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评论》五十年——读者·作者·主编
钱中文
一
《文学评论》1957年创刊，至今已整整六十个春秋。它创刊后的第二年，我就认识了它。
我有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同班同学于海洋，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部门做翻译工作，后来转来转去转到了文学研究所的文艺理论组。那时我正在苏联学习，1956年他曾寄给我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忆鲁迅》；1958年他写信给我，说文学研究所正在扩充研究队伍，需要大量人才，各个研究组都在招兵买马，问我回国后愿不愿意来文学研究所工作，如果愿意，他可以向文学所领导传递消息。我想，我回国后有两个去向，一是去高校教书，二是进入研究机构，做研究工作，我当然首选研究机构，于是给他回了信。接着他就给我寄来了两册厚厚的《文学研究》——创刊号与第2期，扉页上写着“中文同志国外阅读——于海洋，1958年”。这样我就第一次接触到了《文学研究》。
一看“编委会”名单，几十位编委中，我只听说过戈宝权、何其芳、陈涌、俞平伯、唐弢等人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时，我读过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文集》。何其芳的姓名是我中学时代阅读《大公报》副刊上的一篇短文时知道的，它描写抗战时期文人汇集重庆的盛况，他把不少作家的名字凑成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至今记得：“芳草何其芳，长歌穆木天”，现在当然还听了于海洋的介绍，说他是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陈涌的名字是得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报》，他有一篇论文《鲁迅的思想才能》(大意)，我那时觉得这篇文章题目有点独特，所以留下了印象。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在新中国初期受到大规模的批判，所以自然知道了俞先生。至于唐弢，在中学里我读过他的一本散文《落帆集》，所以也有印象。至于其他绝大部分编委，我都没有听说过，后来到了文学研究所，和同事们闲聊起来，才得知他们都是我国中外文学研究界的顶尖人物，由于我的知识有很多局限，所以造成了我的孤陋寡闻，以至到了有眼不识泰山的地步。这样，我从1958年起，就成了《文学研究》的忠实读者，直到今天。但是我不仅仅是个读者，而是我工作一开始就成了它的作者，后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又成了它的主编。
1959年秋回国后，我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的苏联东欧组，组长是戈宝权，副组长是叶水夫，准备从事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研究。1958年的《文学研究》，较之1957年的《文学研究》，在气氛上大有变化，多了不少批判文章，主要批判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研究方法和右派思想。1959年开始为了使《文学研究》贴近现实，通过1957年年底有关文学研究的方针任务的一场辩论，将原来的《文学研究》改成了《文学评论》(双月刊)，好使文学研究贴近革命现实的需要，为现实斗争服务。同时在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加强了大批判的力度。
1959年秋、冬，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双方分歧事关世界革命大事，主要表现在解放第三世界的被压迫人民，是和平过渡还是革命战争，是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以及人道主义、人性论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文学研究所自然无法置身局外，于是，在1959年末，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小青年很快被编入了文学所所领导的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小组，我的任务是专读苏联文学杂志的论文，收集其中的所谓宣传人道主义、人性论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写作批判。
经过了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不断聆听首长的反修报告与讲话，包括反复阅读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等，我的思想很快就被引入极“左”的文艺思想的框架里。这样，就在1960年初，我和叶水夫先生合作写了《国际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必须彻底批判》一文，经小组讨论、修改同意，刊于该年《文学评论》第2期上，叶水夫写的上半篇三节是就苏联学术界关于人道主义、人性、战争与和平等的问题进行批判，我则对文艺和政治关系、党性原则以及创作与世界观方面的所谓修正主义言论进行批判。但是我似乎意犹未尽，又就卢卡奇关于托尔斯泰的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提出问题，经领导同意，于是很快写就《反对修正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歪曲》一文，刊于同年《文学评论》第6期。卢卡奇由于“匈牙利事件”早就被我国定为老牌“修正主义者”，他就托尔斯泰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所进行的论说，其实完全是学术问题，涉及19世纪文学现实主义的特征。我在这篇文章中，还是想遵循何其芳先生的教导，充分说理，所以不少段落努力进行了学术性的辩论。但那时开口修正主义、闭口机会主义，不由分说地把卢卡奇的文艺思想当作政治问题批判，把那种原本想保留一些学术气氛的初衷，完全被强制阐释稀释了。批判者凭借所谓政治道德高地与手中无可辩驳的权力，可以给对方扣上先验设置的帽子，置对方于无权辩说的地位。就像《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那样，把各个被批判者当成反党分子、修正主义者，把他们打倒在地，一面踩住他们的脖子，一面说我们在进行辩论呀，但是被踩住脖子的人还能爬起来发声辩论吗！
这样，我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受到了“左”倾文艺思想的极大影响。从这时起，运动连连，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就所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不断发起攻击，我竟在几种报刊上著文，触动了一些研究外国文学的老专家。几年之后，在“文革”中由于“机缘巧合”，我自己成了“非人”，在反思中才体悟到过去被我批判的人性、人道是多么可贵！“文革”后，我伺机向这些老专家们表示了深切的歉意。这是我在“文革”前的一种写作，我后来把它叫作“白天的写作”。这个时期我还另有一种写作，我称它为“晚上的写作”，即就文艺理论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写作，并就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写了一部知识性的书稿(18年后才出版)，它们都是在晚上写的，这种写作对我后来的工作十分有益。
二
改革开放开始后的六七年间，我与《文学评论》的关系更为密切，主要从1978年起到1984年，我在《文学评论》上年年发表文章，有一年发表了三篇，我深感《文学评论》在学术上培育了我。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与《文学评论》编辑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不过是投稿者与编辑之间的一般关系，现在看来，这好像有些不可理解了。
从1975年起，《文学评论》已酝酿复刊，但直到1978年才实现了复刊的计划。1977年末，当时负责《文学评论》工作的邓绍基先生邀我为《文学评论》第1期复刊号写篇稿子，我马上答应下来。那时大家正在清理极“左”文艺思潮的错误影响，我就“四人帮”对19世纪俄罗斯的著名文学理论家所作的歪曲与否定，写了一篇批判文章——《推倒诬蔑，还其光辉》。这篇文章在1978年的《文学评论》复刊号上发表了出来。它表现了特有的大批判的调门，那时风气如此。复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有毛泽东主席就诗歌问题给陈毅的信，有何其芳回忆周恩来总理的遗作。此外有王朝闻、蔡仪、唐弢、柯灵、洁泯、叶水夫、秦牧、赵寻、余冠英、王元化、王水照、贾芝的文章。这些学者，都是文学研究界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文学评论》复刊号把他们汇集在一起，似有让文学研究、批评界集体亮相之意。真是“文革”烧了十多年的野火，土地已是处处焦黑，但是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文艺界的诸神复活了。《文学评论》让我忝列其中，这自然使我高兴和感到光荣。大约是多年的大批判与“文革”的压抑了很久的缘故，1978年我一连发表了五篇论文(其中一篇与同事合写)，有七万多字，除《文学评论》上的那篇外，其他三篇发表于上海的《文艺论丛》，一篇发表于《南开大学学报》，它们是探讨文化、文学遗产与形象思维的，以及清理、批判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历史教训的。
1978年，所里在布置1979年的工作时，提出要纪念周恩来总理，发扬他的文艺思想，要理论组拿出文章，领导把这一工作交给了我。因为材料很多，也很熟悉，我很快就写出《繁荣文艺百花园地的雨露阳光——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一文，刊载于1979年《文学评论》第2期上。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文艺问题所做的报告与讲话，常常被当作右倾文艺观点而得不到张扬。但是人们经历了“文革”的灾难之后，再来阅读周总理有关文化、文艺问题的报告与意见，就觉得它们真正是把握了文艺与文艺工作的特点的，是理解了文艺自身的规律的真知灼见，是繁荣文艺百花园地的雨露阳光。
那几年我埋头写作，不想思考过去，也没有时间去思考过去。但是到了1980年代初的几年，我一面写作，一面进入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时期，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学理论、批评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我选择了其中对于当时理论与批评最为迫切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1980年《文学评论》第3期头条，刊出了我的《论艺术真实和艺术理想》一文。此文的提纲是我在从西郊到建国门(18公里)骑自行车的上班路上酝酿完成的，骑车的时间，我的思维十分活跃，思想也高度集中、紧张，几次撞了人，下车说几声“对不起”、扶起被撞的人就了事，没有被揪住讹诈过。此文发表后不久，编辑部转给我几封读者来信，指出有的地方对生活真实说得太死，我很感谢读者的好意，个别地方确实存在这种缺点。这年年末，新疆大学的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师寄给我一册维吾尔文刊物《图书》，里面刊有我的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论艺术真实和艺术理想》的译文。这自然使我感到欣慰，觉得我的文章还是有几个读者的。20年后我再读这篇文章，对该文的前面几节表示认可，但是在最后一节“新的生活真实，新的艺术理想，新的艺术真实”里，我觉得我并未完全摆脱教条主义，我对生活现实的发展，了解得太简单了，对新的艺术真实的论述，有些重设框框的味道了，我只能说我那时的认识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发现了这篇文章最后部分的弱点，很是使我沮丧，后来编辑自己的单卷本与多卷本文集，都没有把它收进去。1980年夏天，副所长许觉民先生找我，要我就刘梦溪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一文，做出回应。我说，刘文我曾看过，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艺方面的著作不过是断简残篇，不成体系，只是一种意见，我不想和人去辩论问题，弄得不好变成大批判的东西。许先生说，杂志发了这类文章，一定要有回应，否则过不了关，所以一定要我写一篇，并说不要批判，但要辩论。到了这种地步，我只好答应下来，写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体系与文艺科学的发展》一文，用魏理的笔名发表在当年《文学评论》第5期上。该文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它的指导意义，以及在建设我国文艺学中的历史地位提出一些看法，认为“断简残篇”之说失之偏颇。这是一篇应命之作，改革开放之后，我曾努力摆脱这种处境，寻找自我，但仍然未能免俗。
1981年与1982年，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论文艺作品中感情与思想的关系》与《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前一篇文章主要是针对“文革”与之前文艺作品中声嘶力竭地宣传思想的现象而说的，是针对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文艺批评中反对文艺创作表现思想、要远离思想的倾向而说的。后一篇文章是讨论人性问题，这是1979年开始哲学界、文学界不断讨论、批判的问题。描写人性本来就是文学创作的本性，优秀的古代文学表现了古人的人性美的多样性、它的高尚与生动以及人性的丑陋方面。极“左”文学思潮把封建时期、资本主义时期创作出来的优秀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道思想，统统贬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稍一触及便诬称这是宣传抽象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用“资产阶级”帽子压人。其实正是这种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不见人性的共同之处及其复杂、多样而生动的表现，把人性规定成一个抽象的模板，扼杀了文学创作的生机，却还说别人把人性抽象化了。我写这篇文章，一是想积极参与人性问题的讨论，偏重于文学创作与理论，二是反思自己、批判自己：过去只知跟着乱跑，在这一问题上是多么幼稚与无知。在这篇文章中，我首次提出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这三篇文章的论题，都是当时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热门话题，我尽量使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举了大量文学作品来阐明理论问题，写得还算有一定深度，后来被选入了陈荒煤先生总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据说改革开放后几年出版的杂志不多，《文学评论》每期发行量竟达近20万份，反映了读者阅读求知的渴望。
1983年之前的几年，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学思想快速进入我国，并且对现实主义文学与文学思想进行激烈的批判。我对介绍过来的多种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多样形式，抱有惊奇的感觉，但对它所张扬的理论，特别是攻击、否定现实主义文学的观点与现实主义必为现代主义文学所替代的主张，很是不以为然，于是我比较了这两种文学的诗学及其创作原则，于1983年初写成了《当前文艺理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长文，然后不断进行修改，直到初冬才交给《文学评论》。这年9月，《文学评论》召开关于“当代文艺思潮”的座谈会。我应邀出席，后将发言写成短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不能合流》，再以魏理为笔名，刊于《文学评论》第6期上。文章虽短，但是我不是信口开河，是以大量研究为基础的。1983年末，当时还在《文学评论》工作的邓绍基先生跑来找我，说要我去他那里一下。他说我的文章马上就用，发在明年(1984年)《文学评论》第1期，但是现在正在搞“清污”运动，需要我配合一下，对现在相当流行的现代派文艺思想进行批判，要我把我的稿子改成批判性的文章。我说，1978年写了几篇批判“四人帮”文艺思想的文章之后，批判文章我早就不写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关系我已留心多年，阅读了不少资料，现在写成的这篇稿子，与“清污”没有关系。要我改成批判性的文稿，那这篇稿子就报废了，可不要把我的稿子凑到“清污”中去。后来几经商量，邓先生说稿子一定要用，但要我必须在开头举出有错误观点的作者与文章，说明现代主义思想流行的情况，否则《文学评论》不好向上交代云云。又和1980年的情况一样，到此地步，我不好推托，加添一个开头，但稿子本身不动。于是我在稿子开头部分，添加了孙绍振先生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徐敬亚的《崛起的群诗》等文章的观点。后来稿子如期发表了出来，1985年还获得1978～1984年《文学评论》中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但我对那篇文章强加上去的那个开头，始终耿耿于怀，觉得被“清污”利用了一下，而“清污运动”实际上只搞了28天。但是，真是不打不相识，1986年我认识了孙绍振先生，先是做了道歉，然后我们在学术上谈得很是投机，几十年来，我们不断互赠新著。孙先生思维敏捷，才思过人，论著多有新见，保持着理论创作的旺盛精力，直到今天。对于徐敬亚先生，也是早想表示歉意的，但真是隔行如隔山，竟是无缘见面。
在1984年的《文学评论》第4期、第6期上，我分别发表了《评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与《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两文，提出审美反映与重申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论点。
1984～1985年，我写成了《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一文，有三万余字。这是我酝酿最久、写得最为用力的一篇文章，是表现了我独立的学术个性的文章，也是我告别过去的文章。1986年初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把这篇稿子送到了《文学评论》编辑部，谁知星期一上午，一位编辑就把稿子退还给了我，表示不拟刊用，也没有多余的话。我接过稿子，大为纳闷，心想，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80年代初《读书》杂志把我一篇书评删成一条书讯外，还没有一家杂志用这种方式给我退稿的。我猜想，退稿不外乎几个意思。一，我的稿子中对文学所的领导就反映论所发表的意见有所批评，认为他把反映论再次庸俗化了；我支持主体性说，以为此说极为重要，切中创作肯綮，但一些地方把主体的自由绝对化与抽象化了。二，我1984年发表的那篇比较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诗学，并对现代主义理论有所批评的文章，可能不合一些编辑人员的开放的编辑观点，所以进行了刹车。三，可能我在《文学评论》上发的文章太多，要让我休息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赶快把退稿寄给上海的《文艺理论研究》，所幸《文艺理论研究》很快就发表了出来。这使我大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奇妙感觉，这样我与《文学评论》一下就变得生分了。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我只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一篇访问苏联文艺界的访谈、一篇《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中我国文艺观念的流变》(1993年第3期)、一篇《〈青天在上〉与高晓声文体》(1989年第4期)。在当代作家中，高晓声是与我相互来往、有着深情厚谊的唯一的一位作家。我喜爱他的作品的语言、文体、幽默与民族文化特色。他看到我的那篇文章后，对我的说法深为赞同，甚为高兴，认为谈到了他的创作的主要痛处。以后好些年，直到他1999年逝世，我们经常就生活、文艺问题通信，他给我书信有21封之多。1990年代初，江苏作协准备为高晓声的创作组织讨论会，高晓声邀我去南京主持这次会议。我赶紧回信，说还是由江苏作协主持讨论会为好，名正言顺，避免同行之间产生误解与隔阂。然而这一时期正在大力反右，学术界相当沉闷。由于高晓声的小说涉及“反右”题材，而“反右”题材被规定为禁区，于是讨论会被另一种反右压了下来，竟胎死腹中，让他十分遗憾。
这一时期表现了我自己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的多篇论文，都是在其他杂志上发表的。
三
1989年初冬以后，副所长马良春先生主政文学研究所，1990年初，他找我谈话，要我去《文学评论》任副主编，协助他工作。我因刚动过大手术后不久，身体虚弱，何敢担此重任，所以没有答应。但看到马良春先生工作繁多，身体也不好，我只好提议一位研究古代文论、美学的侯敏泽先生去《文学评论》工作，他当时正在文学理论研究室。据说，上面领导部门也在关心《文学评论》，也向有关部门推荐了侯敏泽，随后，侯敏泽先生就去了《文学评论》。
1995年，我在《文学评论》第5期上发表了《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次年就被译成英文刊于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出版的《多元比较理论，定义与现实》文集。奇怪的是美国人用了别人的文章，居然可以不告诉作者一声，要不是那时在苏州大学工作的丁尔苏教授给我通报，我也不会得此信息的，他还将这篇文章的英译本复印给了我。后来围绕这篇文章，我进一步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1996年，侯敏泽先生患了重病，难以主持《文学评论》的工作。张炯所长找我谈了几次，要我去主持《文学评论》，担任主编。我说我不愿去那里，编辑部的工作一般比较复杂些。最后一次所长说这是院部意见，你去后，就主要文章把把关就行了。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办了，而且有我的个人打算。新到的领导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房子好像等着他似的，马上有大房子住，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已待了30多年，也没少干活，住房总是有一种局促感，也从来没有人认真地来问过我，我的住房还没有落实呢，所以就去了《文学评论》。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
刚到《文学评论》不几天，就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文学评论》自1990年代起，发表过一些好文章，但由于几年内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问题是存在的。不少人嫌它“左”了，出现了“三多”：版面老话套话多了，帽子多了，说教的东西多了；还有“三少”：发表的文章生气少了，读者少了，影响少了。有人说一本《文学评论》在手，觉得很是沉闷。但有一些人说它“右”了，直至有的权威径直写信给主编，责问主编为何发表某某人的文章，等等，侯敏泽觉得十分难办。他的编辑意图不易在那里贯彻，在那里比较孤立，有时见到我要诉说好长时间。我有时对他做主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一些毫无新意的直至放在头条的应景文章与大批判式的气势汹汹的文章，委婉地提过批评意见，我直白地说，这些东西是没有人看的。
侯敏泽先生因病辞去《文学评论》工作不久，《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文学评论》改组，主编被改换下去了，说由我接手后，《文学评论》将会改变旧容，一展新颜(大意)，这条消息自然说得过头了。侯敏泽先生见到后，极为不满，马上告到所长那里，提出抗议，要求说明原委。后来所长写了一篇短文说明这次更动《文学评论》主编，实属工作的正常安排，主要由于原主编有病在身，难以继续工作，换了新的主编，谈不上什么改组、撤换，更不要猜测与过度解释，这才算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我去《文学评论》后，主要抓文学理论部分。《文学评论》是面向全国的，整个杂志要有导向，体现在各个栏目中。何其芳先生在世的时候，特别提出，文学理论板块与当代文学板块，最能体现出杂志的导向性，尤其是文学理论这一块，要起导向作用。这样，杂志根据文学研究的实际需要，需要提出新的理论问题，组织讨论理论问题，一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个时期，甚至几年。如果一个专业的杂志没有问题感，缺乏导向，有什么刊登什么，这就无异于一本论文集，就平淡无奇了。同时每期《文学评论》，都应发表两三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各个栏目要起码保证有一篇高质量的文章——提出有真知灼见的新问题的文章，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推动学术的进步。
199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究竟包括哪些方面，我根据我所理解的文学研究态势的发展与需要，参与策划了不少理论问题的讨论，如原有的“20世纪文学回顾”继续下去，同时与大家提出了当前文学理论中的新问题，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当前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理论中的重大问题，文学与人文精神，西方文论思潮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影响，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传统的定位与选择，共和国文学50年，当前文学创作思潮研究，什么是20世纪文学经典，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学与人，文化诗学，学术论坛，海外学人园地，学人专栏，配合香港回归探讨香港文学的专辑，1990～1996年的《文学评论》优秀论文评奖活动，等等。回顾了《文学评论》40年来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学术刊物，强调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像“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是将古代文论现代化一下，而是吸取其中的有用成分，使之参与当代文论的建设，对这一问题讨论了好几年，还吸引了老学者如季羡林先生参与讨论。
1995年的深秋，北京大学的刘烜教授告诉我说，季老想见一见我，了解一下文艺理论界的情况，并想为《文学评论》写稿。后来见面一直拖到年底，那时我开始在《文学评论》上班。听到老先生要为《文学评论》写稿，自然欢迎。对于积学深厚的老学者来说，即使是他们思想的边边角角，片言只语，也是吉光片羽，我们自当珍惜。后来我收到季老寄来的一篇稿子《门外中外文论絮语》，由于有一个注释的问题，编辑部让我与他联系，请他核对一遍，我去了信，向季老请教。他的文章《门外中外文论絮语》稍后发表在《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上。下面即季老给我的来信：
中文兄：
拙文引《世说新语》，系根据《四部丛刊》本。现在又根据张永言主编之《〈世说新语〉辞典》稍加核对。现将核对稿寄上，排印时即按此稿。
祝
近安
季羡林 1996年11月18日
季老对后学如此谦虚，使我极为感动。
约半年后，季老又给我来信：
中文兄：
久未晤面，遥想近况定当佳胜，为颂为祝。
我又忽然心血来潮，发了一通怪论。我自己一方面感到，所言把握不大；但在另一方面，又觉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样的怪论，只有半瓶醋才敢发。你于此是内行里手，请法眼鉴定：是否还有点“合理的内核”？当一个反面教员，还是可以的吧。
即祝
夏安
季羡林 1997年5月4日
1997年5月16日，我和刘烜老师再次访问季老，谈了他1996年那篇文章刊出后的反应，有的认同，有的提出“商榷”“批评”。然后问起他的“怪论”，欢迎写出来，交我们发表。我笑着对季老说，不管您意见怎样，也算是参加古代文论的讨论了，为我们杂志增光添彩。稍后，他寄给我一篇稿子《美学的根本转型》，刊载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上。季老的两文引起了文论界与美学界的广泛注意。有关和季老的交往，我在《季羡林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有所记述，可见拙作《桐荫梦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分歧很大，以致现在反对的一方还有人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或是转化，是个误导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错误口号。不过，赞成“现代转换”的学者已经做出了不少成绩，出版了不少著作，不赞成的学者一般仍然停留在古代文论归古代文论的思想中。对古代文论进行其自身的研究完全必要，但如何使古代文论思想融入当代文论，或者以当代融入古代，争论当然需要。同时研究出一套新的范式，主要还是拿出实际的东西来。
此外我还参与策划了《文学评论》发起的一些其他活动，其中之一，是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合作，实现了《文学评论丛刊》的复刊等。1997年10月，我主持了《文学评论》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
1999年各所班子又要换届，我本来是个“征夫”，所以申请下岗，以实现五六十年代《文学评论》所长、主编一体制。但是我要求离开《文学评论》的这个方案未获院里同意，却仍要我干一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一直到2004年又一次换届才让我下来。这样，我在《文学评论》当了八年主编。从《文学评论》下来后，我向所里领导要求是否可以给我配个助手。这时领导关怀地对我说，这事无先例可循。我自然知趣，转身就走，从此不再提及此事！此事确有难处，我也完全理解。
我在《文学评论》工作八年里，对《文学评论》的形象大体有所改善，《文学评论》的质量有所提升，应景文章虽然也有，但这绝对不取决于我们。我遇到不少文论界的朋友，都说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面貌大有改善，不少文章很有看头，而且表现了全局的观念，又表达了明显的向上的导向，不断提出一些迫切的文学问题，主持一些学术研讨会，引导大家对话与讨论。这一时期《文学评论》“好看”，其实也与当时的学术氛围有关。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学术气氛似乎相对宽松，需要讨论研究的问题多而复杂，更主要的是大家写的稿子质量也提高了。在发稿中，各组组长都很负责，交上来的入选文稿反复不大。我在1993年主编“文艺理论建设丛书”时，提出“主导、多样、鉴别、创新”的主导思想，力图把它也应用于主编《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中去。
在每次的结稿会议上，参与会议的各组组长都是严格把关的，对于提出入选的稿件，都有具体的、明白的说明。一次我发现对一篇稿件的作者说明含混，会后要来稿子看了看，觉得确实水平不够，于是向编辑说明原因，表示歉意，撤下了这篇稿子。至于我个人会常常收到一些稿子，有的是认识的人，有的是不熟悉的，一般我会立刻把这些稿件转给编辑初审，由他们选择。但是我也曾有过失误，一次我提上去的一篇有关巴赫金的论稿，觉得勉强可以，但黎湘萍先生看后认为没有把问题说透，比较一般，于是拉了下来。我觉得他表达的意见很有道理，所以同意赶快用预备文稿替换，我是十分感谢黎湘萍先生的，否则我就会留下遗憾了。
编辑杂志，需要对中外古今文学有大局意识，要敏感地把握文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前沿问题，要广泛地了解各个研究领域中老中青学者的研究特色，并善于发现新的学术思想与新人，并给以切实的扶持，当然重要的是这里需要有学术的公正。
1996年后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有《会当凌绝顶——回眸20世纪文学理论》(1996年第1期)、《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1999年第2期)、《文学理论：在新世纪的晨曦中》(1999年第6期)、《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2001年第3期)、《〈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窗口》(2003年第1期)、《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2005年第1期)、《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2007年第1期)、《三十年间》(2009年第4期)，这些论文都是针对那时文学理论中新出现的问题而作，带有一定的现实性与理论性。2009年第2期“学人研究”栏刊有李世涛先生的《钱中文先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一文，大概算是对我学术研究工作的一个小结。
2010年后，我因身体健康情况急剧下降，写作不多。
我以读者、作者、主编的身份与《文学评论》前前后后保持了五十年的来往。我感谢它对我的扶持，同时我也为它付出了不少心力。
《文学评论》在学术界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这不仅仅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同时六十年间各个时期都有一批优秀的编辑，以自己丰富的专业知识，维护了《文学评论》的高度学术性，在推动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我到《文学评论》后，尽量与同事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不少是老编辑，经验丰富，熟悉业务，与外界联系多，因此与蔡葵、胡明、王保生、黎湘萍、董之林、邢少涛、李超、范智红、郭虹、吴子林、王秀臣等同行关系很好，不少问题常向他们讨教。
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几位同事，其中如蔡葵先生与王信先生，他们以自己的高度责任感、丰富的文学知识与经验一生守护着《文学评论》，起到了中坚的作用，获得同行与学界的高度评价。又如陈骏涛先生和胡明先生，他们将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两肩挑，对各阶段的文学现象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深刻地把握问题，回应现实，而且个人著述丰富。特别在与胡明先生共事的时期，我对他的深厚的学养、把握全局的魄力十分佩服，所以与他共事，感到放心、踏实。其他各个时期的领导如何其芳与毛星，是《文学评论》的创办人，后来的领导与编辑人员如陈荒煤、许觉民、邓绍基、侯敏泽、张晓翠、彭韵倩、曹天成、贺兴安、朱建新、张朝范、赵友兰、王兴志、杨世伟、卢济恩、符淑媛、王则文、解驭珍、张国星、安兴本、厉焕娴(不知有无遗漏)等，我与其中大部分人未曾一起同事过，但他们在几十年里，一代接一代，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纪念《文学评论》六十周年创刊之际，应该对他们做出的贡献给以表彰，他们是《文学评论》的有功之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