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夫先生《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清稿影印本前言
这里影印的是王欣夫先生《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清稿本。
一
王欣夫先生（1901—1966），名大隆，号补安，以字行。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市），其祖移居江苏吴县（今苏州市），遂为吴县人。
先生诞生于清朝末年，十三四岁，在家塾受学，便研读《论语》。十八岁，从吴江“天放楼主人”、文学家金松岑学习国文，二十岁，从丁国钧学习校读史籍。后师从金松岑的老师吴县曹元弼，学习经学。曹元弼为前清翰林院编修，专精“三礼”。先生受业，奠定国学基础。
学业有成，被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聘请任教。后又应上海圣约翰大学之聘，任国文教授。其间，学界交往，视野渐扩，钻研古典文献学，蔚然成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文献学，直到1966年，因肺炎去世。
“蛾术轩”，是先生晚年书斋名，取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意为：小蚁学大蚁，勤衔泥土，以成蚁冢，比喻勤学。
先生一生孜孜不倦，致力古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著述宏富。早在1935—1941年的抗战期间，与友人赵诒琛等合辑《乙亥丛编》到《辛巳丛编》等八部丛书（又称“八年丛编”），收书九十多种，多种稀缺文献，得以留存。
先生收辑清代黄丕烈、顾千里的题跋、著述，编辑刊行《黄顾遗书》，后在此基础上编成《顾千里集》《黄丕烈集》，并撰《黄荛圃先生年谱补》，为这两位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资料。
《顾千里集》，得诸方支持，笔者负责董理，已经由中华书局刊出。而《黄丕烈集》原稿，则不知下落。
此后，先生重点收集、整理了清代“吴学”代表惠栋的著述，编有《惠栋集》（有原稿存），曹元忠先生的遗著《复礼堂文二集》《三集》《复礼堂诗集》《复礼堂尺牍》（未刊)，还有曹元忠先生的《笺经室余稿》《笺经室赋录》等数种。
20世纪30年代，先生受胡玉缙先生临终之托，收集胡先生遗稿，编成《许
遗集》。其中《许庼学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已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余还辑有《许庼题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整理完毕，殆因社会环境，未及刊出。
凡此等等，不再细述。
先生不仅收集整理前人的文献，自己也勤奋著述，
早年有《景刊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考证》（有清稿本存）。20世纪50年代，对《管子》的文本进行了研究，著《管子校释》（有清稿本存），对于当时被学界推崇的郭沫若先生的一些看法，提出了商榷和批评。
为了给学生打下良好的文献学基础，编写了国内第一部文献学的大学教材《文献学讲义》，广受同仁和学界好评。
先生对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长年加以考订、补充，惜未能成书。后由徐鹏师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补三国志兵志》《学礼斋随笔》等多种。
据不完全统计，先生撰述、整理、辑佚收集的著述有数十种，达一千余万字。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这部他晚年撰写的《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
先生不是达官显贵，也非腰缠万贯，以教学著述为生，在世仅六十余年。在没有电脑、完全用人工抄写的时代，依靠个人的收入和努力，做出上述成就，绝非常人所能企及。
纵观历史，在时代大潮中，有的人引领潮流，在浪尖飞舞激扬，万方瞩目；有的人被挟裹吞噬，如在漫长黑暗的隧道中，看不到前方的光亮，无人关注。他们不祈求什么关注和评价，坚持着自己的理念，默默地生活。然而，他们为自认有价值的事业，坚忍不拔地、努力着、奋斗着，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们身带创痕，有各种缺陷；他们淡然无奇，微不足道；但是，他们肯定是坚韧的，顽强的，有生命力的。此乃是文明的中坚和脊梁。
王欣夫先生一生致力中国古典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致力保存民族的文化遗产。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和力量。
他无愧为我国近代古典文献学的代表性学者。
二
王欣夫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实践型的藏书家。不论环境如何困苦，他总是设法克服、全力以赴，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正是这些文献精华的如实记录。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所记录的文献来源，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家中祖上传下的。
先生父辈就有藏书，原藏有宋本《陶渊明集》，明弘治本《陈伯玉集》，明嘉靖孔天胤依宋本刻的《资治通鉴》初印本等。据说有数千卷。这些书有些流失了，还有不少留存了下来。
其次，自己收集购买的。
先生一生，勤力收集各种典籍。如清济阳张尔岐撰的《周易说略》四卷，康熙己亥泰山徐志定“真合斋”磁活字本。国内仅存。
清王澍手书原本《积书岩摹古帖》，乃是从清代宫中流出的。
这是有代表性者。
此外从各方收集的名人稿本、钞本、批校本，如吴云稿本、郑文焯稿本六种等，更是不胜枚举。
再次，亲自抄录编辑的。
先生经常从友朋以及交往人士处转抄过录罕见的题跋和著作，有时甚至如痴如迷。如先生临《周礼注疏》何焯、惠士奇、惠栋等的校语，过录《华阳国志》《经典释文》等书顾千里的校语，有些《顾千里集》中未载；其他如抄录钱大昕、焦循、潘祖荫等人的校跋等，不在少数。
他不仅简单地过录，还汇集各种抄得的资料，自己动手，编辑书稿。如陆贻典《觌庵书跋》《嘉业堂群书序跋》等，有四十多种。
还有，师友托付馈赠的。
比如曹元弼的《复礼堂日记》《北堂立言记》，胡玉缙的《辨俗编》等手稿，就是前辈学者在临终前托付的。《尔雅郭注拾遗》是任铭善特地抄录副本赠送的，《家语弟子补注》手稿本，是丁福保馈赠的。
对于这些典籍，先生进行了选择和研究，精心撰写了这部《书录》。《书录》，是上述文献的真实记录。所述的内容，主要有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记录了许多典籍本身的真实情况。
其中包括经学、史学、诸子（管子、论语），文集（唐诗等）各个领域，一千多种典籍，多有罕见的善本。
如《集韵》十卷，清康熙时代曹寅刻本，还有日本天保九年（相当于咸丰六年）复刻曹寅刻本，嘉庆甲戌等三条书录中，记载了段玉裁、王引之、袁廷梼、钮树玉等十多位清代学者的校跋语，该书流传的情况、藏书印章。
如翁方纲未刊稿《四库全书提要》，记载了该书稿的流传以及刘承幹嘉业堂，由施韵秋抄录副本的情况。
又如，原在冯桂芬处、后归丁初我收藏的陈少章、何义门亲批校的《唐诗鼓吹》，《书录》中，讲其流传过程，以及自己购入的情况。
这些都是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自动手过录的资料，真实可靠，保存了罕见的文献资料。
第二，记录了许多和抄本、稿本流传的有关人物的情况。
在书录记载的文献中， 包括稿本一百多种，批校本二百多种，抄本四百多种。许多未刊的稿本中，汇集着许多学者毕生的心血。
有不少作者，因时代动荡，社会传播方式的限制，在世间萧然而逝，学界并不知名，甚至不见记载。然而，他们的著作有的甚为出色，如《水经注笺疏》存一卷，乃是先生从残稿中录出。作者是慈溪的林颐山。先生认为在《水经注》研究领域，“其功实不亚于戴（戴震）汪（汪士铎）”。而此人的情况及其成果，或就是有赖先生所录而得以留存。
第三，近代江南地区学术流变状况。
清朝咸丰以后，世态大变。就中国典籍而言，“瞿、杨、丁、陆”典籍的流散，曾引起何其多的议论感慨。
在《嘉业堂群书序跋》中，记载了嘉业堂“收书于易代之际，《藏书志》虽积稿盈尺，仅什存二三，而刻书数千卷，实足与毛氏媲美”，刘承幹先生“恣人录副，以广其传”的情况。
在《独断疏证》中，记载胡玉缙先生和自己的交往，托付，具体指导整理文稿的情况。
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知识阶层的动向和社会的变动，尤其江南地区藏书的聚散变迁。有关典籍流传、人物交往的细节，如果没有先生的记载，也许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每逢时代动荡，总会有典籍的聚散分合。而每本书的变迁，也总反映着特定的社会状况，揭示着、蕴育着文明的进化与发展。先生曾说过一段令人回味的话：人有遇与不遇，而书之传否，也有幸与不幸。这一千多部著作，在一个多世纪动乱的时代，遇到了先生。和毁于战火和变乱的众多文献之相比， 可以说是“遇”见知己而有幸了。
在这些对人物和典籍流传的记录中，或许并没有刻意去阐述什么高深的哲理。但是，正是这些具体而真实的记述，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片非常多彩的文化空间，其中有参天的大树，有茂密的丛林，乃至那个时代生存过的小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中国文化的莽原，才显现出现实的广袤和雄浑，显现出延绵不断的生命力。
这也就是这部非常专业的学术书录的价值所在。
三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这部书稿，是王欣夫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所著，是他在一生的最后时期，对于自己学术成果的总结。
这些书跋，有的是把原来自己写在藏书后的题跋录下，稍做修改，有的则完全是新撰写的。写成草稿，然后自己出资，请人用小楷端正抄写成清稿，装订成册。
在1961到1962年，写了六册，署为“庚辛稿”（1961年为庚子年，1962年为辛丑年）以后1963、1964、1965年，以每年六册的速度，分别署为“壬寅”“癸卯”“甲辰”稿。此后，自己又在上面作了修改和批校。还请友人郑翼先生校阅，郑先生在清稿本上有批注。
1966年，先生撰写了五册。未来得及全部成书，有一部分还是钢笔的草稿。1966年8月底，先生病倒。根据先生的《日记》，直到进医院前，还在阅读、抄录有关的题跋。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年仅六十多岁的他，会在两个多月后，便遽然谢世。病重之际，恰逢“文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先生的医疗状况，可想而知。据先生哲嗣见告，当时，先生对前来探望的学生和助手徐鹏先生说：“我的稿子，你要帮帮我。不然的话，就都要成灰烬垃圾了。”最后留下这尚未全部完工的稿子和以毕生精力积累的藏书，撒手人寰。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遭遇的一个缩影。
徐鹏先生受王先生之托，对当时存放在复旦大学先生住宿处的藏书和原稿，进行归拢。先生逝世后的一段时期，书仍存在宿舍中。到70年代，“工宣队”进驻学校，对教工宿舍进行清理，认为王先生的藏书，系“封、资、修”的“四旧”（此乃当时专门术语，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就是“文化革命”要批判、破除的对象），当在扫荡之列，要王先生家属限时搬出，否则，就 “堆到弄堂里去”。因为“房子是住人的，不是放书的”。——当时学校员工住宿紧张，复旦大学要以“住人”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