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研究现状
诗文选本是文学作品存在和流传的重要形态，也是时代思潮和作家风格的具体反映。明代诗坛对唐诗的尊崇无与伦比，明人编选唐诗总集更是盛况空前。明嘉靖年间上海学者张之象编纂的唐诗总集《唐诗类苑》，正是明代众多诗文选本中极有特色又颇具争议的一部作品。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张之象及其编纂的类编唐诗总集《唐诗类苑》，在进入研究正题之前，有必要对课题的研究对象、选题背景及研究现状等加以简要探讨。
（一）《唐诗类苑》的命名缘起
《唐诗类苑》200卷，明上海张之象编辑、王彻补订，约编成于嘉靖中后期，刊刻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体系较为完备的类编唐诗总集。此书按类排列，力求全备，共收录了1472位唐五代诗人的诗作28067首，分为39个大类1093个小类，内容涵盖初、盛、中、晚唐各个时期，对明清时期编纂的《唐诗纪》（170卷）、《全唐诗》（900卷）、《渊鉴类函》（450卷）、《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486卷）等大型文化典籍的成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选本能反映出时代特点和选者的欣赏趣味，其命名则蕴含着选者的诗学倾向和学术旨趣。《唐诗类苑》一书得名的由来，大致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受刘孝标《类苑》和李昉《文苑英华》等文献典籍命名的影响。南朝梁刘孝标所著《类苑》，《隋书·经籍志三》著录为“《类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虏刑狱参军刘孝标撰”[1]，今已佚。此书首以“类苑”二字命名，其书内容涵盖面广，观点括综百家，思维贯穿古今，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唐初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卷五八《刘之遴与刘孝标书》中有相关记载：“闲闻足下作《类苑》，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略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赜。铅摘既毕，杀青已就。义以类聚，事以群分。述征之妙，杨班俦也。”[2]同书同卷亦载有梁刘孝标《答刘之遴借〈类苑〉书》：“九冬有隟，三余暇时，多游书圃，代树萱苏。……是用周流坟素，详观图牒。搦管联册，纂兹英奇。蛩蛩之谋，止于善草；周周之计，利在衔翼。故鸠集斯文，盖自缀其漏耳。岂冀藏山之石，播于士大夫哉！”[3]而宋初官修的诗文总集《文苑英华》，是一部选录上起魏晋、下迄五代的重要文学总集，对唐以后编选的诗文总集在内容和形式上产生的影响都极为深远。显然，张之象的目的是上承《文苑英华》，博采群籍，通过编纂成一部有影响的唐诗总集而留名青史。二是受《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编排方法的影响。张之象编纂《唐诗类苑》的思路可谓别出心裁，谓“诗无类书，诗之有类书也，自兹刻始”[4]，意图将有唐近300年间的全部诗歌按照题材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汇编成诗中的类书。三是受唐顾陶《唐诗类选》、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和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明高棅《唐诗品汇》等诗歌总集编纂内容和编纂体例的影响，意在编纂一部与众不同的唐诗总集。由此可知，《唐诗类苑》在名称上有袭用《类苑》或《文苑英华》之意，而在编排方法上则继承了《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的编纂传统，“类则甲乙兼收，苑则妍媸不择”[5]，在编纂内容和体例上则借鉴了《唐诗类选》《分门纂类唐歌诗》《唐百家诗选》《唐诗品汇》等诗歌总集的长处，体现出广收博取的编纂宗旨和相对宽泛的收录标准。
（二）选题的学术意义
唐诗研究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诗总集研究又是唐诗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作为唐诗保存和流传的重要形态，唐诗总集也是时代思潮和作家风格的具体反映。在现存的清代以前的400多种唐诗总集中，明人编选唐诗总集的数量堪称盛况空前，反映出明代诗坛对唐诗无与伦比的尊崇态度。其中张之象编纂的《唐诗类苑》200卷，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按题材分类编辑的唐诗总集，为学界研究古代文学思潮的嬗变提供了相对独特的视角，在唐诗研究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典范意义和文化影响。
一般认为，清代康熙年间御定《全唐诗》900卷，是以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和清人季振宜《全唐诗稿本》为基础编纂而成的集大成之作。作为明代中期收录唐代诗歌比较全备的大型总集，《唐诗类苑》规模宏大、体例特殊，对《全唐诗》的成书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此书400多年来流传范围不广，目前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残本和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等几个同一系统的版本，国内学界对张之象及《唐诗类苑》的总体状况关注较少，部分学者在从事唐诗学研究时虽然也论及其基本面貌、编纂体例等内容，但总体来说尚不够深入，仍有很多亟待开掘的空间。直到20世纪末，随着续补《四库全书》的几部大型丛书的完成，《唐诗类苑》才与《古诗类苑》一起，逐渐进入更多当代学者的关注视野。2006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了日本学者中岛敏夫的整理本《唐诗类苑》，为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载体。《唐诗类苑》按题材分类编选唐诗的做法，在诗学史上具有比较独特的意义，而其大而全的收诗标准和编纂目的，对于明清时期文学总集的编纂整理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
《唐诗类苑》在当前唐诗研究中独特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通过分析《唐诗类苑》的编纂体例和整体规模，将其与前后不同时期编纂的唐诗总集进行比较，能够大致勾勒出明人对唐诗全集的真实构想。张之象编纂的《唐诗类苑》，是现存规模最大、编纂较早、体系较为完备的唐诗分类总集。因其于晚近长期未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直至日本学者中岛敏夫整理本的刊印，才引起国内学人的研究兴趣，故而外界对其基本面貌、编纂体例、性质归属、学术价值等方面不甚明了，对张之象《唐诗类苑》的利用和研究更是几近空白，而这些恰恰是《唐诗类苑》研究中最不可或缺的内容。以此作为选题，在唐诗文献整理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对于研究唐诗的流播史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通过深入研究《唐诗类苑》的分类情况，既可以对唐代相同题材的诗歌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又可以对历代类编唐诗总集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还可以对张之象编纂的几部诗文总集进行综合比较，从而为全面把握某一题材作品的发展演进规律、深入探究某位作家的审美取向与其作品的传播情况等方面提供更为精准的理论依据和内容支撑。
再次，通过梳理《唐诗类苑》的文献来源和收录实况，可以总结明代中期唐诗文献的利用状况。探究由唐至明唐诗总集、诗文别集、稗史小说、诗文评、类书等文献的渊源流变，对于认识和整理明清唐诗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能够为研究明代文学思潮的嬗变提供不同的视角。
最后，《唐诗类苑》的收录标准和分类方法对于明清时期总集和类书的编纂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按照清人对“集部”的分类，除唐人别集、诗文评之外的唐诗集子都属于总集的范畴，主要包括以《唐音统签》《全唐诗》为代表的唐诗全集，以《唐四家诗》《唐百家诗》为代表的唐诗合集，以及以《河岳英灵集》《唐诗三百首》为代表的唐诗选集三大类型。《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小序》又按照收录标准将总集分为两大类：“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由于研究旨趣的限定，很多学者关注富于理论价值的“文章衡鉴”类总集，而“著作渊薮”类诗文总集则乏人问津，缺少更加深入的开掘。张之象的《唐诗类苑》就属于后一类总集，特别是其“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功能尤为突出，故不仅可供披沙拣金，使其作为一部诗歌总集的意义得到彰显，对于此后类书的编纂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选题的研究现状
唐诗分类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晚唐，宋元明清发展传承，至当代则蔚为大观。因为关注的视角各有侧重，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展，采用的方法屡有创新，所以一些致力于唐诗分类研究的当代学者在研究著作、期刊文章和学位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唐诗总集研究的整体热闹景象相比，明人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研究在学界研究中相对冷寂，但也自有其内在的学术规律与传播特点。
关于张之象及《唐诗类苑》的相关问题研究，学界的关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以前，关于张之象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较明代中后期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稍显寥落。2006～2016年十年间，关于张之象及其著作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一批较为直接的研究成果。下面试从《唐诗类苑》的版本著录及刊刻情况、2006年以前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近十年来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等几个方面简要加以论述，略陈己见，不当之处，敬祈学界方家正之。
1.版本著录及刊刻情况
《唐诗类苑》200卷，初刻本为明万历二十九年曹仁孙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齐鲁书社1997年据初刻本影印出版，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唐诗类苑》的相关记载见于《明史·艺文志》《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四库全书存目》等书目典籍，均著录为《唐诗类苑》200卷。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对相关版本情况著录颇详，云“《唐诗类苑》二百卷，明张之象辑，王彻补订。录唐千余家诗数万首，按类编排”。除了明代初刻本外，《唐诗类苑》还存有以下几个版本：一是明万历十四年（1586）卓氏崧斋活字印本[6]；二是清戴明说辑《唐诗类苑选》三十四卷本，系就张之象《唐诗类苑》选录7800余首而成，有清顺治十六年（1659）梅墅石渠阁刻本；三是清光绪刻本；四是清吴荣芝重辑本，200卷，刻本。1990年，日本汲古书院以内阁文库藏本为底本，残缺部分以国会图书馆藏本配补整理后，将《古诗类苑》130卷、《唐诗类苑》200卷分别影印出版。2006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中岛敏夫整理本重新影印出版。
2.2006年以前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2006年以前，学界对于唐诗分类或类编诗歌总集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对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总体关注不多。在相对冷寂的研究中，中岛敏夫、袁行霈、陈伯海、陶敏、陈尚君等中外前辈学者分别在相关文章、著作中，对张之象《唐诗类苑》的主要内容、编纂体例、版本流传等情况简要加以著录或叙述，研究成果很有见地、颇有分量，为张之象及其著作研究开启了可资参照的方向，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日本学者中岛敏夫教授对张之象《唐诗类苑》的研究更有筚路蓝缕之功。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非常关注，先后出版有《盛唐》《中国名诗鉴赏》《古诗类苑》《唐诗类苑》《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唐诗选》等著作。中岛敏夫教授整理影印《唐诗类苑》和《古诗类苑》时，还为这两部著作撰写了《前言》，编制了索引等。其中《唐诗类苑》全书共7册，前6册影印原书200卷，第七册为索引和研究论文《〈唐诗类苑〉研究——从〈唐诗类苑〉看唐诗主题的展开》。索引分《索引凡例》《诗人名汉语拼音检字》《诗人姓笔画检字》《诗人姓四角号码检字》《诗人别诗体索引》《作者名校勘表》《联句一览表》《分类项目一览》《〈唐诗类苑〉〈古诗类苑〉各部诗数对照表》《〈唐诗类苑〉〈古诗类苑〉各部收诗对照表》《〈唐诗类苑〉〈全唐诗〉收诗情况对照表》等，使用极为方便，对学界研究此书大有裨益。这就是中岛敏夫整理本《唐诗类苑》，也是最早对张之象《唐诗类苑》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中关于《唐诗类苑》与《全唐诗》中所收录诗人诗作的比较、校勘等内容尤见功力，是一部具有独创意义的学术著作，出版后在日本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为对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文献依据。但此书也存在几个比较薄弱的方面，如对张之象的生平交游及诗学倾向和《唐诗类苑》的编排体例、文献来源、学术地位等方面，均没有进一步的考究，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最能体现《唐诗类苑》的成书价值，恰恰是研究《唐诗类苑》最不可或缺的内容。
袁行霈、佐竹保子两位学者合著的《评中岛敏夫整理本〈唐诗类苑〉及其研究》，是两位学者为中岛敏夫整理本共同撰写的一篇书评，也是学界较早对《唐诗类苑》进行关注的研究文章。文章大致分析了中岛敏夫在整理研究《唐诗类苑》时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中岛敏夫研究《唐诗类苑》的方法、特点、价值，对国内文学研究的启发等内容，认为他所采用的“应用统计的方法，将资料加以量化处理，从数字中得出结论”等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有些是很新鲜的”，“开辟了运用电脑从事文学研究的新路”，称赞这一成果“是一件费时费力而又有意义的工作”[7]，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陈伯海先生是唐诗学研究的大家，对张之象及其编纂的唐诗总集关注较早；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在学术视野和深入程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下文将重点介绍，兹不赘述。此外，祁欣《历代的唐诗选本述略》是较早关注唐诗选本编纂总体情况的文章。文章从整理和研究唐诗选本的意义入手，重点考察了历代唐诗选本的类型、特点、影响等状况，将宋元明清几个时期的唐诗选本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张之象《唐诗类苑》200卷被划归“各种大型总集”的范畴。[8]陶敏、李一飞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关于“明人编纂的隋唐五代诗文总集”部分，曾对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进行简单客观的评论，认为此书“全如类书体例”，“分类虽过于琐屑，但对按题材查找诗篇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在明人所编唐诗总集中，此书收诗数仅次于《唐音统签》，但卷帙繁重，流布不广，所收作品亦遭后人冗滥之讥”。陈尚君在《〈诗渊〉全编求原》一文中[9]，将《诗渊》《分门纂类唐歌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等诗歌总集与《唐诗类苑》的题材分类进行了综合比较，反映出明代类书或诗歌选本分门别类的大致情况。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收录有《唐诗类苑提要》[10]，对《唐诗类苑》的版本、内容、体例等情况加以简要叙述。
这一时期的其他相关研究文章，虽然也谈及张之象及其作品，但对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深化。如罗时进《清编〈全唐诗〉与重编〈全唐五代诗〉》认为，历代学者在唐代诗歌的大规模整理工作中都做出过不懈的努力，其中南宋赵孟奎的《分门纂类唐歌诗》和明张之象的《唐诗类苑》“收诗都超过40000首”，与明清时期编纂的其他大型诗歌总集“对总集唐一代诗歌进行了重要的奠基工作”。张浩逊在《谈谈唐诗的分类研究》一文中指出，唐人编选的“《搜玉小集》可能是最早的唐诗分类选本”，“唐代以后，分类编选唐诗的风气始终不衰”，比较有代表性的本子有《分门集注杜工部集》（编纂者不详）、《分门纂类唐歌诗》（南宋赵孟奎编）、《唐诗类苑》（明张之象编）、《类编唐诗七言绝句》（明敖英编）、《唐人咏物诗》（明末清初聂先等人编）等，其中张之象《唐诗类苑》“是现存最早的按题材（主题）分类的唐诗选集。由于该书分类极细，后出之唐诗分类选本颇受其影响”[11]。戴萌的《吴承恩与南京国子监》一文[12]，谈及吴承恩在嘉靖年间应邀到南京国子司业朱大韶的宅第，与何良俊、文嘉、黄姬水、张之象等分韵赋诗之事，可为张之象生平事迹和交游的佐证。李锦旺《明清“古诗—唐诗”系列选本中的乐府体例之争》一文，比较分析了明清时期张之象、臧懋循等人编纂的6种较有影响的系列选本，认为张之象的诗史观念具有“反对片面地以古律今，而主张以通变的、历史的眼光来考察诗歌的盛衰变化”的特点，给予张之象及其作品以相当中肯的评价。朱易安《明代诗学文献》一文认为，“明人辑选前代诗歌以唐代诗歌为最多”，“嘉靖以后，古诗和唐诗合选似乎成为一种风气”，而张之象编选的大型诗歌总集《唐诗类苑》与《古诗类苑》，就是这种时代风尚的产物。[13]沈文凡《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一文，对南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明杨廉《唐诗咏史绝句》、明敖英《类编唐诗七言绝句》等唐诗总集进行了比较，展示了唐以来人们对唐诗题材的认识轨迹，其中“明张之象《唐诗类苑》以类编次，而且类目极细”[14]的特点，为唐诗分题材研究提供了借鉴。王宏林等则对《唐诗类苑》的分类问题简加论述，认为“明张之象《唐诗类苑》也是按照题材编集，江河湖海、名山怪石、树木花草都独立成条，却没有明确把山水诗当成一类加以汇集”。眭骏《〈卓氏藻林〉辨伪》一文，通过对相关的文献材料进行排列比较，既考证了明人卓明卿的《卓氏藻林》一书剽窃自嘉靖年间王良枢的《藻林》，又分析了卓明卿剽窃张之象《唐诗类苑》的类似情况，从侧面反映出明代文化事业方面的不良风气。[15]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论及张之象及其著作，虽不够深入系统，却为推进相关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自有其学术价值所在。
3.近十年来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2006年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了中岛敏夫整理本《唐诗类苑》和《古诗类苑》，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逐年提升，为张之象及其著作研究带来新的气象，突出表现在关于张之象生平交游方面的研究、关于张之象著述活动的研究、关于《唐诗类苑》的专题研究三个方面。
关于张之象生平交游方面的研究。这类成果主要集中在包括张之象在内的“云间四贤”的相关研究方面。所谓“云间四贤”，是时人对张之象、徐献忠、何良俊、董宜阳四位松江华亭才子的并称。据明人何三畏《云间志略》卷一九《董太学紫冈先生传》记载：“（董宜阳）与同里何良俊元朗、张之象玄超、徐献忠伯臣，号称‘四贤’。”[16]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一《何良俊传》亦有类似记载：“范叔子曰：‘张、董、徐、何，云间所称四贤也。’”[17]云间是旧时松江府的别称，府治在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一带），因西晋文学家陆云曾自称“云间陆士龙”而得名。杨波《焦竑〈国朝献征录〉的文献价值》一文，曾以张之象为例论及《国朝献征录》“在考订史实、考证作家生平事迹方面的巨大贡献”[18]，通过比较《明史·文苑传》中的张之象小传与《国朝献征录》收录的莫如忠《浙江按察司知事张公之象墓志铭》，虽非专论张之象之文章，却对张之象的家世、仕履、交游、著述等情况进行了相对完整的叙述，是较早论及张之象生平交游的文章。杨波博士论文《唐诗类苑研究》首章专论张之象的生平与思想，通过搜集、整理和分析很多第一手的文献材料，分别从“张之象生平事略”“张之象交游考”“张之象的学术思想”三个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述，是关于张之象生平、籍贯、科举、仕宦、著述等方面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论文后附《张之象年表》，对张之象的生平行迹进行了更为详赡的排列，为进一步研究张之象及其周围的士人群体提供了一些线索和脉络。
“云间四贤”以何良俊的学术影响最大，其相关研究成果也最多，其次是对徐献忠和张之象的研究，关于董宜阳的研究成果较少。翟勇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何良俊及其相关研究的文章，其论文《明代嘉、隆年间松江士人文化特征》对“博学多览，著述等身”，号称“四贤”的松江学者徐献忠、何良俊、董宜阳、张之象等人的著述情况简要加以论述，认为张之象编纂的书籍“卷帙之富，古今罕见”。而其博士论文《何良俊研究》附录的《何良俊年谱》中，在“（明武宗正德二年丁卯）腊月十二日”下录有“张之象”条，有关于张之象生卒年月的文献记载和相关考辨。然而仔细辨识后发现，此条内容引证文献和考辨文字与杨波《张之象年表》中对应的条目相似度极高，都是引自“莫如忠《崇兰馆集》卷一九《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张公墓志铭》”，并根据陈垣《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对张之象的生卒年月日进行辨析，不同之处在于《何良俊年谱》引莫如忠文献时著录为“卷十九”，将《张之象年表》中以阿拉伯数字形式表述的西历纪年转为汉字表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何良俊年谱》在此条下所加按语中沿袭了“百度百科”中关于“张之象”条的错误，称“张之象生卒年是1496～1577年”，而紧随其后关于张之象生卒年的考辨文字，则近乎照搬了《张之象年表》中的相关内容，认为张之象的生卒年是1508～1587年，行文前后矛盾，可见其对待学术研究或有不够审慎之处。[19]
关于徐献忠及其著作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比较全面深入的要数陈斌发表的多篇论文。其《明代华亭诗人徐献忠简谱》一文，在“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条下录有《甲辰解官归，承张子济之、何子元朗、包子元达、吴子仲、张子玄超、莫子子良、董子子元过访》一诗，并分别对何良俊、张之象、莫如忠、董宜阳、包节五人的生平字号、科举仕宦、著述情况等进行了简要叙述，对张之象的评价是“博综群籍，辑有《唐雅》《彤管新编》《古诗类苑》《唐诗类苑》等”。而《徐献忠生平及诗学著述考》一文，则在重点分析张所望重刊徐献忠《乐府原》之事时，引用了郑怀魁所撰《乐府原序》，称“伯臣耻折腰为令，遽投簪逸泖上，与张玄超氏商榷声诗，并称云间之杰。既姑蔑守叔翘君，玄超犹子也，手为伯臣讨正是编，属予序而锓诸郡”[20]，指出张之象以徐献忠的晚辈自居，为徐献忠校订《乐府原》时，还曾经嘱托郑怀魁为此书撰序，是对徐、张二人亲密关系的又一佐证。陈斌在其博士论文《明代中古诗歌批评研究》中，对“明代中古诗歌选集与总集”这一专题进行了简要梳理和总结，并将明代中古诗歌的编选活动归为两大类：“一是对《文选》诗类与《玉台新咏》的增补，一是明人自己编选各类中古诗集。”[21]作者在文章中不仅简要介绍了张之象《古诗类苑》的编纂、凡例、序言等情况，还将此书与同一时期冯惟讷编纂的《古诗纪》加以比较，客观反映出作者对明代中古时期编纂的各种诗歌总集的看法。
关于董宜阳及其著作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中以翟勇《明代嘉、隆年间松江士人文化特征》、秦凤《明代松江府作家研究》[22]、武光杰《嘉靖“云间四贤”唐诗接受研究》[23]等较为深入。翟勇的文章前面已述及，兹不赘述。秦凤《明代松江府作家研究》一文，通过大量搜集明代松江府有文集传世的125位作家的相关文献材料，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采用考论结合的方法，对有明300年间“松江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和地域特色”进行了较为详赡的论述。武光杰《嘉靖“云间四贤”唐诗接受研究》一文则首先总体考察了嘉靖“云间四贤”的生平与交游，接着分析了嘉靖“云间四贤”唐诗接受的背景与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兴衰和前辈学者的诗学思想有密切关系，并分别列专章分析了徐献忠、何良俊、张之象与董宜阳唐诗接受的大致情况。
关于张之象著述活动的研究。台湾学者陈炜舜《张之象〈楚范〉题解》一文，不仅对张之象的生平著述简加介绍，而且把《楚范》一书定性为“楚辞学史上较早的修辞学著作”，“楚辞修辞学著作之嚆矢”[24]，并对其进行了翔实的考辨，指出《楚范》存在编次不当、自乱体例、仍主协韵、讹误时见等不足之处，同时说明四库馆臣对张之象的讥讽有欠公允。查清华《明人选唐的价值取向及其文化蕴涵》一文，把张之象及其唐诗选本放在明代中后期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去分析，认为“明代是一个全面宗唐的时代，明人选唐诗盛况空前”[25]，张之象所辑唐诗选集《唐雅》是明弘治、隆庆年间选诗观念的产物，书中尊崇的“诗必盛唐”观念带有明显的台阁趣味，其唐诗总集《唐诗类苑》则是万历至崇祯末选本朝着规模大而全方向发展的具体体现。李庆《中岛敏夫先生的中国文史研究》一文，对日本学者中岛敏夫的成长背景、学术传承、研究领域、著述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对中岛敏夫收集整理、研究出版《唐诗类苑》和《古诗类苑》的相关情况和学术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为中国古代诗歌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杨焄《张之象〈古诗类苑〉编纂考》一文，通过分析《古诗类苑》一书的编纂过程、成书时间、部目分类、编纂体例、编排方式等相关内容，指出“张之象所编的《古诗类苑》《唐诗类苑》并非类书之流，在编撰方面实际上是继承了以往某些总集的体例”[26]，“由于其独特的编排方式，为后人研究某一类诗歌提供了不少的便利”[27]，“省却了许多翻检之劳”[28]，开清人王闿运《八代诗选》专收杂体诗体例之先河。2009年，杨焄《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一书出版，书中对包括张之象《古诗类苑》在内的十六种明代中后期汉魏六朝诗歌总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细致分析了上述总集与明代诗学演变的关系，对于了解明代诗学的复杂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29]王嘉川《李维桢〈史通评〉编纂考》一文，详细考辨了李维桢、郭孔延与《史通》之间的关系，指出郭孔延和李维桢两人均是依据李维桢家藏张之象万历年间校刻本《史通》修订自己的著作，其中郭孔延根据张之象校刻本才得以补全《补注》《因习》两篇文章，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之象刊刻前代典籍的严谨态度。[30]解国旺在其《明代古诗选本研究》一书中，曾对“明代古诗选本与文学思潮”这一专题展开论述，指出明代除了旗帜鲜明地标明复古或反复古宗旨的古诗选本外，还有一些“以类书形式编选的古诗选本，如张之象的《古诗类苑》、臧懋循的《诗所》、刘一相的《诗宿》等，文学批评之意味皆不足”。毛姣姣《张之象〈韵经〉研究》以编成于嘉靖十七年（1538）的《韵经》五卷为依据，综合采用内部分析法、历史比较法、透视分离法和数字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张之象《韵经》一书中出现的通转韵、叶韵、转注韵等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韵补》和《转注古音略》进行了全面比较，系统梳理了今韵的音系、性质及其与“平水韵”的联系和区别，初步认定该书古韵部分是在吴棫《韵补》和杨慎《转注古音略》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变更，指出今韵的音系兼有“平水韵”的音系框架和明代的实际语音。论文作者对张之象这部韵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于不断“完善明代音韵学研究乃至整个汉语语音史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许连军在《〈唐代舞蹈诗研究〉序》中也对唐诗的分类研究历史简要进行了回顾，列举了几种影响较大的按题材分类编选的唐诗选本，张之象《唐诗类苑》也名列其中。[31]
关于张之象《唐诗类苑》的专题研究。2008年以来，杨波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张之象《唐诗类苑》研究的专题文章。其博士学位论文《唐诗类苑研究》，以明代中期文学思想发展为研究背景，围绕张之象的生平与思想、《唐诗类苑》的基本面貌、文献来源及其在后世的地位与影响等几个方面，对张之象《唐诗类苑》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深入探讨，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较确实的依据”[32]，是中岛敏夫之后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张之象〈唐诗类苑〉编刻考》一文，从明清时期编纂唐诗总集的盛况背景入手，详细考察了张之象的生平著述，分析了《唐诗类苑》的编纂体例、作品分期、收诗标准等内容，认为“以类系诗是张之象编纂《唐诗类苑》时遵循的总原则”，“收录作品有明确的时限概念”，“追求大而全的收诗标准”，“对重出、异文、阙文等特殊情况”[33]则采取了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叙述了张之象编纂《唐诗类苑》时进行的文献准备、编纂分工、刊刻经过等情况，指出“《唐诗类苑》的编纂与时代风气、个人好尚、诗学主张、科举取士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虽几经曲折才得以刊刻，但“在唐诗学史和中日学术交流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34]。《张之象与〈唐诗类苑〉》一文，对张之象的籍贯生平、家世背景、科举仕宦、著书立说以及《唐诗类苑》在保存唐诗史料、校勘唐五代诗歌、反映明代以前诗文总集的流传情况等方面独特的文献价值进行了考证与论述，指出《唐诗类苑》“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体系相对完备的著作，是分类唐诗总集的扛鼎之作”，“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总集和类书的编纂两个方面”[35]，而清康熙年间两部大型官修典籍《渊鉴类函》和《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均把内府藏本《唐诗类苑》作为一大文献来源，则几乎与其同时编纂的《全唐诗》与《唐诗类苑》之间也应有着某种渊源。《张之象〈唐诗类苑〉编纂得失》一文，既肯定了张之象《唐诗类苑》“在唐诗文献的保存、辑佚、校勘等方面”的文献价值，又指出这部著作在编纂上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如“采录文献资料尚未全备；缺少作家小传，书目排序过于杂乱；分类不当、校勘不精；误收错收、贻误后学”[36]等情况，同时也给予《唐诗类苑》以客观的评价，认为其作为一部“现存最早、规模较大、分类体系相对完备的唐诗文献”，“在学术研究方面仍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不可取代的学术意义”[37]。《从类书到总集——〈唐诗类苑〉重要参考文献述略》一文，以《唐诗类苑·引用诸书》为主要依据，重点梳理了对该书影响较大的前代类书和总集，指出“编纂总集之事带有很大的继承性，后成的著作经常是在撷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累积而成的”，梳理分析《唐诗类苑》的重要参考文献，“对于总结明代中期的唐诗整理工作，认识唐诗学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2012年，吴河清、钱振宇合写的文章《论〈唐诗类苑〉的学术价值》，也对《唐诗类苑》的成书与刊刻、编纂方法、现存版本等内容进行了简要考述，分析了学界对《唐诗类苑》的研究相对冷落的三个深层原因，即“一是因为《唐诗类苑》卷帙繁重，刊刻后流传不广；二是受到四库馆臣陈言旧说的影响；三是被明代其他编辑唐诗大家的光芒所遮掩”，指出《唐诗类苑》在“保存唐诗文献、丰富唐诗总集的体例、探讨唐诗总集分类体系从唐到明的发展与演变”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38]，而张之象在编纂《唐诗类苑》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视野，也足以确立《唐诗类苑》在唐诗学术史上的地位。
4.在唐诗总集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成果举隅
傅璇琮先生是唐代文学研究大家，先后撰写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河岳英灵集〉研究》（与李珍华合著，中华书局1992年版）、《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李德裕年谱》（中华书局2003年再版）、《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增订本）、《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与张忱石、许逸民合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等著作，主编有《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1995年版，2002年重印）、《唐代文学研究》（第1～10辑，其中第1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10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004年出版）、《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1～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002年版）、《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与蒋寅联合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主编，辽海出版社2012年版）等，还先后发表了《闻一多与唐诗研究》[39]、《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40]、《盛唐诗风和殷璠诗论》[41]、《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42]、《〈才调集〉考》[43]、《唐人选唐诗考述四则》[44]、《〈续诗苑英华〉考论》[45]、《从〈玉台后集〉到〈瑶池新咏〉——论唐总集编纂对女性诗什的接受》[46]等文章，并以其“斯文自任”的人格魅力和务实创新的学术建树而享誉海内外。
在众多关于“唐人选唐诗”文献典籍整理与研究队伍中，傅璇琮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研究第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界先后出版了十多部以“唐人选唐诗”命名的文献典籍和研究著作，其中三部影响较大的研究著作，都与傅璇琮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1958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出版的《唐人选唐诗（十种）》。此书共收录十种唐人编选的唐诗总集，其中佚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以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人写本残卷为底本，元结《箧中集》以《随庵丛书》影刻宋代尹家书籍铺刊本为底本，殷璠《河岳英灵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为底本，芮挺章《国秀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初刻本为底本，令狐楚《御览诗》和佚名《搜玉小集》以汲古阁本为底本，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以《四部丛刊》影印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刻本为底本，姚合《极玄集》以元至元刊本为底本，韦庄《又玄集》以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日本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官版本为底本，韦縠《才调集》以《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抄本为底本。傅璇琮1958年夏天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12月《唐人选唐诗（十种）》正式出版，所以对此书的出版情况也比较了解。二是1996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此书由傅璇琮主编，在前本基础上有删有增，有改有校，删去《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增加了《翰林学士集》《珠英集》《丹阳集》《玉台后集》四部集子，共计收录13种唐人编选的唐诗总集，编撰者及相关情况大致如下：（一）《翰林学士集》，许敬宗等撰，以清光绪年间贵阳陈氏影写刊本为底本；（二）《珠英集》，崔融编，根据敦煌遗书写本残卷（即分藏于巴黎的伯3771与藏于伦敦的斯2771）重新加以整理；（三）《丹阳集》，殷璠编，从明刻本《吟窗杂录》和明万历黄德水、吴琯刻本《唐诗纪》等文献中辑录而成；（四）《河岳英灵集》，殷璠编，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为底本；（五）《国秀集》，芮挺章编，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六）《箧中集》，元结编，以《徐氏丛书》中的影宋抄本为底本；（七）《玉台后集》，李康成编，从《永乐大典》《后村诗话》《乐府诗集》《郡斋读书志》以及黄德水、吴琯的《初盛唐诗纪》等书中辑录而成；（八）《御览诗》，令狐楚编，以毛晋汲古阁刻本为底本；（九）《中兴间气集》，高仲武编，以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为底本；（十）《极玄集》，姚合编，以影宋抄本为底本；（十一）《又玄集》，韦庄编，以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本为底本；（十二）《才调集》，韦縠编，以《四部丛刊》影宋抄本为底本；（十三）《搜玉小集》，佚名编，以毛晋汲古阁刊本为底本。因为此本校订细致精当，被蔡宛若先生盛赞为“堪称是一部有里程碑意义的唐诗研究佳著”[47]。三是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此书由傅璇琮、陈尚君、徐俊三人共同编撰，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增补、覆校，除了收录原有的十三种唐诗总集外，又增录了《元和三舍人集》（佚名编）、《窦氏联珠集》（褚藏言编）和《瑶池新咏集》（蔡省风编），另外《翰林学士集》的编纂者改署为佚名编，从而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内容更加完整、编撰质量更高的唐人选唐诗文本。此外，还有几种著作受上述三种著作影响较大。如1998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唐人选唐诗（六种）》，依据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选编了《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箧中集》《极玄集》《又玄集》等6部总集并为其作注，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99年由傅璇琮主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所选唐诗总集及编排体例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相类似；2006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的《唐人选唐诗》一书中所收录的十种唐诗总集，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收录的书目相同，唯编排格式是竖排简体。总而言之，傅璇琮先生在“唐人选唐诗”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和整理出版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无可替代的地位。
陈伯海先生是在唐诗总集的版本著录与理论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又一重量级专家。陈先生认为，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繁荣的高峰时期，唐代诗歌创作的空前盛况，体制形式的成熟完备，内容体裁的丰富多样，风格流派的纷纭复杂，艺术表现的生动感人，传播后世的深远影响，无不吸引着当时和后世的人们，自唐五代以来关于唐诗辑佚、选编、考证、诂笺、解析、品评或其他论述成果丰硕，单是著述一项就有几千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这就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因为古人偏重于对唐代诗歌内部关系直观印象式的论述而忽略其外部联系的研究，所以那些散见于诗话、笔记、序跋、评点、书信、碑传、杂说等著述中的内容，犹如吉光片羽，很难给人以比较完整的认识。针对古人相对直观零散的唐诗论述和学界普遍存在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视野缺陷，陈伯海一直努力从宏观层面对唐诗研究的根本性问题进行综合研究，从正本、清源、别流、辨体等方面探讨唐诗学的历史演变进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先后撰写完成了《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初版，东方出版社1996年和2003年又先后再版）、《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传统文化与当代意识》（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严羽和沧浪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一系列学术研究著作，逐渐构建起体系完备的中国唐诗学学术大厦。他主持编撰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诗学史》（七卷本，与蒋哲伦、倪进共同主编，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文学史学史》（三卷本，与董乃斌、刘扬中共同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上海近代文学史》（与袁进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唐诗学史稿》（人民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唐诗书录》（与朱易安合著，齐鲁书社1988年版）、《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唐诗汇评》（三卷本，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示出对唐诗学发展历程的总体把握和深度开掘。其中《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一书从16世纪后期的晚明写起，按照时间顺序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中国文学“由传统至现代”的发展历程，指出17世纪至20世纪，中国文学分别处于从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内部孕育出近代意识萌芽的阶段、复古思潮卷土重来和新思想萌芽潜滋暗长的阶段、旧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阶段、新文学得到初步确立并在分化与组合过程中曲折前进的阶段，为学界研究中国文学史提供了独特新颖的视角。《中国文学史学史》以纵横结合的写作方式，分别论述了“中国传统的文学史学”、百年来文学史著作编撰的总体情况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文学史学的变迁等内容，同时对近代以来国人研究文学史的历史过程及编撰得失作出较为全面详细的评述，标志着“文学史学”作为一个新学科的正式成立。[48]《中国诗学史》一书共分七卷，前六卷按历史朝代分为《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第七卷是《词学卷》，全书以诗歌的接受史为视角，以诗歌理论的演进为经，以诗歌的种类活动为纬，将历代诗学观念与接受主体、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阅读、批评、写作诸环节的展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全景式地考察了中国诗学发展演变的历程，从而架构起一种历史与逻辑相互交融的理论体系。其中《隋唐五代卷》分别论述了隋唐五代诗学的社会背景、隋及唐前期诗学、唐中期诗学、晚唐五代诗学、唐人选唐诗等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特点的内容，从多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诗学的创作范式和发展流变。
从1988年至1995年，由陈伯海撰写或主持编纂的唐诗学著作就有四部，其版本及主要内容大致如下。一是《唐诗学引论》。该书紧紧围绕唐诗的总体观，从正本、清源、别流、辨体、学术史、余论等六个方面展开论述，高屋建瓴地勾勒出唐诗学术史的主要脉络，被学界誉为新时期唐诗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二是与朱易安合编的《唐诗书录》[49]。该著作汇录了与唐诗有关的数千种书目，根据总集、别集、合集、评论等次序加以编次，同时对各种文献典籍的书名、卷次、作者、朝代、版本、馆藏等信息加以著录，系统梳理了唐诗学文献的主要家底，是从事唐诗学研究者的入门向导。三是《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四是《唐诗汇评》（全三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该著作不仅编选了5000余首唐诗，而且汇录了大量历代的论评资料，在唐诗学研究方面具有集大成的意义。2015年6月至2016年11月，由陈伯海主编的“唐诗学书系”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该书系是陈伯海先生在朱易安、查清华等人协助下，以上述几种著作为基础重新整理修订而成，编纂的基本目标是“在总结既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唐诗学学理的当代构建探索道路，以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促进其推陈出新”，旨在从目录学研究、史料学编纂和理论性总结三个方面，全方位地调查考证从事唐诗学建设所需要涉及的资料范围，把握唐诗学作为一门学科所赖以构建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概括总结能够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唐诗学研究范式。[50]该书系共收录八种专著，分别从历代唐诗总集的版本、目录、源流、概貌、类别、总体构架、各种专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历史脉络、对诗人诗作的宏观论评和微观解读、对唐诗学术史衍化轨迹及其内在动因的分析、归纳总结唐诗学原理的构建和唐诗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深入探讨唐诗意象艺术的流变和特点等内容入手，为推进唐诗学的建设和成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大致内容如下。一是《唐诗书目总录》。该书按照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等四大类别分类编次，汇录了唐五代时期至公元2000年之间约4000种唐代书目的作者简介、书名卷次、编排体例主要内容、相关评论、版本流传等信息，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堪称进入唐诗学研究殿堂的一把金钥匙。二是《唐诗总集纂要》。该书共选取130多种有代表性的现存历代总集，分别撰写了10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对各种典籍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简而不略的论述，大致反映出历代总集编纂的基本概貌。其中《唐诗总集纂要》上册对张之象的生平事迹及其编纂的《唐雅》和《唐诗类苑》两部总集的版本、刊刻、序跋、凡例等情况进行了简洁而又清晰的考述，指出《唐雅》一书“为最早的大型君臣唱和诗集，从中可较全面考见初盛唐宫廷唱和风气，有一定的诗史意义”[51]，认为《唐诗类苑》“规模之宏大，为此前唐诗总集所无，亦为历代唐诗总集中几种规模最大者之一。且将全唐之诗按类书方式编排，对于按题材类别查考唐诗，颇为有用”，同时“书后附载引用书目”、所列173种书目、四唐年号、诗人姓字等文献材料“亦资检索”[52]，评价颇为公允。三是《唐诗论评类编》。这部著作首先从上千种文献典籍中分别辑录出与唐诗有关的各种论评资料，接着按照总论、外部关系论、各体论、流变论、流派并称论、题材作法论、作家论、典籍论等八个方面进行分类编次，生动地展示出关于唐诗研究的历史资源、内在联系以及总体构架等。四是《唐诗学文献集粹》。该书以时间为经，以单元为纬，将169个单元的主题串联起来，大致反映出这一学科演进的历史脉络。五是《唐诗汇评》。该书以清编《全唐诗》为主要考察对象，选取了500多家代表性诗人和5000余首唐人诗作，为唐诗研究者提供了内容宏富、使用便捷的文献资料。六是《唐诗学史稿》。该书主要运用接受学的理论，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1000多年来的唐诗学术史，勾画出唐诗学萌生、发展、兴盛、总结等方面的衍化轨迹，同时尽可能地发掘唐诗学发展衍变的内在动因，是一部体系完整、学力深厚的学术性专著。七是《唐诗学引论》。该书紧紧围绕“唐诗是什么”“何以是”“如何是”之间的根本概念，从五个角度深入探讨了“唐诗学”在正本、清源、别流、辨体、学术史方面的重要价值，堪称唐诗学研究书系的理论纲领。八是《意象艺术与唐诗》。该书从意象艺术的一般原理入手，对“古典诗歌意象艺术的流变和唐诗意象艺术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更进一步理解唐诗艺术的魅力开启了门径。总之，这套丛书围绕新时代唐诗学如何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一重大命题，将宏观层面的理论构建和微观层面的诗人诗作论述结合起来，清晰地勾勒出唐诗学发展的衍进脉络和发展趋势，在众多古典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中独树一帜，对唐诗学研究的深度开掘起到总揽全局的作用。
孙琴安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学史、唐宋文学和文化史研究，在唐诗研究方面成果也相当丰硕。在其已经出版的50多部著作中，关于唐诗研究的学术著作就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再版时改名《唐诗选本提要》）、《唐五律诗精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唐人七绝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多部，其中尤以《唐诗选本提要》在学界影响最大。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通过搜集历代唐诗选本以补文学史之缺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序》。作者在《自序》中对中国历代唐诗选本的编纂类型、编纂体例、刊刻情况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指出造成古代唐诗选本分布不平衡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即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地理环境的差别、诗坛盟主的影响、地方传统文化的沿袭。上述原因的纵横交错共同导致唐诗选本大多集中在以山东济南、江苏苏州和常熟、上海松江、安徽桐城、浙江杭州为中心的几个地区，而唐诗选本梓行问世的四个高潮先后出现在南宋时期、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清初康熙年间、清乾隆年间，明清时期的唐诗选本不仅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宋元时期的唐诗选本，而且在诗歌理论和诗学主张等方面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二是正文部分。该书共著录唐代以来的唐诗选本666种，其中唐代录孙季良《正声集》、崔融《珠英集》、佚名《搜玉小集》等20种，五代录倪宥《文章龟鉴》、王仁裕《国风总类》、陈康图《拟玄集》等21种，宋代录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张九成《唐诗该》、赵师秀《众妙集》、佚名《唐省试诗集》等33种，金元时期录元好问《唐诗鼓吹》、黄玠《唐诗选》、杨士弘《唐音》等12种，明代录周叙《唐诗类编》、高棅《唐诗品汇》、何乔新《唐律群玉》、李攀龙《唐诗选》、张之象《唐雅》与《唐诗类苑》等215种，清代录王夫之《唐诗评选》、顾有孝《唐诗英华》、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徐倬《全唐诗录》、纳兰性德《全唐诗选》等365种，为读者和相关研究者提供许多便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附录部分。附录部分共著录197种，主要收录特殊的诗歌选本和民国以后出现的唐诗选本，其中唐宋诗合选本4种，日本唐诗选本16种，民国时期的唐诗选本33种，1949年以后大陆出版的唐诗选本121种，1949年以后我国台湾出版的唐诗选本23种，可以考见近百年来国内外编纂出版唐诗选本的概况，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综上所述，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唐诗总集的研究成果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屡有创获。一些前辈学者论断精辟，创见迭出，研究扎实，考证精审，为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但由于受所选研究专题的限制，当代学者对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的关注角度，大多是对《唐诗类苑》版本、内容、体例等方面的外围性介绍，而关于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的深层次探讨，还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有鉴于此，选择《唐诗类苑》这部体例较为独特的唐诗总集作为研究对象，在唐诗学研究史上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
二 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总集的编纂远远早于别集的编纂。归属于中国古籍传统分类法中经部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西汉刘向编纂的《楚辞》，则是现存最早的辞赋总集；魏晋南北朝以后，总集编纂的类型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宋代开始出现旨在反映一代诗文风貌的断代总集”，明代则出现了一批“巨细兼收，义取全备”“旨在求全的断代总集”，对后世影响极大。[53]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和典籍整理的又一高峰时期，在诗文总集编纂和学术规律总结方面涌现出大量的著作，堪称中国古代典籍整理和学术研究的集大成时期。
清修四库馆臣的学术观点代表着学界的主流观点，其影响力也较为深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总集类小序》对总集的编纂类型和主要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54]根据总集产生的原因和作用，学界一般将总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旨在求精的选本或选集，通过“删汰繁芜”，最终要实现“文章之衡鉴”的目标；另一类是意在求全的总集，通过“网罗放佚”，最终要实现“著作之渊薮”的目标。这两类总集虽然编纂的意图归趋互异，但实际操作中又并行不悖，前者利于揣摩学习，后者可供披沙拣金。长期以来，由于研究人员个人学术旨趣的不同，很多学者都关注富于理论价值的“文章衡鉴”类选本，而对“著作渊薮”类诗文总集较少问津，导致征引相关资料时陈陈相因，缺少较为深入的开掘。鲁迅先生在《选本》一文中曾经对文学选本的深入影响进行过剖析，认为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选本可以藉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的意见为一集”[55]，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和理解编纂者的编选意图和时代风貌。深究其原因，就在于选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学批评样式，其中不仅体现出编选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而且隐含着某一时代的诗学理念和审美风尚。如同为中唐时期编纂的诗歌选本，令狐楚奉敕编纂的《御览诗》和高仲武编纂的《中兴间气集》所选诗歌均以近体为主，但两部选集的编选标准又各有侧重，同时这两部选集在后世的影响也迥然不同：《御览诗》“御览的性质决定了该集选录诗歌的政治性远大于文学性”[56]，故而此集选录了大量的歌功颂德之作和艳情之作，因此很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甚至明清时期获得的少许关注也大多评价不高；而《中兴间气集》强调选诗要从诗歌作品本身的审美特质出发，遵循着“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57]的选录标准，非常注重诗歌的内容、选材与立意，所选诗歌以酬唱应和、吟咏赠别等诗作为主，文学性和艺术性较强。张之象《唐诗类苑》就是属于“著作渊薮”类的总集，尤其是在“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方面的功能较为突出，充分彰显出其作为一部诗歌总集的意义。通过对这一课题最新研究现状的全面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的研究还有不少待发之覆。有鉴于此，本书拟对此展开相关的探讨。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1）“知人论世”的方法。本书采用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评价方法，将明代中后期的整体文化背景与张之象个人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以期尽可能地对张之象及其创作给出全面清晰的认识和客观公允的评价。
（2）文献整理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本书充分搜集现存的文献或文物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钩沉索引，结合唐宋以来的文学批评成果进行分析，力争使文中的每一部分主要论点有依据，主要依据有条理。
（3）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本书把《唐诗类苑》放在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通过个案的微观研究，对张之象《唐诗类苑》的编纂背景、整体规模、编纂体例、文献来源等尽可能地进行深入的梳理和仔细探究，为相关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加确实可信的依据。
本书共分7个部分，考察并解决了下列问题。
第一部分：张之象生平与思想研究
这部分内容详细考察了张之象的家世与生平。指出其生平主要分游学成均、稍从禄仕、归隐著述三个阶段，论述张之象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同时以张之象的社会活动为中心，从先辈、知交等方面去考证张之象的交游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张之象在明代中后期东南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最后也注意从文学、史学、文献学三个方面论述张之象的学术思想。
第二部分：《唐诗类苑》的编纂背景
傅璇琮先生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研究文学应当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可能互相排斥而实际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本书也将尽可能地致力于此，以期能够更深刻地挖掘张之象生命历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张之象以个人之力编纂完成皇皇200卷的《唐诗类苑》，一是建立在前辈学者整理研究唐诗总集的基础之上，二是融入了自己编纂唐诗总集的独特思考，可谓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作为明代中后期东南文坛上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学者，张之象先后编纂的众多诗文选本如《唐雅》《唐诗类苑》《古诗类苑》《彤管新编》等，不仅体现了张之象的文学思想，也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某些共同特质。在灿若星辰的唐诗选家之中，张之象虽然算不上最明亮、最耀眼，但他在我国唐诗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定的地位。本书利用最原始的人物传记资料和各种地方志的记载，详细考察了张之象的生平事略、生活交游、著述情况和思想历程等内容，揭示出张之象在明代中后期东南文坛上的地位影响和代表意义，指出张之象于明代嘉靖中后期编成的诗歌总集《唐诗类苑》，既继承了前代学者关于诗文总集的编纂经验，又反映了编纂者在诗文总集编纂方面的探索实践，还折射出明代中后期文献典籍的传播情况、诗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兼具文学批评的共性特征和个体实践的典型意义。这部分主要从明代以前唐诗总集的编纂情况和《唐诗类苑》的编纂情况两个层面，深入考察张之象《唐诗类苑》的编纂背景。
第三部分：《唐诗类苑》的基本面貌
如何对《唐诗类苑》的基本面貌进行深入分析，是本书研究的重中之重，它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比较确实的依据。
本书首先指出，编纂一部唐诗总集，是张之象从青壮年时期就一直着手进行的工作，也是他追求儒家理想、“成一家之言”的具体体现。接着就《唐诗类苑》的编纂宗旨、编纂体例、刊刻经过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探究《唐诗类苑》在体例上的独特之处。《唐诗类苑》的编纂宗旨有四：一是别出心裁，宣传自己的诗学主张；二是追本溯源，倾心于唐代文献；三是拟则盛唐，意图青史留名；四是究意科举，为晚生后进垂示准则。这样的编纂宗旨，实与时代风气、个人好尚、诗学主张、科举取士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关于《唐诗类苑》的编排体例，主要阐述了四个方面：一是《唐诗类苑》采用以类系诗的编排原则进行编纂，这也是《唐诗类苑》最具特色的学术价值所在；二是张之象对作品的取舍标准相当严谨，收录作品有明确的时限概念，特别是按时代先后顺序编排唐诗的做法，为后来清《全唐诗》的编纂提供了一些借鉴；三是收录的作品虽然多以网罗全备、妍媸不择为宗旨，但是大致能保持作品的完整性，不像一些类书那样经常出现大幅度删节现象；四是对互见、重出、异文、阙文等特殊情况有自己的处理办法。最后指出《唐诗类苑》的编纂具有两个方面的学术意义：其一，它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编排体系相对较为完备的类编唐诗总集，在编排体例上具有典型意义；其二，它为清编《全唐诗》提供了一些借鉴，在唐诗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意义，其学术地位和多重影响不容忽视。本书还对《唐诗类苑》的成书与刊刻经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指出《唐诗类苑》的成书是一个长期的文献积累过程，其纂修、编次、补订、校正皆条理清晰，可谓纲举目张，而这部书的刊刻出版却经历了很多曲折，直至张之象死后十多年才由曹仁孙刊刻出版。
其次，本书从类书和总集两个角度分析了《唐诗类苑》一书的性质归属。本书指出，《唐诗类苑》因为采用了“以类相从”的辑录方法，所以常常被人们视为类书，但由于《唐诗类苑》上承《文选》和《文苑英华》，无论编纂宗旨、收录诗人诗作的范围还是编纂体例等方面，都跟上述诸书具有相同或相类似的性质，符合常见意义上文学总集的特征，故《唐诗类苑》应当归属于分类编纂的文学总集。
最后，分析《唐诗类苑》一书的编纂得失。《唐诗类苑》规模宏大，是一部收录有唐一代诗歌的断代总集，是整理和研究唐五代诗歌的重要文献依据，因而其在文献保存、辑佚、校勘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史意义。然而由于受时代限制，其自身又存在不少缺陷，如采录文献资料尚未完备、缺少作家小传、书目排序过于杂乱、分类不当、校勘不精、误收错收等现象不一而足。书中特别指出，《唐诗类苑》一书采录文献中缺少了史传、谱牒、碑志、壁记石刻、书目、艺术、地方志、政典、佛道两藏等方面的内容，并以史传、书目、艺术三个方面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第四部分：《唐诗类苑》的文献来源
这一部分也是本书的重点章节。衡量一部学术著作价值的标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这部著作的参考文献范围。据《唐诗类苑》书前的《唐诗类苑·引用诸书》统计，《唐诗类苑》共采录各类文献著作173种，其中包括唐五代作家的诗文别集计107种，唐宋至明代中期的诗文总集计48种，其他文献如稗史小说、诗文评、登科录、类书等计18种。本书首先对《唐诗类苑》采录文献的规模进行分析，认为《唐诗类苑》采录的文献资料包括诗文别集、总集、类书、诗话、稗史小说等；其次是对《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唐类编歌诗》《唐诗品汇》等几种重要文献来源的考述，并力求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唐诗类苑》收录唐宋以来诗文集状况的分析，可以梳理明、清两代所见唐诗别集的大致范围，进而整理出当时唐诗文献的利用状况，对于我们总结明代中期的唐诗整理工作，认识明、清唐诗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部分：《唐诗类苑》的比较研究
只有全面深入的比较，方可彰显《唐诗类苑》独特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通过分析《唐诗类苑》与前代类编诗文总集的比较、与同时代唐诗总集的比较以及对后世唐诗总集的影响等，特别是《唐诗类苑》与顾陶《唐诗类选》、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李昉等《文苑英华》、方回《瀛奎律髓》、高棅《唐诗品汇》、黄德水等《唐诗纪》、吴勉学《四唐汇诗》等诗歌总集的比较，评价《唐诗类苑》在唐诗学史上的编纂得失。
第六部分：《唐诗类苑》的地位和影响
《唐诗类苑》的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唐诗类苑》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分类唐诗总集，是分类唐诗总集的扛鼎之作；《唐诗类苑》对唐代诗史的划分，使四唐分期说更加完善；《唐诗类苑》对清编《全唐诗》的成书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本书指出这部书因为自身体例上的特殊，对后世诗文总集和类书的编纂在正面和负面都有影响。但对于古人来说，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一部200卷的著作有一些失误甚至错误也在所难免，故不能求全责备。
第七部分：附录部分，即《张之象年谱》
目前，学界对于张之象及其周围一大批东南文人活动情况的研究还有很多亟待开掘的领域。这一部分通过对张之象的主要生平事迹、广泛交游、著述活动与其他情况进行编年，为深入研究明代中后期东南文坛的学术活动状况以及中下层文士之间的交往活动提供翔实可信的文献材料。
总之，《唐诗类苑》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比较完备的分类唐诗总集，在编纂体例、性质归属、文献来源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很值得进一步探究和分析。在明代中期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唐诗类苑》的编纂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些都可供后来者借鉴，以便更好地总结传统唐诗研究的经验。本书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充分发掘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在唐诗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深入探讨历代唐诗总集分类系统研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唐诗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依据。
[1] （唐）魏徴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第1009页。
[2] （唐）欧阳询等编纂《艺文类聚》卷五八《杂文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043页。
[3] （唐）欧阳询等编纂《艺文类聚》卷五八《杂文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043页。
[4] 《唐诗类苑》卷首《唐诗类苑凡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曹仁孙刻本。以下凡征引《唐诗类苑》的相关内容，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著录。
[5] （明）赵应元：《刻唐诗类苑序》，《唐诗类苑》卷首。
[6] 此本系明卓明卿所辑《唐诗类苑》，是卓氏割取张之象《唐诗类苑》中初、盛唐部分而成，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卓氏崧斋活字印本。
[7] 袁行霈、佐竹保子：《评中岛敏夫整理本〈唐诗类苑〉及其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
[8] 祁欣：《历代的唐诗选本述略》，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270～286页。
[9] 陈尚君：《〈诗渊〉全编求原》，原载《咸宁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和《文献》1995年第1期，后又收入《唐代文学丛考》一书。
[10]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116～118页。旧版名为《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11] 张浩逊：《谈谈唐诗的分类研究》，《吴中学刊》1997年第4期。
[12] 戴萌：《吴承恩与南京国子监》，《南京史志》1998年第5期。
[13] 朱易安：《明代诗学文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4] 沈文凡：《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5] 眭骏：《〈卓氏藻林〉辨伪》，《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5期。
[16] （明）何三畏：《云间志略》，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明天启刊本。
[17]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明万历癸巳年（1593）刊本。
[18] 杨波：《焦竑〈国朝献征录〉的文献价值》，《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9] 关于《何良俊年谱》和《张之象年表》中张之象生卒年的相关考证内容，参见杨波《唐诗类苑研究》，河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4页；翟勇《何良俊研究》，上海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4页。
[20] 陈斌：《徐献忠生平及诗学著述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1] 陈斌：《明代中古诗歌批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6、180页。
[22] 秦凤：《明代松江府作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23] 武光杰：《嘉靖“云间四贤”唐诗接受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24] 陈炜舜：《张之象〈楚范〉题解》，《文献》2006年第2期。
[25] 查清华：《明人选唐的价值取向及其文化蕴涵》，《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26] 杨焄：《张之象〈古诗类苑〉编纂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7] 杨焄：《张之象〈古诗类苑〉编纂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8] 杨焄：《张之象〈古诗类苑〉编纂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9] 杨焄：《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30] 王嘉川：《李维桢〈史通评〉编纂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31] 杨名：《唐代舞蹈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第1页。
[32] 杨波：《唐诗类苑研究》，河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33] 杨波：《张之象〈唐诗类苑〉编刻考》，《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
[34] 杨波：《张之象〈唐诗类苑〉编刻考》，《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
[35] 杨波：《张之象与〈唐诗类苑〉》，《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
[36] 杨波：《张之象〈唐诗类苑〉编纂得失》，《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
[37] 杨波：《张之象〈唐诗类苑〉编纂得失》，《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
[38] 吴河清、钱振宇：《论〈唐诗类苑〉的学术价值》，《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冬之卷。
[39] 傅璇琮：《闻一多与唐诗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40] 傅璇琮、李珍华：《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中国韵文学刊》1988年Z1期。
[41] 傅璇琮：《盛唐诗风和殷璠诗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42] 傅璇琮：《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43] 傅璇琮、龚祖培：《〈才调集〉考》，《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4]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考述四则》，《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第1期。
[45] 傅璇琮、卢燕新：《〈续诗苑英华〉考论》，《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
[46] 傅璇琮、卢燕新：《从〈玉台后集〉到〈瑶池新咏〉——论唐总集编纂对女性诗什的接受》，《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47] 《唐人选唐诗》（六种）之《选注说明》，华夏出版社，1998，第2页。
[48] 骆玉明：《读〈中国文学史学史〉》，《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49] 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第60～61页。
[50] 陈伯海等：《〈唐诗学书系〉总序》，转引自《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3页。
[51] 陈伯海等编著《唐诗总集纂要》（上）“唐雅”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313～314页。
[52] 陈伯海等编著《唐诗总集纂要》（上）“唐诗类苑”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387～388页。
[53] 曾枣庄：《古籍整理中的总集编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74页。
[5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55]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56页。
[56] 刘勇、黄元英：《唐诗选本〈中兴间气集〉与〈御览诗〉之比较研究》，《求索》2012年第4期，第132～134页。
[57]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