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熄的精神火炬——纪念陈忠实
陈忠实先生走了，走得很是匆忙。尽管病了一年多，给大家输送了足够的信号，说先生患了不太好治的病，但真到离开的一刹那，朋友们甚至包括他的读者，还是难以接受。我因工作原因，参与了先生最后抢救阶段和治丧的全过程。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到街头引车卖浆者，都给予了不同方式的悼念。文学艺术界人士，更是蜂拥而至，有的甚至以泪洗面，都在真诚地回忆着与先生的交往，诉说着这个“关中好老汉”与自己的那份情义。
先生的文学成就，已经摆在那里了，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那是实实在在的一座高峰，甚至有某种不可逾越性。先生的为人，也是一座高峰，点点滴滴聚集起来，我们就看见了一种十分超拔的高度。先生在《白鹿原》完成后，几乎再没有创作“大东西”，如果以长度来说的话，也的确如此。但先生在进行着另一种有“长度”“宽度”“厚度”的创作，那就是扶持人。一个个扶持，一点点扶持，参加各种作品研讨会，为作者新出的作品写评论、写腰封，为青年作家搞推介活动“站台”。总之，先生是在为他人活着，尤其是为成长中的文学新人们活着。在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偶然能看到一个挎着破旧皮包的老人，永远是那身灰灰的衣服，走起来不紧不慢的，上了台阶，上了电梯，进了文学圣殿，在一双双期盼、热望、崇敬的眼光中，双手合十地给各方打招呼，眼神尽可能兼顾到每一个人。然后落座，抽着永不变换的老牌子雪茄，有时会把眼睛瞪得很大，是在认真倾听别人发言，再然后，在掌声中开始谈文学，谈他刚读过的作品，谈他熟悉或不熟悉的作者。有建议，有批评，但更多的是鼓励、“促红”、打气。那就是陈忠实先生。也有人说：“陈老，这作品您老是不是估价过高？”先生会嘿嘿一笑说：“你看，作者本来就可怜，东拉西借的，好不容易出一本书，我再劈头盖脸给一下，那你还让人家娃活不？”大家也就理解了先生的用意。以他的影响力，人家把他请出来，就是想说几句“硬扎”话。也许这几句话，就把一个人推上了文学创作的光明大道；一旦“老陈都说不行”了，那还不一砖把一个文学新人给拍死了？老陈这砖，可是西安古城墙上那厚重的城砖哪！
回想自己的创作道路，一直都得到了先生的提携、呵护、抬爱。记得二十多年前，单位领导请他看舞台剧《留下真情》时，我真是诚惶诚恐，因为那剧是我编的，而当时陈老师的《白鹿原》正畅销。请这么大个人物来看演出，我是既高兴又紧张。最紧张的，就是先生看完，一旦说这个戏的剧本不行，那我岂不惨透了？作为专业编剧，在上千号人的大剧院里还怎么混？谁知陈老师一看完，上台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无论这个编剧多大年龄，或是干什么的，我都要给他鞠一躬。这是一部深刻反映了当下时代进程的好戏，直逼人的心灵。我在观看中，心灵始终为之震撼和战栗，现在还不能平静下来。时代需要这样同步进行思考的好作品……”他讲了很长一段话，那时他五十多岁，我三十一二岁，他是真的当着全体演职人员和观众的面，给我鞠了一躬，吓得我不知所措，连连回敬，逗得台上台下的人都笑了起来。说实话，我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这是一个文学青年第一次面对文学大家的“审判”。
自此以后，我与先生就熟悉起来了。每有创作，必请他看，而他也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只要能抽出时间，有请必到，并且看了还要鼓励，还要写文章向社会推荐。我编剧的《迟开的玫瑰》，已演出二十年，他在2006年看修改版时写文章说，这戏“我先后看过三回，似乎仍不满足，又找来剧本从从容容品读一番……我看过陈彦三部戏，都是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多以城市里普通人的种种心态为解剖对象，都有直抵观众心灵的冲击力量。他不回避生活矛盾，倒是在司空见惯乃至市井议论的平凡的生活琐事里，常常有惊人的发现和深刻的开掘，既显示出一个剧作家思想的勇气和力度，又显示出舞台艺术的个性鲜明的才华。陈彦的创作指向和追求，令我钦敬，尤其是这样年轻的一位艺术家”。后来就秦腔《大树西迁》他又写了文章，说：“陈彦选取的都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生活矛盾，然后把它典型化，通过人物关系、人物命运、人物的生活态度来塑造人物。这不仅体现了一个作家感受生活的敏锐程度，更难得的是他将普通生活典型提升的深厚功力，往往见出作家思想的深刻性，这是作家最致命的，也是最令人钦敬的一点。”到《西京故事》时，他甚至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给舞台剧的，一篇是写给同名长篇小说的。他在《父子冲突的社会内涵与文化意蕴——谈〈西京故事〉中的几个人物》里写道：“小说的诸多人物与情节，多为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态，几乎没有涉及重大的事变和剧烈动荡的事件，但人物性格的巨大变异以及精神心理的丰富性、复杂性、多面性，时时让我感到心灵撞击的震动。”很多时候，我觉得先生对后学，是手把手在教，在牵引。近二十年来，我的创作，每每都从他的鼓励中得到启示，比如关注小人物，抒写普通人的生命情怀，就常常得到他的肯定与褒扬，自己也就渐渐有了越来越自觉的创作走向。
先生爱秦腔，看戏很多，他常说：“关中人，那看戏就跟吃饭一样嘛，少不了。”他不仅看，而且还给老腔写过唱词，已成保留节目。几年前，我在《美文》杂志开了两年散文专栏，是专门“说秦腔”的。我想先生手头每月有多少新杂志要翻阅，有多少朋友的作品要看呀，哪里还顾上看我的拙文。谁知有一天，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陈忠实。”这是先生打电话的风格，叫通必先自报家门。他说：“你在《美文》上开的专栏，我大多都看了，写得有意思，把秦腔的事都翻出来了。这一期上边写的李十三，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写了个短篇，叫个《李十三推磨》，里边要涉及你文章中的一些事，小说后记里我会提到的，给你打个招呼。”我急忙说不用不用。有些本来就是史料，谁都可以用的，何况是陈老师。先生还是十分客气地在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时，后边加了一段“附记”，里边有“我专意打问了剧作家陈彦……我从剧作家陈彦的文章中获得李十三推磨这个细节时，竟毛躁得难以成眠……”等文字。我当时就想，先生为什么这么受人推崇、尊敬，就在于先生的这种实诚、磊落、光明、君子风范。陈忠实这个名字，几乎是把他的生命风貌全刻画出来了。
后来我的“说秦腔”专栏文章结集出版，编辑问能否请陈忠实先生写个序，我说不好意思麻烦，他给我的作品写的文章太多了。编辑说，这部书稿请陈老师作序最合适。我就试着给先生打了电话，谁知先生满口答应，说：“这组稿子我熟悉，好写，你等等，等我把手头的欠账都弄零干了就写。”大概过了两个月，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文艺路，他让我在我们剧院门口等着，说他把稿子弄好了。我急忙说我过去取，先生说：“看这还跑啥呢，我刚好开会路过，你出来一取就行了嘛，你等着，就十几分钟。”我急忙跑到门口，刚站了一会儿，先生的车就到了。先生拿出厚厚一摞手稿，交给我说：“还不知行不行，有没有外行话。要是不行了，你给我打个电话，你自己拾掇也行，我给咱拾掇也行。”我说您这样的大家，哪儿有不行的，谢谢陈老师了。他说：“我也是学习哩，你书里有好多秦腔知识，刚好让我补了一课。”说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先生一走，我就一路看起稿子来，看着看着，眼里竟然有了激动的泪花。从大量引用原文的细节看，先生真是认认真真读了书稿，并且用非常质朴生动的语言，把二十几篇零散文章，整合成了一本系统读物。上电脑一打，竟然是一万多字。天哪，这能不让人动容吗？我急忙给他打通电话，说什么都要感谢一下，先生说：“我给作者写序，从来不要感谢。你把文章写好了，咱都快乐了就行。给秦腔写文章哩，又不挣钱……”这怎么行呢，先生付出了那么大的劳动量，没有回报还成？我问了身边好多人，问先生过去给人写序都咋弄的。听到的，都说除非先生不写，只要答应写，就不收感谢费。说实话，我要早知这样，还真不好意思动让先生写序的念头。一万多字呀，再快恐怕也得花先生两三天时间。他的两三天，又是什么概念呢？
一位有恩于文学晚辈的先贤，我们是多么盼望他长寿啊，他多活一天，就是文学后生的福分。可苍天竟是这样铁面无情，不管你对这个世界、对别的生命有多么重要，它要收割时，都会不讲任何道理地张三李四一齐收走。几个月前，我的长篇小说《装台》出版，拿到样书后，特别想送他一本。可我知道他的病情，即使是去看望他，也没好意思拿书。有一天先生打来电话：“陈忠实。《装台》我看到了，祝贺！都听说了，有可能了，我再写点文字。”每个句子都很短，表述明显有困难。我急忙说，陈老师您千万别劳累，随便翻翻就行。再后来我去看他，他又说到了《装台》，刚提一句，我就急忙把话岔开了。这次先生送给我们同去的人一人一本《生命对我足够深情》，封面上还印着八个字：感恩阳光，感恩苦难。面对这本书，我心里特别难过，但也特别温暖。我觉得，先生对自己所面临的生命困境，是有足够准备的了。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悲痛欲绝，更没有被仓皇击倒。相反，倒是十分平静、淡定地在接受，甚至感恩着猝然临之、无故加之的一切苦难。我想，这就是一个大的灵魂、一个大写的生命的从容仪态。他是准备好了。那本可以“做枕头的书”，也已被反复证明，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一种高度。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时代的书记员，他是完成了自己使命的。他无怨无悔地总结道：生命对我已足够深情！
先生走时，引起的生命阵痛，是波涛式的，小饭馆的主人，甚至把先生爱吃的油泼辣子面，都恭恭敬敬地端到了灵堂；不时有人扑通跪下，深磕几个响头后，不知所去。遗体告别那天，尽管使用了最大的厅堂，仍有许多读者排队长达两三个小时，等待着再看一眼“咱老陈”。人民不仅深情缅怀与自己同时代的一本厚重大著《白鹿原》的作者，也在发自内心地赞颂着一个时代巨子的高尚情操与人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心甘情愿去仰望的人，这样的人多了，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能复兴。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文学的火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不熄的精神火炬，我们真诚地仰望他！
2016年5月6日于西安
后记：这是写于五年前的一篇纪念文章。陈忠实先生去世的当天，我紧急赶写了《陈忠实先生的最后三天》。工作原因，我是治丧小组组长，当天从凌晨四点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才坐在桌前开始敲字。又一个凌晨来临时，文章还散乱着。编辑张立一直在办公室等着发排，我一边写，一边修改，以致最后来不及更细致地校对，不仅空了辨识不准的字，而且错漏处都一并刊了出来。那几天好多媒体约我写稿，我也觉得意犹未尽，处理完先生的后事，就写了《不熄的精神火炬》这篇文章。可当我写完时，发现各种纪念文章已铺天盖地，稿子都发给一家大报了，我又打电话要求别再发了。今年是先生去世五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召开先生的纪念座谈会，《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约我参加会议。因出差在外，不能到会，就又拿出这篇文章，以示对先生的缅怀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