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言辞到文章
鲁迅撰《中国文学史略》，以“自文字至文章”开篇。虽也提到原始之民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但认定口耳之传不足以行远或垂后，故文字的诞生更带根本性。从《说文解字》入手讨论文学的起源，这一思路得益于章太炎与刘师培。所谓“自古词章，导源小学”“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因此，“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章、刘其实都注意到早期史书多记口语、诸子之书近乎演说、古人论学特设记问、战国游说惟在立谈等，可囿于“言语文学厥科本异”，或者坚持“文笔之辨”，故宁愿以“解字”来“说文”。[1]
各种文体对“言辞”与“文字”的依赖程度大不相同，所谓的苍颉造字或六书义例，并不能充分说明“文章”的发展趋向。倘若承认六经、诸子和史传对后世文章的决定性影响，那么无论如何不该绕开当初那些没有多少藻采的“口语”与“演说”。因此，我更欣赏朱自清的思路，探讨中国散文的发展，不妨直接从“言辞”如何影响和造成“文章”说起。[2]
清人论文，多以记言的《尚书》开篇。“五四”以后学术范式转移的一个标志，便是甲骨学的兴起。随之而来，谈论文章起源，必追溯殷商的卜辞。巫觋为帝王求凶问吉、预测祸福，记录下来便是今人所见的卜辞，后人或许可以从中读出许多故事，可当初它只是占验的语言，最多加上巫觋的推测与想象。所谓“巫卜记事”，指的是巫觋的社会功能；倘就文体而言，卜辞只记占验之语。不妨读读这片常被引用的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不要说那些只是预卜祸福或天气，即便蕴藏着狩猎、祭祀或战争等大事的卜辞，仍是模拟巫觋的口吻。
从甲骨卜辞的片段记录，到系统的卜筮著作《周易》中的卦爻辞，文字表达水平已大为提高，而且多用韵语，明显是为了记诵的方便。到了《易传》中的《系辞》与《文言》，已经有严密的推理和完整的结构，俨然是在“做文章”。《易传》十篇，到底出自何人、成于何时，一时难有定论。但其带有战国文风，不可能出自孔子之手，这点大概没有问题。而《系辞》和《文言》之注重辞采，讲究奇偶相生，既便于口耳相传，也有日渐文章化的趋向。
更明显地体现“从言辞到文章”这一发展趋向的，还是《尚书》《国语》等历史著作。《汉书·艺文志》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上古史官之分工及记言记事之别，未必真如班固设想的那么泾渭分明。不过，《尚书》以记言为主却是不争的事实。《商书·盘庚上》还有“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作为“王若曰”的背景，《周书·多士》也有“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交代发布告令的时间地点；《周书·无逸》连这些简单的说明文字都省了，开篇便是“周公曰”。唐人刘知幾对此有过大致合理的解释：“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于杂入言地理的《禹贡》、述灾祥的《洪范》以及记人事的《尧典》《舜典》，在刘氏看来，“兹亦为例不纯者也”[3]。本来就不是完整的著述，体例焉能完全统一？只是相对于此后的史书来，《尚书》确实多载“语录”而不注重“叙事”。
图1-2 宋刻本《尚书》书影
《尚书》的源流及真伪辨析，是学术史上一大公案，这里不拟涉及。但不管真伪，既被列入天下义理辞章之渊薮的“六经”，历代文人无不悉心研读。因此，所谓“《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的说法[4]，判断或许有误，却真实地表明此书在古文家心目中的地位。《尚书》对此后几千年制诰诏令章表奏启的深刻影响固然重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高古质朴而极少藻饰的叙述风格，往往被后世用来作为扫荡浮华文风、提倡文章复古的旗帜。文学史家为了证明“进化的轨迹”，尽量发掘《尚书》中较有文学色彩的比喻、韵律乃至场面描写，这自然没错；可《尚书》之被历代文人阅读和模仿，重点不在辞采藻韵，而在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所说的“本之《书》以求其质”。
《尚书》记言，言随时迁，刘勰已经抱怨“训诂茫昧”，韩愈更称其“佶屈聱牙”。[5]虽经历代学者训释考订，至今仍有许多不可解处。《尚书》之所以难懂，原因在于多用方言口语，20世纪30年代，有人据此论证白话文之不足以行远，有人则将其作为提倡大众语及拉丁化的依据。[6]其实，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特征以及上古书写的困难，决定了中国的言、文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为了节时省力，也为了流传久远，必须尽量减少对当世口语的依赖。两千多年后的今人，稍加训练就能读懂孔孟庄骚，这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建立与发扬光大至关重要。这种奇迹的创立，是以摒弃口语而追效古人为代价的。《尚书》的“佶屈聱牙”，不过凸显了言文分离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制约。后世文章的多用雅言及书面语，正可从《尚书》的流传与接受窥见端倪。
同样注重记言，《国语》已经颇多润色。今本《国语》二十一篇，包括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时代断限参差，纪事繁简相异，各篇体例也都很不一致，可所录之语却没有根本的区别。史家们明显没有“从实而书”，“记其当世口语”，而是采用流传更为广泛的雅言。其中吴、越之语有气势，周、鲁之语多理趣，总的倾向则是加进了助词、连词和语气词，使文章显得流畅委婉。《国语》的体例虽以记言为主，但已有通过一系列言行展示某一人物风采的趋势，可视为语录体向人物传记的过渡。若《晋语》中重耳的流亡、《越语》中勾践的灭吴，都在注重记言的同时照顾到故事及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单就叙事（尤其是描写战争）而言，《国语》显然无法与《左传》媲美；但《国语》中不少精辟的议论，一点不比《左传》逊色。著者注重教诲，颇多妙喻，再加上所录列国行人之辞令大有可观，《国语》因而也为后世文人所激赏。
先是列国外交，使者聘问，言语真有兴邦或亡国的功效，自是不能不着意经营。后又处士横议，立谈可以取卿相，辞令成了死生穷达的关键，难怪时人苦心钻研。行人之从容委婉与游士之铺张夸饰固然异趣，但“尤重辞命”却是一致的。相对于《尚书》中帝王诰谕臣民的“直言”，《国语》所录行人、游士之“词命”已经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国语》《左传》乃至《史记》等，因多载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而记录战国虎争时“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无疑也对历史著作的叙述风格产生影响。[7]也就是说，记载先秦史事之文章风韵，与其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使臣、游士对文辞的刻意修饰有关。
出使专对不辱君命的行人之官，与抵掌腾说以取富贵的纵横家流，二者之道德境界似乎天差地别。苏秦、张仪之合纵连横声名狼藉，以致后人一般不将“纵横”二字与孔门弟子或墨家之徒连在一起。其实，纵横家之揣摩敷张，与行人之权事制宜，颇有相通之处。《汉书·艺文志》称“纵横家者流，盖出行人之官”，便因二者都是随机应变，以能言善辩谋求政治利益。章学诚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8]
既然战国乃纵横之世，没有一点纵横之术，焉能有立锥之地？九流宗旨虽异，但都必须游说四方，故章学诚称“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管仲之相齐、子产之存郑、墨子之救宋，以及孟子之历聘齐梁、荀卿之三为祭酒，都不无抵掌腾说之习。可见擅辞令、兼纵横，乃战国诸子的共同特征。宗旨不同的诸子百家，为了谋取治国安邦的机遇，都注重学诗能言，讲求辞令之美，这无疑会影响“记言”之史的叙述风格。
最能体现纵横之术对史书风格的影响的，当推《战国策》。今本《战国策》三十三卷，为汉代刘向所整理编次并定名。此类文字，秦汉之际流传甚多，编者非一人，成书非一时，刘向因其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故名曰《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间杂有秦并六国以后的事。以“纵横之世”的游士策谋为主体，可以想象其必然多录纵横家言。《战国策》中也能找到儒、道、法各家思想的印记，那是因为一来百家争鸣中各家互有借鉴，二来纵横家讲权谋故不死守某一学理，三来编辑时可能杂入他家文字。最后一点并非不重要：尽管多载纵横家言，《战国策》毕竟是史书而非子书。
刘向《战国策·叙录》中有一段话，大致说明了此书产生的时代特征以及其思想倾向和文章特色：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既然人君为了取强争霸而“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理想之士远不如权谋之徒见贵于时，就难怪“高才秀士”们耐不住寂寞，抛弃“仁义礼让”而只讲“时势”与“权谋”了。借用《燕策》中苏代的话：“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讲求“进取”的游士们不再执著于“迂腐”的理想，而是以“奇策异智”兼谋国运与私利。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纯以揣摩为术，不讲敬天爱民，为后世所不取。但冯谖为孟尝君“市义”（《齐策》）、苏代止赵伐燕（《燕策》），以及千古传诵的触龙说赵太后（《赵策》），讲的也都不是仁义，而是时势与权宜。
纵横家言，大都波澜曲折，扬厉恢奇，追求的是“现场效果”，而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故与其将《战国策》作为信史来考辨，不如将其作为文章来欣赏。《魏策》中“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天子之怒”与“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的“布衣之怒”的对峙，竟以秦王的“长跪而谢”结束，虽不合史实，却大快人心，且颇具审美效果。游士之摇唇鼓舌，本为谋取政治利益，可其文字之“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无意中造成一种对语言艺术及文章气势的刻意追求。游士重揣摩而轻道德，本就容易“放言无惮”；为了出奇制胜，更是喜欢故意“危言耸听”。这就决定了其言其文常用偏锋，擅长形容、铺张和比喻，多用排句且声调铿锵。以一史著而如此藻采绚烂、酣畅淋漓，实大大得益于其所载策士之辞。
《战国策》也有叙事曲折，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者，如几乎被司马迁全文抄录的“荆轲刺秦王”（《燕策》）；但“纵横家言”毕竟构成此书的主体，故后人颇有欣赏其文辞而非难其立意者。所谓“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或者读《战国策》“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正是凸现了这种尴尬。[9]可心与术、言与行能否截然分开，实在没有把握。后人批评苏轼父子策论的好为大言，虚张声势，正是针对其学其文之“出于纵横”。[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