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腰子
鲁迅1926年杂文集《华盖集续编》有篇文章叫《马上日记》，题目有点怪：骑在马上写日记吗？
原来这是鲁迅的幽默。意思是说，他怕写文章，因为无话可说，只是些琐事，连日记都不记录，但若有人愿意发表，他也可以按日记的格式马上写出来。这，就叫“马上日记”。
马上，不是骑在马上，而是立马、立刻的意思。
这篇“马上日记”涉及梁启超，但并非全面论述梁的思想言行，只和梁的身体有关：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原来，梁启超久为尿血症所苦，1926年3月，他不顾亲友反对，毅然住进协和医院接受割肾手术。但所割之右肾经化验证明并无病变，而尿血如故，这就激起梁氏亲友对协和医院连带“西医”的愤慨。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出了严重的医疗事故。有人甚至喊出“科学杀人”的狠话。
这件事为什么会引起鲁迅的注意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鲁迅反对中医，赞同西医。他一直认为中医是有意无意骗人的把戏。这倒并不完全因为他父亲死于中医之手，而是他后来经过一番研究探索得出的结论。所以当有人拿名流梁启超的医疗事故说事，上纲上线，牵连到整个“西医”，并殃及现代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信念，鲁迅当然不能沉默。
第二，正如鲁迅所说，这一次攻击西医的并非医学专家，而是和梁启超同样身份的文学家，比如诗人徐志摩，北大教授、随笔家陈西滢。碰巧这两位都是鲁迅看不惯的欧美留学生，打过不少笔墨官司，他们站出来对医学问题说三道四，鲁迅尤其不耐烦。
先是陈西滢，为梁启超的医疗事故写了两篇《闲话》，刊登在他和胡适之、徐志摩等一班留学欧美的朋友所办的《现代评论》杂志上；陈西滢的文章对主刀的医生严加指责，好像他自己是深通医理的专门家似的。第二篇《闲话》还说：
我们朋友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既为梁启超误信西医惋惜，又暗示西医不如中医。
接着，陈西滢在英国留学时的朋友徐志摩，也在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一篇帮腔的文章，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徐志摩说：
梁任公先生这次的白丢腰子，几乎是大笑话了。梁任公受手术之前，见着他的知道，精神够多健旺，面色够多光彩。协和最能干的大夫替他下了不容置疑的诊断，说割了一个腰子病就去根。腰子割了，病没有割……我们对于协和的信仰，至少我个人的，多少不免有修正的必要了。“尽信医则不如无医”，诚哉是言也！
或许他自己也觉得说过头了，所以赶紧补充一句：
但我们却不愿一班人因此而发生出轨的感想，就是对医学乃至科学本身怀疑，那是错了。
但这并非他心里话，因为他文章一开头就对陈西滢的话表示赞同。陈西滢说：
医生的进款应该与人们的康健做正比例。他们应当像保险公司一样，保证他们的顾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应当罚金或赔偿的。
这才是徐志摩对西医以及科学的真正认识与判断标准。有这种认识和判断标准，对西医和科学不发生根本的“怀疑”，就很困难。
徐志摩文章后面，还附有梁启超弟弟梁仲策的“病院笔记”。梁仲策不仅抨击西医，也将西医和中医作了比较：
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以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断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
这好像是将中医、西医各打五十大板，其实不然，因为他说中医诊断在前，西医在后；中医主张服中药，西医花费许多，却割错了腰子，把中医可能医好的希望也断送了。所以他实际上还是攻击西医，为中医作宣传。
既然外行们都出来说话，甚至逼得素信西医的受害者梁启超本人也只好出面，为医院和科学辩护，那么，一向痛恨中医而笃信科学和西医、在日本还正规学过西医的内行人鲁迅，岂有沉默的道理？
鲁迅出马，首先打击趁机抬头的“中医了不得论”，并为西医辩护：
“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
这段话，前半段讽刺“中医了不得论”，后半段似乎讽刺西医，实际是为西医说话，因为那些攻击西医的人，唯一的理由就是西医不能包治百病，也有人死在西医的医院，但这种理由，就像陈西滢要求医院必须是保险公司一样，不仅并不充分，而且十分荒唐。鲁迅将别人提出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公布出来，是运用“归谬法”，显明对方的错误。言下之意，绝不能单凭这点，包括这次错割梁启超的腰子，就全面否定西医，更不能因为有陈西滢所例举的那些事实（不管是否真的），就全面肯定中医。
尽管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是医科学校一名弃医从文的“退学生”，1907年左右，他还对“科学万能论”的迷信进行过辛辣讽刺，但他一生对科学和西医基本上笃信无疑。
你看他每次给远在北京的老母亲写信，报告自己或儿子海婴的情况，总免不了要说起服用鱼肝油的事情，似乎鱼肝油是健体强身的万验灵方。当时许多人都迷信鱼肝油。钱锺书《围城》中的留学生方鸿渐，在家书中也汇报正在吃鱼肝油，以释老父远念。实际上现代文学作品中提到鱼肝油的还有很多，如果有人肯用《鱼肝油与中国现代文学》为题做博士论文，一定有看头。
鲁迅翻译果戈理《死魂灵》时，顶着酷暑，生了痱子，就到处向人推荐“屈臣氏大药房”的痱子粉。他的学生萧军听了也用起同一个牌子，却不见好转，鲁迅的解释是：你身体太大，可能搽得不够多，不妨加大剂量，坚持不懈。如果不用，一定更糟。
鲁迅在1907年所写的《科学史教篇》认为，科学本质上乃是“神圣之光”、“人性之光”。越到晚年，他对科学越有一种特殊感情。当时还受到中医排挤、贫困阻挠和大众怀疑的科学与西医，差不多成了他在文学之外的另一根精神支柱。
现在说回梁启超。1929年，即在肾脏割治手术三年以后，他终因尿血症不治而英年早逝。联系他当时不顾自己的疾病而奋起为现代医学辩护的精神，确实相当可贵。
学术界（包括鲁迅家属）常有人指责那个为鲁迅医病而在鲁迅死后逃之夭夭的日本医生须滕五百三，起鲁迅于地下，他是否也会像梁启超那样亲自为“科学杀人”的医生辩护呢？
大概会的。
爱一样东西，相信一样东西，恰恰又死于这样东西，这至少在爱者自己，是可以无所怨尤的。梁启超、鲁迅与西医和科学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
无独有偶，鲁迅弟弟周作人也有类似的遭遇。周作人有个女儿叫若子，被北京一家日本医院误诊，不幸死亡。周作人伤心极了，写过不少悼念文章，并指斥日本医生医术不高、医德不良。他还将此事写成状子，提交法院，要求法律解决。但自始至终，周作人并没有攻击过科学和西医本身。
这种态度，和鲁迅、梁启超很相似。
梁启超的腰子割错了，但错不在医学，而在医技、医德不甚高明的医生，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事到临头，真要把两者分开，并不容易。有时，这不仅需要理性的头脑，更需要“以身试法”、“以身试医”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