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学堂的使命：培养国学高端人才
一、国学学科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要建立尼山学堂？直接牵扯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到尼山学堂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要来”，而不是“要我来”。那么你为什么要来呢？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两个小问题。第一，什么是国学？国学是中国固有之学问。所谓固有，就是“原来有”。既然是“原来有”，那么与今日之学问一定是有一条分界线的。走过这条马路，马路那边是原来的，马路这边是新的。固有之学问一定是旧学问，是原来的主要学问，而国学就是级别最高的旧学问了。当然日本有日本的国学，中国有中国的国学。照这么说，“国学”应该称为“中国学”。但现在的“中国学”不是这个概念，而是“外国人关于中国的学问”，尤其偏向于中国当代的学问，所以它不能再叫“中国学”。所有的词语都是约定俗成的，“国学”这个词已经固化了，又因为这个词最早产生于日本，所以我们只能解释为“中国固有之学问”或“我国固有之学问”。第二，“国学”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国学”的提出是在清末民初。中国受西方文明冲击的初期，当时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就是中国的学问，它的对立面则是“西学”，而这个“中学”和今天的国学基本可以画等号。也就是说，两股水相撞击的情况在光绪年间就已经很严重了。我们为什么要学洋学问？洋枪在远处就能将人击毙，洋人开着轮船就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前来侵略我们，所以不需要别人教，我们就会希望拥有枪炮和轮船。而枪是洋人造的，那么我们能不去学吗？枪、炮、船、火药、汽车、火车，以及物理学、光学、电学等等一系列学科、配套工程，都属于最早的西学。但当时中国人只想掌握这些科学技术，却不想改变政治、思想，不想让皇帝下台。君还是君，臣还是臣，长袍马褂也可以开最好的炮。所以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中的“用”即是工具。
但191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倡导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核心就是“民”，而“民”的对立面就是“皇帝”。现在“皇帝”、官员都要通过大家选举产生、轮流担任。旧的一套学问的核心是经学，即“四书五经”。经的核心是“礼学”，所以又称“礼乐文明”。“礼”是等级之学，而最高等级就是皇帝。既然我们不想让皇帝永远当皇帝，那么“礼学”便也不能要了。故1912年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宣布取消经学学科，即传统的核心学问取消了。这一举动带来了很大的连锁反应，致使以经学为核心的学问都要动摇，且至今无法恢复。原因何在？我们都知道，被推翻的“三座大山”中有“封建主义”，“主义”即是一套思想体系、价值观、规矩，这套规矩就写在《四书五经》里。既然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就不可能让它们重新站起来，所以这个学科不可能完全恢复。但这门学问不全都是垃圾，所以我们就应该在新形势下继续使用。以前，《四书五经》指导我们的生活。明朝李贽说，如果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没有是非了。这句话很正确，而正统学派却认为李贽是“疯子”。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此之前也有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是说以前的标准是可以“动一动”的，符合实际的可以保留，不符合实际的应当加以调整。就好比头上拴着一根绳子，头长大了，绳子就应该松一松，这叫“解放”，并不是说不要这根绳子。所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用意与李贽一样，不过是说句实话，然后让人们知道实话是可以说的。
二、传承国学的重大意义
1912年废除经学学科的决定，与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政府的建立是完全统一的。如果不解除经学学科，相当于革命没有发生。经学学科解除后，以前的“诗书礼乐”在新形势下重新组合利用后就称之为“国学”，它是相对于以“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为代表的“洋学问”而言的。国学有两种生存方式：一是沿续原有的模式继续生存，例如史学、中医等；一是变换以后再生存。例如中国没有中国哲学史，而西方有哲学史，西方哲学讲“范畴”，就像中药铺里的中药盒一样，是有很多概念的。那么我们中国古代有没有这些东西呢？也有很多。但我们把自己的东西肢解后放在西方的抽屉里，再进行整理、叙述，形成了我们的中国哲学史，因此这是一个“重构”的过程。为什么要“肢解”自己的东西呢？因为我们原来也有自己的“抽屉”，且这些抽屉已经装得很严密了，但中国人认为这些“抽屉”不合适，因为它们无法与西方对接。这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不能让西方向中国对接呢？因为对方有枪炮。当时的中国是落后的，而人们认为落后的根源在于文化，这就致使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造成“全盘西化”的局面。人们的愿望是希望采取新形式，以快步赶上西方国家；而这能否实现，还是需要实践的检验。
当然实践证明，这样做是不行的，还是要走自己的路。但探索中允许走弯路，而且有很多情况是无法走回头路的。比如，汉字已经不可能改回繁体了，汉字简化几十年来已产生了汗牛充栋的简化字文献，如果取消简化字，日后就还要进行识读简化字的工作。1912年废除经学后，各大学堂仿照欧美大学学科安排，设置中文系、历史系等，就是希望通过模仿欧美，实现经济上的超越，当然事实上经济并未超过欧美。而国学就产生于这个背景下，人们将国学“历史化”，使这门意识形态很浓的学问与政治脱钩，《四书五经》已经不作为今天的指导思想而存在了。而在张之洞的时期，并非明知《四书五经》不合理而执意应用之，而是因为每一套指导思想在彼时彼刻都自有其合理性。它在历史中为什么合理，这需要我们学习；我们现在的东西是否合理，也需要学习。所有人类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可以启发我们将来要怎么做，这非常重要。如果仅仅把历史当作扫描仪、档案馆，那么一切历史学家就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班固写《汉书·苏武传》时，愿意在“苏武牧羊”这一部分投入大量笔墨，就是为了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本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司马迁花了很多笔墨去记载、颂扬他们，使得历朝历代没有一个人责骂他们。这主要是通过历史寄托一种精神，而如果仅仅把历史当作扫描仪，就不存在司马迁，也不存在司马迁的见解，更无从谈到这一见解能够如何影响历代的人，民族精神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见识的人不可能成为历史学家，且历史学家绝对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历史学的人文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生活都是有情感和温度的，哪有没有情感判断的历史学家呢？历史学家不仅要加入自己的见解，而且要光明正大地加。他们不能捏造历史，但可以选择历史。为什么着重记叙苏武牧羊的部分，而略写前后部分呢？因为这一部分就是司马迁所要着重表达的东西，这种东西具有代表性，并非代表司马迁个人，而是必须能代表一种先进文化，一种能够把国家和民族引向正确道路的文化。所以史学家首先是政治学家，他必须有这套见解与思想，也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历史学家。这些内容在彼时彼刻是合理的，但不能说是完美的。我们要体会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国家的灵魂、中国人精神之所在。当我们说到这些东西时，我们会觉得感动、仰慕，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我们接受了这个标准，就有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读书就是为了明理，如果读了书却是非不分，读书还有何用？1912年废除经学学科，并不是不再学习传统文化；相反，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正是指导新时期的法宝。越是在民族危亡之时，这种东西越有用。我们的国家之所以在危难时刻不亡，一定程度上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三、创建尼山学堂的必要性
1912年废除经学学科造就了一个转型期，也是激发国学学科诞生的转折点。到了20世纪前半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华民国阶段，国学在新形势下逐渐建设起来，就像池塘里的水被大石头激荡起来，平静后又形成新的格局。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像一座新楼一样被建起来，和辛亥革命前的“楼”不一样。20世纪前半期是国学的建设期，产生了许多国学概论、国学大师。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研究院）、北大国学门、无锡国专等，都培养了许多国学大师。当时亚洲最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很多以国学为旗帜的图书，如“国学基本丛书”“国学小丛书”等，它们的内容就是中国传统典籍的骨干。经过20世纪的研究，我们基本把这个学科的骨干建设起来了。但20世纪后半期国学式微，因为国学被认为基本属于“三座大山”中的“封建主义”。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后又开始恢复，到今天一直在走上坡路。十九大报告我读了好几遍，我把它放在包里，出差在路上时就经常翻阅，并在报告上做圈点批注。十九大报告中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句话就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是他的“父亲”和“爷爷”。如果不承认这层关系，就是断了文化血脉。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们的很多学问都是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新旧文化，而新文化是反对旧文化的，认为之前的东西是糟粕。所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的人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思想的人，基本没有办法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你在批判我，我为什么要和你坐在一起呢？我们的文化成了两套东西。鲁迅先生将写满“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总结为两个字“吃人”。你承不承认“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旧文化的“儿子”“孙子”？如果不承认，那么“继承、弘扬”就是白说了，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无法付诸实践。
现在，国学的继承弘扬面临巨大挑战，主要表现为三个问题。一是国学体系解散。比如现在虽然有中国古代哲学，但它已经不属于原来的子部了。国学体系解散后怎么办，和新体系如何对接？二是国学基础教育薄弱。不认识繁体字，自然就没有资格读古书，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古书还是无标点繁体线装书，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都是加工过的，如果只按照这个标准去学习，是非常粗浅的，只是冰山一角。赋诗填词、书法学习等就更是断流了。三是国学研究肤浅空疏，脱离、曲解原典含义。我们在理论上承认自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但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
所以基于这个背景，就出现了培养国学高级人才的呼声。许多高校都有行动，山东大学不是创始者，也不是先进者。我们是2012年由徐显明校长直接倡导成立尼山学堂，随后分管本科教育的副校长樊丽明召集多次座谈会，每次座谈会我都参加了。会议讨论培养方案时，我们提出首先就是要读原典。能读懂古书是最起码的要求。读哪些书呢？当然是经史子集的“核心典籍”。如果只看一部历史书，那么一定是《史记》；如果再看一部，就是《汉书》，不可能一上来就读《清史稿》。其次，毕业后拿什么文凭？国学毕业证能找到工作吗？去哪里找任课老师？有的老师能够把唐代文学课讲得很精彩，但“杜甫诗导读”却讲不了。一周两次课四小时，逐篇讲诗得讲多少？如果只是在中国文学史课上，间或引用杜诗的名篇警句，是很容易讲的；但如果是一首一首地讲，临时备课的话，花十节课的时间都备不好一节课，同学上来就能把老师问倒。这就是“疾风知劲草”，找不到老师来讲课，也足以证明我们的浅薄。
这些问题讨论了很多次，最后由儒学高等研究院（前身为文史哲研究院）接下了这个任务。积极承接这个任务的是当时的王学典教授。王学典先生对我说：“坚决拿下，我们不办谁来办呢？”
四、尼山学堂如何培养人才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是培养国学高端人才，而不是培养国学的普及型人才。社会上的众多国学班都是普及型、文化教育型的。而我们是学历教育，是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标准本科生的标准来培养的。这个标准是什么？要开多少门课，选修多少门课，达到多少学分，才能毕业——这就是学历教育。而学历教育就意味着必须开够那几十门课，找够那几十位老师，才能达到培养的目标。
1.课程设置
当这个国学班的提议在校长办公会议上通过后，就成了山东大学的法律文件，必须要办起来。那么开什么课程呢？我是儒学高等研究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明确要开多少课才能达到规定的学分数，而这就需要请教一些人。
我们把全国国学班的课表都拿来，但是基本不可用。我的老师刘晓东先生，拿出了黄侃的框架。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国良先生，是孔德成先生的弟子。他在山东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到他的住处问台湾大学中文系开哪些课。他告诉我台大中文系基本延续老北大中文系的课，因为它们的系主任都是魏建功先生，一位杰出的学者、音韵学家，也是《新华字典》的主编。台大的课程表拿来，就等于知道了老北大的课程表。同时，我手里还有大概五六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概论》，这样我就知道当年的国学包括什么。最后，我们确定将黄侃框架作为尼山学堂开课主要的依据，进而把核心典籍作为必修课这一点就确认下来了。《周易》《尚书》《毛诗》《左传》《周礼》《仪礼》《礼记》《四书》……讲《礼记》的时候可以捎带着《大戴礼记》，讲《左传》时可以捎带上《公羊传》《穀梁传》。因为经部是包括小学类的，即文字、音韵、训诂，所以选修课里还有《说文解字》。史书方面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史通》。《史通》是史学理论的老大，《资治通鉴》是编年史的老大，《史记》《汉书》是纪传体前两名。其次就是《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兵法》。刚开始时有《墨子》，没有《孙子兵法》，后来因教《墨子》的老师不能教了，只好换课。必修课里还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有两百卷，可谓国学的集大成者，当然我们念不了两百卷书，而是选读。还有《楚辞》《昭明文选》。选修课有“李杜诗”、“韩柳文”、《文史通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佛教要籍选读等等。很遗憾，《宋元学案》的老师——一位非常杰出的好老师——去世了，现在暂时没有老师讲《宋元学案》。
此外还有通论性的课，即理论课，首先便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三门课都作为重点。另外，我们也必须理清中国的历史，于是又有中国经学史、中国文学简史、中国史学简史、中国哲学简史，都是在较短时间内理出线索，不像文史哲专业那样把这三门开成很大的课。我们不能通过多上课来解决问题，所以就对通论课进行简化。
第一批聘用了49位老师，如果儒学高等研究院没有合适的老师，我就去其他院请；其他院没有，我就去别的学校请，总之是一定要请到。比如我们请来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逐句讲《周礼》导读。导师来自全国，虽然首先考虑山大，但绝不能将就。因为我们的课程体系是牢不可破的，所以如果山大找不到合适的老师，就去外面找。
课程确定、找好老师，接下来就是招生了。为什么我们确定是在山大在校生大一下学期转专业时期招生，而不从高考时招生呢？武汉大学在高考时招生，结果发现有一半学生进来后要转专业——适应不了。为什么招了一些适应不了的学生呢？因为考试题不一样。你们这一届是特例，网上考试，但惯例是在“二十四史”中复印一篇，请你标点，翻译一段，解释重点字词，最后写一段读后感。如果不认识繁体字，就彻底完了。因为《二十四史》太大了，你肯定复习不到。我出完题后是不会交到任何单位的，就放在自己家里，等到考试当天拿出来发给大家。谁的标点错误最少，谁就是头号。谁能读懂古书，谁就来尼山学堂，读不懂古书就不要来。这不仅仅是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来了之后跟不上课。这个分数百分之百尊重事实，无任何领导干涉。
开得好课程，请得好老师，招得好学生，我把它概括为“三好”，这个班就算立住了。
2.培养模式
接下来就是培养。首先当然是好好开课。我们的教材很多都是中华书局的，繁体竖版，因为我们不能再让学生读简体版了。我们也要求不能多讲概论，必须领着学生尽可能多地读原文，多读古人注释而非今人注释。还有我们独特的论文报告会制度，大二、大三各有一次。要求学生先报题目，如果题目太大做不了，我会帮你做出调整。确定题目后，我会给你找我认为最好的老师进行单独指导，而这一招是绝对厉害的。我会亲自联系这位老师，请他指导我这位学生。然后学生就可以前往拜访老师，老师会给你提出朝什么方向努力、读什么书等等。这是一条非常好的路，而仅靠自己是一定“趟不过”的。所谓的研究报告，就是你发现了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前人的成果是什么，你有什么进步。如果能把这些内容讲得一清二楚、有理有据，你就成功了。当然还有写作规范问题，前人成果不能隐瞒，分不清你我的话就不要搞科研了，有意模糊界限就是学风问题。写文章的技巧也是有的，但核心还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写作的“方式”只能是把好东西表达得更好。当我们完成论文、确定好时间后，就召开论文报告会，邀请八位教授评分。每位学生准备十几分钟的报告PPT，要求在这十几分钟内把最精彩的发现完整地表述出来。报告会对学生的训练非常有效，比上很多门课还重要，所以你要高度重视学年论文的撰写，这是让你懂得“什么是学问”的第一个台阶。
再就是学术实践。我们参加了一些其他学校、机构邀请我们参与的工作。有些是古代的，有些是近代的。比如有一次，中华书局突然请我们审阅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郑天挺是原北大教授，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擅长明清史。郑天挺日记的手稿复印版先前找了某高校国学班录入，但不免错误。当时尼山学堂应届毕业生在离校前二十天全部参与审校郑天挺日记，审校完后交给中华书局时，基本达到出版标准了。出版后，中华书局又邀请我们做其中的人名索引，我们的学生把所有条目都切分出来。后来，中华书局给每个人都赠送了一部郑天挺日记，还给了一点报酬。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训练了队伍。另外，我们还看到了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日记是怎么写的，记录什么事情，如何行文、表述。这类实践活动还有很多。
再就是考察。所谓考察，就是像参观一样，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凡是要看门道的，去之前一定要做功课。比如我们要去泰山参观，那么去泰山之前一定要找一本可靠的书看个究竟，然后按图索骥。每个人心目中要看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如果不提前做功课，有些不在路边的重要景点，可能就错过去了。有的同学进了博物馆就像进了自己家一样，每件文物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时代的、有什么用，他都一清二楚。尼山学堂有好几个这种“博物学家”。不必惊讶，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不是说要复制他们，而是要“百花齐放”。我们各有长处，如果没有长处就要发展长处。学术实践至关重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能只闷头读书。
3.升学情况
至于升学，推荐研究生比例为50%，其他同学可以考研，一年考不上可以再考。不在于考几年，而是在于这方面是不是真有见识。关于将来的出路，更多学生是要进行学术深造，当然其他出路也有。比如有一部分同学直接工作，或读完研究生后不再读博，去中学教书。现在中学急缺国学老师，语文或历史老师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因为国学老师必须对经史子集都有一定涉猎。这就像历史地理这种学问在地理课上很难解决，因为地理课上既要有历史地理，还要有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地理系更希望招收理科生，而历史地理就是要来尼山学堂学。如果在中学教书，你会成为最优秀的中学老师；如果当编辑，也将是最优秀的编辑；你也可以成为最优秀的公务员，因为处理公务时心里有历史、道德、智慧，能创造性完成工作，并且有前瞻性，善于总结经验，而非平面化地工作，自然是最优秀的。
我们推荐研究生的排名标准是课业80%、报告会10%、发表5%、德育5%。德育中的2%是修身课，重视的是其中的过程，2%是义工，即打扫自己的教室，有专人负责打分；剩下1%由辅导员打分，只要不犯大错误，比如学风问题、毁坏公物、诬告他人等，这一分是可以保住的。有些人虽然实事求是地告状，但是却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同学们，不是不让你们说实话，而是要“善意地”说实话，不能做坑害别人的事。我们也鼓励大家参加各种活动，比如帮别人整理稿子，这都是国家一级项目。但这些内容与保研无关，因为我们不能事事做交换，我们要培养的不是事事功利的人才。学生要以学习为主，尼山学堂的课程含金量很高，好好消化这些内容才是你们最需要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能成为国学高级人才，那就是你最大的爱国、最大的德育。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你个人的事。十九大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那么要怎样传承呢，难道是空喊口号吗？谁去把古书准确地注释下来给人看呢？谁去编纂字典呢？谁去编辑百度百科？上面有错怎么办？你能发现吗？我们要做编字典、编历史地图集的人，而不仅仅是查字典、查历史地图集的人。这不是其他学院能培养出来的。所以说什么是最大的政治？就是好好学习，把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你继承下来。没有比这个再高尚的事情了。打扫卫生也高尚，但终是有区别、有轻重的。所以我们鼓励业余活动，但是不搞交换。尼山学堂自2012年成立就不搞加分，因为加分有颠覆性，比如一个本来排名第二的学生，经过加分后排到了第十五，这很令人气愤。不要误解为不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恰恰相反，这是要真正培养美好心灵。
五、尼山学堂人才培养目标
尼山学堂鼓励百花齐放，历史、教育、人类学、出土文献，甚至艺术设计等等都有。我们希望尼山学堂是一个大花盆，我们有很好的土壤、水分、阳光，但我们绝对不希望只开一种花，而是开各种各样艳丽的花，这是符合人性的。人性是不一样的，而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改变的。教育是让人尽量收敛恶、发挥善，而不能除掉恶。如果一种制度是调动你的恶，那这种制度是非常糟糕的。如果你有不健康的心理，但是你一生都没说出来，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人的事，那么你就是一个完人。没有任何一种法律是禁止人思想的。教育就是这样，如果你想达到目的，就要使用一种友善的方法。孩子要吃糖，吃不到就要躺在地上哭闹，如果直接打他，不能称之为教育学；如果采取一种友善的方法让孩子知道不能吃糖，这就是教育学，即“寻求更好的方法”。
疫情期间，天南海北的同学们自觉地在网上开过一些宣讲会、分享会，自发地介绍尼山学堂的情况。有些同学对尼山学堂的“好”做了表述，我概括为“自由的环境、人文的精神、无限的可能”，我称之为“尼山学堂风格三句”。“无限的可能”指各种各样发展的可能性，但大前提是你要在这里学习国学，你不能在这里学化学或其他学科。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要约束自己，即是说可以有别的爱好，但不能太放纵自己，正所谓“君子有所不为”。人的精力就像一碗水，你把精力分散了，就没有办法达到最高效果了。就像经济投入，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成本利用起来，那么最后的经济效益肯定是要打折扣的。这是规律，也是科学。
将来尼山学堂能出多少人才呢？这是校领导要问的。国学人才的成长有周期，尼山学堂的第一届学生尚未博士毕业，所以我们说不出来。但是尼山学堂的学生在本科毕业时早已超过了研究生水平，这还是通过一般努力即可达到的，而付出特殊努力的学生已经能够超过博士水平。这是许嘉璐先生在看了我们学生的学年论文后作出的判断，且不是当着我的面说的。假定尼山学堂每一届能够出现两个像季羡林一样具有跨学科影响的杰出人才，那么我们将是全中国培养人才最成功的地方。小小的一个班，九届学生，能出大约十五名杰出学者，那就很不得了了，尼山学堂就能够成为一面大旗。尼山学堂将要出现一批高层次学术人才，这是无可置疑的。杰出学者后面还要有一些著名教授，这些著名教授大概是在本学科比较有名。如果学校今天勒令本堂解散，本堂的成果也已无法改变，因为我们已经成功了，就静等其开花结果了。除优秀学者外，我们还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各层次的教师。做一位中学老师也非常难，同学们自上学以来，已经经历了数十位甚至上百位老师，但是自己心目中的好老师有几位呢？恐怕是少数吧。每位老师都希望成为一位好老师，但有些人做不到，原因是其教育背景有问题，当然也不排除“脑子笨”的情况。教育不可能让三等智商的人变成一等智商，那是生理学问题。教育是让三等智商的人达到三等智商水平下的极致。我们考来山大、尼山，智商已经不需要鉴定了，问题就是我们“吃什么饭”。虽然都在尼山学堂求学，但大家摄入营养时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的兴趣点不同。但不论是当公务员、记者，还是编辑，都会成为本行业的优秀人才，这才是所谓高端人才的含义，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做同样的工作。希望我们的尼山学堂能够在比较好的轨道上，在不断改良的情况下，一直往前走。
六、尼山学堂的章程精神
尼山学堂是按章程办事的班，当我们遇到问题，要制定章程，章程的好处是对事不对人。而制定章程一定是走民主之路，也就是章程要经过尼山学堂学生审议通过，审议通过后报儒学高等研究院批准，上报本科生院备案，形成法律文书，任何人不得逾越这个章程。所以基本没有尼山学堂的学生家长找我，因为没有用，我没有办法给你加半分。推免算分都是学生自己算，算完之后公示。有错误及时改正，一定是依法依规办事。如果是法规不行，那么你就要提出修改章程的建议，先要通过你修改章程的建议，再来修改条款。尼山学堂的章程上是有补充条款的，补充条款也得大家通过才能生效。“绝对公正”可能做不到，但基本可以做到照章办事。暗箱操作、搞阴谋诡计可以说是绝不存在的，也绝对不可能被容忍，因为这些章程都摆在桌面上，没有操作的空间。好学生与老师过往甚密很正常，因为我们爱好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受老师影响，哪里有生而知之者呢？当然同学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老师作风问题、学生缺乏警惕性等。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同学们还是应该“敬而远之”的，不要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毕竟人无完人，我们无法保证每个老师都是合格的、每个学生都是无可挑剔的。因为大家都在进修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完善自己，“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们的态度。
关于尼山学堂，今天算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交代。你来尼山学堂和国家有关吗？关系非常大。因为文史哲各院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特殊任务，所以尼山学堂必须存在，否则尼山学堂就可以解散了。但其实尼山学生将来还是要归到各院，大部分到中文、历史、哲学，但不一定都在文史哲各系，教育学、人类学等等都有。可以这么讲：尼山学堂有重要使命，而这个重要使命是基于我们的自觉性，没有人逼迫我们。而且我们在这个环境下正常去做，就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没有任何神性。我想，在我们之间是不是可以达成这个成就使命的共识呢？如果可以，那么就让我们为理想奋斗。
（2020年9月9日为尼山学堂第九期新生的讲话。尼山学堂曹湲媛据录音整理。经杜泽逊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