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的叙述策略
最后，关于本书的叙述策略，有必要稍作交代。
虽然我对穿越文类边界的尝试相当赞赏，但作为历史叙述，散文与小说毕竟不宜混为一谈。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描述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而对二者的叙述，采取的策略不尽一致。前者按照时间顺序，后者则照顾类型的演进。这里有个基本的设想，即文章体例的变化，远不及小说类型的演进急剧。而且，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正如鲁迅所说的，“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即“反复”与“孱杂”。[1]为了使得这种变迁的轨迹及其复杂性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这里尝试突破线性时间的限制，不完全依年代先后叙述。
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这种叙述策略，最大的陷阱是穿凿附会。需要一个过渡形态，使得穿越边界的行为，不至于显得过分鲁莽。在这方面，作为中介的“笔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我看来，正是借助这座桥梁，超越小说与散文的“边界”，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笔记”之庞杂，使得其几乎无所不包。若作为独立的文类考察，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但任何文类都可自由出入，这一开放的空间促成文学类型的杂交以及变异。对于散文与小说来说，借助笔记进行对话，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介入，都与之渊源甚深的“中间地带”。
从晚清开始的文学革命，使得20世纪中国的散文与小说，与唐宋明清同类作品差异甚大，以至研究者大都倾向于“分而治之”。本书不采取这一策略，而是力图贯通古今。这里涉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理解，即强调在“从古典到现代”的文学变革中，传统依旧以某种形式发挥着积极作用。不管是借“活着的传统”沟通古今，还是以“传统的转化”体现发展，关于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的历史叙述，都不应该终止于晚清。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本书描述的重心，之所以有所涉及，主要是体现笔者的这种学术追求。
本书对作家生平基本不涉及，对作品的分析也不够精细，除了篇幅的限制，更主要的原因，乃是为了突出文类演进的趋势。选择这一著述体例，必然对大量史实有所取舍。限于著者的史识与学力，取舍不免有所偏差。至于因此而相对淡化个人的天才创造，无法凸现大作家的整体风貌，则是选择这一体例所必然留下的遗憾。
[1]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