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诗文研究》序

胡明

曾国藩进入学界的视野、成为学人的攻研对象几乎是紧挨着他的逝世。他六十二岁死在位极人臣的任上，他的赫赫事功与道德光环特别是他的中国式封建政治伦理精髓的非凡实践震铄了几代知识精英的心灵，令他们发出“独服曾文正”的心声。他的学问伦理、他的知行传奇几乎天下仰慕；他的政治道术、他的官场经纬，研擘考察者熙熙攘攘、连绵不绝。他的文学诗文也自然地成了学界探讨的对象，一百五十年来著述一堆。今天，人们对曾氏的政治伦理及其官场范型的价值判断固然还有剧烈争论，对他的道德养成、心性义理规范下的诗文理论、诗文实践同样充斥着各种争议。——我们的曾国藩诗文研究究竟应该看重什么？究竟应从哪个角度出发又聚焦在哪一个层面？我想这大抵涉及两个问题：一、清诗文、晚清诗文的一般意义；二、曾国藩在哲学文化史的历史定位。所以我这里只就这两个问题谈点看法，力图开凿出、引导出历史人物声名影响科学评价的追索通道。

明清易代，表面而言是夷夏之变，但军事政治上纷纷乱局平定之后，清承明制，政治制度、文化路线几无所改。清廷还礼葬崇祯，声称自己是为驱逐李自成“闯贼”恢复社会秩序而入主中原的，力图消减易代的抵抗情绪。除了留辫一项之外，清朝的文化政策充满了对汉文化的亲和力，将异族文明的冲击波大大减弱。清廷全面吸收汉文化的政治伦理，除了蓄志挑动满汉矛盾的，朝廷刻意礼待汉族知识分子，保证他们有稳定的个人正途及努力用世的仕进路线。在朱明王朝留下的成熟制度下，清帝国努力的方向便是促进封建文化全面成熟，接纳由文明冲击与融合带来的文化异质，他们明智地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主导权，并以一种谦虚而热忱的学习姿态来接受汉文化。汉文化在成熟的封建制度呵护下迅速恢复，呈现出一派蔚为大观的繁荣景象，这构成了清诗文最为深广的文学生态。

有清一代的诗文在康、乾时达到了顶峰，大有比肩追埒汉唐之势，这或可以看作是一种回光返照，表面上因兼收并蓄而流露满天，而内在发展潜力已消耗殆尽。过了康、乾时期，不仅中国古诗文到了尾声，而且中国古诗文的理论也走出了集大成的底线。曾国藩出现的晚清，文化上综合、总结、集大成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曾国藩只能在旧文化的底线外转圈，他苦心孤诣摸索心得，却因道路狭窄、前景昏暗而惶恐紧张。他的诗文严格地说并不算太成功，但政治上的声名功业却让他的诗文理论与创作登上一个时代的高峰，或者说被推上了学术关注的前台。

从整体的客观文化视角来看，晚清在文化意义上并不属于它生存的那个时代，通行的文学史一般都将晚清文学划归近代文学，传统诗文在清中叶之后的发展或演变已属于另一个时代。随着传统文学生态的日趋萎缩，延续了千年的古典诗文连带它的学术画上了终结的句号，句号之后则是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自身的崛起。胡适之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便是一本描绘这个演变趋势与行进路线的琳琅满目的精彩图册。

晚清诗文与那个时代的文化政治趋势相同，即趋新，士大夫知识官僚竞讲新学，趋时务、功利之鹜压过了义理之辨。诗文之道过了集百世之大成、调千古之鼎鼐的历史门坎，完成了自身建构总结的历史任务，死水微澜，淌向“近代”，呈现一派平庸枯乏的气象。尽管“诗界革命”“古文中兴”还不时涌出潮头、溅出浪花，却只是苟延残喘而已。一个时代无大家——无大家的理论擘画，更无大师的引导折衷，小家领袖包括鼓吹掀动新风者只是在传统的大限内扮演陈陈相因的角色。诗在“宋诗”里打转，从祁寯藻到程恩泽到同光体的宋诗；文在“桐城”里打转，桐城姚鼐被奉为广大教主，领导了一个时代的词章、义理、考据的解释与评判。

曾国藩的出场并没有带来新的亮色与光环，他也正是那个时代标准型的诗界新锐与朝廷词臣，所谓“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也主要是靠了这一点。他在太平成象的道光朝九年之内官场职级与诗文声名直线上窜，官做到了二品。补插几句，曾国藩二十三岁中秀才，起步算晚的，但二十四岁中举人则又是早的。二十八岁中进士进入仕途，一路风正帆悬，逐浪而进，与几个同僚搭档，镇日酝酿奏章，吟诵诗文，所谓“二三邦国英，风流相依倚”。到了三十七岁，又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他那时在家书中得意自矜：“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这近十年里，他还频频点为各种名堂的考试官，除了礼部，还兼署兵部、刑部、工部左或右的侍郎官衔。倘没有后来的太平军兴，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政治军事危局，曾国藩大抵也是以文臣高官起结终了，当然会留下更多的诗文作品。

我们这里也顺便看一下他的政治对手洪秀全科举的不幸。洪氏生于1813年，少曾国藩两岁。道光七年、十六年、十七年三应广州府试，不取，打击巨大，特别是十七年那次，他已二十五岁，三试未中（秀才），“愤激暴病，迷狂一月有余”，之后便选择了一条与清王朝政治对抗的路。倘他的考试科举顺利如曾国藩，恐怕后来的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运动便不会发生，他领导的长毛“发匪”也不会碰上冤家对头的“曾剃头”。

作为朝廷重要的词臣，曾国藩当然十分看重自己的诗文，并把诗文的理论探索与创作成绩提高看作终身职志，也时时想有所开拓与突破。他担心的也正是在诗文方面没有大的成绩，不能垂功后世，他的遗嘱也总是以自己诗文上的无功碌碌，不能“独辟康庄”，没有来得及建功立业而遗憾终身，“寸心所得”还未来得及流播天下已变成了“广陵之散”。

曾国藩诗文的研究者大都认为：曾诗突破了“江西”藩篱，甚至还超脱了宋诗气味；文则突破了“桐城”的门墙，自姚鼐入而不从姚鼐出，所谓自出手眼，大大提高了“桐城”在天下学界的地位。所以一般的文学史都肯定他改造、扩建桐城派的历史功绩，并由“桐城中兴”的通道将他推上一个时代诗文建设的领袖地位。

实际上曾国藩对诗与古文在认识态度上是有差别的，重文甚于重诗，创作成绩也是文胜于诗。曾国藩对于诗十分自信，抱负甚大。他的古诗学苏黄，“每以奇崛雄肆为高”，近体则多学陆游，理论上也十分心仪陆游，注意到兼尚冲淡之趣、洒落之机。有时学得太像不免粘上放翁式的“滑溜机械”，但决不是主流。我们随便举一首他青年时代的诗为例：“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岁暮杂感》之四）他的诗句往往流荡出一般英雄气，如“击楫谁挥祖逖鞭”“大厦正须梁栋拄”（《失题》之三）；“黄鹄一举何其高，纷纷燕雀非吾曹”（《送谢果堂前辈归江南》），追求的是沉郁峻拔的气象，但其中总多少显出豁露的底色。

曾国藩对于诗虽自信十足，但总觉得可与切磋酬唱者天下几无，孤掌难鸣。他在家书中曾说，“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妄言者”——可见他在诗的王国里站立起的姿态。大概正是这一层原因，曾国藩把更多的心思与注意力放在了古文上。他对古文也确下过一番苦功夫，涵泳讽诵，浸润沉潜，积年之功，气势、识度、情韵、文采、趣味均有可观之处，大抵也形成了“朴茂闳肆”“峥嵘磅礴”“俊伟奇逸”的风貌。曾国藩尤其看重古文的气势，由“气”成“势”，壮阔凛烈，下笔讲求“奇倔”，措词刻意“瑰玮”，追求一种“雄奇万变”阳刚风发的动态效果或者说视听气象。他认为古文通于人的立身问学，质性体气应该在上成仁取义，顶天立地；在下自我超拔，截断众流。——他陶炼出一套新的古文理论，或者说在古文理论中注入一腔活的哲学魂魄：文章义理通向道德心性的滋养，诗文创作是内在意志、信仰的外化，须与心目中的完美人格精神相合一。他将理学文艺观与经世致用的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艺文的“知”与政治的“行”结合起来，与“诚”——“不诚无物”、“礼”——“克己复礼”结合起来；用力打破宋明理学中那些苍白、懦弱、僵硬的虚文教条，以及内圣稀薄、外王不足的流弊；激励知识个体、学术栋才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开拓出了一条立身问学、经济时用、报效天下的健康循环的理论通道。

曾国藩的政治大业完成后，学界特别是他的门生、部属、故旧对曾诗曾文尽情赞颂，捧得很高。天下学子也乐于追随，涌成潮流。无疑，一个历史人物功业伟大、声名煊赫，会助长有关他的美学评价的蹿升，也会加速他的文艺主张、审美理想的传播，有时结合主流哲学、意识形态的鼓噪发生更大的社会宣传效应。他们的“心之所向”，一经“腾为口说，播为声气”，足以“转移风气，陶铸一世之人”。诗文改革、美学主张如此，哲学认识论、功利得失论、成败是非论的流布成气候亦如此。曾国藩凛烈大气，官声显赫，横绝一个时代，他的功业实践、知行轨迹在世运播迁中奔腾流荡，推动着一个时代的主流伦理，又拨动一个时代知识精英的心弦，他的“气”与“势”照耀得一个时代光华烁目、人心跳腾，他的咳唾吟唱也会掀起大潮阔浪，影响刺激一个时代积极入世的文化心理和官僚知识分子的行为哲学，甚至他的正史本传上“功成不居，粥粥无畏”（《清史稿·曾国藩传》）一句话都大大增加了头上的道德光环，使他正面站在一个时代政治伦理的高岸——他的劝谕与选择、他的赞成与反对、他的认识与判断必然要影响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刷新一代人的普遍心性。相比之下他的诗文的亲炙力反而并非那么巨大。

文章之道既通于心性义理，又通于政治事功，影响世道，牢笼人心。曾国藩倡导的诗文理论，炮制的诗文作品既已蹿升至时代楷模的高度，我们便可以于中窥探一个时代英雄勋业的轨迹和哲学人生观建构的由来。研究他的诗文与研究他的理学文艺观、礼学政治观是相通的。这些“学”理的勾连，这些“识”、这些“论”也是我们后人刻意建设的，刻意寻索的，刻意宣扬以求自我完善的。李鸿章——他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了解曾国藩、最得曾国藩神机之传的门生，他说过一句话，后人不太注意。他说曾国藩“论古今成败之迹，则又归之于命”（《求阙斋文钞序》）——曾国藩对“命”的认识远远没有被学界开掘，我们只是大概知道他是深信“天之未丧斯文”的，他好几次果敢地自杀都被人救起，正是“天之未丧斯文”的明证。他的最后成功或许正可以“归之于命”。我们真应该信服正史本传上的那一句话了：“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最后提一笔曾国藩的两部作品：《讨粤匪檄》和《圣哲画像记》三十二则。第一部作品，宣传不多，流世不广，但却是曾国藩精心炮制的，与历史上骂曹操、骂武则天的两檄并列而三，姿态横阔，置词高妙而气势凌厉，令后世再有才力、再牛气的文章写手和宣传鼓动家汗颜；第二部作品则可见出曾国藩的哲学见解、诗文主张、问学途径及背后的礼义骨植、政治意识形态。所谓“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这里有曾国藩的真精神、真信仰、真心机，是成功立名的真正曾学“师资”。

黄伟同志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关于清诗》的长文，为唐宋元明清五朝诗的系列研究及宏观总结画上了漂亮的句号。这里黄伟同志又拿来他的《曾国藩诗文研究》请我作序。我不能对他的著述作过多的赞赏，只绕着晚清诗文和曾国藩的话题说了一些意见，有些意见正是黄伟在书中发明或论证的。我相信随着这本书的出版，学界对这两个关节的认识与理解会深进一步，或可引发出对曾国藩研究的更大兴趣。曾国藩曾有诗句：“名章俊句无多秘，传与门人总服膺。”（《奉题丹魁堂诗集》）过去我写文章总幻想能影响同一代的学人，但愿这篇小序除了黄伟还有别的人“服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