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怎样理解巴金的文学

在香港的《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金对解放后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作了否定的评价。作为一位作家的回忆录，或许这并无引人注目的新奇之处。但是，我对下述推论持有异议：

巴金所言“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1]，并不仅限于巴金一人，这多少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套路。信息总是握于少数人之手，作家经常被时下的“政治”紧紧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作家即使不能说对政治亦步亦趋，也是“歌德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特别是对于像巴金这样喊着“我是来学习的”（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题目）这种口号进入新中国的作家来说，相信党是不在话下的。可见他成为“歌德派”是顺乎自然的结果，也是出于无奈。

我认为以上的推论有重大缺陷。因为它忽略了作家本身这个主体。此推论的意图在于确定一个被“政治”挤压变形而又具有良心的作家的真实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想抹去“政治”色彩而把握巴金的完整形象。其实，这种观点出自主观臆断，只能使巴金的形象更加含糊不清。

巴金1980年4月4日在东京朝日讲堂所作的演讲中曾说：“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2]我认为不应以对上述演讲文章的各种评论为出发点来推论，而应首先从承认文章所述事实这一点开始起步探讨。也就是说，把握巴金的完整形象要从他20世纪20年代在《民钟》《平等》等杂志上发表拥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到其后写出《灭亡》《家》《憩园》《寒夜》等许多作品；解放后又亲赴朝鲜战场采写报告文学；1955年批判胡风，1957年批判丁玲；“文革”中相信“四人帮”，而自身反遭迫害，失去妻子，到如今在回忆录中批判反省过去，等等，把巴金的所有这些经历联系起来考虑。我认为这对于完整地把握巴金文学至关重要，也是理解巴金文学的本质的唯一途径。寻章摘句的做法自然不能把握全貌。

巴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1958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3]这种表白充分体现了巴金其人的正直的性格。中国现代作家中几乎无人作出过这样的忏悔。不过在这里不是要议论他的“正直”，而是要研究巴金是如何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的。因此我想就巴金参与的对作家的批判“运动”作些分析。1949年以后巴金参与过的批判作家运动有三次：第一次是1955年对胡风等人的批判运动；第二次是1957年对丁玲等人的批判运动；第三次是1965年对电影《不夜城》的剧作者柯灵的批判运动。巴金曾指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本来面目跟别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差别”[4]，还用更为激烈的措辞批判丁玲：“她满脸污泥，躺在臭水里打滚，不管她真哭假哭也好，作‘抒情的独白’也好，她掩饰不了她那令人厌恶的丑态。”“她要在文坛上‘称孤道寡’，不能够平等地跟作家们坐在一起，她要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偷盗’勾当，所以就搞反党小集团来实现她的阴谋计划。”[5]同时，巴金无意识地表明了这种认识背离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譬如说，巴金当时说过“只有在党和同志们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批判和揭露，我们才看清了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6]。文章的作者意在显示他们是如何受到党的教育，而我却认为这表明了他们丢掉了独立思考。

针对当时发表的这些言论，巴金自己认为应对之负责任，承认是错误的。对于和丁玲一起受到批判的冯雪峰，巴金在他的随想录《纪念雪峰》一篇中曾有所交代。此外，关于1965年对电影《不夜城》的批判，巴金在《随想录》的《“遵命文学”》中道出苦衷。文中写道，当时的批判文章里没有点柯灵的名，以及某晚特意去柯灵家作解释等，巴金的诚实性格跃然纸上。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看，他曾说过：“不少工人观众对这部电影发出了愤怒的声音，他们有这样的权利。”[7]可见他的看法来自对他所谓的“工人阶级”（说“党”更正确）的绝对服从。这种绝对服从，当论巴金其人时时常被理解为人格的诚实。如果单就巴金的诚实态度而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个观点并未把这种诚实态度和巴金的文学相提并论。这样做只能把巴金的文学创作抛在一边，转而去谈论他的人格。

这种现象尽管形式不同，也反映在探讨巴金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例如最近有一篇评论[8]，就是从对无政府主义的既有观点出发来解释全部问题的，以至于对巴金文学作分析之前，已经用既定的标准去理解他的人格和思想。这一点和“文革”前发表的评论文笔基本相同。就推论的严密统一来说，倒是像《巴金创作试论》[9]和《巴金创作评论》[10]（这两本书相比较，前者内容更充实一些）这些由学生编写的文章更完整。不过如前所述，在进行作品分析之前，已经由这些文章将争议的范围定死，以此为前提再进行作品分析也只能发一通空泛的议论。可以说，这样的“作品评论”由于离开了巴金文学本身，使作品分析的想象力被排斥在另一个世界而受到禁锢。

这些年对巴金文学的评论除极少数之外[11]，大多是离开文学本身去谈论巴金的人格和经历。因此，当巴金对自己在反右斗争时的文章表示反省时，马上就有评论说这体现了他的“正直”。我并非对巴金的正直持有异议，而是认为在评价一个作家时，这种正直应如何理解才正确。对此，我认为谈到他的“正直”，必须看到：参与批判胡风、丁玲的巴金，和50年代后期又被许多文章批判、为改造自己而接受批判的巴金是同一个巴金。在巴金的精神世界中批判和被批判是不可分割的，说到底是一码事。他把现实的“政治”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他批判别人文章的同时又成为被别人批判的对象，这似乎在他的内心里与其说是矛盾，毋宁说是纠葛。

1958年巴金曾和其他作家一起写过文章，批判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投降变节。他写道：“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个诚实的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悲剧是一般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不可避免的悲剧”，“但是我想大声提醒他，回头是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12]这篇文章的调子要是和同期刊登的曹禺的文章《斥叛徒法斯特》相比，可谓相当的“宽大”。从中看不到批判胡风、丁玲时的激烈措辞，但与批判胡风及右派并无本质的不同。但文章发表不久，就遭到批判。1958年第11期《文艺报》以《〈对法斯特的悲剧〉一文的意见（读者讨论会）》为题刊载了三篇批判文章，同时也刊登了巴金对那些批判的看法。巴金在此说道“读者们的意见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所以读者们的批判是有理由的”，从而全面地接受了对他的批判。这种态度是解放后的巴金的一个套路，也即前文所涉及的“正直”问题。

对《法斯特的悲剧》一文的批判以这样的观点为代表：“巴金忽略了一个人叛变的阶级原因，而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这样看问题是很危险的”，“但就作者的思想来看，我们觉得在这两篇文章里贯穿了作者的‘人性论’和‘爱一切人类’的超阶级观点。”[13]1958年前后，在《文学知识》《读书》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批判巴金作品的文章。这决非仅是由《法斯特的悲剧》引起的，而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相关，矛头对着巴金的“超阶级观点”。在上面引用的批判《法斯特的悲剧》的文章中还提到了巴金的旧文章《丹东的悲剧》（1934），此外，1958年在各杂志上被批判的巴金作品还有《灭亡》《爱情三部曲》《家》等。这些批评文章中，对《家》的批评尤其多，可见他们对巴金文学要求的便是政治教育性。不过《家》并没有被作为“超阶级观点”的典型例子一概抛弃。被扣上“超阶级观点”的帽子而遭到批判的是《火》第三部。书中的主要人物基督教徒田惠世被认为是以“超阶级观点”描写的。巴金曾为田惠世的原型林憾庐写过一篇题为《纪念憾翁》[14]的悼念文章，并在《火》第三部的后记中怀着哀悼之情写道：“现在让我把这不像样的东西献给他在天之灵罢。”是什么把巴金和这个基督教徒紧密相连的呢？

以前，巴金对小说《火》以及林憾庐谈得不多，可是最近却在香港的《文汇报》上读到了巴金亲自为《火》作的说明[15]。在此，我想以这篇文章为根据看一看抗日战争时期巴金和林憾庐的关系。在《关于〈火〉》一文中，巴金对《火》的第一、二、三部都作了说明，并记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其中巴金反复谈到：冯文淑这个贯穿整个三部书的人物是以他的妻子萧珊（原名陈蕴珍）为主要原型的。《随想录》中有一篇追思亡妻的文章《怀念萧珊》，可见其爱情之深厚。在《关于〈火〉》中有关萧珊的记述也很多。起初，萧珊只是巴金作品的一个读者，从1936年相识起到1944年与巴金正式结婚，有不少时间和巴金生活在一起。对此巴金以前虽曾作过一些说明，但是1939年初巴金从桂林返回上海时萧珊与他同行这件事，这次却是第一次公开。巴金在《关于〈火〉》中谈到他1938年秋到武汉以及逃离广州时萧珊曾同行，而且1939年初巴金坐火车从桂林到浙江省金华，从那里去温州，再乘船返抵上海时她也一路同行。奥尔格·朗（Olga Lang）曾想从巴金的《“重进罗马”的精神》（1938）一文中找出他返回上海的理由，其实当时的巴金并非那么悲怆，未必有此行必死无疑的想法，《关于〈火〉》中所述在温州游江心寺一段可以引为根据。但是若从意志的角度论及此事，还应把他返回“孤岛”上海的行动看成“重进罗马”的精神。

返回上海三四个月之后，萧珊一个人离开上海赴昆明进了西南联合大学（次年夏巴金亦去昆明）。如果《火》第三部的冯文淑的原型是萧珊的话，到昆明去的萧珊即与小说中的冯文淑暗合。但巴金写的却是1941年的昆明，用他的话说：“我是在1943年的桂林写1941年的昆明。”[16]但不能因此而说萧珊与冯文淑毫无关系。小说中写的冯文淑与在西南联大当学生的萧珊非常相似。似乎可认为冯文淑结识的田惠世也即林憾庐，《北辰》杂志就是《宇宙风》。萧珊通过巴金结识了林憾庐并在《宇宙风》上用笔名“程慧”发表过若干篇文章。当然，冯文淑的原型不仅仅是萧珊，巴金说他自己也是冯文淑的原型。冯文淑结识田惠世，协助他出版《北辰》的情节与现实中巴金和林憾庐的关系很相似。巴金评价林憾庐说：“我了解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17]林憾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林憾庐的名字鲜见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为他不是文学创作领域的。可能说他是林语堂的哥哥更加清楚。他的个人经历多有不详之处，综合《宇宙风》第131、132、133期刊登的几篇悼念林憾庐的文章（他于1943年2月3日因病去世）来看，和《火》第三部第三章所描述的田惠世的经历十分相似。林憾庐本名林和清，生于福建省，其父是个严厉的近于专横的基督教牧师。林憾庐十五岁时，四年制的学校尚未结业，就奉父亲之命转至由教会经营的医院去学医。十九岁毕业当了医生，同时依父亲之命完婚。七年后，父亲又让他去东南亚经商，好像是经营一个橡胶园。历时四年他回到国内，在厦门鼓浪屿开办药店，又行医道，不久父亲去世。四年后，他放弃医生职业转而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他与巴金最初的相会可能就在这个时期。1936年林憾庐从第23期开始参加《宇宙风》的编辑工作。从1937年起，他从上海到广州、桂林、香港等地去，辗转各地做《宇宙风》的发行工作。他的活动路线和巴金非常相似。实际上一如后来的记述，他们两人有时是一道行动。林憾庐1940年返回上海做《西洋文学》和《中国与世界》两杂志的发行工作，其间也有一段时间和巴金滞留上海的时间相吻合。

林的主要工作是《宇宙风》的编辑和发行，除此之外没有做什么值得注意的文艺工作。他也曾编辑过同属宇宙风社的《见闻》杂志，但一般认为《见闻》不如《宇宙风》有影响。《见闻》是由林憾庐主编，陶亢德（宇宙风社的主要成员）主持发行的半月刊杂志。1938年8月在广州创刊，第一期为“轰炸特大号”。发刊词中写道：“本刊于此神圣抗战中创办，当然负有时代给与的使命，所以更注重抗战的史迹、战役与战区的特写、民众自卫游击的记述、义烈悲壮的故事，借以发扬光大我党觉醒的民族精神。”可见是一本宣传抗日的杂志。巴金在第1期上发表了《在广州》（即《梦与醉》的序），在第2期上发表了杂感《失败主义者》，在第3期上发表了杂感《国家主义者》，在第5期上发表了杂感《最后胜利主义者》，与林憾庐大力合作。《见闻》每月的5日和20日各发行一期。第5期是10月5日发行的，20日理应发行第六期。但是，20日是日军占领广州的前一天，而且巴金和萧珊、林憾庐等宇宙风社的成员也在这一天同乘船逃离了广州。即便不是如此，考虑到日军进攻广州前的局势，《见闻》不能出版发行也是可以理解的。

《见闻》的执笔人中间，有巴金的朋友靳以，还有周而复，但大部分则是和宇宙风社有联系的人。巴金和宇宙风社并无多深的关系，主要是他和林憾庐的私人关系。林和巴金的关系也并非相识伊始就很紧密，两人初次见面后的七年多时间并无交往。他们是1930年在福建省泉州关帝庙里的“黎明中学”初次见面的。在这次旅行中，除林憾庐之外，巴金还第一次见到了王鲁彦、陈范予二人（可参照《写给彦兄》《悼范兄》）。并于其后的1932年和1933年连续走访泉州。1930年时王鲁彦正任教于厦门郊外同安县的集美师范学校，恰与到福建旅行的巴金在鼓浪屿相会。1933年，他转到泉州的黎明中学，同年又与巴金在当地相会。在抗战时期病故的巴金的朋友当中，林憾庐、王鲁彦、陈范予三人都是1929—1930年巴金到福建旅行时结识的，这倒是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其后，林憾庐到了上海，开始编辑杂志。他正式从事《宇宙风》的编辑工作是1939年。

《关于〈火〉》里提到1942年林憾庐在桂林恢复出版了《宇宙风》。从第127期以后《宇宙风》由半月刊改为月刊，1940年林回上海之后就曾考虑过《宇宙风》的复刊，但因当时处于日军占领的黑暗时期，有关抗日的文章不能刊登。于是决定在香港发行有抗日内容的《宇宙风》，而在上海为了躲避镇压，发行了内容无关痛痒的乙刊（1939年3月发刊）。《宇宙风》第127期是在香港陷落停止发行后再行复刊的首期，为七周年纪念号。自1935年林语堂和陶亢德创办《宇宙风》以来编辑曾数次变动，第127期的编辑为林语堂、林憾庐和缪崇群。林语堂1939年以后移居美国，只是个名义上的编委。创刊时的编辑陶亢德又于1941年10月离开了《宇宙风》，因此林憾庐是实际上的中心人物。

和林憾庐一起编辑《宇宙风》的缪崇群是巴金多年的老朋友，他于1945年1月18日在重庆的江苏医院病故。巴金把《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1946）这篇充满凄婉哀伤的悼念文章奉献给他。1931年，自日本留学归来的缪崇群和巴金在南京初次相逢，之后两人一直交往到缪去世。在某种意义上，缪崇群对于后来巴金写小说《寒夜》时塑造的汪文宣这个角色颇有影响，正像巴金在《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中道出的：“现在这一切都跟着寒夜逝去了。”[18]他与巴金写《寒夜》有直接的联系。

《火》第三部第十八章描写的临终前的田惠世编辑发行香港陷落后首期《北辰》的情节，与《宇宙风》第127期的情节何其相似。除此之外，林憾庐还有许多地方和田惠世如出一辙。例如，不难想到《火》第十四章中死于日军空袭的田惠世的次子世清，就是以林憾庐病死的儿子伊曙为原型的，林曾在《宇宙风》第127期的卷首登过追悼儿子的文章。与其说《火》第三部是以林憾庐为原型而写成的，不如说整部小说描述了林憾庐的一生，这样也许更确切。

巴金在《宇宙风》第127期上发表了《随笔三篇——旅途通讯续编》，即《旅途杂记·别桂林及其他》的前半部，此外还多次为《宇宙风》写过文章。这不仅是编辑与作家的联系，而且含有个人交往的成分。抗战期间巴金也曾为《自由中国》（孙陵主编）、《文学创作》（熊佛西主编）、《国民公论》（胡愈之主编）等杂志写过文章，但他与林憾庐的关系最密切。那么联结巴金和林憾庐的友情的纽带是什么呢？巴金称赞“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一语中的“正直”和“善良”作何理解为宜？言词表达的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具体存在的实物。对于巴金的感受，我们也只能作一番推论而已。那么推论的根据在哪里？这要看巴金是对林憾庐的什么言行而发感慨的。

在《关于〈火〉》中巴金写道：“我和他同在轰炸中过日子，同在敌人迫害的阴影下写文章、做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可见，林憾庐在抗战中的行动吸引着巴金。吸引巴金的并不在于《火》第三部中的田惠世所信奉的基督教本身，也不是“爱、牺牲、理想”之类的言词，这些在巴金看来只是表面的东西。林憾庐本着基督教的精神，为宣传抗日而编辑《见闻》杂志，为发行《宇宙风》甚至不惜付出生命去奋斗。巴金对林的友情正是建立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之上的。林语堂同样也口口声声地谈论“爱”和“理想”之类，却唤不起巴金对他的感情，因为他在抗战时期跑到美国这个安全地带在那里发些“吾国吾民”的议论，巴金为此感到耻辱。说到底，巴金和林憾庐的交往并不是出于为爱和理想献身之类的道义上的考虑，而是通过自然平常的小事不断加深彼此之间了解的结果。这在巴金的文章中有时只写了它的表层，因而容易产生误解。但是，在分析《火》第三部时所产生的这种误解却不能彻底地推翻，因为小说本身具有的重大缺陷导致了误解。

即便说田惠世是以林憾庐为原型的，也应该在小说情节的展开中具体地加以考察。毫无疑问小说的素材是取自于林憾庐。可是从表现过程来看，巴金是把从林憾庐这个现实中的人物身上获得某种感受或意念的过程用逆反的手法在小说中加以表现的。也就是说巴金要让为爱和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田惠世的身上得到具体体现。我并非要说《火》第三部的创作是意念先行。即使是意念先行，如果能完满地达到浓缩升华那也能成为好作品。问题是《火》第三部的意念性不能贯彻始终，既非意念也非现实，不上不下地结束了全篇。因此，再怎样描写“大后方”昆明的昏暗丑恶的现实，也只是为作品套上一件真实感的外衣，不能改变作品本身的平面单薄。吴共平、温健、谢质君和王文婉等人和朱素贞一样同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描写他们的那些利己主义的言行也仅仅是表明巴金摆脱了以往的单纯世代论而已。小说中出现的墨索里尼的信徒张翼谋和他的朋友黄文通，因为书中没有解释这类人存在的根源，所以他们不过是点缀陪衬而已。在《火》第三部中田惠世一家是另一方世界，巴金把田家描述成爱的化身，估计是以在桂林时住隔壁的林憾庐家为原型的。从现实中得到的感受在用语言表达时已经异化，巴金在描写时似乎没有考虑这一点。简言之，这部小说在把爱和理想具体化的描写过程中忽略了具体和抽象之间必然会产生乖离这一点。这是这部小说的缺陷之一。它与“超阶级观点”毫无关系。要论“超阶级观点”，即使说巴金文学的全部如是也不算过分。问题是无论是50年代的反“右”文章，还是“文革”后的《随想录》都贯穿着巴金的人道主义。

以上对巴金和林憾庐的关系以及它和《火》第三部的联系作了一些探讨。巴金在《关于〈火〉》的开首即说：“《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20]我难以全面地接受他所谈的理由，我认为《火》第三部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是由于轻视了每个人善意的总和并不构成善意这一点。即使巴金想要描写的是不会被社会矛盾和死亡所消灭的永恒的理想，也不应该单纯地写成田惠世（林憾庐）的正直和善意在当时的社会矛盾面前碰得粉碎；而应该寓示田家每个成员善意的总和并不能构成全家的善意。问题就出在把田惠世一家作为理想化的家庭来描写。

以个别善意和总和善意的内容为题材写出的成功之作当推巴金的《寒夜》。这部小说于1944年初的冬天开始动笔。为什么《火》的第三部失败了，而《寒夜》却把“善意”的问题处理得很好呢？要弄清这一点不能光看《寒夜》，而必须结合同时期写作的其他作品一起分析。这些作品虽然与《火》同时写成，但表现世界明显不同。要弄清它的源流并非易事，我认为它起始于1941年写成的《还魂草》前后。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另作论述。

写于1981年，原载于日本《季节》第10号，1981年5月；中文译文收录于《巴金研究在国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朱京伟译。在此所载译文经作者全面修订。

[1]巴金《“豪言壮语”》，香港《大公报》1979年9月20日，后收录于《随想录》。此引自《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43页。

[2]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日文版载于《朝日新闻·晚刊》1980年4月7日，中文版载于《花城》1980年第6期，后收录于《创作回忆录》。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1993年），第567页。

[3]巴金《再论说真话》，香港《大公报》1980年10月11—12日，后收录于《随想录》。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第237页。

[4]巴金《“学问”和“才华”》，《人民文学》1955年9月号。

[5]巴金《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文艺报》1957年第21期。

[6]巴金、靳以《狠狠地打击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解放日报》1957年10月8日。

[7]巴金《谎话一定要戳穿》，《文汇报》1965年7月5日。

[8]这里指的是当时的一篇评论，即李多文《试谈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中的无政府主义观。

[9]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

[10]北师大中文系巴金著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

[11]我虽对其评论内容本身有异议，但唐金海《“挖掘人物内心”的现实主义佳作——评巴金的〈寒夜〉》（《钟山》1980年第3期）在评论的着眼点上与以前不同。

[12]巴金《法斯特的悲剧》，《文艺报》1958年第8期。

[13]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评论》，第104、107页。

[14]巴金《纪念憾翁》，发表当初以《纪念一个失去的友人》为题，刊于《宇宙风》第131期（1943年5月25日），后收录于《怀念》。

[15]《艺丛》1980年第2期（长江文艺出版社）也登载了内容相似的文章。

[16]巴金《关于〈火〉》，载于香港《文汇报·大公园》1980年2月24日，后收录于《创作回忆录》。此引自《巴金全集》20卷，第643页。

[17]同上书，第648页。

[18]巴金《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载于《文艺复兴》第1卷第1期，1946年，后收录于《怀念》。此引自《巴金全集》第13卷（1990年），第516页。

[19]巴金《关于〈火〉》，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第648页。

[20]巴金《关于〈火〉》，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第6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