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生态文学兴起的现实基础
一、为广袤的自然而写作
15 世纪早期到达美国的清教徒把荒漠的自然与魔鬼相提并论，认为自然和荒野是粗俗和危险的，未进入文学的视野。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一扫机械自然观的阴霾，开始以全新视角看待大自然，将自然描写成为包含宇宙精神的理想世界，赋予森林和荒野以新的意义。到 19 世纪时，美国那些爱好文学艺术的绅士们熟读了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作品，认为自然和荒野是粗俗的观点开始淡化，改用热爱自然的眼光看待荒野，自然开始像精神的殿堂一样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甚至对迅速消失的荒野开始抱有危机感。由此，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主义和体验荒野的气氛，美国广袤的自然环境成为美国生态文学的本土资源。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加剧了人们热爱自然、崇尚荒野的情感。与欧洲过度的工业开发相比，北美广阔而没开垦的土地、无边无际的荒野，被认为是真正的美国特色，自然荒野成为爱国者的热爱对象。画家、作家、诗人都把自然荒野作为创作对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新大陆文化氛围。
在绘画艺术领域，19 世纪 30、40 年代的美国哈德逊画派的画家们视自然荒野为精神升华的媒介，他们坚信美国的风景是新的伊甸园，艺术家则持有进入伊甸园的钥匙，因此他们反对只在画室里创作，并提出了“以大自然为画布”的宣言。
在文学界，19 世纪的美国作家们给森林和荒野以新的评价。惠特曼的《草叶集》发表后，他被称为“旷野诗人”，诗人歌唱自我、歌唱自然、歌唱美国，自然是诗人的精神支柱，他的诗作把自然直接提升为灵魂（即人），而人也回归到大自然获取生命力；对诗人来说，自然不仅是治愈身心的良药，还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爱默生的《论自然》和梭罗的《瓦尔登湖》对大自然的赞美更是洋溢于字里行间。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一些著名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刊登关于描写自然荒野的作品，而且不限版面。爱默生主张文学走进荒野，他感叹美国森林是“一个尚未被思想征服的世界”，其荒野的美、无人迹的美从未被艺术家记载过。他满怀激情地倡导美国作家走进森林，虔诚地观察自然，领悟宇宙的终极真理，达到充满狂喜的灵感状态，以创作出天才的作品。自然荒野作家们把爱默生的文学创作理念付诸实践，他们本着借景抒情的初衷进入广袤自然，想把广袤自然变成自己的语言，却被广袤自然的魅力所征服，成为自然的代言人。
20 世纪随着工业文明推进，消费主义的流行，美国的荒野变得支离破碎，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整荒野。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生态文学家们的作品不仅继续着对自然和荒野的写作，同时还有对土地、对自然的伦理观察和讨论，提出了人与自然的新模式。“荒野是一种情感，如果我们像爱心上人那样去爱荒野，我们就不会让它离我们远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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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传统文学中，人与社会及其关系总是文学审美的对象，战争、爱情与死亡是经久不衰的话题，而自然荒野往往成为主人公生存的背景被边缘化甚至被淡化，而美国生态文学恰恰与此相反，人作为主人公被边缘化甚至被淡化，自然荒野则从边缘化状态带到“发光地带”，产生了新的文学审美精神。美国生态文学从自然荒野的独特视角，把自然各式各样的原始生命力作为描述的主要对象之一，对比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和精神的极度荒芜，歌颂和赞美人性精神的光辉和魅力，展现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它把自然荒野的原始生命力和活力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它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精神和形式，痛惜现代文明进程中生命所受的戕害。
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但人又“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注美国生态文学以自然荒野为价值取向的文学实践，充分证明了自然荒野是诞生新的文学精神重要的一分子，真正把自然荒野和人类社会作为共同审美对象的优秀文学，超越了时代、民族、阶级的普遍审美价值。
二、为危险的世界而思考
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原先平静和谐的农业文明被打破，对自然的和谐纯美回忆转化为对自然主义生活的无奈和悲叹，田园化和理想化的价值观念逐渐消退，并逐渐引发了后来生态主义文学的决定论和悲观主义情绪。特别 19 世纪中叶以后，环境开始变得糟糕，社会生产、种族歧视、性别差异、个人生活习惯以及贫困化和城市化等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凸现出来，横扫全国的改革运动就是面对这种危机进行解决的尝试。面对世界如此巨大的变化，思考者越来越多。林恩·怀特指出：每种生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环境，但以人对环境的影响最大，而自从 19 世纪中叶科学和技术联姻之后，这种后果也越来越严重。怀特说，在古代，每一棵树、每一处泉水、每一条小溪、每一座山林都有自己的守护神，人们在砍树、采矿和筑坝之前都会乞求神灵息怒。但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禁止将自然赋予神性，对自然禁令的消失，人类可以为满足自己的哪怕是微小的奇想而利用自然。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近代西方科学产生于基督教神学的母体，因此，怀特认为，就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关系，以及科学与技术联姻的后果，基督教对我们时代的生态危机“应负有巨大的罪责”注。当然，怀特的理论只是 19 世纪以来美国生态危机出现后的一种理性思考，在 20 世纪西方生态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当代环境危机的宗教背景》中指出：《创世纪》“读起来就像给人口爆炸的一张许可证，又像鼓励机械化和污染的许可证”注。认为基督教的这种认识很大程度来自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20 世纪波澜壮阔的生态思潮中，美国生态文学是重要的一个支流。原因是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人类需要就如何减轻危机，防止生态灾难提供答案，所以，生态文学其实是生态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之命运的深深忧虑而在创作上的必然表现。美国生态学家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文明和发展究竟为了什么？人和自然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人类到底应该如何对待自然？人类到底应该如何做才能减低生态危机？美国生态文学把人对自然的责任作为主要伦理取向，展现了自然对人的影响，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人对自然的征服、摧残和掠夺，自然对人的报复、伤害和灭绝，人对自然的赞美，自然回馈人类和谐。美国生态文学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重视人对自然的保护，呼吁人对自然的自我牺牲。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提出了“土地伦理”的观念。他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的共同体中。在西方历史上，人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传统源远流长。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爱德华·艾比的《大漠孤行》中传达了当代人对自然对文明的思考，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考，这本书改变了人们对沙漠的传统看法；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里描写道：春天是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季节，春天不应是寂静无声，尤其是在春天的田野。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注意到，从某一个时候起，突然地，在春天里就不再听到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啁啾，田野里变得寂静无声了。这本书描述了人类滥用农药的危害，预言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引发全世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工业化、现代化的全球推进，生态环境对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挑战，人文精神失落了。人文精神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反映，在古代英雄时代，产生了悲壮、伟大、崇高、理想等精神追求；在近代，工业化和科学理性的胜利，产生了对规律、秩序、规范等追求；在当代，随着现代化和科学主义的发展，世界逐渐变成了机械的、科学化的、二元的、人类中心论的世界，在这种世界里，根本没有人文精神的位置。如何来找寻人文精神？这样的思考需要一个主题，20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环境问题。因此，20 世纪要求文学作家对于日新月异的环境安全和保护问题做出深刻的反映。如果说 20 世纪之前美国文学思索与写作的着眼点，仍限于自然与自我的思想行为的范畴，那么 20 世纪美国文学则开始展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人类与生态的和谐。这就是 20 世纪美国文学与生态文化重叠的地方，因为它和生态文学、环保文学都关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批判人对自然的破坏，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为挽救环境而批评
你若去翻阅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社会意识和科学研讨中的概念。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自然”，大自然仅仅是人类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
美国生态文学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落点则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使美国生态文学有了显著的文化批评特点。美国许多生态作家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观点、物质主义、消费至上等思想观点进行批评；对破坏生态平衡的环境改造、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违反自然规律和干扰自然进程的科技创造进行批评；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行批评；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和使用进行批评……亚历山大·威尔逊批评了人类试图主宰自然界的行为，为被人类猎杀的鸟儿深感痛苦和悲伤，预见到人类将会对某些物种的自然繁殖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成为环境主义思想的萌芽。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告诫人们以极大的节制态度和美德，来利用人们从自然中获取的欢乐。亨利·戴维·梭罗认为，保护野生自然，等同于保护人类文化，拯救濒临灭亡的动植物，就是拯救人类自己。沃尔特·惠特曼认为，美国战后阶段的工业化发展过于迅猛，使美国失去了某些真诚简朴的东西，科技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科学的地狱，人们希望回到美国童年时代的淳朴与美好。爱德华·艾比认为，生态文学家“要像梭罗一样超越简单的自然文学范畴，而成为社会的、国家的以及我们现代工业文化评论者的作家”注，成为盲目的进步和发展的批评者。约翰·缪尔批评了认为所有为人类谋福利的东西才是文化、自然永远站在这些文化的对立面的物质主义文化观，他反对人对自然的双重标准，即以自然是为了支撑和服务人类为借口，任意唯利是图地利用自然。他提出自然给愚昧的现代文明受害者带来了光明。玛丽·奥斯汀认为，现代人应当放弃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自然，感悟自然，融于自然，她通过描写荒漠世界以及赞美印第安人与所处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为工业文明缓和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提供借鉴。奥尔多·利奥波德呼吁培养生态良心以及对土地的责任和义务，建立有利于土地健康、恢复保护人类与土地和谐共生关系的“土地伦理”。爱德华·艾比认为，随意破坏自然为代价的盲目发展是对现代文明的背叛，人类保护野生自然环境是个道德问题，工业技术本身并不可恶，关键在于使其处于可控制范围之中，人们可以通过公平而理智的妥协，达到自然荒野与现代文明的平衡稳定状态。
对危害生态环境的文学批评作为一种 20 世纪新出现的批评模式，它的出现，为面临困惑的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英美两国由于工业化推行最高、工业文明程度最高，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在这两国呈现得最为明显，因此，英美两国也就成为这一新兴文学批评模式的两支重要力量。美国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布伊尔和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是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生态批评家，布伊尔 1995 年的《环境的想象》和贝特 1991 年的《浪漫主义生态学》是经典代表作品。他们都在本国的传统文学中寻找资源，力图挖掘那些对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有价值的东西。布伊尔强调生态文学必须表现“人类历史与自然史的密切关系”，他以“环境想象”的宏大气势，以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展示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广阔视野和敏锐思想；贝特主张生态文学及其研究要探讨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找出人类的文明“究竟是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以“浪漫主义生态学”的热情奔放展示了生态文学批评家们思想的深邃和精密。
对危害生态环境的批评当然不只是为了建立一套分析文学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批评方法，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文学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进而拯救地球、拯救人类。
注:程虹：《寻归荒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02 页。
注:〔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注:〔美〕林恩·怀特：《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载美国《科学》1967 年。
注:〔英〕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张龙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注:程虹：《寻归荒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2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