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行迹——新版自序
许多学术研究，似乎都是来自于自我生命中的日常生活体验。而和这本书有关的，大概是练字与写信吧。
记得小时候学书法，一开始被要求的，就是描红临帖。虽然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前后临了不下千百遍，写来仍然是四不像，但那从无到有，从力求与前人形似，之后终究还是得以自我挥洒的过程，却是儿时一段难忘的回忆。那时候，总不免会好奇：为什么一定要照着帖子依样画葫芦？为什么不能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另外，如果说“字如其人”，那么，是不是学久了欧阳洵，性格就较硬挺，练多了赵孟
，就较柔婉呢？
还有写信。自从初通文墨，开始和朋友、亲人间有书信往来的经验之后，最强烈的感触，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就是，因随关系亲疏的差异，背景及认知基础的出入，即或同一件事情，同一种心情，在面对不同的书写对象时，都会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当时只觉得有趣：怎么自己好像具有多重人格？浮游交错在那么多的剖白之中，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
这些疑惑，当时并未得到解答，也不觉得需要解答，但前些年大量阅读魏晋诗赋，却仿佛隐隐然触类旁通，获得了某种启发。
话说1991年夏天，我刚完成博士论文《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并顺利改聘为台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因缘际会，受命担任系内“诗选及习作”必修课程的教学工作。然而心中忐忑，实难以言喻。原因无它，因为我硕士论文做的是明代文论，即使博士论文改弦易辙，上探魏晋，所关注者，仍偏重在语言美学与小说叙事等议题之上。虽说长久以来，便深深着迷于唐诗宋词的优美意境，但业余欣赏，毕竟不同于专业的研究与教学，如今，既要面对学生，焉能不加紧自我充实？
正是如此，我开始大量阅读汉晋诗歌，兼及赋作，同时也留意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在这过程中，最先注意到的现象，就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实以“拟作代言”与“赠答”为最大宗，但可怪的是，此前竟然没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模拟代言”一事意味着保守因袭，“赠答往来”隶属交际应酬，放在言志缘情的书写传统之中，层次不高？然而，事实上，即或如陆机、陶潜、谢灵运等名家，拟代赠答之作，也所在多有，这又该如何解释？再说，魏晋人强调“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讲求“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着重在言谈文词上力求新变，又怎会甘心平白以因袭、应酬的态度去为诗作赋？
这时候，过去习字与写信的经验，不期然地成为一种类比的参照坐标。它们不见得能与“拟代文学”及“赠答诗”的写作完全相提并论，却促使我认真思索文学艺术与个人生命体验间的关联，以及所关涉的种种问题。正是如此，生命体验的传承与转化、文学艺术活动中的模习与创新、人际往还中的“人/我”互动与自我形塑，以及它们彼此间的辩证对话，遂成为我研究时的重要切入面向；而汉魏六朝“拟代文学”及“赠答诗”的研究，似乎也就在这些面向的交错观照下，逐渐有了不同既往的成果。
这一系列论文的酝酿与撰写，集中于1993年到1995年之间，如今想来，每篇文章背后，都有不同的因缘纪事。依时序，《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从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的美学特质谈起》1995年春在《台大中文学报》刊出，发表最早。它是全书论述所以开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从构思到完稿历程最为漫长艰辛的一篇。为了突破前人对于“拟作”、“代言”文学的成说定论，我试图在全面爬梳原始资料的同时，另参酌西方文学美学中若干阅读/创作理论，以深化论述；于是花了相当时间，努力消化吸收许多理论性著作，个中甘苦，自是点滴心头。然而，一旦完成，却有如武侠小说中所谓的“打通任督二脉”，此后写作，便也倒吃甘蔗，渐入佳境。在写作及修改期间，素来敬爱的廖蔚卿与彭毅两位老师，以及本系柯庆明、郑毓瑜先生，为我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使我获益良多，在此要特别向他们致谢。
《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初稿发表于1995年底东海大学所主办的第一届“妇女文学学术会议”。撰写期间，适逢女性主义思潮在台湾方兴未艾。由于当时引进鼓吹者，多为外文系学者，所据以论析的文本，自然偏于英美文学，即或有本土性论述，也多集中于现当代，至于古典文学的女性研究，实有待开发。因此，如何将当代女性主义观点融会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以期彼此映照、相互深化，遂成为我当时的关怀焦点。所幸，初步的尝试还算颇受肯定，会议之后，修订稿随即刊登于《台大文史哲学报》，并被收录于加州大学吴燕娜教授所选编的《中国妇女文学论集》。另外，据此改写的《谁在思念谁？——徐淑、鲍令晖思妇诗与汉魏六朝“思妇文本”的纠结》一文，也被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选入《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一书。这篇文章，为我此后的女性/性别研究开启端绪，在个人学术生涯中，具有一定意义。
不过，全书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它的初稿早在1993年夏天便已完成，算是本系列论文最早成篇者。然而修订之后正式发表，则是在1995年秋南京大学所主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那是我第一次赴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与会地点，又是昔日六朝古都金陵，感受自然别有不同。还记得，大会由周勋初与张伯伟先生主持，除了开幕当天有程千帆先生专题演讲外，北京大学袁行霈、张少康，山东大学张可礼等前辈，南京大学许结、张宏生、曹虹，上海师大曹旭，社科院刘跃进等青壮辈学者，以及台湾六朝研究的专家洪顺隆、杨承祖、蔡宗阳、李立信教授等，也都与会发表论文。三天会议中，大家以文会友，会后并且一同前往考察南齐帝王陵墓遗址，往事历历，在在令人难忘。正是这次会议，使我结识了不少优秀的大陆学者，并成为时相往还的好友。南京天高气爽的秋日风情，会中论学析理的纵横意气，也因此为个人的生命历程，图绘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至于《二陆赠答诗中的自我、社会与文学传统》，既是本研究系列的收尾之作，也是当年获得“国科会”专题研究计画奖助的成果报告。而我当初所以申请“专题研究计画”，实出于系内同事兼学长古清美教授的鼓励。古先生在明代思想及佛学方面的研究十分杰出，为人仁慈宽厚，对我的研究向来多所关照鼓励。可惜天不假年，抗癌多年后，仍不幸于去年夏天辞世，令人追怀不已。何况，在此之前，当年曾出席南京文会的程千帆与洪顺隆先生，更早已先后作古。当此重理旧作之际，心头闪现的，遂不免是谢灵运《拟邺中集序》中的文句：“撰文怀人，感往增怆。”而本书此时再次结集出版，于是也就因为岁月推移，于原书的学术论述之外，另增添了几许人世的憾怅。如果说，汉魏六朝“拟代文学”及“赠答诗”的写作，是时人所留下的种种“生命的行迹”；那么，对它们的研究历程，及其所牵涉的个人生命体验，又何尝不然？天地逆旅，浮生若寄，不同时空中的行迹纵使杂沓多方，但藉由书写铭刻，总也要为人文世界，留下动人的传承。
以上四篇文章，连同《序言：新视域的拓展——兼谈“拟代”与“赠答”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意义》，曾以《汉魏六朝新论：拟代与赠答篇》为题，于1997年由台湾里仁书局结集出版，引起学界不少关注；随即并有若干青年朋友各自据以引申扩展，发展为学位论文。汉魏六朝“拟代文学”与“赠答诗”的相关研究，似乎也在长久冷寂之后，开始有了多元而活泼的气象，这毋宁是令人欣喜的。新增收的附录《毛诗序“风教说”探析——兼论其与六朝文学批评之关系》一文，原是就读研究所博士班期间，修习裴溥言先生“诗经学”课程的学期报告，1990年发表于《台大中文学报》。虽是学生时代的习作，但自认还有些新意，因此野人献曝，附志于此，也算是作为研究生涯开始之初的纪念吧。
当然，本书能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学史研究丛书”，与国内学界见面，实由于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及出版社张凤珠女士的促成，在此也要对他们深致谢忱。
梅家玲
2004年春于北京圆明园花园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