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码头
一
一号码头是长涂岛的海军码头，它建成时，父亲刚满十岁。
有了海军码头，便马上有了驻地部队。一直以来，这个地处长江口南端，东濒公海，西临杭州湾的岛屿似乎已习惯于被放逐的离群索居的状态，海军官兵的迅速拥入，让岛民们兴奋之余又有些不适应，就好像，幽居的小家小户突然有客人造访了，难免拘谨。而当时，因为建造的营房尚未竣工，士兵们确实像远道而来的客人那样在百姓家借住了一段时间。
为迎接那些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小伙，爷爷把堂屋清扫得亮亮堂堂。父亲腰间别着把木枪，神气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他恨不得昭告全天下，住在堂屋里的解放军叔叔夸他很有军人的风范呢。
多年后，人们已无从记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号码头传来的军号声几乎代替了家里的三五牌大钟，起床，出操，开饭，午休，熄灯……钟表说不定还罢工，军号从来不会。有小孩儿晚上闹腾，迟迟不睡觉，大人气急打屁股：这小人成精了，听听，一号码头的熄灯号都响啦！偶尔出现个紧急集合号，大家难免要揣测一番，是演习还是动真格？会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有人甚至还会去一号码头的大铁门外张望一番。
若非特殊情况，一号码头的大门是对百姓敞开的。那里的草坪、篮球场、水泥浇筑的步行道、灰白色的营房和宿舍楼、远处的大海与舰艇，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画。连接操场与码头的斜坡在月光下迷离神秘起来，它通往的码头，和码头边停靠的军舰，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庄严，这种庄严通常被解读为不可越界，不容侵犯，于是，止步于斜坡成了大家的自觉行为。夜色里，银白色的军舰散发出近乎圣洁的光芒。
清晨，或晚饭后，人们在一号码头的大操场打球、散步、练习骑自行车，抑或纯粹去聊聊天吹吹风，迎面而来的士官士兵们自顾自说着好听的普通话，海风吹起他们帽子上的黑色飘带，像两根在空中飞舞的指挥棒。
如果说，最开始，一号码头和驻岛部队让身为原住民的人们有一种略微的不自在，那么后来，这种不自在就像丢进大海里的盐粒，已无处可觅，或干脆被溶解了。一号码头跟海运码头、客运码头一样，成为了岛上不可或缺的毫不违和的存在。
二
我对一号码头的最初记忆，却是看电影。
20世纪80年代初，岛上还没有通电，我们的夜晚，是被昏黄的煤油灯主宰的夜晚。那会儿，一到晚上，整个岛上最亮的地方就是一号码头，部队里有自己的发电机。那种灯火通明的景象让六七岁的我莫名哀伤，一种亲睹了美好却又好像永远够不着的绝望在心里头滋长。但很快，我就欢欣起来了，因为一号码头有电影可看了。
我家离一号码头不过400来米，那里的风吹草动很难逃得过我和弟弟的眼睛，尤其是看电影这样的大事。母亲对看电影这件事是充满排斥的，在我们为晚上可以去一号码头看电影而开心地奔走相告时，她却紧锁眉头，反复地说：“真烦人，怎么又有电影了。”待我和弟弟都成年后，母亲说起一号码头看电影的种种仍有点儿谈虎色变的意味。而我几乎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当年在人流里艰难移动的母亲。她一手抱着我，一手扛凳子，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前后左右地看，她特别怕端着小椅子的弟弟没跟上来，或被挤丢了。母亲扛的凳子是那种实木有靠背的，很重，她得把手臂伸进靠背的横条之间，将它挂在肩上。那是专门给我坐的凳子，她总怕我坐其他凳子会摔下来。
一个又一个的人，一群又一群的人，轻快地超越我们，他们都像裹了层热烘烘的气体，在经过我们时，却把那层气体脱下来扔给了我们。母亲的身体愈发地热起来，汗珠从她脸上滚落，滴在我的手臂上。
一号码头的大操场上早已挂起了白色幕布，母亲总是尽可能地让我坐在靠前的位置。我坐在凳子上向后张望，人们如蚁群，密密麻麻地拥过来，仿佛，幕布是一块巨大的涂满白奶油的蛋糕。脚步声、说笑声、竹椅的吱吱扭扭声，冰棍瓜子的叫卖声搅和成一团，在空气中翻滚。空气变得稀薄而灼热。
我喜欢上了这样的氛围，浩大的，有生气的，热气腾腾的。
当幕布上投影出第一帧画面，那些声音突然就消失了，好像天上有个袋子开着大口，把它们都收了进去，然后扎紧了口子。人们沉浸其中，连嗑瓜子的速度都慢了下来，我甚至听到了草丛里传来的蟋蟀和青蛙的叫声。而等电影放到一半或高潮处，场上逐渐骚动—很多声音从喉咙里解放了出来，坐我前面的人索性放肆地站起来看，后面的人则理直气壮地跑到前面去看。我的面前筑起了人墙，我的视线被重重人影切开，银幕的光透过缝隙忽明忽暗。母亲抱起了我，用手臂垫着我的屁股，并尽力地往上抬，这样我就能继续看到电影了。弟弟站在我坐过的大凳子上踮起脚尖却依然只能看到人家的后脑勺，随即将嘴巴一咧哭得震天响，母亲只好左右各抱一个。
那个时候，我在一号码头看过好多场电影，黑白的，彩色的，却记不起都看了哪些，甚至记不得任何一个稍微具体点儿的情节，倒是对电影里的喝水镜头印象深刻，似乎每部电影里都会有人端着搪瓷杯喝得有滋有味，旁若无人。而一旦电影里出现搪瓷杯，我跟弟弟就嚷嚷着要喝水，一秒钟都等不了，好像不给喝就要立马渴死一样。因此，母亲专门去买了两个可以背的小水壶，我的粉色，弟弟的绿色，姐弟俩专心致志地等着电影里的人喝水，他们一喝，我俩随即捧起水壶咕噜噜地喝，喝得超级卖力。
母亲最怕的是，等电影散场，我和弟弟却都睡着了。她不得不把弟弟拍醒，买一支冰棍哄他下地走路。有时，冰棍诱惑失效，母亲只好把小凳子留在一号码头，抱着我和弟弟，肩上背着实木凳子一点儿一点儿地走回家。我伏在母亲的肩头，迷迷糊糊中看到我们的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那是个形状奇怪的影子，三个人和一把凳子粘在一起的影子。母亲边走嘴里边发出“嘿哟嘿哟”的声音。
母亲肩部经常疼痛，使不上劲儿，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她说，每次从一号码头看完电影回来，肩膀和胳膊好像被卸掉了一样，不是自己的了。那么短的路突然变得很长很长，咬着牙走啊走，怎么都走不到家。我怨她为什么不拒绝我们，为什么每次有电影就要带我们去看，母亲说，你们太喜欢看电影了，尤其是你，那么会哭，不让你去看的话，长涂港的海水要被你哭干的。
有时候，我坐在整洁、豪华，看起来都井然有序的电影院里，会突然想起当年的一号码头，想起三个人和一把凳子粘在一起的奇怪影子。逝去的光阴，交错的光影，让眼前的一切一下子模糊起来。
三
后来，一号码头不再放映电影了，但岛上的姑娘们对它青睐不减。
夏日的傍晚，她们早早地吃过了饭，洗好了澡，三个一伙，五个一群，说说笑笑袅袅婷婷地走向一号码头。粉的脸红的唇，黑缎般的秀发在肩头摇曳生姿。她们经过的地方，连空气都香了起来。
她们为每个傍晚去一号码头穿什么而花费心思。粉色泡泡纱连衣裙、大红乔其纱衬衫、白色西装短裤、肥皂黄迷你裙，碎花改良旗袍……那时的一号码头每晚都可以欣赏时装秀。年轻的士兵们总会偷偷打量绚烂盛放的姑娘们，那投过来的目光，是姑娘们的白月光。她们不动声色，故作矜持，却在心里乐开了花。
我上初一的那个暑假，某天，邻家的紫英姐姐告诉我一号码头晚上有军民联谊会，而后，她眨眨眼睛说，你给我们当评委就带你去看。午饭后，紫英姐姐的几个小姐妹一齐会聚于她的卧室，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大包里掏出了宝贝—衣服、首饰、镜子、化妆品。她们关上房门，拉上窗帘，打开灯，然后轮流去布帘子后面换服装、化妆。每个人拉开帘子都会问我，姐姐好不好看？我不住地点头，好看，好看。帘子就是幕布，每个从那里面出来的姐姐都是光彩照人的明星。一一惊艳亮相过后，便是气氛活跃的交流会了。她们互相取笑妆容上的不足、首饰的夸张或廉价，互相研究怎么画眼影、怎么盘头发，因为试穿别人衣裙发现不合适而笑作一团。她们暗暗攀比，各取所长，直到个个都认为装扮出了最美的自己。
天空如一块淡红色的布幔，缓缓地往山那边拉，一号码头的大操场被铺染得柔和起来。《军港之夜》轻柔地飘荡在风中：“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人们的说话声不自觉地轻了起来，踩在草地上的脚步也轻了下来，海风轻拂过我们的脸颊，我似乎还能感觉到码头边海浪拍击礁石传递过来的微颤。紫英姐姐她们在我身后交头接耳，偶尔发出的轻笑，拖着意犹未尽的尾音。我不用回头就知道，她们是多么兴奋。
曾经放映电影的地方搭起了舞台，耀眼的灯光，鲜红的地毯，把围观的人都映亮映红了。一融入人群，热浪裹挟着多种体味扑面而来。我转动脖子瞄了一圈儿，周围年轻人居多，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孩们优雅地轻摇折扇或用手绢煽风，香粉的味道直往我鼻子里钻。
我完全沉浸在演出中，并不专业的舞蹈与歌唱把我带入了盛大的惊喜里。离我咫尺的那些人变得那么光彩夺目，他们在台上的一转身一抬眼一低头都那么潇洒、自信，仿佛刚从银幕或画报里走出来。着海魂衫的士兵抱着吉他出来时，我听到旁边的姑娘们“哇”了一声，这是个眉目清朗的年轻人，他没有微笑也没有看台下一眼，自顾自地坐在凳子上弹唱起来。他的歌声像一场传染病，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是细菌分子，它们迅速蔓延开来，台下的很多人都中了招。哼唱声从零落到齐整，从拘束到尽情，歌声合在一起，像被煮沸了融化了，成了一大片，那热气烘烘的律动把人的心都震得荡漾起来。
那首叫《童年》的歌后来被我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本崭新的笔记本上。
在那些表演者当中，紫英姐姐看起来是那么投入，那么吸引人的目光。应该是一首情歌吧？她唱得深情缠绵。灯光下，眸光潋滟，眼睛里的哀怨似要溢出来。她穿了粉色上衣，白色百褶裙，脖子上围了一圈儿粉白相间的花边，像荷花般亭亭玉立。风拂过她的长发、她的裙摆，仙气十足，好像随时都会飞走。我相信那一晚，一定有很多小伙子看得痴了。
在精神生活匮乏的海岛，年轻的人们是多么眷恋这样的夜晚，连月光和星光也变得如此迷人多情。他们拖延着时间，迟迟不肯离开，这人生中难得的明媚让人产生微醺感。姐姐们的笑声放肆了起来，眼角眉梢飞扬起来，她们扭动着好看的身姿，说：“兵哥哥，再见！”
岛上的风言风语一旦出现，便会迅速壮大，然后如潮水汹涌奔泻—某某家的闺女裙子越穿越短天天往一号码头跑，某某家的败家精经常把好吃的偷运进一号码头，某某家的姑娘趁着天黑与一个穿海军服的搂搂抱抱……有女儿的父母们觉得问题严重，开始紧张了，自家女儿要是被当兵的摄走了心魄，吃了大亏怎么办？人家一退伍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女孩子在岛上就难做人了。更怕女孩儿脑子一发热跟着人家跑了，那些当兵的都来自很远的地方，也许还是很偏僻很穷的地方，女儿以后肯定要受苦受欺负的。不行不行，得把所有的危险因素都扼杀在萌芽之中。
于是，一号码头突然成了姑娘们的禁地。我听到紫英姐姐的妈在院子里大吼：“再去一号码头就打断你的腿！”接着，屋里响起了很重的关门声，带着撒气、抗议和极端的不甘心。人性常常如弹簧，压得越紧，弹力越大，而青春期的小叛逆和想象中的伟大爱情又把姑娘们的胆子养得肥溜溜的，不让去就偏要去，不能光明正大地去那就偷偷摸摸地去，冰封之下照样有涓涓活水。她们甚至还结成了联盟，互通情报互帮互助。紫英姐姐在她小姐妹的掩护下像条鱼似的溜进了一号码头，她喜欢上了那个弹吉他唱《童年》的兵哥哥，她暗地里给他织了围巾、手套，为了给他写信，一遍一遍地练字，还托我在学校门口的店里买了漂亮的信封和信纸。她的眼里经常含着两汪油，仿佛只要有那么一点儿火星子，她的青春就能热烈地燃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