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评论》
张炯
《文学评论》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20世纪50年代创办的刊物，1978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既是《文学评论》的作者、读者，也数度担任过《文学评论》的编者，可以说关系匪浅。
我最早给《文学评论》写稿是1960年，那时我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文学理论组担任实习研究员。恰好话剧《甲午风云》演出，《文学评论》其时比较重视文学的发展，编辑部召开一次讨论该剧的座谈会。编辑张晓翠同志邀我参加。我斗胆在会上发言，张晓翠就约我给《文学评论》写篇稿，而且要求得快。我赶了一整天，写了将近万字的评论。隔两天，张晓翠同志拿排好的清样给我看，我看到有许多被钢笔删掉的段落，心里不大高兴，就问：“为什么删这么多？”张晓翠同志说：“这是其芳同志亲自删改的，你要有意见，可以直接找其芳同志谈谈。”
我听后相当吃惊！我知道何其芳同志是著名的诗人兼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又是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他亲自改我的稿，我怎么敢去跟他申说呢？张晓翠见我犹疑，就说：“其芳同志平易近人，你尽管去说。”第二天，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其芳在家里，约你到他家去谈”。我硬着头皮就去了。没有想到，进了他的家，其芳同志竟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家人通报后，他立即起来招呼我进他的卧室，领我到窗前的桌子边，说：“听晓翠同志反映，你对删改你的文章有些意见，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好吗？”接着他摊开清样，一段一段给我讲为什么要删去这一段那一段。我也讲了有些段不宜删去的理由。他觉得我讲得有理的部分，就给我恢复了。最后，文章剩了八千多字。他的态度非常和蔼和民主，跟我这个后辈说话，完全用商量的口气，使我非常感动！我永远记得他说的如下一段话：“你把《甲午风云》跟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相比是不恰当的。席勒的作品是世界名著，《甲午风云》怎么能比呢？写评论文章，必须有分寸，虽然要做比较，但就像评价乒乓球比赛一样，一定要看世界冠军级比赛才会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从此，我永远记住其芳同志的教导，并且把他看作《文学评论》编辑的榜样：既平等地对待作者，又善意地帮助作者。可惜我当时没有机会当编辑，而是被派去跟蔡仪先生编写《文学概论》。三年后又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革”开始后，《文学评论》也停刊了。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派来新的领导，要求恢复业务工作，指示筹备《文学评论》和学部原先的《新建设》杂志改为《思想战线》一起复刊。当时文学所的领导指定何其芳同志为筹办《文学评论》编辑部核心小组组长，毛星为副组长，调邓绍基、蔡葵和我为小组成员，要我负责现代文学组。这样，我才首次进入《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当时现代组的成员还有陈骏涛、杨世伟和彭韵倩。由于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地下党时便参与过福州市的地下刊物《骆驼》月刊的编辑工作，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还当过学生办的文学刊物《红楼》月刊的编辑，因此，对编辑刊物还有一些经验。我们很快便积极开始拟选题和组稿。没有想到，“四人帮”很快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思想战线》和《文学评论》也被迫停止复刊的工作。大家便转去撰写评论《水浒》的文章。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央决定从哲学社会科学部调人去接管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我也被调去，后来负责《红旗》的文化组。因此，就无缘再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文学评论》再次复刊的工作了。
何其芳同志于1977年去世。之后沙汀、陈荒煤同志主持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复刊后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大力促进文学创作复苏，积极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开道。徐迟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时，彭韵倩同志便约我写了篇评论，在《文学评论》发表。这是我隔了将近20年才为《文学评论》写的第二篇稿。1980年我从《红旗》杂志调回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才陆续为《文学评论》写了几篇其他的文章。当时《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是许觉民同志，他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长期以“洁泯”的笔名撰写文学评论。后来他继沙汀之后担任文学所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
1980年代初，在荒煤同志主持下，《文学评论》曾为文艺理论的拨乱反正和扶植复苏的文学创作做了许多工作，与《文艺报》联合开了不止一次座谈会，并发表相关的文章和报道。当时全国文学报刊很少。《文学评论》一时发行量曾达空前的20万份。我从1982年被列为《文学评论》编委，但没有参加实际的编务。1984年刘再复继任文学所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我作为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有好几年忙于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很少再给《文学评论》写稿。1989年1月也不再担任编委。直到1990年，马良春继任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当年5月，调我到《文学评论》任副主编，协助他和另一主编侯敏泽工作。次年马良春病逝，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我主持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仍兼《文学评论》副主编。1994年我被任命为文学研究所兼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文学评论》主编。继任侯敏泽的另一主编是钱中文同志。1999年1月退居二线前，有九年时间我一直参与《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前三年面临新的拨乱反正，必须组织文章批驳当时被认为错误的思潮。但编辑部除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仍坚持学术刊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何其芳同志当年所定的作为学术刊物的取稿标准，即文章“须有新意，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论证充分，自圆其说”。不符标准的，即使老专家的稿件也照退；符合标准的，即使年轻作者初投的稿件也录取。我在职期间，编辑部主任先后由陈骏涛、杨世伟等担任。他们都是老编辑了，在困难的情况下，与全体编辑一起坚守岗位，圆满地完成编辑的任务。所有稿件都坚持三审制，最后定稿在编务会议上通过。担任副主编时，我得审阅各组送审的稿件，感到不妥处也亲自修改。担任主编后，我因负责两个研究所的工作，就只能抓头版头条的文章，并参加编务会议，其他定稿都由钱中文同志负责。九年间，刊物保证了学术质量，没有再出现被上级机关追究的责任问题。我实在十分感谢任何情况下都坚守岗位的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作为编辑，我始终以何其芳同志为榜样，对待作者平等相待，善意帮助。见到有基础的稿件，或建议作者再三修改，然后采用，乃至自己动手做些修改后征求作者同意再发稿。我也要求自己属下的编辑都这样做。如今，许多老同志已先后退休。继我任主编的是杨义、陆建德等同志。编辑部已换了一代新人，使我欣慰的是，《文学评论》仍然维持文章的相当学术质量，并被视为全国性的学科权威刊物。
当然，《文学评论》之所以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首先离不开众多作者的大力支持，正因为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学术研究成果投给《文学评论》，刊物才能维持自己的质量，否则，编辑再努力，也不能做出“无米之炊”。虽然，历届编辑人员也都尽了自己的努力。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短短的一瞬。但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文学评论》却是为数不多的、存在岁月最长的期刊之一。当我们纪念它的六十周年时，我们自然不能忘记那许多编辑为《文学评论》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或者贡献了自己最宝贵年华的老同志。像何其芳、毛星、唐弢等正副主编和正副编辑部主任，张白山、吕林、尹锡康等《文学评论》的第一代创办者固然功不可没，从20世纪50年代便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劳洪、张晓翠、吴子敏、林非、王信、蔡葵、王俊年、范之麟、彭韵倩、杨志杰等老编辑也都多所奉献。老校对王则文尤为负责。《文学评论》复刊后到我离休前，先后担任过副主编的邓绍基、何西来、王信、蔡葵、曾镇南、许明、王保生、胡明、高建平，编辑部主任除上面提到的外，尚有解驭珍、贺兴安、董之林等，他们的辛勤工作，人们自然也不应忘却。由上所述，《文学评论》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著名学者，也有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资深编辑。
我想，《文学评论》创办以来，尽管也经历过坎坷，最重要的传统便是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刊物的学术品格，坚持以质衡文。我虽离休多年，年过八旬，作为一个老编辑，仍然希望这样的传统在一代代新人的努力下能够发扬光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