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历史四十年
2017年暑假回南京，拜见90岁的业师茅家琦教授，他告诉我刚写完《南京大学读史七十年》，总结自己治学七十年的心得，这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今后要收笔不再写了。辞别时，他把文章郑重地交给我。
拜读茅老师的文章，感触颇深。我比老师年轻三十岁，没有他那么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治学经验，可自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迄今，亦有整整四十个年头了，时间不算短，遂起意仿照茅老师，写此小文，对研习历史四十年的经纬与得失，做个小结。
我这四十年，粗略可分为三个阶段：懵懵懂懂进入历史学领域（约十年）；初步领略研究意趣（约二十年）与经营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约十年）。
（一）懵懵懂懂进入历史学领域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他担任中共领袖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套用这句名言，我学习历史，也是“历史的误会”，是许多机缘巧合而成的。
我1965年上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正好贯穿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小学根本就没有历史这门课，只记得初中的政治课上讲过“社会发展史”，内容是“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是工厂的学徒工，利用工余时间复习迎考，当时心中揣的是“文学梦”，理想是当作家。第一年高考落榜。1978年再考，总分挺高，达到南京大学的录取线，语文单科成绩离中文系的录取线差两分，历史单科成绩却莫名其妙地高，为了能上南京大学，就选择了历史系。
应了“越得不到的就越觉得珍贵”这句话，在历史系四年中，我并未完全从“文学梦”中醒来，选修了不少外系的课，花挺多时间准备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可运气不佳，该专业实行隔年招生，我毕业那年正好停招，报考无门，只得转考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内心充满着无奈与纠结。
1982年本科毕业时，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有王栻与茅家琦两位老师具备招收硕士生的资格，招生名额只有一位。投考的学生不少，最后是茅老师录取了我，王栻先生当年没有招生，这再次说明我应付考试还是有些功夫的。
茅老师是知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非常有眼光，意识到南京大学应该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要率先招收研究生。那年他招生目录上有太平天国史与中华民国史两个方向，我选择后者，无意间成了全国高校系统的首位民国史硕士研究生。茅老师自己是近代史方向，我入学后，他就让张宪文、姜平与杨振亚三位现代史方向的老师参与我的培养与指导论文。
三位老师对我很关心、负责，但他们的工作方法与个性各不相同，指导过程中有时难免意见相左。尤其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写作与修改过程中，他们各持己见，让我无所适从。硕士学位论文，听老师们的意见，我共准备三个选题：冯玉祥研究、新生活运动研究与晚年胡汉民研究。最后，老师们达成妥协，让我做晚年胡汉民研究。
之所以选择晚年胡汉民，是因为我看到的书中对胡的记载到“约法之争”就结束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最后的结局都没有基本的交代，这引起我的好奇。史书对胡晚年的记载不详，研究资料自然难以寻找。我花了大量时间找资料，甚至去过北京与广州（均是第一次访问）。值得一提的是，我专程去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访问过任仲敏教授，去华东师范大学访问过王养冲教授，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担任过胡汉民的秘书，后均弃政从学，任先生治唐代文学，王先生治法国史，都卓然而成大家。
搜集资料的过程挺辛苦，有些典藏单位不让查阅，或者以“资料保护”为名，收取高额费用，我一个普通学生，无钱无势，为得到资料就得软磨硬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基本上把资料搜集齐全了。我不知该如何下手，便下最笨的功夫，将所有资料编成一个大事长编，然后再按类型进行梳理。硕士论文初稿的结构是，依胡汉民所坚持的“三民主义”为线索，分三条线展开论述，分析其晚年思想的变化。初稿完成后，交各位老师审阅。茅先生提出，初稿中分别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条线又都分为“旧”与“新”两部分，结构显得拖沓、零散，他建议将“旧三民主义”的内容汇成一部分，可以略写，而后再详细分析“新三民主义”，既可以清楚地显示胡思想的发展变化，也更加紧凑。我照此修改，果然，文章顺畅多了。茅老师教导我，要重视文章的修改工作，每次修改，意境与文字都会有进步，“论文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他的这句教导，我奉为至理名言，并不停地向我的学生灌输。
我硕士论文《论九一八之后的胡汉民》上印有四位指导教师的名字。这与现在一位导师指导多名学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多位老师们严苛的“挑刺”与不同意见，使论文更严谨，少许多漏洞。论文的主体是评析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完整反映胡那个时期的全貌，充分体现辛勤搜集到的新史料，我又编一份同时期的胡汉民政治活动年表，作为论文的附录。论文正文不到三万字，但附录则超过了六万字，也算是一个奇观。那时硕士生答辩相当严格，我的论文答辩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答辩委员们最后给予较好的评价，顺利通过。
开始选这个题目时，只是想将胡汉民的后半生历史弄清楚，没有想到找到的资料显示其后半生的活动与思想如此丰富，这为论文写作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也客观上提升了论文的价值。然而，发现该课题更大价值的，却不是我们这些当事人。
1984年我硕士生二年级时，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人、李新先生到南京大学讲学，我得到就近请益的机会，李先生关切询问我的论文题目，并给予了些指导意见，嘱咐我写好后给他寄一份。1985年7月论文答辩完后，我依约寄到北京。没想到李先生很快就给张宪文老师来信，说这是一篇好文章，要亲自到南京来主持研讨会。当年的下半年，南京大学联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南京为我的硕士论文组织了一场专题讨论会，除了当地学者外，还有北京、上海与杭州的学者参加。为一篇硕士毕业论文举行讨论会，且规格如此高，实属罕见。
李新先生在会上高度评价我的论文，说他在主持民国史编写时，一直思考“如何评价民国人物”，尤其是一些“反共人物”的问题。虽然提出“具体人物具体分析”的原则，但没有研究的实例，不知如何落实。我的论文具体研究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胡仍然反共，但同时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那个时代，有进步性，值得肯定。这解决了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会后，李先生问及我论文的去向，我说投稿给一家刊物后，编辑说文章太长，让我截取一部分发表。李先生说这篇论文是一个整体，分割后意义会大减，要我交给他来处理。经他力荐，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学术处女作，很快就全文发表于《历史研究》。论文的附录《胡汉民活动年表（1931—1936）》也分两期发表于新创刊的《民国档案》上。
虽然是懵懵懂懂进入史学领域，起点却不低。
（二）初步领略研究意趣
硕士毕业后，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急需老师，我便留校任教，与老师们成了同事。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继续进行胡汉民的相关研究。经王学庄先生牵线，与在暨南大学任教的周聿峨相识，她的硕士论文是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胡汉民。我们合作研究，将各自的硕士论文补充，完成《胡汉民评传》书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最早出版的“国民党右派”传记，张磊先生作序，对两位“年轻人”的勇气与学识给予很高的评价。后来，该书又修订成《胡汉民》，收入“岭南丛书”。
我还涉足过当代台湾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茅家琦先生在历史系倡导研究当代台湾，有老师觉得当代台湾是“政治”而非“学术”问题，无人响应。我留校后担任研究生辅导员工作，茅先生就找到我，让我组织入学不久的硕士研究生共同来做。大家初生牛犊不怕虎，积极性极高，除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还有些考古和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也加入，大家在茅先生领导下分工合作。我负责“台湾政治”部分的写作，进展非常顺利。
项目进行中，我们在南京大学校园内举办“当代台湾”系列公开讲座，首讲是我的“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当晚，校园轰动，江苏省广播电台也来现场录音采访。讲座教室内水泄不通，冯致光副校长也来听，只能在讲台上我的旁边放张凳子，周围全是站着的同学。教室外的走廊上、窗户上也站满了听众。茅先生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主编成《台湾三十年（1949—1979）》，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完整研究当代台湾的学术著作，一炮走红，多次重印，不仅在高校开启了当代台湾研究的先河，而且也配合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引发社会大众对台湾的关注。
当代台湾的研究，研究对象敏感，资料极为缺乏。茅先生教导我，敏感问题要“实事求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没有材料的可以先搁置。在《台湾三十年（1949—1979）》中，政治部分的内容较少，到《八十年代的台湾》时，政治的内容大幅增加。有次，与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做编辑的朋友叶兆言聊天，他提议我将《八十年代的台湾》中政治部分抽出，用叙事的方式与文学语言改写，单独成书，他负责出版。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具体编写过程中，我们产生了较大分歧，他要求用文学的方式对史实进行加工，甚至合理想象，吸引读者；而我坚持每段文字都要有出处，最多只能在叙述方式方面下功夫。《台湾政坛风云》在当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的销售榜上排名靠前，成了畅销书。我很开心，没有实现“文学梦”，但好歹也在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著作。
这个阶段，张宪文老师在南京大学积极推进民国史研究，建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我参与了该中心的筹建及其成立后的各项工作。在学术方向上，张老师领导主攻抗日战争史研究，尤其是正面战场的研究，开了学术界的先河。我参加了《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写作，还担任后一部书的副主编，对抗日战争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的从教之路起步相当顺利，因教学科研“成绩突出”，1992年被南京大学特批为副教授。
差不多同时，高校青年教师中突然兴起攻读在职博士的热潮，历史系还专门进行了动员。那时有指导博士生资格的教授较少，报名的青年教师非常踊跃，许多外系的青年教师也投到历史系来（因本校老师在职读博士不需要考试，有些工农兵大学生与本科生毕业留校的，对此要求十分迫切）。茅家琦先生每年的招生数量有限，他就将所有投考的校内教师按年龄排序，年长者先入学。我年龄算小的，排在后面，等了两年还没有轮到。1994年，张宪文老师获得博士招生资格；茅先生对我说，你的专业是民国史，就转到张老师名下吧。这样，我就成了张老师获得博导资格后独立招收的第一批博士之一。他是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导师、硕士论文导师之一、博士论文导师。我的三个学位是在同一所大学获得的，接受同一位老师一以贯之的指导，也属难得。
读博士要考虑博士学位论文，限于资料，我对于胡汉民的研究已逐渐停了下来，希望能寻找到另一个有意思、范围稍宽的能进行持续性研究的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终于选定以抗日战争时期某些“经济复古”现象（包括田赋征实、驿运和“军队大生产运动”等）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对象，准备就此撰写博士论文，并着手前期搜集资料工作。1995年夏天赴台湾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是《论抗日战争时期的驿运事业》。当年秋天，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与中国文化研究所金观涛教授聊起关于“经济复古”现象的研究，他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说这课题可列入他主持的研究计划，希望我尽快完成一部专著，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用驿运与大生产运动作为素材，写过一篇《国共两党动员能力之比较》的论文，登在《二十一世纪》上。课题最后没有继续下去，那篇文章却是迄今为止最令自己满意的论文之一。
1996年初，我获得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访问学者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一年，这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我看到了41册由胡汉民女公子胡木兰捐献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原件，既震撼又兴奋，这批珍贵资料所载的历史时段与我硕士论文研究的时间是重合的。刚接触《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我只想通过阅读，选出其中“有用的”函电，做些摘录，写几篇论文。但不久就意识到，它的价值绝不限于胡本人，每件函电至少还涉及另一个人，许多人与事是我所不熟悉的，不能妄断其价值为“有用”或“无用”。我决定重拾胡汉民研究，将《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的每件函电都录下来，完整地保存一份史料，带回国内。
去哈佛大学前，我自己有一系列的完善的学术“构想”：学习英语、听几门课、多与美国学者交往、学习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做了上述决定后，在哈佛大学的工作重点完全转变。经过8个多月的工作，终于将《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一件件地录入电脑。日复一日，我坐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的固定位置上阅读、录入，工作变得十分枯燥与乏味，眼睛因长期受电脑荧屏刺激，疼痛难忍。当录完最后一册最后一个字后，我伏在图书馆的桌上，泪水从眼底流了出来。
在哈佛大学访学这一年对我影响颇大：一是增加了学识与见识；二是对自己的学术兴趣（喜欢接触第一手史料）与能力（用笨办法、能沉得下来）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三是认真的工作态度得到认可，“用功”的名气由此传开。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对我每天去图书馆录入函电稿印象深刻，称赞有加。哈佛燕京学社通常只资助学者一次，而我在2002年、2009年又获得该学社的两次资助，赴哈佛大学访问、研究，这在哈佛燕京学社历史上是罕见的。我与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联系能长期维系下来，这都源于早期打下的良好基础。
我以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资料为基础，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论文对函电内容进行了考证、辨析，在方法论上试图有所突破，用量化统计来分析胡汉民晚年的人际网络。博士论文后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在写作论文的同时，我花时间将所有函电稿整理、注释，编辑成15册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位学界朋友不解，问我为何将自己辛辛苦苦抄来的资料公开，而不是独享。我说辛苦抄录的目的，就是方便国内学者利用海外史料。这套资料在2007年获得浙江省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8年，我顺利获评教授职称，时年40周岁。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2004年，承韩国裴京汉教授举荐，我获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赴延世大学访问、研究一年，合作教授是延世大学的白永瑞。行前，我的韩国知识甚少，韩语更是无知。获得机会后，就想如何利用便利，做些与韩国有关系的研究，在与韩国学者的交流时，特别留意中韩关系的原始史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真的在首尔市的韩国国家记录院（国家档案馆）的“日本朝鲜总督府档案”中，找到了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驻汉城总领事馆与总督府外事课的往来档案。我兴奋异常，觉得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用了大量的生活津贴来复制这批档案（国家记录院的档案复印价格昂贵）。当时的如意盘算是，研究、整理这批韩国档案大概要用十年，正好可以做到退休，再不用为找课题而发愁了。我在韩国的学术会议上报告这一发现，韩国的学者很吃惊，之前韩国学者没有人发现过这批档案，更不用说利用了。我用这批资料写过几篇论文，其中一篇《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论述晚清政府面对朝鲜的“独立”要求的进退失据，刊登在《历史研究》上，这也是我属意的文章之一。
如果不是调到浙江大学转向蒋介石研究，或许我真的会在近现代中韩关系史的研究上走得更远。真是可惜了花大钱复印来的大量档案资料，至今只能躺在书橱中了。
一年的韩国访学生活，竟然改变了我的生活走向，实在意外。在韩国的那一年，完成的论文是往年的几倍。细究原因，是在韩国生活简单，没有多少杂事，可以专心写论文。我就想，如果在国内换个环境，没有多少人认识，没有杂事相扰，自己读书教书，优哉游哉，岂不很好。何况，自己从十岁起就在南京生活、读书、留校工作，在南京大学近三十年，生活与学术交往的圈子有限，内心一直有到外地见世面的冲动。同期在韩国访问的学者中，我与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包伟民教授，朝夕相处间成了挚友，时常听他批评浙江大学的“工科治校”，这反而引起我的好奇。经他引介，2006年春，我从南京大学到了浙江大学任教。
（三）经营浙大蒋研中心
刚到浙江大学时，自我定位是“南大退休，浙大返聘”。杭州有西湖，号称要建“休闲之都”，正合我休闲的心态。某日傍晚，与时任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的罗卫东教授、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三人邀约喝茶。闲聊之中，话题引到浙江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上，他们问我有什么前沿的课题可做。我说，在浙江，做蒋介石也许可以吧，但有不确定的风险。他们就鼓动我试试，说做成了，大家开心，做不成好像也没什么损失。我们雷厉风行，2007年1月，酝酿于茶社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2011年升格为校级研究中心，更名为“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简称“蒋研究中心”）。
想到要以蒋介石研究为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未来的重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一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指标性人物。民国史研究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险学”成为“显学”，但蒋介石研究仍属“禁区”，有不少课题值得做。民国史研究的成果可作为蒋介石研究的基础，蒋介石研究又可为民国史研究拓展出更大的空间。二是学术研究的环境较为宽松，两岸关系稳定，学术交流频繁，台湾已开放蒋介石档案（不久之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也开放了蒋介石日记）。三是浙江是蒋介石的故乡，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浙江大学的前辈学者曾为此做过努力。四是我接触过蒋介石的课题，参加张宪文老师主编的《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的写作，自己也合作写过一本《蒋家王朝·台湾风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有不错的基础。
该中心虽然成立了，却是一个无人员编制、无办公场所、无经费的“三无中心”。中心人员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的老师兼任，办公场所可以因陋就简，但没有经费，则无法开展工作。我刚到杭州，人地两生，一筹莫展。幸好经人介绍，认识了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校友、恒励集团的张克夫董事长。我们一见如故，他愿意出资共建蒋研中心。由此起步，恒励集团与浙江大学蒋研中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十多年来合作无间。
虽是白手起家，我们的志向却并不低，希望未来蒋研中心能走“国际化”与“学术化”的道路，成为有影响的学术中心、资料中心与人才培养中心。“国际化”，是要与国际上知名的学者与学术单位建立联系，中心采用开放式的结构，聘请了海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请他们来中心参加会议与举办讲座；“学术化”是严格按照史学规范从事蒋介石研究，一切实事求是，不追逐“潮流”，不唯上，不媚俗，不感情用事。坚持这两条，蒋研中心稳步发展，小有所成，但距离最终目标尚远，仍需要继续努力。
蒋介石研究也是千头万绪，从何处入手呢？我最初设想了两个方向：一是做蒋介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通过对既往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找到新的课题与方向；二是对台湾时代蒋介石的研究，以前对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陆时期，对蒋在台湾26年的历史，缺乏基本的研究，缺少了这一大块，蒋介石研究就不完整，况且，研究蒋的后半生，对评价其在大陆的事功也有益处。实际进行中，蒋介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曾联合一些博士生分头进行，后来得益于蒋介石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开放，研究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将之形容为“从蒋介石不在历史现场的蒋介石研究，转到蒋介石在现场的蒋介石研究”，前后两个阶段的关联度没有这么密切，这个计划就暂停了。台湾时期的蒋介石研究，我们出版了《蒋介石的后半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发表了几篇关于蒋介石与胡适、陈诚等人关系的论文，反响都不错。蒋研中心也有学生选择台湾时期的蒋介石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题，我坚信这是个大有可为的方向。
为落实“国际化”，2009年时我们筹划开一次蒋介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前有不少学者尝试过召开类似的会议，均未成功。我想，社会在进步，学者总要不断争取，共同推动研究往前走，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提交了举办蒋介石研究国际会议的报告。申请获得教育部批准时，我正在美国访问，当地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采访我，问是透过什么“高层关系”获准在大陆地区举办首次蒋介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我说，没有任何“关系”，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积累，中国已有足够的自信与雅量，能公平客观地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包括蒋介石。这是肺腑之言。在与台湾学者联系时，他们对大陆能举办此会将信将疑，甚至有人提起以前大陆学者声称要办蒋介石的学术会议，从台湾拿到了经费资助，最后却未办成的旧案。
2010年4月，浙江大学蒋研中心主办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的学者参加这一学术盛会。张宪文教授、杨树标教授、蒋永敬教授、陈鹏仁教授、陈三井教授、胡春惠教授等前辈学者均出席，蒋氏家族后人蒋方智怡女士也到会致辞。中外学者对会议的成功举办交口称誉，教育部有个交流主办国际会议经验的刊物，还专门让我们写了总结发表。
2012年、2014年、2017年，浙江大学蒋研中心又成功主办过第二、第三、第四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成为我们的一个学术品牌。
浙江大学蒋研中心做的工作，还包括：出版了海内外首套“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学术丛书（2013年）；设立“恒励研究生学位论文奖助”，先后资助了国内各高校的近30位硕士生、博士生完成蒋介石相关的学位论文；与银泰公益基金会合作，举办了两届“蒋氏家族与近现代中国青年学者研习营”，共有30余位来自全球的青年学者参加研习；组织过两次高水平的“蒋介石研究笔谈”，邀集全球各地学者总结蒋介石研究的学术成就，展望未来的发展，笔谈成果在海外学术刊物发表；2015年，我们提出的“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目录，这是国家层面上首次资助与蒋介石相关的学术研究，更何况此重大招标项目是迄今国内最高的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之一。我们集中力量，用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精心准备申请书，终于申报成功。经过两年的努力，该项目又顺利通过中期评估，再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滚动资助。这些，均意味着浙江大学蒋研中心的学术地位获得认可。
在成立十周年之际，浙江大学蒋研中心于2017年6月举办了第四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主管文科的罗卫东副校长撰文肯定中心的工作：“学术团队建设已初具规模，在研究成果与人才培养方面成果显著，为海内外学界所认可。……十年耕耘，今天结出了硕果，向学术界、向学校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罗副校长认为，浙江大学蒋研中心不仅在它自身的研究领域产生的影响，而且也为浙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示范：（1）必须要有一位有理想、有激情、有实干精神、有工作经验，愿意奉献时间和精力去经营，砥砺前行的学术带头人；（2）必须凝练方向，突出特色，有可执行、可积累的学术计划，长期布局、循序渐进、久久为功；（3）团队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分工明晰；（4）要能争取学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5）走国际化发展的道路，每一项活动，都既有国际学者的支持，也产生国际性的影响。
坦率地讲，浙江大学蒋研中心是个较小的学术机构，所作所为，还在夯实基础阶段，别人对中心工作的肯定，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四）几点感想
回望个人四十年研习历史的过程，该如何自我评估呢？
要评估就得有参照，我想到两个参照坐标：一是与优秀的同侪相比，则自己差距不小；二是以自己庸常的天赋与对史学研究的虔诚程度，能走到现在，获得若干荣誉与奖项，担任一些重要的学术评委，有不少的论著发表，与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人教学相长，以历史研究安身立命，在学界略有薄名，诚属不易，是我年轻时从未想过的。从第二个坐标出发，我是十二分的满意，姑且称为“庸人式满足”吧。
回顾四十年的经历，感慨万千。
一是幸运与感恩。有次学生访谈时，让我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自己已走过的学术之路，我脱口而出的是“幸运”二字。
一位学者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天分与努力之外，运气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考上名校读书，遇到名师指教，是一生的幸运。我的硕士导师茅家琦教授、博士导师张宪文教授均是名重海内外的学者，道德、文章双馨，南京大学首批荣誉资深教授只聘了八位，他们都在其列。读书时我得到他们的教诲，毕业后留在他们身边工作，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让我获益良多。茅先生深邃的理论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能力，张老师的审时度势、组织大团队与规划大项目的气魄、运营学术机构的技巧等等，均是我一生崇拜与模仿的榜样。他们视史学为生命，学术之树常青。茅先生写文章到90岁，张老师80多岁还在为国际合作研究抗战史而不倦地奔波。我的学术血脉中有他们的遗传基因，这是引以为傲的资本与永不枯竭的动力。
做学问的道路艰辛而又枯燥，但在此过程中结识众多的师友、所得到的教诲、所建立的友谊令人终身受益与难忘。四十年研习历史的学术之路中，我不仅在考取南京大学、海外访学、转到浙江大学教书等重要关节点上，得“贵人相助”而变得异常顺利，而且在日常做课题、发表论著、参与学术活动等小的方面，也每每得到朋友的提点与惠助。不只是师友，年轻的同事与学生对我的帮助也很大，蒋研中心的日常工作有他们支撑，会务组织、新媒体运作做得有声有色。50岁生日时，曾试着将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朋友列出清单，“贵人相助”的情境一一浮现在眼前，太多了，无法尽列。最后只能分成前辈老师、同辈朋友与海外师友三个系列，每个系列选出十位。写他们的名字时，我仿佛又见到那一双双熟悉而又关切的目光，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现在，又过了十年，如果再来列相同的名单，肯定会更长。
二是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依据个人经验，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方向（课题）选择，“好的方向是成功的一半”。这是我很晚才悟出的，最初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考取中华民国史专业的研究生，选胡汉民晚年研究做硕士论文，都有点“瞎猫碰到死老鼠”的意味。民国史是刚兴起的研究领域，空白点多，专家少，非常适合年轻人进入与立足。在选择新研究方向方面，茅先生、张老师都是成功的典范。茅先生本科学的是经济，做太平天国史研究一举成名，后来拓展至研究当代台湾史、近代长江中下游城市现代化、中国国民党史等，成就斐然。不仅自己华丽转身，还带出了一批人才，打造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的全新格局。我到浙江大学后，转而做蒋介石研究，建立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们的启发。
虽说学者有选择研究课题的自由，但历史学是门科学，它有研究过去、总结得失、探索人类发展规律、启迪现实、昭示未来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历史研究课题的价值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学者更应该找到具有规律性的、对人有启发意义、学术上有开拓与创见性的课题。这样付出的劳动才更值得，更容易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共鸣。实际一点讲，年轻学者选择这样的研究方向更容易得到认可，发表论文与找工作的机会也相对多些。学术史上留名的史学家，都是能在研究领域中及在课题、方法论上开风气之先、引领潮流的。
什么是好的史学研究课题呢？每人的标准不同。我认为大致可以用“四性”来衡量，基本上符合“四性”的课题都不会太差。“四性”是指国际性、前沿性、现实性和可持续性。历史研究是人类共同的学科，随着中国史研究日益走向世界，所选择的研究课题应该具有国际性，即有国际化的视野与交流渠道，不能关门做学问。如所研究之课题能在国际学界具有前沿性，这自然也能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课题必须有现实的关照，从历史中找到能供现实发展的参考和回答社会关切问题的依据。课题必须有良好的延展性，便于未来在时间与空间上拓展，不宜过窄过小，更不能只做“一锤子买卖”。年轻学者在确定研究方向之前，应该跳出具体课题，仔细思考对照，看看这个课题是否具有“四性”，至少得符合其中的一两个，如果一个都不具备，就建议放弃。我做胡汉民研究20余年，下了大功夫，是学术前沿，但从整个学术潮流来讲，胡的代表性不强，国际上没有几个学者关注他，也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我的成果虽得到学界的认可，但影响有限。蒋介石研究则完全不同，不仅学界注意，而且社会大众也普遍关切。
学者个人选课题时要注意“四性”，研究团队在选课题时更要如此，课题体量要能包容更多的人参与，让每人都有施展才华的空间。茅先生做太平天国研究，是因为农民战争史在20世纪80年代前是史学界热门的“五朵金花”之一。后来，他敏锐地应两岸关系的变化，转做当代台湾研究，开发出学术热点，引导了学术潮流。到浙江大学之前，我对近代中韩关系做了不少的资料积累工作，这是很好的个人研究课题，但很难形成集体合作，所以在确定学科的发展方向时，还是定在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上。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比较正确。无论我个人，还是浙江大学历史学科，都有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三是特长与坚守。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史家必须兼具史才、史学与史识，清代章学诚又加了史德。严格说，兼具才、学、识、德四种品质的史学家凤毛麟角。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模仿、攀比。史学研究者的天分、学术背景、训练与兴趣千差万别，不能强求一致，只要恪守职业道德，认清自己的特长，在研究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课题，用个人擅长的方法进行研究，坚持不懈，应该能取得不俗的成绩。
历史研究是个既苦又累，且不易出成果的学科，它最大的特征是实证，无论多么玄妙的结论，都需要坚实史料的支撑，容不得投机取巧，也鲜有捷径。夸张一点说，历史学是上帝给天资不聪颖而又肯刻苦努力的人留的一条“生路”。对此，我深有体会。
我非常羡慕那些精于理论的学者，从几个概念出发，演绎古今、勾连中外，就能写出一篇漂亮的文章或者一部著作，真是举重若轻。但自己不具有这样的天赋，只能下死功夫，举轻若重。我的研究方式是标准的“论从史出”：先穷尽史料，梳理出头绪，从中找出问题，写文章。不会问题意识先行，提炼重大问题，再去读史料来对问题进行研究、印证。我撰写论文格式与结构，最初是模仿茅老师的文章（可能只学了点皮毛），史料扎实有余而灵动不足，行文滞拙而欠流畅，真正是“拙文”。不过，久而久之，形成了个人风格，自己难再脱胎换骨，也有学界同人与编辑为之叫好的。
四十年来，我基本上用最笨的办法来做研究，搜集第一手史料、整理史料、从新史料中发现问题，写作论文。第一手珍稀史料的获得，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甚至也需要运气，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写硕士论文时，为搜集胡汉民资料，南下广州，北上北京，当时的交通与住宿条件极为艰苦。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用8个月时间抄录胡汉民资料，又花了近10年时间将其整理成15卷出版。蒋廷黻资料从开始介入到整理成24卷出版，前后也超过10年。正合了前贤们所提出的坐十年冷板凳的要求。目前进行的“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所需时间会更长。
四是局限与遗憾。人贵有自知之明。在史学研究方面，我现在达到的高度已超过自己的能力，有前文所说的“庸人式满足”，应该没有多大的遗憾。所有的结果，都是一个人秉性、天赋、努力与运气的综合，都是最好的安排。这里说的“遗憾”，是通过对比一些成功的学者，复盘反思：如果从头再来一次，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我在才识方面的主要局限是，理论素养较差，问题意识不够，导致史料发掘不深，研究未能提升到整体性、体系性的高度。可能是因为知识结构的偏差，我本科时就疏于对理论性课程的学习，理论性的书籍避之唯恐不及。对此偏差，我早有意识并试图弥补，在个别研究中也引入过政治学、心理学的理论，恶补相关知识，但总体上，研究往往陷入就事论事，史料罗列。自己找到的珍稀史料，宁可花大力气考订、解释，很少去深入发掘内涵，思考史料背后的逻辑，提升分析水平。就像是充当苦力的矿工，千辛万苦将原料从地下挖出，当成原材料出售，而其他人用先进设备加工成精品，获得高额回报。这不是比喻，而是有真实的经历印证。首次在香港中文大学拜访金观涛教授，他说很喜欢看我这类学者写的文章，运用了新史料且考订严谨，引用起来特别放心，省去了许多查找史料的时间。他是诚心的称赞，但我听起来心里却不是滋味。金教授非历史专业出身，但他理论功底好，将史学界的“初级成果”吸收消化升华，自成体系的一家之言，其著作的影响力“超越”了许多历史学家。我等技不如人，奈何？！
回头看，我的遗憾有两个：一是开悟稍迟，未在开始就将史学研究作为终生职业去经营。我的学术起点有个令人羡慕的高度：国内高校系统的首个民国史专业的硕士生，学位论文在《历史研究》发表。李新先生要我报考他的博士生，如若成功，会是民国史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经他栽培在北京学术平台上发展，有那样的大格局，我后来的学术之路也许是康庄大道。可惜，我直到40岁左右，真正省悟到自己确实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本事与机会了，才死心塌地于史学。
二是没有完整的留学经历，缺乏现代史学系统的理论素养，眼界不够开阔，格局有限。我一度渴望出国留学，但直到37岁时才首次出国参加会议。之后，出国出境访学的次数不少，在外面的时间加起来也不算短，与海外学者交往很多，但因为出国时岁数偏大，在外期间，或专心搜集史料，或零碎地有选择地学些理论，没有系统学习，导致从未用史学理论来规划、构架自己的研究体系。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人生谁能无憾？何况，走了另外的路，前景就如何如何，只是推测。真的走了，或许还不如现在也未可知。所以写出来反思，是提醒自己今后加以改善（当然，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想让能看到此文的年轻学者与学生有所参考，他们或可引以为训，避免重蹈覆辙，能在学术研究的路上起步正，走得顺。
（刊于肖如平主编：《传承与创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