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缓不绝的异样“文火”
——中国当代文学在荷兰
吴锦华 何墨桐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但这一话题所包含的文化实践是一个至为复杂的过程。且不论文化差异、国际环境、历史传统、现实拘囿等背后的问题，且论谁在传播、如何传播、传播谁的作品这些表层的问题，也常常决定着传播和反响的效果。
著名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的柯雷教授2010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曾指出：所谓“海外”与“西方”是大而笼统的概念，需要区分对待。法国、德国、荷兰，虽然国土相邻、语言相近，但中国文学在这些国家的传播情况却大有不同。另一方面，“文学”是多种文类的总称，精悍短小的诗歌与篇幅浩瀚的长篇小说，因其翻译强度、难度的千差万别，也会造成海外传播的巨大差异。因此，即使同属中国文学，诗歌和小说的传播方式也有待分开考量。
海外传播的另一个关键词——“中国作家”其实也是一个值得仔细斟酌的概念：是书写中国的作家、中国国籍的作家，还是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中国作家”这一表述本身便已含糊不清，表意不明。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移居海外。其中有不少人使用非汉语书写中国经验，使用寓居国家的当地语言与读者交流，这部分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和中国国内热门作家的海外传播也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讨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时，必须在共通的传播规律中充分考虑这种具体差异，因为这种差异性也可能正是其存在的最大价值。比如本文拟探讨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荷兰的传播，笔者相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
一、文火：中国文学荷兰传播历史概观
纵览中国文学在荷兰的传播历史，大概用“文火”来形容最为合适了。这大概也是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和比利时根特大学（Gent University）六位汉学家共同编辑的杂志《文火》（Het Trage Vuur）的双重寓意：可理解为“微缓”, “温温不绝，绵绵若存”；又可理解为“文学之火”, “不向商业化文化猎奇屈服，编选单凭作品的文学价值”。
中荷交往史以贸易始，也因贸易而起伏波折，反目成仇又握手言欢。比起贸易主线，中国文学在荷兰的传播史相对显得风平浪静、不温不火、静水流深。
地处西北欧，40%国土低于海平面，面积只有北京的2.5倍大小的“低地之国”——荷兰，在16世纪末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的海上霸主和殖民强国。荷兰在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中嗅到了商机，在17世纪初主动派出了范·内克（Van Neck）舰队来到广州口岸，要求与中国通商却遭拒绝。平日见惯了“番鬼”的广东人和福建人，看到“其人衣红，眉发连须皆赤，足踵及趾，长尺二寸，形壮大倍常，似悍澳夷（葡萄牙人）”的荷兰人，纷纷诧异于其怪异的形象，以“红毛番”和“米粟果”称呼之。吃了闭门羹的荷兰人，在武力攻击竞争对手葡萄牙的同时，在随后的百年里，以“先兵后礼”的方式打开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通道，并开始了与中国长期的贸易关系。
务实的荷兰商人们仅仅对与贸易相关的中国风俗人情感兴趣，而无意于了解其文学作品。“从事汉语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人多为欧洲传教士，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尤其活跃。”1767年，荷兰人按照英译本将《好逑传》翻译为荷兰文，这是第一部中国文学的荷兰语译著。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玉娇梨》——第二部中国作品——的荷文版才面世。
直到19世纪，荷兰人对中国的兴趣再一次因为实用主义的原因而激发。1876年，莱顿大学首开先河设立汉学院，培养能与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华人打交道的官员，从此开创了欧洲最为久远的汉学历史。当时印度尼西亚住着大量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华侨。荷兰政府要管理华侨，需要了解中国移民（主要是来自广东、福建的移民）的习惯、宗教、法律。第一、二届的汉学院毕业生都不会说官话，但闽南话非常流利。汉学院历任的教授，多是研究中国宗教、法律、哲学的专家。在汉学院成立后的百余年历史里，只有4位人物与中国文学亲密接触：第一个介绍“五四运动”的戴文特（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将狄仁杰的故事“西传”的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志在研究陆游诗歌的容克（Dirk Reinder Jonker,1925—1973）以及成为汉学院第一位中国文学教授的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1944— ）。
随着1949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荷兰人认为东方学研究已无多大必要。莱顿汉学院进入发展的瓶颈期，教授职位空缺，学生人数锐减。1970年，只有6个人选择就读汉学院，最后毕业的只有2人。1975年，选择就读的人数上升至26人，然后只有1人毕业。刚刚结束“文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这无形中“拯救”了处在瓶颈期的莱顿汉学院。莱顿汉学院的学生数量开始逐年增加。1985年上升至85人，达到顶峰，而后数字有所回落。这些学生到中国学习和生活，直接从中国带回了第一手资料信息。这些汉学院的毕业生不再是与荷属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打交道的官员，而成为文学翻译家及研究者、荷兰驻中使馆工作人员、荷兰驻中公司职员等。他们发挥多语优势，为中荷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在荷兰活跃的翻译家，几乎都是80年代后到中国留学的莱顿大学汉学院毕业生。
80年代以来，荷兰对中国的关注原因超越了实用主义而走向多元化。1978年后，在懂中文的读者有限、翻译基金有限、对中国文学热情有限的荷兰，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的关注热度持续高涨，中国文学依然持续、相对低调地传播着。与此前不同，以王露露为代表的使用荷兰文写作的华人小说家，以琼柳、颜峻、陈黎等为代表的使用中文写作的诗人，以及以莫言、苏童等为代表的使用中文写作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在荷兰的传播情况，更为直观且充分地呈现了商业效益、文学价值、语言差异、文学文类、作家性别等因素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二、“代言人”王露露：用荷兰文写作的小说家
在荷兰家喻户晓、口耳相传的中国作家当数直接使用荷兰语写作的王露露。她90年代末在荷兰“横空出世”，掀起了一股热潮，荷兰乃至欧洲其他11个国家的近50万读者极为好奇地注视着这位神情略带忧郁的长发作家，倾听她用“王式荷兰语”讲述那个遥远而陌生的中国故事。王露露恰逢其时地成为掌握荷兰语、英语、汉语三门语言的作家，省去翻译中介带来的误读与拖延，站在了与荷兰读者接触的最前线。现在，她在荷兰已然成为中国话题的发言人。
王露露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妈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露露80年代取得北京大学英文系学士及硕士学位后便漂洋过海，到荷兰南部的马斯特里赫特市（Maastricht）教授中文。1997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荷兰语自传体小说《百合剧院》（Het lelietheater），一举攻下荷兰畅销图书榜的榜首位置，并斩获1998年荷兰文学新人奖（Golden Ezelsoor）。2001年，由Hester Velmans执笔翻译，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了该书的英文译本，再次成为英文畅销书。自《百合剧院》（Het lelietheater）一炮走红后，王露露以先快后慢的速度陆续出版了《致读者的信》（Brief aan mijn lezers）、《温柔的孩子》（Het tedere kind）、《白丧事》（Het Witte Feest）、《丁香梦》（Seringendroom）、《红喜事》（Het Rode Feest）、《明月》（Heldere maan）等11本著作。
在《百合剧院》这部可归类为“成长小说”的长篇作品里，主人公莲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她的“文革”经历。莲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文革”时爸爸被单位派到边远地区工作，妈妈则被送到劳改干校改造思想。莲的成长历程被搭建为故事的主线，在劳改干校里接受“私塾”教育、与同性朋友金若即若离的同性关系则被编织为故事的副线。
在作品开篇，因为一次“耻辱”的求情，莲得以跟随妈妈到了劳改干校。在求情过程中，莲的妈妈呵斥莲把衣服脱掉，好让党组书记看到她身上的白癜风。当莲扭捏地抗拒时，她的妈妈顺手就给了她一巴掌。如此“侵犯人权”的开篇后，年近14岁的莲被迫跟随母亲下放农村。她目睹了劳改干校里女性知识分子的窘迫。阴暗潮湿的狭窄居室，日复一日的单调劳动，难以果腹的饮食，让这些曾经高贵的女性如无望的囚徒般萎靡度日。莲的妈妈在高压之下，情绪极度不稳定，这种绝望让她时而温柔地细声细气，时而瞬间雷霆大发，骂声连连。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中，在妈妈向党组织的第二次求情下，莲得以向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学习，接受与学校正统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不同的“私塾”教育。她听到了关于历史的不同讲述，历史观得以重塑。她如此渴望分享她学到的一切，但劳改干校里没有和她年纪相仿的朋友，她只能来到开有百合花的池塘，对着青蛙、蜻蜓等池塘生物诉说她想诉说的一切。
干校的故事成为作品的第一部分，其中掺杂着对莲的好友金的介绍。1973年以后的故事成为作品的第二部分，主要讲述莲和金的故事。金是来自穷苦农民家庭的孩子，沉默寡言，不修边幅，其外貌和智力都逊他人一筹，因此在学校里备受歧视。莲是唯一试图鼓励金好好学习、参加体育比赛的同学。她试图鼓励、引导金成为“三好学生”，但金的全部努力却因为家庭背景而毁于一旦。在莲渐渐受到异性关注的同时，莲和金之间发展出一种隐晦的同性恋之情。金最后却嫁给了一个地痞流氓，一段同性之爱匆匆而终。
来自各界的评论普遍认为《百合剧院》中社会背景的架设是真实感人的，知识分子被洗脑、羞辱、残酷对待的境遇，以及作者对于政治风云变化的描述，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本讲故事的书，毫无疑问，它成功地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残酷“文革”的印象。
《百合剧院》这本类似自传的书中，那个可怜的莲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位作家。尽管作品中的她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但她的乐观坚强为现实中的王露露赚得了同情分。在接受采访时，王露露说，“歌唱时，把自己视为最好的女高音；工作时，把自己视为世界运转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自信使王露露赢得了不少女性崇拜者，被她们推崇到偶像的地位。
以坚强、独立、个性形象出现的女性作家总是容易赢得市场的青睐。卫慧、棉棉、尹丽川以及春树等女作家的作品都有了荷兰译本。然而，懂得荷兰语的王露露比这些作家更主动地参与到了荷兰的公共事务中，因而更容易成为关于中国的“代言人”。王露露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时常成为讨论的话题。在国人眼中属中等身高的王露露，在身材高大的荷兰读者看来，显得有几分瘦弱。读者们纷纷惊叹，如此瘦小的穿着高跟鞋的中国女人，竟可以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
高深（Peter de Hoog）是一位荷兰退休律师，目前在莱顿大学访学。他谈及对王露露的印象时，给予了很正面的评价。他屡次提及王露露在与激进的荷兰人辩论时的精彩表现。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某些荷兰人在电视媒体前批评中国没有人权，号召荷兰人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以示抗议。据当时看了现场直播的留学生描述，这些荷兰人批评中国一面冠冕堂皇地办奥运，一面不尊重人权。他们极端地宣称，“谁支持中国奥运，谁就是凶手”。王露露是在场的中国人代表，她用荷兰语与这些极端的荷兰人进行激烈的辩论。事后王露露承认当时有点情绪失控。据观众描述，她“言辞锋锐，声音尖利，手势颇多”。尽管不少人受不了王露露的尖嗓门，但有好些荷兰人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她：这个女人有点“强势”。荷兰人善辩，倾向于通过讨论甚至是辩论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人“总是不愿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中国人的表情让人猜不透”。王露露这位自信、乐观、敢言、穿旗袍的大嗓门女人以另一种略带暴力的方式改变着荷兰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
在获得赞誉的同时，王露露作品中的故事结构、人物形象尤其是语言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议。
王露露在采访中提到，“（对双语甚至三语写作者来说），用第二或第三种语言进行写作，像隔靴搔痒，像带着镣铐跳舞”。概括王露露的语言特色，第一是大篇幅地塑造意象，第二是大量地对中国成语进行直译和改编，王露露的这些语言创新虽然大胆，但也颇受争议。
意象的使用是王露露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王露露在采访中多次提到：荷兰人表达情感很直接，想说“我爱你”就会直白无修辞地脱口而出；而中国人喜欢说“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中文传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信息，更是传递一种感觉，营造一种氛围。王露露对于意象的信手拈来，的确赢得了一批荷兰读者的喜爱。葛达（笔名）这位不懂中文的荷兰女性读者，在类似豆瓣的书评网站goodreads上，给王露露的每一本书都打了五颗星的最高评分。当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对葛达进行采访时，她耐心且详尽地回复说，对王露露的文风极为欣赏。她对远东地区（中国、日本、东部俄罗斯、蒙古等）非常感兴趣。当她在书店偶遇《百合剧院》一书，对王露露作品的喜爱与追随便一发不可收拾。她尤其喜欢王露露的笔调，在她看来，一位荷兰作家会说“她的卷发很长”，但王露露会这样写——“她的头发，蜷曲，触到她的后背低低的地方”。这样的描写，给予葛达一个宽广的想象空间，她跟随着王露露语言的脚步，去想象一个她完全不了解的中国。
然而对于中文水平达到HSK6级的荷兰男性读者叶达安（Daan van Esch）来说，王露露这样慢条斯理的描述简直是他的噩梦。喜欢读王朔、棉棉、老舍、邓拓作品的莱顿大学汉学院研究生叶达安，因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对王露露的恶评，便决定去读一读她的作品。没读几页，他便认同了书评家的观点：作品写得过于夸张，繁琐得让人不愿卒读。叶达安举例说，作者不愿意简单地说“她哭了”，她必须用洋洋洒洒几页的篇幅，夸张地描述说“眼泪像瀑布一样从她的脸颊流淌下来，近乎像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但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更让人动情，让人感觉接近”云云。
另一方面，王露露大量地对中国成语进行直译和改编，既是出于塑造意象的考虑，也是意图给不了解中国的读者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她的这种举动，犹如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不仅使人怀疑她的语言能力，进而对她建构作品的能力也表示质疑。
荷兰的知名翻译家林恪（Mark Leenhouts）尖锐地批评王露露的语言实验。他举例说，王露露喜欢“无厘头”地改编中文及荷文中的短语，如汉语中“热锅上的蚂蚁”被她改为“蹦床上的蚂蚁”。而荷兰语中的“猫不在家，老鼠就乐得跳舞”，她改为“如果猫离开了垒，老鼠就乐得跳舞”；荷兰语里的“四只眼睛在场的”，她改为“六只眼睛在场的”。林恪认为这种语言实验产生的唯一效果就是荒谬，让人勉强苦笑。房儒本（Ruben Oosterhuis）是莱顿大学汉学院的研究生，他常常困惑于王露露的陌生化语言，需要将王露露的荷兰语转化为中文才能大概猜出作者的意思，但往往还是让人“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举例说，王露露在后记中将自己的作品比喻为夏日爽口的西瓜，这让他感觉非常地莫名其妙。
王露露的作品结构也颇受争议。在故事情节进行得很紧凑之时，她爱加入一段中国历史背景的介绍，时不时地突兀打断最戏剧化的一幕。除此之外，王露露的故事无悬念、虎头蛇尾、过多独白的问题也遭到颇多批评。2007年，王露露借小说《明月》获得了最差情色描写奖。这个奖为Humo杂志所设，意在消除小说中没必要的、单调的、糟糕的情色描写片段。
随着中国逐步走向国际，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国度，这位中国女人的神秘面纱渐渐被揭开，王露露的读者人数开始大幅度减少。读者对王露露的好奇度逐步下降，对她的异域情调也不再觉得新奇。然而仍有不少继续支持王露露的读者，这些人大多为30—50岁的荷兰女性，这个群体的人有学习和认识其他文化的强烈愿望，或者说得尖锐些，她们有这样的时间或闲情。虽然王露露的作品不再像之前那样热门，但她在特定的粉丝群心里，依然是一位偶像。
三、冷静与自由的日常艺术：中文诗歌的荷兰生态
王小龙曾在一首诗中调侃，在80年代的中国，随便往窗外扔一颗石头，砸中的极有可能就是写诗的人。1986年在四川成都，由诗歌刊物《星星》主办的“全国最受欢迎诗人”的颁奖礼上，北岛、顾城、舒婷等诗人着实见识了读者追星般的疯狂。然而，随着启蒙主义的失落，曾经自以为是救世主的诗人无奈地走向社会的边缘，只能在诗歌的一方小天地里，孤独而寂寥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字家园。写诗、读诗，不再成为一种全国的热潮。
在荷兰，似乎很少见到如此大规模的、变化的“诗歌热”，荷兰人对诗人和诗歌有着别样的期待。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会长亨克·普罗佩尔（Henk proper）指出，荷兰人的工作节奏快，每日上下班的机械生活让荷兰人或多或少地产生抑郁情绪。他们喜欢周五晚上泡酒吧，也愿意参加诗歌朗诵会，聆听诗人的声音。在他们看来，诗人对世界，对社会的态度、看法和他们不同，诗人的敏锐使他们不会聚焦于上班族那实际又物质的困惑与焦虑，而是会捕捉到生活中别的东西。在聆听诗人朗诵时，大家大可以把日常的琐碎扔在一边，感受诗人对世界的新看法和新认知。据北岛的回忆，他当年到荷兰参加鹿特丹诗歌节时，不禁惊叹观众的冷静。安静的听众安分守己，花钱购买朗诵会的门票，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必要时鼓鼓掌，绝不会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荷兰人读诗、参加诗歌朗诵会，似乎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
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诗歌节之一。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都会汇聚于此。自1970年创办以来，几乎每年不落，今年已是第43届。在官方网站的资料库里，可查阅43年来获邀的来自81个国家的1074名诗人的简介和参加诗歌节的作品。诗歌节节目种类丰富，既有面向诗歌翻译爱好者的诗歌翻译工作坊，又有面向普通观众的诗歌朗诵会。中国大陆诗人何晓林、郑敏、北岛、马高明、舒婷、多多、顾城、杨炼、芒克、西川、翟永明、于坚、张枣、肖开愚、颜峻，中国台湾诗人洛夫、陈黎、叶觅觅等都曾受邀参加鹿特丹诗歌节。诗歌节创始人是马丁·莫伊（Martin Mooij）——北岛笔下的“马丁国王”,1930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曾是一名畅销书作家。他认为有着得天独厚的港口环境的鹿特丹，应该成为一个诗人的自由港，让世界各地的诗人能够写他们想写的东西，能够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是将荷兰诗歌翻译到中国、将中国诗歌翻译到荷兰的关键性人物。柯雷对多多、北岛的著作翻译最为全面，这两位诗人都出版过荷兰文的个人作品。在此基础上，柯雷199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勾勒朦胧诗的发展脉络，下篇对多多的诗歌做文本细读的个案研究。另外，柯雷还翻译了被列为第三代诗人的西川、韩东、于坚、孙文波、翟永明等人的作品。柯雷2008年出版的诗学著作《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成为荷兰读者、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必读书籍。该书的中文译本已由张晓红译出。
8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柯雷，在首都剧场偶遇荷兰著名作家、出版商阿德里安·凡·蒂斯（Adriaan van Dis）以及马高明，三人携手促成了《荷兰现代诗选》的翻译和出版。1990年，既是学者又是诗人的汉乐逸（Lloyd Haft），与柯雷合作译出了1978年以来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的作品选，其中包括顾城、多多、北岛、芒克、王家新、柏桦、杨炼、琼柳等十位诗人。这本诗集由莫伊伦霍夫（J. M. Meulenhoff）出版社出版。自90年代以来，柯雷以及他的博士生张晓红、马苏菲（Silvia Marijnissen）、雨龙（Jeroen Groenewegen）等着力于中国诗歌的英文及荷兰文的翻译和研究，并协助举办位于阿姆斯特丹或鹿特丹的国际诗歌节。张晓红在翻译大陆女诗人作品、马苏菲在翻译台湾诗人如商禽、夏宇等的作品方面颇有建树。
荷兰的诗歌翻译家除了关注国内的知名诗人外，还关注了一些名字并不十分响亮的诗人，比如琼柳、陈黎、颜峻。这些诗人在荷兰有相当多的读者。
广西壮族女诗人黄琼柳，是广西乡土诗人黄勇刹（《刘三姐》的执笔者之一）的女儿。1980年以前，黄琼柳受父亲的影响，主要创作民歌体诗，如“明月跃山梁，/晚风拂面庞，/大队会一散，/踏月把路上……”（《踏月行》）1985年，广西民族出版社为一批势头正劲的广西青年诗人出了一套《广西青年诗丛——含羞草》。诗丛不仅收录了黄琼柳的《望月》，还收录了杨克的《太阳鸟》、林白薇（小说家林白）的《三月真年轻》等12位诗人的诗集。
对各种外文有广泛兴趣和了解的荷兰诗人Rein Bloem对黄琼柳作品评价极高。Rein Bloem和柯雷合作，一起翻译了黄琼柳的作品。她的作品不仅出现在1990年的多人诗集上，还结集为个人作品集。“一家很小、业余而绝对高雅的出版社（Amsterdam:De Ruysdael,1989）给琼柳出了一套五首的组诗的漂亮的双语小册子。琼柳还举办过好几次个人朗诵会、翻译讨论会、公开采访等。”
陈黎是一位台湾诗人，同时也是一名翻译家。他在2009年获邀参加鹿特丹诗歌节，因《战争交响曲》广受好评，赢得了不少荷兰读者的喜爱。诗歌通篇只运用了4个汉字——“兵、乒、乓、丘”。全诗共分三节。第一节中，“兵”字整齐排列，每行24个，共16行。第二节里，部分的“兵”字被“乒”和“乓”代替，零落且不规则地散落诗节各处。第三节恢复第一节时的整齐排列，“兵”字全部被“丘”字所代替。视觉上，陈黎巧妙地通过汉字字形和组合形状的变化，重现了战争的过程：战前整装待发的士兵，气宇轩昂；战争中变得缺手少腿，七零八落；战后齐齐捐躯，狐死首丘。听觉上，诗人通过四个汉字声音的重叠与变化，通过对音量与节奏的控制，绝妙地从另一维度重现战争。荷兰最大的报纸《NRC商务报》（NRC Handelsblad）曾以“诗人陈黎用方块字创造战争”（“Dichter Chen Li Creëert Oorlog Met Karakters”）作标题，报道诗歌节的朗诵情况。报道写道：“当你坐在观众席上，台上的异域诗人你并不认识，他们写诗的语言你也并不了解，你必须通过翻译才能间接了解诗歌的意思，必须花费心思才能与诗人进行心灵上的交谈。……坐在观众席上的你，往往会不知道在听什么，不知道为何在听。当然，灵光一闪的奇迹会出现，在某一瞬间你爱上了一首诗，一句诗，或是诗的语调，但奇迹并不经常发生。”这篇报道赞扬陈黎等诗人的努力，为观众“表演”既具地方特色又超越国界、语言的诗歌，大家可以通过视觉和听觉进行感受的诗歌。
颜峻出生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他写诗、玩音乐，出版诗集《次声波》（2001）和《不可能》（2006）。柯雷将他的诗歌朗诵描述为“三个向度的诗歌表演”。第一向度的表演由图片构成。颜峻在大屏幕上投影一系列动态的、设计好顺序的图片。这些图片捕捉一个个社会事件，如英美入侵伊拉克、SARS爆发期间医院内部掠影以及强拆事件等。除了这些明确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照片之外，还有静态的鸟儿的写照、船划过湖面的余澜、十字路口的车来车往等系列照片，光影变幻中传达一种复杂糅合的情绪：既疏远、压抑、萧瑟，又有忧郁、思乡以及怜悯。第二向度的表演是声音，有颜峻本人的朗诵，有时也有由敲击器皿发出的声音，还有一些电脑合成的声响。第三向度的表演则是配图文字。三个向度的配合，使得颜峻的诗歌表演别具一格。
当颜峻受邀参加2011年鹿特丹诗歌节时，他一惊一乍的表演让一些老年人提前退场，但赢得了大量青年人粉丝。在朗诵结束后，听众纷纷涌到前台与他握手，表示诗人启迪了他们，让他们对生活有了新的了解。前文所提到的荷兰文学基金会主席普罗佩尔先生的女儿是颜峻的忠实读者，据普罗佩尔先生接受搜狐记者采访时描述：“我自己女儿12岁就可以背他的很多诗歌，因为他的语言非常吸引人。跟荷兰作家一样，他非常关注社会问题，通过他的诗歌会讲一些政治或者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文笔非常好，大家觉得他写的诗非常美，有时候非常浪漫，但是他的诗歌有时候会涉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大家都面临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是个演员，也是搞艺术的，但是也有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这个人很年轻，他的年轻观众（读者）特别喜欢听他的话，通过他的诗歌他们也会自己思考一些社会当中更重要的问题。”
诗歌节中，这些创新性的表演既形象地给不熟悉中国的荷兰观众“通报”了最新事件，又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中文的音乐美和建筑美，简洁有力地征服了荷兰观众。除诗歌朗诵外，诗歌作为一件艺术元素，被创新性地进行了艺术的融合和加工。创始人莫伊先生曾充满创意地在鹿特丹市超过400辆的城市垃圾车上写下各种精彩的诗句，把诗歌带入千家万户。2004年始，鹿特丹市政厅用两年时间，将鹿特丹新西区（Nieuwe Westen）的几条相邻街道打造为把诗歌公共艺术化的“诗路”。鹿特丹新西区的居民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诗路”的“原材料”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诗歌作品。其中台湾诗人陈黎的诗作《墙》的最后两行“墙壁有耳/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被荷兰艺术家布杰宁（Toni Burgering）再创造为结合诗与视觉艺术的公共艺术品，悬挂于位于马森尼塞街（Mathenesserplein）上的一座名为新马森尼塞通道大楼（Nieuw Mathenesserpoort-gebouw）的外墙。布杰宁将《墙》最后两行的荷译，和诗的标题——中国字“墙”，做成霓虹灯管，悬于该大楼入口的墙上。以黄色灯管构成的“墙”字，看起来仿佛是一间房子的平面图，有许多隔间，也有一些空地。两行荷兰语译诗，则以蓝色灯管成一列展开。
四、“翻版”中的错位期待：中文小说在荷兰
相比以荷兰文写作的中国作家王露露以及用中文写作的诗人们，用中文写作的小说家在荷兰的影响力略逊一筹。当笔者向各大书店及出版社写信咨询关于中国的推荐书目时，莱顿De Slegte书店回复推荐美国学者史景迁（J. D. Spence）、费正清（J. K. Fairbank）、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描写中国社会转型的书籍。德格斯（De Geus）出版社推荐该社翻译并出版的张贤亮、张洁、虹影、毕飞宇、余华、韩少功等作家的小说以及加拿大儿童文学作家Ye Tingxing的作品。海牙的the American Center书店则是推荐Jung Chang、Lisa See和James Clavell的作品。这样的调查结果折射出一种无法忽视的现状：中国作家的中文小说作品只是引起了学术圈的关注，而没有吸引大范围的普通读者。
有两位人物，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海外传播（不只限于荷兰）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位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一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刘江凯在其文章中曾指出：“莫言、余华、苏童的海外接受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有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并获国际电影大奖的作品。”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拍成电影《红高粱》,1988年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搬上银幕变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余华的小说《活着》也被拍成了同名影片，1994年获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这些影片上映时，在欧洲的上座率极高。“西方”观众好奇地凝视着曾经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文明古国重开大门后的模样。张艺谋捧红了巩俐等影星之余，顺势推动了莫言等作家的书籍在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的大卖。葛浩文又被称为中国文学的“接生婆”。鉴于他对原作大刀阔斧的改编，或许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的“化妆师”更为恰当，后文将就这点详细论述。
非常有生意头脑的荷兰出版社，借电影、小说极受欢迎之风，火速组织翻译家翻译莫言、苏童、余华、姜戎等作家的作品。借助葛浩文翻译、Penguin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六位翻译家联手翻译了荷兰语版本的《狼图腾》，由荷兰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出版社于同年出版。莫言大部分作品的荷译本如《天堂蒜薹之歌》等，都是以葛浩文的英译本为底本而进行了转译。池莉、李锐等作家的作品，在葛浩文1996年出版的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一书中也有收录。荷兰出版社当时火速组织各路翻译家从英译本20个故事中选出14个，风风火火，同年便推出了荷译本。但书籍出版后的实际效果却让出版社大大失望：荷兰读者并不十分买账；出版社的编辑评价销售情况说，“不差，但远不如我们期待的”。
就在中国文学翻译和销售在邻国法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荷兰的出版社开始勒住跟风策略，谨慎地盘算，投放中国长篇小说到如此小的荷兰市场是否划算。愿意购买中国作家版权的文学代理越来越少。无法带来经济效益的中国小说翻译再难引起出版社的引进意愿。
相比起90年代的中国当代小说荷译本的出版，如今的翻译和出版规模已经远远缩小，同时也走向了精品化的路线。虽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财大气粗”的莫伊伦霍夫出版社充其量也只敢出版两本高行健的作品。德赫斯出版社是仅有的专设中国文学出版资金的小型出版社，它只挑选优秀的译者来独立翻译韩少功、苏童、余华以及白先勇的作品。前文所提的林恪是其中的一位主力译者。从1996—2006年，德格斯出版社出版了由林恪翻译的韩少功的作品《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毕飞宇的《青衣》以及白先勇的《孽子》。作为莫言的忠实读者，前文所提的马苏菲与荷兰的德勒斯出版社签订合同，于2012年年底出版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的荷译本。《檀香刑》的荷译本是他们接下来的计划。
分析中国知名且文学成就高的小说家在荷兰受冷落的原因，马苏菲和林恪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荷小说传统审美上的差异性：在社会和个人之间，中国小说更注重描写社会和众人，而忽略了个人。
马苏菲在《中国文学在荷兰》一文中提到——“大部分的荷兰读者对中国一无所知，近些年这些情况才略微有些改观。中国文学里的人物非常多，但在对人物的心理发展上往往缺乏细致的刻画。众多缺乏立体感的人物充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往往让读者产生无法接近的距离感。”林恪在《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ur Van Nu）一书里，提到了对莫言和余华的评价——莫言、苏童、余华的作品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反映社会万花筒的小说更像是一本专门提供信息的书（informative books）。“莫言的《生死疲劳》写的是1950—2000年中国农村的改革。余华的《兄弟》，比较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行为和如今消费社会的白痴行为。他们的书，松散、分集式的结构让西方读者无法视之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西方文化里，结构（composition）和个人性（individuality）是主导因素，这正是中国作品所独缺的。”“中国作家在作品中反复质问中国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这些质问和‘非中国’地区的读者没有很大联系，至少，不是显得很急切很相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