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一

鲁迅在论述中国现代小说产生的原因时，曾把它归结为两点：“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现代文学。因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本来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而形成的，因此它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一般的普遍的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学要发展，总是需要与其他民族开展文化的交流；在发展民族风格的同时，也要学习别人的艺术经验，以开扩眼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鲁迅在一篇题为《由聋而哑》的文章里，就讲过这个道理；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人如果听不到外界的声音，变成聋子，最后还会成为哑巴。许多哑巴并非没有发音能力，而是聋的结果。如果拒绝学习、借鉴多种多样的外来文学作品，我们自己的声音也会变“哑”。事实上，中国的古典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而且正如鲁迅所说，在汉唐两代还表现出勇于接受外来影响的气魄：“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这种弘廓的魄力，说明中华民族在其兴旺发达的时期，本来就“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因此，“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但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的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文学又逐渐形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体系，延缓了文学应有的繁荣和发展。鲁迅在本世纪初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阙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干中国，而其道非盛。”由于“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以致形成了“宴安日久，苓落以胎”的局面。到上一世纪中叶以后，“有新国林立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傹”；文学也同样面临着新的局势，于是产生了新的觉醒，如鲁迅所说，“人心始自危”。这就是说，人们是在感觉到民族危机的同时，才意识到文学也必须变革的。正是鲁迅，在本世纪初就对这一历史要求作出了如下的概括：“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后来，在20年代，鲁迅对此又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曾受过外来文学的影响，如佛教翻译文学对唐代及以后文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还只限于某一种文体的范围，并未带来全局性的变革。而由“五四”文学革命开端的文学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则是借助于外国文学的影响所实现的全局性的变革，它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要求现代化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正如朱自清所说：“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得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新路不可。”另一方面，我们从鲁迅的历史概括中可以看到，在本世纪初，创立“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要求提出伊始，就把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作为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同时提了出来。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既“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的现代的文学，又是“弗失固有之血脉”的中华民族的文学；那种认为“五四”文学革命以及由它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隔断”了民族文学的传统，用外国文学对现代文学的重大影响来否认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文学的血缘关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随着近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世界范围的互相接近和文化交流，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的“文学”一词，当然是指哲学、科学等理论著作，并没有否定文学作品的民族特点的意义；但随着世界性的文化往来和交流，许多国家的文学也大体上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前后，发生了文学革新和民族新文学创造的历史进程，这都是同要求“和世界时代思潮合流”的历史总趋势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各国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交流，既促进了民族文学的变革和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可以互相理解和欣赏的多样化的全世界文学的创造和繁荣。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总趋势中进行了现代化和民族化的纵向和横向的变革进程的；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有关现代文学基本特点的重要问题。

二

中国的介绍外国近代文学，是与晚清的“向西方找真理”的民主革命要求同时开始的；正是痛切地感到了祖国的落后，才向外国追求进步事物的。开始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出发，目光多集中在船坚炮利、天文历算等方面，接着是政治、法律、经济等社会科学学说，然后才介绍文学艺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林琴南所译的大量的西洋小说。这些翻译小说尽管在选择上或译文上可以訾议之处极多，但引入的外国作品中的思想和表现方式，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流行书籍来说，的确是新的事物，而且是激动了青年人的心的。据周启明回忆，鲁迅在东京时对林译小说非常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也说：“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在文学上的倾向上有一个决定的影响……我受了Scott的影响最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可以说，林译西方小说影响和培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作家。但是，在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那些包括林纾在内的介绍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还不敢把西方近代文学所代表的新质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学所代表的旧文化对立起来，反而努力企图在两者之间寻求联系和共同点，寻求调和与妥协的办法，例如在外国小说作品中寻找太史公笔法之类，因而还不可能催生出中国现代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