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十八世纪咖啡屋
想来不可思议，我居然在二十岁之前就设计了一家商业咖啡屋。事隔四十年，台北已变得太多，但老西门町的几个角落还是那个样子，咖啡屋的原址我依然能辨认。一切都是因缘，要不是认识了一位姓盛的设计师朋友，我不可能有机会过这个瘾。
十九岁那年我在《幼狮文艺》上班，透过作设计的同乡认识了他的一些圈内朋友，从他们的谈话中吸收了不少设计方面的观念与施工常识。有时他们为一些环节苦恼，七嘴八舌地得不到结论，在旁聆听的我天马行空地抛出一两个想法，竟能让他们一致叫好。
在当时的业界，盛君被认为是画室内设计透视图的一把好手，只是想法比较保守。他特别喜欢找我聊天，听我大放厥词，因专业设计讲求易施工、好使用、功能性强，我却追求观念的新、造型的奇，思路放在从未体验过的格局。
当时，我干的虽是编辑活，但高中毕业的学历只能占工友缺，薪资非常低。为了多赚点外快，便经常替已成家不愿值班的同事守夜。《幼狮文艺》的办公室离盛君的工作室很近，他经常一下班就来找我，听我从文学、音乐、电影扯到建筑、室内设计，通宵不睡还会眼睛发亮，因为我认为：不同的艺术领域其实都相关，可以彼此连结，互相加分。
过了一段时间，盛君竟然说服他的老板请我到他们公司跟设计师聊天，每星期两次。结果，连老板都觉得我的想法有趣，便把他正要开的咖啡馆案子交给盛君与我全权处理。盛君对我的支持没话讲，嘱咐我尽管乱想，他会负责画施工图，把一切落实。于是，我们闲聊的内容有了明确方向，有时在他的住处，有时在台北几家著名咖啡馆，边观察边在餐巾纸上东画西画，构想愈来愈成熟。
昆明街、西宁南路一直是服饰业的商家必争之地，利润较低的餐饮业则多集中在二楼，因为租金便宜多了。老板选的地点在闹区二楼，楼梯非常窄，空间虽然方方正正的，中央却矗着根大柱子，无论在视觉或使用功能上都是障碍。地方空了很久没人有兴趣，因此租金特别便宜，让老板愿意试试看。
愈难搞我就愈来劲，把柱子的四面墙都贴上镜子，外围圈出一个带喷泉的四方形小水池，再摆上几张情人座，缺憾便成了特色。最里边有面墙给人压迫感，我便找了一大捆麻绳，以绳代笔，在墙面上盘出一大幅抽象线条的壁画，让所有人都为之惊艳。由于房间挑高够，我还在相邻成L形的两面墙中架出夹层，搭上宽大的木板楼梯，让人不但可以上上下下，还能舒舒服服地就地而坐，成为开放性座位。整个空间造型前卫、现代，大家思考取个新潮店名，我却主张叫做“十八世纪咖啡屋”，自以为这也算是一种文艺复兴。
总之，我的所有构想都被盛君及他的老板接受、实现，并在当时的台北造成小小的骚动。开幕那天贵客云集，我所知道的作家、艺术家几乎都到齐了，大家好奇，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除了画插图让人吃惊，还能搞出什么把戏。年轻时我的记忆力特别好，《幼狮文艺》的主编痖弦要打电话找人或是写信邀稿，从来不必查本子，抬头问问坐在他对面的我就行了。总之，许多文艺圈人士的电话号码、地址我都能倒背如流，而他们也都成了我邀请的对象。请帖也是我自己设计的，用的当然也是我的插画。
记得那时台北还没浓缩咖啡机，大部分咖啡馆仅供应美式咖啡，十八世纪咖啡屋却已经备有日式塞风壶，用咖啡豆现磨现煮了。咖啡煮得好不好，我完全不知道。开幕那天，我穿着黑色紧身西装，还打上领带，楼上楼下到处招呼。不明究竟的人还以为我是咖啡店老板，殊不知我只是个兴奋于构想能实现的穷小子，连设计费都没挣着。老板说，只要咖啡馆经营成功，就会按月给我吃红，但咖啡屋开幕没几天，我就接到紧急召集令，入伍服兵役去了。一走三年，退役后回到台北，咖啡屋已换人经营，因为有帮年轻人经常霸着位子不走。
十八世纪咖啡馆改名青苹果后，成为台北市著名的狂欢滋事场所。两个一新一旧的名字正代表了两个世代，爱在里面泡的人也换了一批。我也曾想上去一探究竟，但在窄窄的楼梯口伫立半晌，还是怅然离去；之后，就连经过这里也不愿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