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档案与我的学术研究
作为《民国档案》的一位忠实读者与作者，很荣幸参加这个规模不大，却热烈的庆典活动，躬逢其盛。大家一同回顾《民国档案》35年走过的路，分享其成就，祝福它的未来。
我分享的主题是《民国档案与我的学术研究》。先界定“民国档案”的双重含意：第一层，是作为研究史料，典藏于各档案机构的民国时期档案；第二层，是作为学术刊物的《民国档案》。
先说第一层，民国档案史料与我的学术研究。史学研究是一门实证的学问，虽然有学者喜好理论，做概念史、观念史研究，但终究也要史料支撑。在所有史料类型中，档案具有官方典藏的权威性、完整性与连续性，最为重要。史学界说到“民国档案”一词，肯定要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是典藏民国历届中央政府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我在南京大学读书、任教多年，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便利。我的导师茅家琦、张宪文教授都身体力行，也教导我要注重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当时茅先生、张老师和二史馆的万仁元、陈鸣钟、方庆秋、陈兴唐等老师有许多合作。有关部门甚至一度要调张宪文老师到二史馆当馆长。
真正利用馆藏档案是在留校工作后。我研究胡汉民，要写胡的传记，二史馆有胡汉民个人全宗，我知道个人全宗一般是不开放的，找到万仁元副馆长，说想查阅下全宗目录，了解到底里面有些什么档案，否则不敢写胡汉民传。万馆长带我到阅览室，交代几句就离开了。我看到目录，认真看抄，心里已有些满足。工作人员过来说，你到底要不要调档案，要调就快点写下来给我。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喜过望，迟疑片刻说，马上写，马上写。胡汉民个人全宗对我后来写胡汉民传并没有提供多少核心的资料，但这次查档经历，万馆长的开明、担当与对年轻学人的支持，终生难忘。
我是二史馆常客，在做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交通运输、国民党五全大会、蒋介石等课题研究时，均以二史馆的档案为基础史料撰写论著。我继承老师们的传统，告诫学生珍惜靠近二史馆的优势，多泡档案馆。我承担“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课题，就要求博士生各选一个院，到档案馆爬梳档案，他们分别就行政院、考试院、监察院写了博士论文，受惠于二史馆，他们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我调到浙大后，没有了地利优势，我仍要求博士生至少要来二史馆一段时间，熟悉民国档案。20世纪80至90年代，哈佛大学的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要求毕业论文涉及民国时期内容的学生，一定要到二史馆查档案。
二史馆的朋友对我们非常支持。马馆长、曹副馆长担任浙大蒋研中心的客座教授，义务为我们工作。2015年，我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马馆长及馆领导大力支持，通过协议方式，向数据库提供了档案。
老师们的教诲与早期利用档案的经历，逐渐塑造了我的研究风格，偏好利用第一手资料选择课题、撰写论文。对档案有异乎寻常的爱好，看到新材料就眼睛发绿。在国外访学期间，档案馆图书馆是我首选地。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我整理并编辑出版了“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两大套大型资料。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了蒋介石日记、宋子文与孔祥熙档案等，浙大蒋研中心应该是抄录蒋介石日记最全的单位之一（尚未抄全）。2012年起，我们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有了不少积累，肖如平据此争取到了一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已立项公示。在韩国国家记录院，我都有较长时间利用档案馆的经验。我找到了韩国学者也未发现的民国时期中韩关系档案，写过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韩国限制中国教科书的论文，获得日本、韩国学者的好评。
前几天在山东大学的一次会上，我在曹副馆长发言后说了句感言—学者都热爱档案，对档案开放的要求，可以用“贪得无厌”形容。坦率说，虽然档案部门为开放做了大量的工作，服务也不错。但众所周知的原因，档案开放的程度与学界的期望还有不小的距离。当然，许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有误解，以为档案馆唯一的工作就是对研究者提供档案。其实，开放档案只是档案馆多重工作中的一项。大家要互相理解。
学术是天下公器，希望国家的档案开放政策，能越来越开明。
再说第二层，《民国档案》杂志与我的学术研究。
我应该是在座馆外学者中第一位在《民国档案》上发表文章的，杂志1985年创刊，这一年我在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茅先生请《民国档案》首任主编陈鸣钟先生担任我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当年秋天，李新先生到南京参加为我毕业论文举行的座谈会，陈先生到宾馆拜访，我正巧在场，谈话间他向李新先生约稿，李新先生说没有现成的稿件，并说陈红民论文很好，正文我推荐到《历史研究》了，他论文附录也不错，你们可以用。陈先生说，他论文的附录我们可以用，您还是再给我们一篇稿子。这样，1986年的第一、第二期就连载了我的《胡汉民活动年表》，我明白，陈先生是爱护年轻人，破例发表的，因为那个年表只是1931至1936年间的，并不完整，篇幅还很长，压缩之后超过4万字。
我统计了一下，包括在今年第3期《民国档案》上刚发表的这篇，1986—2020年34年间，共在《民国档案》上发表过16篇文字，包括论文、史料、书评、读史札记等，占我全部发表论文的十分之一，是我发表论文最多的刊物。至于我的同事、学生，受惠于《民国档案》就更多了。毫不夸张地说，从学术研究起步到现在，《民国档案》帮助与伴随我成长。
我20世纪80年代初期读硕士研究生时，民国史研究刚起步，学者们在空旷的学术原野上耕耘。40多年过去，民国史研究已灿然成为全球范围内令人瞩目的学科。在此分享利用民国档案进行学术研究与在《民国档案》发表论文的个人经验，是要说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史料开放与《民国档案》杂志，对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怎么评介都不算高估，其重要的角色，无可替代。
在祝贺已有成绩与辉煌的此刻，衷心期盼民国档案的开放与利用，步子再大一些，希望《民国档案》杂志越办越好，历久弥新，多发表高水平有质量的论文。我个人的愿景是，能多在刊物上发文章。争取在5年后《民国档案》创刊40周年纪念时，以发表20篇论文的成绩，写下一个学人与一本刊物、一个学科发展的圆满故事。
最后，代表浙大蒋研中心，我的学生们，感谢二史馆历任的馆领导、感谢《民国档案》历任社长、主编与各位辛苦的编辑朋友。
（此为2020年11月21日，在“《民国档案》创刊35周年暨民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收入时有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