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就业和成才
2020年毕业生近日陆续返校，办理毕业手续，收拾行李书籍，以不同的方式举行小型的毕业仪式，告别母校，黯然离去。这是史无前例的毕业，大家都知道，是疫情造成了这一切。
谁不想风调雨顺？谁不想国泰民安？可是古代哲人早已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不平坦。《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尚书》说：“天命靡常。”就是说，人类成长过程中，祸福相随，难以完全掌控。对待这种有时候看来不可测的剧变，我们的先民给出了积极的答案。《左传》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们不能想象，只有顺境，没有逆境；只有丰收，没有歉收。《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改革开放40余年，虽然也有过波折，但没有遇到过如此大的灾难，使得相当一部分企业完全停摆，而且蔓延全世界，人类生命受到空前威胁，国家经济负增长，民生面临巨大挑战。如果你是一个家长，家庭成员的主要工作无法去做，失去收入，或者产品卖不出去，窝在家里，你会做何感想？所以，疫情对于世界，对于国家，对于家庭，对于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因为储备还在发生效益，储备越来越少，困难就会越来越大。这一巨大困难表现在同学们身上的，就是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有的同学找到了工作，或者考研考博，继续深造，然而还有不少同学正在寻找出路，心情不安，可想而知。
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们究竟持什么态度呢？
首先要正确对待学历。山东大学毕业，211、985、双一流大学，理应挑选好一点的工作，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应当正确对待学历。清朝最有影响的学派是“乾嘉学派”，这个学派有两大支派，一个是吴派，一个是皖派。吴派的代表是苏州人惠栋，皖派的代表是皖南休宁人戴震，他们的学历如何呢？都是考不上进士的低学历者。惠栋到老也只是苏州府元和县学生，连个举人都不是。范进中举，他连范进都不如。戴震呢？学问大，被乾隆皇帝征召到翰林院修《四库全书》。在翰林院为皇上编书，无论如何也要是进士、翰林，否则皇上没面子。可是戴震只是个举人。于是皇上赏给他参加殿试的资格，成了进士，还成了翰林院庶吉士。他们在学历上都没有光荣的历史，不是照样成为学坛领袖？相反，清朝的进士队伍庞大，又有几人比得上惠栋、戴震呢？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有八尊铜像，那是历史系的八大教授，有“八马同槽”之称。其中的明史大家黄云眉先生，浙江余姚人，只念过两年私塾，受过三年小学教育，完全靠自学，成了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所以学历不可以不重视，也不可以太重视。学历不能决定你未来的成就，也就不应成为你就业的框框。要解放思想，灵活就业。
我们看看一位大人物的工作经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李俨先生，福州人，1912年20岁时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和后来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是同学。可是入学才一年就因家贫失学，考入陇秦豫海铁路局（后来的陇海铁路局），当了一名级别最低的工务员。到1955年为止，在铁路局工作长达40年。在当职员的艰苦条件下，他通过函授完成了学业。1915年23岁时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1917年在《科学》杂志发表成果。1919年在《北大月刊》连载发表《中国数学源流考略》。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中算史论丛》。1955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年当选学部委员（也就是后来的院士）。李俨先生的生活是随着铁路施工走，经常搬家，他的数学史书籍随身携带。可以想象他的研究条件多么简陋，可是他却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我们碰到疫情，住在家里，资料不凑手，上网不方便，于是焦躁不安，心情郁闷，甚至与家长闹意见。我希望我们学习前辈，艰苦创业，尤其在就业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放下架子，放下虚荣，因地制宜。只要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挣钱养活自己，养活家庭，孝敬父母，报效国家，就是光荣的，就是值得自豪的。只要我们有理想，有抱负，从点滴做起，积少成多，由小变大，就一定能做出大事业，闯出一条自己的成才之路。在此，让我们重温毛主席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祝各位同学用自己的奋斗取得辉煌的成就！
（2020年6月16日起草。6月18日在山东大学文学院2020届毕业典礼上发言。刘润枫录入。经杜泽逊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