出世，啪地照亮整片夜空。没有来路，也没有去路，她要么是一朵跳出光线的花儿，成为光本身，要么什么都不是……北京和那些花儿的关系是有些特别的。只有在这些花儿面前，北京有特别卑躬屈膝，特别迁就的一面。是什么？有什么是它没有，所以要向她们得来的呢？……它唯一缺乏的是气味……没有这些花儿连续地、日夜地开放，这座城市将痛苦地面临自己真实的衰老和死亡。”
芭蕉。曾有几条好汉与她拼酒，最后好汉倒下，她无恙。她喜欢约在三里屯青年旅馆一楼，后来，她和兔子在劲松的住处成为酒鬼们的“欢乐家园”，座中客常满，冰箱酒不空。家中常备一条大红色睡袋，供醉汉使用。我也几次留宿。她并非沙龙女主人，她不艳丽、风情、长袖善舞。她连话都懒得说。她不应酬谁，所以，在她身边，就舒展，自由。所谓“林下风度”，大概就是这样。她和咣咣很像，在对许多事的不黏滞上。但咣咣说，芭蕉其实非常冷血。是的，相比咣咣酒后动辄热泪盈眶，芭蕉无情得多。她不欺人，也不自欺，她有多少热度，就展现多少。犹如冰层下流水，看似冰冷，探手进去却有微温。
芭蕉是平静的亡命之徒。
兔子。小圆脸，成都女子，皮肤极好。那两年，她仿佛饭局的盆景。一推门，就看见她盘坐桌上，在一堆盘碗碟盏之间，缓缓起势，把双腿放到自己肩头。或者站在地上，把腿搁在别人肩膀上。她的脚神出鬼没，出现在种种匪夷所思之处。比她的脚更匪夷所思的是她的直接。她的那种直接，会被不敏锐的人误认为放纵，只有很深的世故，才能看出她的单纯。
当年这些酒中仙，如今只有咣咣一人，仍徜徉酒海。我有时会诧异，所有人都变了，他何以不变。继而想，所谓“智极成圣，情极成佛”，他之纯粹，接近得道。
还要写一个人，虽然她不喝酒。1995年时，我最喜欢的一份报纸叫《音乐生活报》，投稿，写黄舒骏，发表。足足快乐了一个月。十几年后，认识当年报纸的编辑，重返61号公路。她在一个荒诞的年代，仍不合时宜地保存着哥特气质。她之哥特，不是穿鼻钉化浓妆，而是骨子里的狂狷。杨葵看《寻找小糖人》，说看罗德里格斯想到她，因为那“半屌半羞涩的表情”。准确。她永远穿黑衣服，抽中南海，微笑看醉汉玩闹。公路不太喝酒，对我们这群醉汉，却有舍命陪君子的气概—她是少有可用“气概”形容的女子。公路不喝酒，但比醉汉还疯狂。她近视，不戴眼镜，高速公路敢超过两百迈。去京郊爬山，盘山路极窄，她眯着眼把车开得虎虎生风，每一次对面来车，都惊险万分。和芭蕉的亡命不同，公路是玩命。
这么多年，公路，也没变。只比当年更瘦削。仍穿黑裙子，抽中南海。眯着近视眼半蔑视半含笑地看着世界。她也是我认识的少有的知行合一者。她之原则，如上阵带兵，无形在她与别人之间划出边界。这条线划得凛然，也杜绝人生种种情感变得雾数。在这个女人身上，我看到古龙说的“风骨”。
还有那些北京的过客，一次次犹如流星闪过。每个外地网友到来的日子，也必定是饭局之夜。在广州的桑格格说，那时下飞机，都是直接投奔饭局。想到北京有这样一群人，就觉踏实；欢送土摩托赴美饭局，在“九头鸟”一间地下室，推开门，看到四十多头吃货，蔡一玛说：那是她第一次参加饭局。惊恐地看着眼前，她懂得了什么是江湖。
是的。江湖。那是饭局的另一面，更复杂更无以言说。对于新人，它就是一个江湖。我该怎么描述一个新人在其中感受的一切？自卑、失落、惊恐、仓皇、焦虑……就像成长从你身上揭掉一层皮，鲜红的嫩肉和密密麻麻的神经丛都裸露在外，一螫一跳。我的每一次喝醉也是壮胆，笨拙的演员只有喝醉才敢上场。散场后，在深夜，一个人长路迢迢回住处，呕吐，刷洗被吐脏的地板和鞋。这独处的空白像对之前盛宴的消解和清洗。在一次次饭局和一个人的空白之间，时间过去，新的皮肤长出来，我开始能看懂更新的人，他们第一次落座时的眼神，也有仓皇，也有欣喜。
庆幸我遇到的是这样的江湖，这样的论坛。是啊，光是我遇到论坛的黄金时代，已经值得庆幸。和“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式的博客、碎片化的微博比，论坛时代，更像一个众声喧哗的班级，它就是用来亮活的。
那也是我写作最不费力的时候。第一本书《我们的主题曲》，许多文字写于那时。不用构思，像被一股热气推着走，一气呵成。想要绽放的欲望压倒一切，就像迫不及待要在他们面前展示酒量（为此我曾一口气干掉一杯扎啤）。不只是我，而是，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一种迷狂的写作状态，老六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写于那时，芭蕉为长篇小说《天使记》的修改而频频约人喝酒。那时的人，看完一个话剧，晚上就抛出一个上万字的帖子，第二天我们拜读毕，动辄就回几千字……虚荣也好，绽放也好，我再也没遇到过那么多写得好的，聚在一起，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交流、迫不及待地拼文字。那种迫不及待里，有一种仓皇，仿佛一个短命天才，预知自己时日无多，爆发式地写作。果然，进入博客时代，他们消失一批。微博又不见一批。
我怀念那个短暂的绽放，好像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一条长长伏线，隐埋身世，在新世纪头一个十年登场亮相，事了拂衣去，飘沓如流星。
转入2003年，迎面非典。大街上空空荡荡。我们仍然喝酒，爬山，路上有人发烧，全体人员都视死如归。非典之后，时钟突然拨快。街上行人变得匆忙。房价起飞。夏利取消。有一度，聚会时空气里嗡嗡震动的不再是黑泽明七武士，而是房子啊房子。最初，饭局上谈论房子，还会被鄙视。到2006年，房价飙过两万，大家如梦初醒，房子的嗡嗡声再也压不住—现实，以排山倒海之力，长驱直入。一碗面条要十五块的时候，你是无法坐而谈论小津安二郎了。旧建筑越拆越多，新建筑里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北京犹如一个气球，被无限地吹大，我们是气球上的图案，随着它的急剧膨胀，脚不沾地飞向四环、五环、管庄、通州、燕郊、香河、天通苑、回龙观，“所有星云都在彼此互相远离，而且离得越远，离去的速度越快”。碟店关门，DVD濒临灭亡。朋友们陆续皈依佛教或基督教，我戒了酒。许多人开始信风水占星宿命。有人在中年改名，希冀改运。有人跳槽，跳来跳去总是不满意。一半的人都换了工作，甚至行业。老六只是其中之一。他砸掉体制内的工作，出来做报纸，倒闭，自己做《读库》，沉静下来。有人创业。有人破产。有人换房子。有人失恋。有人离婚。有人再婚。有人酗酒。有人患抑郁症。有人染上赌瘾。有人自杀。有人猝死，在他的葬礼上，据说有人，握手，泯恩仇。
之前的饭局犹如一场大梦。真正的生活，早在无声无息之间来临。谁曾在年轻时到过一座大城，奋身跃入万千生命热望汇成的热气蒸腾，与生活短兵相接，切肤体验它能给予的所有，仿佛做梦，却格外用力、投入。摸过火，浸过烈酒，孤独里泡过热闹中滚过。拆毁有时，被大城之炼丹炉销骨毁形，你摧毁之前封闭孤寂少年，而融入更庞大幻觉之中；建造有时，你从幻觉中寻回自己，犹如岩石上开凿羊道，一刀一刀塑出自己最初轮廓；烈火烹油中来，冰雪浇头里去。在现实的尘土飞扬与喧嚣之中，你迟早会有一瞬，感到自己心中的音乐，与这座城市轻轻共振，如此悠扬，如此明亮。谁的生命曾被如此擦拭，必将终身怀念这段旋律。
2012-02-24
改于2013-03-22
青春期
我的青春期是一卷黑白的默片电影，压抑冗长。
我胖，习惯卖衣服的女孩冲我喊：不用试，没你的号；我知道自己上体育课时身手笨拙，出于害怕嘲笑，我先拒绝别人：我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比如游泳，比如长跑，比如登山，而需要跟别人配合的，比如打球，我从来就没能学会；我越来越习惯做一个“主动放弃”的人，我先假设别人会拒绝我，于是我抢先放弃，获得一个心理上的优越感。我假设社会对我很苛刻，然后我便有理由苛刻自己。
不能说那是个愉快的青春期，它让我极端自卑，成年很久之后，被别人夸到长相，我都要细想一想：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成年的我比少女时瘦十多斤，我不再戴眼镜，可那个笨手笨脚的胖女孩仍然住在我的心里，从不曾远离。
如果说笨拙和自卑是青春期给我的烙印，同时，我也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些印记：因为长期站在人群外面，从这个角度，我学会观察、倾听，它培养我对“他人”的好奇心和了解欲，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个还不算坏的出发点；因为拒绝外界，我获得一个向内观看的内部世界，这是我独立人格形成的开始，我像雕刻大理石一样雕刻自己，每一本书，都会在我身上增加或拿掉一些东西，而原本混沌的大理石渐渐轮廓清晰。我看到文学之光，智慧之美，它们帮我度过冗长寂寞的青春期，并至今仍为我照亮，令我喜悦，给我勇气。
我该感谢还是仇恨我的青春期？它赐予我的自卑我携带至今。我的“主动放弃”并没有治愈，我好像没有办法像那些开朗外向的女孩一样，相信这个世界是友善的，相信自己足够好，她们脸上的表情是放松而自信的，而我的脸上是一望而知的孤寂。
我该接受还是嘲笑我的过去？我的来路坑坑洼洼，我的成长跌跌撞撞，那必然是不光滑的成长，充满黑夜的气息、质疑、痛苦、不知所措和愤愤不平。它让我对世界不满，我跟世界的对峙持续至今，这一层紧张是我写作的动力。
成长是痛苦的，我不赞美它，但它给我阅历，给我经验，给我机会了解这世界。在长期的自我憎恶和不接受之后，有一天我想，不妨接受这个不完美的自己，接受她的分裂，她的乖戾，她的孤僻，接受她，爱她。是的，我从来没想到我还可以爱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就是说，无限忍耐，无限理解，无限的无限的爱。奇怪的是，当我体会到这种爱之后，我发现自己跟世界的关系缓和，我甚至可以分一点爱给别人。
我曾经无数次渴望回到少年，拍拍那个女孩的肩膀，分担她的苦恼，让她不要再哭。我想保护她，给她希望，告诉她未来其实没有那么糟。可是现在，我想也许糟糕的和美好的都是一样的，苦闷的和开朗的都是殊途同归。我相信到最后，是一个人内在的东西决定他能走多远：是你的热情，你的梦想，你的心灵之光，决定你的未来之路。我糟糕的青春期给我最大的礼物，是一颗火种，这么多年，它清晰地在我心脏中燃烧，照亮我，温暖我，有时也烧伤我，刺痛我。我不赞美，我只是接受，我接受我的心里有愤怒有仇恨，我接受我的心里有爱有希望。而后者的光芒，越来越亮。
我爱这精彩的世界，痛苦而丰富的人生。
2008-04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厦门最美的地方是鼓浪屿，炎热的午后，居民区一片沉寂。
阳光炽烈，建筑物上大块大块的色调融化在光线里，他们那么敢用颜色，明黄、酒红、植物绿。因为旧，因为已经没有与世界争执的心气与锐利，所有色彩都退入阴影，反而像被印象派画家漫不经心地涂抹过，整个岛，都是画。
正午。只有晒在外面的被子和床单醒着，桃红与静绿，仿佛在期期艾艾聊着主人的家事。不知道跟自己一起坐轮渡过来的成千上万人哪儿去了。这是五一长假，据说有好几万人造访此地。可是在炎热的午后，鼓浪屿又回到沉睡里去。
我爱这里的落魄，死气沉沉，墙塌窗坏，爱它大势已去的颓败。最好的时光已逝，只剩下有尊严的沉默。
终于还是累了，找个家庭式旅店进去。前台没有人，后面屋里传出麻将声。我坐到走廊沙发里，下午的阳光一点点斜过来，穿过悬挂的一件白T恤，再跳过一小段石头铺成的台阶，落在我脚下。庭院里树叶微微摆动。心里有声音说，这不就是你寻找的安静？
天色渐晚。古典式路灯渐渐亮起。云朵兀自堆积，大笔大笔泼在灰蓝的天空，如一场惊心动魄的阴谋。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像天尽头。
情侣们爱来海边，会不会因为它像一个尽头，比如说，世界尽头、时间尽头、诺言尽头、谎言尽头……尽头就是到头的意思。或者说，尽头就是另一个开始。
这是我在厦门的第一天，晚上回住处，才发现，脸上热辣辣的已经开始脱皮。
回到厦门市区，我像一个恋物狂。
我走进每一个书店，每一家衣服店鞋店，每一家影碟店，饥饿的手指划拉过一排排书、一架架衣服，试一双双鞋，付钱，包起。我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穷凶极恶，不管自己旅行包里有没有余地，不管自己背不背得动。我的手指饥饿，眼睛饥饿，我刚吃完饭就饿，刚走出一家店就想拐进另一家店接着吃。我不停地吃，可还是饿得要命。
在衣服店里，拎起一件件衣服比划时忽然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讽刺的笑容。我笑自己，你真以为买一件深蓝色的裙子就会让你平静，穿双桃红鞋子就能变开心？
外面下起雷阵雨，这是我在厦门的第二天。我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寻找我要的安静和孤独，并如我所愿。我合着我矫揉造作的孤独走在厦门。不停走。心里像起了把烈火，烧得人一定要发狂地走才可以止住疼痛。烧得人用脚底的疼痛换取心中平静。
我到处找一间有靠窗座位的咖啡馆。要知道一个城市的休闲文化，一定要去一间有书的咖啡馆，我这样跟自己说，在大雨中一家一家地找。雨落在头上身上茫然不顾。除了饿，我对其他感觉都可以忍受。我一家一家地问，有没有一个靠窗的位子。光线昏暗的不要。情侣包间不要。嘈杂的不要。
街心一下空出一大片空白，我走在当中，还知道把袋子遮在头上，心里却在笑自己这么急急忙忙的，往前走也在下雨啊。聪明绝顶的黄蓉这么跟郭靖说。
终于在光合作用咖啡坐下时，我想写东西。我翻袋子，找不到一支笔、一张纸。我忍半天，可是仿佛临终之人急于写下遗嘱，我按捺不住，问小姐要笔，要纸。她给我一支圆珠笔。一片比巴掌略大的白纸。这会儿，我恨自己不是诗人，巴掌大的纸就够用。我只好缩起手指。
你们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时刻，对未知之物请求：拿去我的生命。
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下去。在一个完全没有借口、没有预兆的时刻。在我再次和疲倦、无意义的重复劈面重逢时，在一个下着雨脚很疼而心脏紊乱时。
我知道假期结束，我又能够回到轨道，假装踌躇满志地奔向前方，追赶别人及被人追赶，直到在飞奔中再次崩溃、静止、修复或终身不愈；我知道我终究能再次从寂静中得到莫可言喻的大幸福，我知道正如一日三餐，偶尔绝望也是生活必须，更会渐渐消化—可是你们，是否也曾请求未知之物拿去自己生命，并惊惶发现，头顶之上，一片寂静。
如果一定要有人为我们负责。如果没有任何人能负责。
我对工作说，请拿去；我对爱人说，请拿去；我对未知物说，请拿去。我厌倦了背负它。但头顶一片沉默。
我一个人在路上发狂地走。希望能消耗心脏里激烈而盲目的热情、容易喜悦又容易衰弱的热情。我希望自己变得正常。
只要我学会和一个人相处。只要我还能爱一个人。
我打磨着自己过分纤细的神经指望把它们磨粗糙。长久的事物都带有粗糙的气息。我希望我能长久而平稳地爱你。
如果不能够，我希望能长久而平稳地活。
2004-05-18
把星星扫落大海
从去年开始写小说，渐渐不再写随笔。随笔是更大的赤裸，情绪和悲苦都无所遁形。我试着用小说，在一个个夜晚，睡不着时，键盘“嗒嗒”作响，一路马不停蹄，我的暴戾，我血液里的偏激与尖锐都在键盘“嗒嗒”轻响中释放。
白天，我是那样无趣的上班族，面无表情，不冲动，不过分，也从不显眼。
可是一直并不满意自己的东西。七月写完《喜相逢》，心里有冰冷冰冷的感受，知道写坏了，也知道自己尽力了。那篇小说写爱情的消亡，可是写的过程，我一遍遍体会到写作能力的死亡，知道什么是更好，也知道自己不能写得更好。
写完之后，我羞于看它。
每一次都会被自己的文字伤害。我为文字里的自己难堪，一次次。我曾经以为写作是疗伤的过程，不是，它是一次次揭开。
一直以来，我以为写作是我最大的骄傲。当然我从来不公开这么说，我像守财奴一样藏着它，打磨它，希望有一天它变成星星。
石头会变成星星吗？
我在小学的时候学琼瑶写爱情小说，写女孩堕胎，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停止，世界也随之停顿；在初中的时候开始写漫长的武侠，武士在错别字连篇的江湖里闯荡，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停止；那些本子现在都还在老家的衣柜里落灰，曾有一天，它们被父母翻到并大声朗读，我希望我在那一刻死去。我没有。
最疯狂的写作发生在十七至十八岁，我向以《少年文艺》为主的编辑部大量写信，谁知道南京高云岭这个地名？它是《少年文艺》的地址，我写过无数次。当无数次的退稿信如期而至，我选择收起石头。退稿信被好奇的同学挤眉弄眼。我希望自己在变老前死去。
十七岁遥望二十岁是一件痛苦的事，看起来成年人的庸俗生活里没有乐趣，没有想象力，没有审美。如果20岁之前还不能成为一名作家这辈子就没有指望了。我一遍遍这样想。
在十八岁之后，世界再次静止，变为黑白。
每个喜欢写作的孩子，都买过许多本子吧？素净的、华丽的。钢笔在最开始和最结尾的页面留下痕迹。也都有过深夜里打着手电，握着钢笔，屏息静气等着写下一个句子，可是等了半夜也写不出来的经历……是的，等了半夜还是写不出来，或许下个夜晚还是这样，下下个夜晚、十年后，纸张换成电脑，蓝色墨水的钢笔换成键盘，墨水再不会染蓝你的手指—可还是写不出来，你最想写的那句话，那段文章，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个时候，我的梦里已经在讲英语，在跟人谈工作，白天的焦虑追到梦里，我必须选择。
生命原来是接连不断的死亡与复活。
十八岁时，我杀死心里那个焦急想成为作家的小人；二十岁，那个跋涉到另一个城市借一把吉他的音乐青年终于还是死去；二十六岁，我干掉那个不肯放手一段感情，泪流满面却卑微到尘的绿妖。
一路过来，见鬼杀鬼，遇佛弑佛。生命原本如此血腥残忍。
是怎么走到这一步？
是从陈丹燕的《风花》，在看到的一刻，心里有不可描述滋味？是从黄家驹的《海阔天空》？是第一次为一名男子喝下一瓶啤酒，第一次为他流下眼泪？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万箭穿心，在第一次和无数次的失眠里，一次又一次地对着电脑，对着黑夜，对着空白而开始期待、开始写作，开始朝向天空和死亡的旅行？
是从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在陌生城市醒来，第一次搬家，第二次搬家，第三次搬家？是职场上第一次钩心斗角，第一次有欲望又第一次跌倒？是第一次开始想买房子，第一次想在一个没有根的地方生下根来，第一次在荒凉的世界里发现物质的结实与厚重？
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
从来不相信宗教，即使在最近的距离都拒绝下跪。我蛮横地相信自己心灵的力量。生日前一天，走在街上，忽然落起雨点，我迟疑着，要不要找个地方避雨。雨渐渐大起来，竟然横暴肆虐，像耳光般打在脸上，忽然心中狂怒。天地不仁，那又怎样，有种你就劈了我，我在心里骂，雨浇下来，完全看不清眼前路。那种走投无路的狂暴，天下之大，竟无处可去。
天地之大，而你我不过如此卑微。我有的，不过是自己微不足道的一颗心脏，不能受到物理意义上的重击，却必须用来担当生命的种种狂暴。
当朋友在MSN上问我：绿妖，生命为何如此痛苦？
当我问：老兄，我们这肮脏的生涯要到什么时候结束？
没有答案。或许在那时，我们都已各自做出回答。
答案不过是，担当自己的生命，无论它好或坏，罪与罚，邪恶或美好。统统一力担当。在自由与爱情间我选择自由，在祈祷与打扫之间我选择打扫。
不是第一次知道自己天分不够。但曾经我相信写作是一场大梦，可以有一生时间来努力练习，天赋不够，勤奋来补，终我一生来完成—可是，天色渐亮，马车变成南瓜，公主要去打卡，而星光黯淡成石头。
千山万水，千山万水，原来你不在这里。
千山万水，千山万水，原来你不在这里。
2004-08-23
找自己的人
在办公室里看到BEYOND演唱会就是当晚时，已将近7点。演唱会7点半开始，在距离办公室十公里之外的首体。之前我好像兴趣一般般，可是忽然间，我想，爱谁谁吧，这场演唱会看定了。
7点10分，离开仍在加班的同事，平安大道车流拥堵，像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地往前爬。反倒急坏了司机师傅，他知道我是去听BEYOND演唱会以后，说：知道！首体！7点半！BEYOND嘛！你喜欢他们？我尽量！
可是我不急。已经淡漠了这么多年，似乎从1995年之后我就再没有买过BEYOND的专辑，那么演唱会再迟到一会儿又很重要吗？同事知道我去听BEYOND，笑话：没有黄家驹的BEYOND还是BEYOND吗？我懒懒地回答：可是我不是去听他们仨啊！
我不是去听他们仨，无论后来他们做多少努力，怎样成为香港乐坛的中流砥柱。无论他们换不换发型，改不改造型，有没有和朱茵谈恋爱，是否要单飞。
我不是去听这晚首体二流的音效，蹩脚的三个耗资几十万的铁笼子道具，我不是去听打扮得像动物园练摊儿一般的二手黑豹唱二手“无地自容”。
7点40分，心急火燎的司机用赛车速度把我送到，我感激道谢，门外围了许多等票的观众，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开始，我听不到一点音乐，只听到自己的心又开始慢慢跳动；我向任何一个面目可疑表情凶悍的男人询问：有票吗？我询价，我讲价，880的票卖450，卖票的大哥一直说：要是刘德华，我就不卖了！门口千人涌动，我甚至没有工夫去买一根荧光棒。
直到坐在座位上，置身全场荧光棒中，我才发现，自己没有买一根荧光棒，没有时间换上牛仔裤T恤，我穿着不合时宜的连身裙，高跟鞋，手里紧攥着皮包，我不能跳，不能挥动双臂，只能狂躁不安地在座位上拧来拧去。
这么远，这么熟悉，每一首歌，都有记忆。不随时间流逝而洗脱。我跟上万人一起唱，听不到自己的一点声音。
我不是男生，分明没有跟男同学一起，在校园里用人神共愤的杀猪声音唱过他们的歌；我上学时还不会喝酒，所以也没有在午夜的街头，用失控的嗓子喊出“总有挫折打碎我的心，紧抱过去抑压了的手，我与你也彼此一起甘苦过”；那我有什么好纪念？只因为我曾经在学生时代的床铺上，用随身听，把他们的一张极有可能是盗版的精选辑翻来覆去地听烂过吗？
可怕的学生时代，冬天在卫生间漏风的隔断里洗凉水澡的时代，觉得自己与别人无法交流的灰色时代，对未来拥有无数幻想，认为长大了一切就会好，以为成长会像歌里唱的那样：“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我跟身边无数的，长满粉刺、羞怯紧张不善交流的同龄人一样，一边粗糙仓促地长大，一边为自己虚构出一个远方。所以我一定要听这场演唱会，因为BEYOND曾经是我的远方。因为只有亲耳听到在万人大合唱中，独缺黄家驹一人的BEYOND一遍遍唱：“Oh para paradise，是否那么重要，你是否那么的遥远”—才能真切地证出远方的虚幻。成长的虚幻。
终于长大了，我有了眼袋你有了肚腩，没有经历过传奇甚至连碗大的疤瘌也没有，却已经迫不及待地衰老。
我终于也能结结巴巴说上一些场面话了，我终于也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赞美奉承别人，—尽管总有点磕巴，我总算学会变脸大法、马屁神功、学会谈钱并讨价还价—必须承认，成长对有些人格外缓慢或艰难—我终于变成这个疯狂购物的冷漠女人，我终于没能戒酒，并开始抽烟。我选择成为今天自己，并在心里把自己千刀万剐。
我终于失去了你。
最初听《海阔天空》，只听懂“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等懂得“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时，已不再听音乐；而这晚，第一次听到那么多人一起唱，一起放声高歌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那么多人都急切地表达热情、纯真、善良、理想……同时又知道一出体育馆，我们又成为陌路，成为彼此的冷漠面孔。
放声高歌呀，拼命地唱，谁想要哭就大声地哭。
大声地哭。
BEYOND三子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他们在一个叫黄家驹人的阴影下生活多年，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超越，人们永远把他们仨与另一个比较，并永远得出结论：失去黄家驹的BEYOND不值一提。是的，这是歌手的现实生活，不知他们是否也常在心里因此将自己千刀万剐。在阴影之下，他们是否也在寻找自己，找自己是谁，找自己的名字，一路虚幻而真实地成长，直到成为今日台上，三个从容沉静的成年人？
《光辉岁月》一起，所有人起立，场内星星点点犹如发亮萤火虫的荧光棒有节奏飞舞，那种感觉难以描述。热闹到极致，反而感觉宁静，好像一觉醒来，你醒在十五岁的床上，窗外刚刚清晨，小鸟丁冬婉转叫个不停，而下过一夜的雨，窗户玻璃上凝满钻石般的雨滴。
你叩门，就能进入，寻找，便得见。就像我和我的该死的生命，它过于沉重，过分不合时宜，它像我的一个重负，经过长途跋涉彼此都血肉模糊，渐渐不可分离。
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不后悔，不后悔干过的傻事，曾经的傻×我自己。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爱上这个重负，这所有的折磨，琐碎，不堪与卑微，所有的骄傲与自卑，所有的失望、放弃、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