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星光
——胡玉缙先生的生平、学术和遗稿
在中国学术的苍穹中，随着时光流逝，有许多渐渐远去的星光。而有一些，却会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被人重新关注。胡玉缙先生，或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
最近，胡玉缙先生被人关注，那是托了他在民初给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一封信（见搜狐网，2018年5月8日《那人那年也因“一字”的致信：北大之魂——蔡元培的道歉信》）。
为了免得读者翻查，将网上所传之事，概括叙述如下：1912年3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据说是看了胡玉缙写的《孔学商榷》一文，感其才华，决定邀他到教育部任职，负责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
下属官员发一封信，“谕”胡玉缙来教育部任职。“胡玉缙当时在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有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举荐他，本应感激不尽”。想不到胡先生不领情，回信谢绝，认为，推翻帝制，为民主国家，人皆平等。即便教育总长，与我无关，凭什么居高临下，“谕”我任职？质问：“未知从何谕起”？
面对胡玉缙的质问，蔡元培显出气度，再次请部属写信回复，接受胡先生的批评，表示歉意。道歉信一开始便承认用语不妥，认为如胡玉缙所说，“谕”字，“宜屏而弗用”，胡玉缙“立论颇正”。接着，希望胡玉缙不要介意，依然诚恳地聘请他。最后一句“本部初立，正在用人之际，若因用谕、令字样而使贤者裹足，殊违总长延揽之初心，字句小疵，想必通人必不芥蒂（不会在意）”。这话说得合情合理，不容你推脱了。
该文作者的本意，殆是要突出“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民主风度，反响颇佳。但笔者觉得该文对当时蔡、胡二者学术地位的描述，似可斟酌。民国初年，蔡元培是否为如后来所见那样的“大人物”，姑且不论；胡玉缙当时是否“在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呢？恐非如此。所以想对胡玉缙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略作一点说明，对这已经远去的星光，做一次眺望。
一
胡玉缙是怎样的人？当时处于何种地位？此后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又做了些什么呢？
胡玉缙（1859.8.18—1940.7.14），吴县人。时年53岁，为京师大学堂教授。蔡元培比他小9岁。辛亥革命后，回国就任教育总长。
胡玉缙19岁（1877）就入县学，肄业于苏州正谊书院，和潘锡爵、许克勤、曹元忠、叶昌炽、王仁俊等友善。这些都是在清末江南学术界有名可查的人物。苏州正谊书院创办于嘉庆十年。同治后期，冯桂芬曾为书院山长，光绪三年，胡玉缙进此校，当曾接触到冯氏学风之余续。
后入江阴南菁书院。南菁书院是晚清著名书院之一，在江苏江阴县。光绪八年（1882），由江苏学政黄体芳所建（见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8页），黄体芳聘请黄以周主持。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又号哉生，浙江定海人。清同治九年(1870)举人，光绪十四年（1888）赐内阁中书衔，十六年升教授。他主持该院讲席15年，搜集汉至清代典章制度，撰《礼书通故》一百卷，著有《子思子辑解》七卷、《军礼司马法》二卷及《儆季杂著》等（钱穆编《清儒学案》第六十一有《儆季学案》，钱氏书已不存。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11页）。
胡玉缙进入南菁书院的时间当在1882年后。在学期间，经义词章俱佳，得黄以周赏识。他的才学和为人又被当时在刑部为官的许玉瑑看中，以女妻之，结婚成家。许玉瑑(1828—1894)又名赓飏，字起上，号鹤巢，吴县人。同治甲子（1864）举人，历官刑部郎中，与王鹏运同在刑部为官时多有酬唱之作（见《薇省同声集》），有《诗契斋诗钞》《独弦词》《诗契斋词钞》（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城南拜石词》等传世（参见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六一，中华书局，1990年）。
光绪戊子（1888）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办学古堂（见前引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第218页)。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清朝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出身仕宦之家，曾为湖北、江苏布政使。“开藩吾吴，奖掖寒畯，惟恐不及”（《许庼学林》，第277页，又见王欣夫、徐鹏《藏书纪事诗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90页）。其父黄辅辰为清代循吏。子黄国瑾，亦知名。
黄彭年聘胡玉缙为斋长任教，与章钰、王仁俊等同列，被视为吴中才人的“一时之选”。是年他29岁（卢弼《许庼遗书序》，载《许庼学林》）。
在学古堂任教期间，胡玉缙对经史多有考订，如对《周易》《论语》《汉书》等（见《许庼学林》，第237页、第107页等条目）。1890年黄彭年去世，胡玉缙为他整理遗稿，出版《陶楼文钞》，由同人集资刊出（《许庼学林》，第277页）。是年31岁。
光绪辛卯（1891），为江南乡试举人。后入福建学幕。为何入“福建学幕”？笔者推测，殆因当时福建学政是黄绍箕，乃南菁书院创办者黄体芳之子。胡玉缙的岳父许玉瑑与王鹏运交往颇密，王鹏运和黄体芳、黄绍箕父子都是强学会中人，支持变革（见吴天任《康有为年表》1895年9月、11月条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而胡玉缙为南菁书院学生。各种社会关系的交互联络，是中国社会人事变动的重要潜在因素。
光绪庚子（1900），胡玉缙41岁，任兴化教谕。在此期间，经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1902年，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改变了当初否定设立“经济特科”考试的初衷，决定第二年开考。
1903年（癸卯），胡玉缙44岁，应经济特科考试。当时全国录取仅28人，其中一等9人，胡玉缙是9人中的第6名。顺便说一下，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也是这一科录取，是第8名（9人的名次如下：袁嘉谷、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该年，官湖北知县，入张之洞幕府。
光绪甲辰（1904）东游日本考察学政，著有《甲辰东游日记》。丙午（1906），调任教育部主事，升为员外郎（从五品）。戊申（1908），被聘为礼学馆纂修。参与重修通礼之事。
宣统庚戌（1910）二月，时50岁，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张文襄有言在先”，被聘为教员。讲授《周礼》，编撰《周礼学》讲义（见《周礼学自叙》，《许庼学林》，第240页）。其间，民国初年经学研究颇有成就的陈汉章为其学生。
可见胡玉缙在清朝末年，应是学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并非“无名小卒”。因此，蔡元培才会器重他。否则，把一个国家初创的博物馆交给一个“无名小卒”，不免有点过于轻率了吧。
二
进入民国时期，他在博物馆筹备处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当时存在其管辖之下的清宫“内库大档”。
该档原存清宫内库，宣统末年，本拟销毁。经罗振玉等建言、努力，方得留存（参见罗振玉《集蓼编》即《雪堂自传》，载《罗雪堂全集》第五编，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1977年，第28—29页）。
1913年历史博物馆接收上述档案。存于文庙敬一亭。所以管理这批档案，乃胡玉缙管辖下的分内之务。
关于民国初期这批档案的管理，曾在教育部任佥事的鲁迅先生在1927年写的《而已集》中有所提及。鲁迅文中的锋芒，对当时的教育部的管理，负责人利用职权损公肥私的行为，颇加指责。考其文义，别有所指。对于胡玉缙，应该说还是笔下留情的，称他是“南菁书院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说他为了保存敬一亭中的“大内档案”，颇为担忧，生怕被盗被烧（见《而已集》所载《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写此文时，胡玉缙已经离开了博物馆。
其实，对于这批档案，胡玉缙是出过力的。
据1922年7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三版，载有当时胡玉缙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一封短信。因为档案移归北京大学的研究所，所以他写信谈档案的整理保护。信中谈到了自己在任中，曾和馆员一起，打开装档案的麻袋，其中文书“多所霉烂”“尘秽不堪，着手不易”。并“商之社会司长夏穗卿（夏曾佑）”。因该档案移交到北大“研究所”，因此提出希望按如下步骤整理：1.曲者铺平掖直，断者接好。2.按朝代年月日成束，分列插架排列。3.然后由学者编撰整理。
当时，胡玉缙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在一个世纪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前后的时代，一个照现在来说已过退休年龄的国家博物馆负责人，和属下的馆员一起搬弄书库中的旧麻袋，翻找整理霉烂旧档案。我想，很难说胡玉缙在任上只是袖手旁观，失职放任吧？
胡玉缙从博物馆离开，转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这或许和1916年以后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也有点关系。
同时，他因曾在清政府的京师大学堂任教，和清朝当时有影响的学界元老，柯绍忞、江瀚、王树枏、卢弼、夏孙桐、邵章、孙雄等多有交往。总之，在民国初期的北京学界，胡玉缙是位有知名度的学者。
胡玉缙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故步自封；或忙于应酬，成为“专职”的社会名流，而是持之以恒，在学术领域跋涉耕耘。
三
1925年前后，国内和日本的一些学者重提清末学界的旧案，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胡玉缙参与其事。
说到对《四库全书》的补充、考证和研究，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四库学”，其实早在18世纪末叶，清朝嘉庆时期就已见端倪。
嘉庆四年（1799），阮元任浙江巡抚，发现有不少《四库全书》未收之书，于是就注意收罗，后来选其中的宋元善本、名钞进献朝廷，这就是现存的《宛委别藏》。又编有《四库未收书提要》（即《研经室外集》）。此后，多有人对《四库总目提要》或《简明目录》进行了补充和考辨，如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清末的陆心源家中收了很多书，也有此愿，并且撰写了《正纪》二卷，但是在清朝官场上跌过跟头的俞曲园，曾劝其慎重。对此已经有不少专论，不赘。
胡玉缙先生在光绪末年（戊申，1908），也曾建言续修《四库提要》，未有结果（见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第1250页）。辛亥鼎革之后，“顾忌斯解”，他始得放手从事此事。“用数十年之力，为之补正”（见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第1228页）。所以，1925年，中国和日本学界有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事，他参与其中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关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修过程和中日双方参与者的具体情况，笔者已有专文叙说，见拙文《关于撰修〈续修四库总目提要稿〉的人和事》，载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9—193页。又见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中华书局、上海辞书出版社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2013年，第539—552页）。
根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本方面的实际负责人桥川时雄的记述，胡玉缙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做了很大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最初发凡起例、确定编写方案的实际主事者，就是胡玉缙。
其二，在最早参与此事的学者中，他出力最多，在编纂者中，所处的地位、享受的待遇是最高级别的。据桥川说：在最初，中国方面参与这件事、在运作中所处地位最高的有三人：柯劭忞、胡玉缙、江瀚。他们月薪每月100元以外，著录提要一篇稿费30银圆，存目提要一篇20银圆。稍后的明伦、杨钟羲等，没有月薪，稿费也同此例。
在编修中，胡玉缙主要参加了经部和子部的工作，主要撰写有关“礼学”尤其《周礼》那部分。
其三，面对初期进展甚慢的状况，是胡玉缙首先提出要进行改革，改变方法，采取稿件和报酬挂钩的方法，才促进了事业的实际开展。
桥川说：1931—1932年间，“《续修四库全书目录》的做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重新改造了研究体制，实际上，这是胡玉缙首先提出来的。”他提出：“像现在这样做下去的话，工作永远也完成不了。只是拿干薪，真感到可耻。”（见《桥川时雄的诗文和回忆》，汲古书院，2006年，第309页）于是改变方法，采取取消月薪，把稿件和报酬挂钩的方法，促进了事业的开展。否则，现在未完全完成的这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知会成何模样。
后来有学者问起当初的情况，桥川认为，只有胡玉缙是确实的学者，目录版本专家，他起的作用最大。这虽然是桥川一人的见解，但胡玉缙的作用，可想而知。
我想，编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最初意向，或许和他正在撰写的《补正》有关，而且他是少数真心为此项目出力而不仅仅是为稻粱谋的人。在1931年以后，中日关系日见紧迫。有的学者表示，自己参加这项工作，不无“稻粱谋”的动机。但是，据桥川说：胡玉缙等二三人，认为不费力气写的东西，“不要稿费”，提供了不少稿件（上引《桥川时雄的诗文和回忆》，第310—314页）。
胡玉缙在1931年，曾再次东渡日本。居于当时的驻日公使馆，和公使汪荣宝论学。关于第二次赴日的时间，《法言义疏叙》称在“辛未夏，余再渡东游”（见《许庼学林》，第273页），“辛未”为1931年。汪荣宝归国后，曾拟编有关《说文》之书，开列书单，胡玉缙为其采购数百种，活跃在学界。
关于这一时期胡先生的研究，国内学者如何评价呢？
记得以前翻阅金庸主编的香港《明报》月刊，其中载有牟润孙先生写的《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写道：“蓼园先师尝说：‘我的两个门人中有两人致力于《四库提要》。’一是胡玉缙（绥之），另一人就是季豫先生（余嘉锡先生）。”牟润孙赞扬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之精密宏博，而余先生先说：“不然。我的经学功夫不足。”这大概是有所指的吧（《明报》月刊1986年三月号，第53—56页）。
这里的“蓼园”，乃是柯劭忞（1848—1933），为民国年间清史馆的负责人。余嘉锡在1928年前后进清史馆，牟润孙是1931年进清史馆从柯劭忞学的（见《被隐蔽的新亚学人》，《东方早报》2015年7月1日），他和牟润孙的对话，当是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
可见当时胡玉缙研究《四库全书》在学界的影响。
到了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感到时局的变化，且自己年纪也大了，于是离开了生活近40年的北京，南迁苏州，在苏州光福的镇虎山桥安居。拥书著述，闭门谢客。该地离清代著名学者惠栋“四世传经”的东渚不远（王欣夫先生认为他离京是反对日寇侵略）。
这时，胡玉缙专心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的撰述。他深感此事即使有“五百年之寿命，亦不能尽”。只想“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也就是尽力而已（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29页），表现了一种孜孜不倦的献身精神。
1940年7月14日，胡玉缙因病去世。临终前，把遗稿托付给他的后学，也就是王欣夫先生（见《许庼学林》载王欣夫《吴县胡先生传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的《前言》）。
四
王欣夫先生受托，整理胡玉缙先生的遗著，在学界又引发了另一段纠葛。
胡先生临终前，关于遗嘱之事，除家人外，函告了湖北的卢弼先生。这是因为，他和卢弼之兄卢靖同出黄彭年之门，和卢家有多年交往之故。卢靖（1856—1948），湖北沔阳人，号木斋，数学家，藏书家。曾任保定大学堂监督，直隶提学使，先后创办天津、保定、奉天等图书馆。民国后，出资创办学校，1927年，出资建立南开大学图书馆。抗战时，向西南联大捐资（见《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卢靖本想编制《湖北丛书》分为三编，分别为“四库”著录者，“四库”存目者，“四库”未收者，似乎也和“四库”之学有关联。胡、卢不仅有私交，在学术上也有交集。
王欣夫先生受托之际，正逢1940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加上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三年的解放战争，世态动荡。如卢弼所言：“欣夫于戎马仓皇、历年兵火之际，仍保持绥之遗稿，如护头目。十余年中，编校缮写，心力交瘁。百折千回，始终不懈。”（前引卢弼《许庼遗书序》）虽想要把胡玉缙先生的遗稿整理刊印，但因数量巨大，整理不易，数年未成。
1936年胡先生离京之时，有画家汪孟舒（一作凤舒）为他画了一幅《绥之雪夜校书图》。当时学界名流纷纷在画上题跋。其中包括杨树达等先生。
胡先生去世后，藏书散出，颇受有关学人关注。王先生曾说：“邑有某人者，好收前人稿本而锢藏之。及胡书散出，求遗稿不得，而闻在余处，则大怒。遂腾谤谓余掠夺而乾没之。”
此说传到北京，汪孟舒闻传言，信以为真，以为有人“乾没”胡先生遗稿，于是在自己画的《绥之雪夜校书图》上，再加了一段题跋，措辞颇严，意思是藏书被人取去，多年未出，云云。
此后，汪孟舒把加上了“措辞颇严”题跋的《雪夜校书图》，再请卢靖题跋，被卢弼见到，大出意外，因为他知道胡先生遗稿托付给王欣夫，也知道王欣夫在努力整理。发现其中存在误会，于是就以详情告汪孟舒。同时函告王欣夫，促其争取尽快刊出（以上，见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第1229页）。
王先生见到卢弼来函，颇为吃惊，但面临实际经济困难，于是就致函卢弼，实情相告。卢弼闻知后，帮助王先生凑集资金。当时卢弼正巧卖了自己的藏书，有点余款，捐出。此外，又请自己的兄长卢木斋出资相助，把凑到的款项，都寄给王欣夫。
王先生收到的资金，约为印书所需“当时预算四之一”，他自己又募资。但是，当时上海市面上通货膨胀，物价飞腾，钞票贬值，王欣夫先生收到的那些钱，一下子贬得所剩无几。所谓“不料时局骤变，币制更屡变，致折触无余”（以上有关引文，见卢康华《新见王欣夫先生致卢弼函十通释文》第五函。近日复旦大学卢康华同学见示）。
“恶币骤落，时人多咎欣夫措置失当”（卢弼《许庼遗书序》）。于是，便出现了更苛刻的风评：意思是王先生不仅“乾没”遗稿，还借此骗取钱财。王欣夫先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深感自己“不善经理，深愧无以对诸公之热忱”。
同时，他自认问心无愧，不顾风言风语，继续努力，想要把胡玉缙的遗稿流布于世。曾想请友人过录数本以传，但终因数量众多而未成。又想通过当时在合众图书馆的朋友顾起潜先生先“蓝晒一部存馆”，以表明“遗集早已编成，并非讹诈”（见《新见王欣夫先生致卢弼函十通释文》第五函），但此事最终也没有结果。可谓到处碰壁，道路坎坷，举步维艰。
五
20世纪50年代，王先生转到复旦大学任教，生活比较安定，得以安心推动胡玉缙先生遗稿的出版。
此事得到中华书局的支持，在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庼学林》。卢弼在《许庼学林序》中说：王欣夫写定了“《许庼学林》《四库全书提要补正》《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四库未收书目续编》《许庼经籍题跋》五种，陆续校印”。
1964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排印出版。出版以后王先生把所得稿费，用来归还当初募集资金的援助者（《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第1229页）。
胡玉缙先生遗稿的主要部分，终于问世。王欣夫先生也放下了压在肩头多年的重荷。关于参与王欣夫保存、整理、刊印胡先生遗稿之事，卢弼先生有诗曰：“千金一诺重千斤，胡叟遗编重艺林。卅载神交劳梦寐，文章道义结知音。”（见王欣夫先生《蛾术轩日记》1966年6月25日）作为学术界的一桩公案，大致可落下帷幕了。
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其一，当年指责王欣夫先生的，是何人呢？王先生稿子中未详其名。
近日有王欣夫先生的信札书函在世间流传，据卢康华《新见王欣夫先生致卢弼函十通释文》所载资料可知，其中有徐行可（恕）先生（见第四函）。徐恕（1890—1959）字行可，湖北武昌人。富家子，以收集书籍，尤其是名家抄、稿本闻名。治学广泛，金石考证、经史诸子，目录志略，多有研究。收集大量稿本、藏书。殁后，所收典籍、文物，捐赠国家，现存湖北省图书馆、博物馆（见《续藏书纪事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从徐行可先生的言论中，可见当时社会上，主要是在学者圈中，确实有着各种对于欣夫先生不利的传闻。但胡玉缙先生的遗稿得以保存、整理、出版，王欣夫先生之功，实不可没，可谓不负先生之托。
其二，《许庼学林》的扉页，标明“许庼遗书之一”，那么除了已经出版的《许庼学林》之外，胡玉缙还有没有其他的著述呢？王欣夫先生编辑的“许庼遗书”的全貌如何呢？
胡玉缙的著述，实际上除《许庼学林》《四库全书提要补正》《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刊出之外，还有不少未刊。
王欣夫先生又陆续整理编辑了遗稿，收集了其他的遗著，编成了《许庼遗书》。据笔者所知，胡玉缙先生的著述有：《穀梁大义述补阙》七卷，此书原来假名弟子张慰祖刊出。《说文旧音补注》一卷《补遗》一卷《续》一卷《改错》一卷，《甲辰东游日记》一卷。
加上王欣夫先生收集、整理编定的有：《释名补疏》（一作《释名疏证》，见《许庼学林序》）、《独断疏证》《新序注》《说苑注》《论衡注》《读说文段注记》《金石萃编补正》《金石续编补正》《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二十四卷，还有《许庼经籍题跋》二十卷，《许庼遗集》十六卷，《许庼随笔》八卷等（其中有些内容或已收入《许庼学林》）。其中的《许庼经籍题跋》定稿本已经送交出版社，编辑也做了整理，不知何故，未能刊出。现在，此最后的排印稿本仍在。
《许庼学林》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刊出后，到199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2002年出版了《续四库提要三种》。其中两种是《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许庼经籍题跋》，俱按“经、史、子、集”，各为四卷。又有吴格教授从齐鲁书社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录出胡先生所撰的85篇提要，题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稿》。
王先生整理的胡玉缙先生的稿子，有的存于复旦图书馆，有的在笔者处，有的可能已经散失了。胡玉缙先生的著述，作为《四库全书》以后，个人编著的最重要的“四库学”论著之一，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学术遗稿，有志者或可再收罗整理出版。编成的《许庼遗书》未能全部刊出，或是王欣夫先生未竟的遗愿之一。
关于胡玉缙的学术成就，叶景揆（1874—1949）曾有这样的评价：“精于四当（按：章钰），鬯于笺经（按：曹元忠），博及群书，语有断制，非但以著述为长者。此老真不凡才也。”
王欣夫认为：胡先生“早岁专力治经，卓然经师。继乃博览群书，不薄今人。两渡东瀛，所见益广。每发议论，洞澈古今，明通切实。惟深于古者能不泥古，达于今者能不趋今。岂与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并论哉。时代迁移，虽或于今不合，然在光、宣之间，实为通儒。”（见《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第1394页）
百多年来，胡玉缙的人生和著述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各种现象。胡先生及其周边交往的不少学者，可视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天空中的一团传统的星云。当然，这块星云没有新出现的流星雨那么耀眼，那么被人关注。随着时代变迁，渐行渐远。他们之间的纠葛缠络，相互影响，也渐渐淡出了学术的视野。
但是，他们确实存在于中国学术的长河之中，他们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对于社会变化的态度，他们的成果、他们的缺陷、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和逐步消逝的苍凉，都是留给我们的人生经验和学术遗产。对此加以吟味、斟酌、思考，或许才是回眸这远去星光的意义之所在，才是值得今人和后人回味和深思之处。
原载2019年3月15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