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的逻辑文

章士钊的逻辑文

中国传统读书人贡献于国家民族的，在具体行事之外，主要就是条陈献策，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发表出来，或直接上达人主，或让尽可能多的人知晓，因此政论文这一体式在中国可谓“古已有之”。唐以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策论”，就是让考生作模拟性的政论。

传统政论文的特点是臣子跪在地上向君王上条陈，其地位既不自主，亦不自由。至于政治思想的资源，主要还是皇帝本人的高见，以及历代圣贤嘉言懿行与良法美意，政论作者只是在“代圣人立言”的前提之下，小心谨慎地提出自己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意见，其意见的价值也并不由直接作用于政治运作的效果来检验，而系于居上者是否悦纳。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自身腐败和外力干涉双重作用下，中国社会异常动荡，无论是日薄西山的满清政府，还是仓促建立的民国，合法性危机都日益严重，各种政治设施遭到的反对也特别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发表自己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他们不再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传统士大夫，而是相对独立于民族国家和团体的现代公民，大多数甚至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他们虽然可能从属于一定的党派，但那些并不成熟的党派无论是公开合法抑或处于地下，都不能对自己的成员进行压倒性的言论管制，他们发言的渠道也不再是君主的纳谏机关，而是现代民间逐渐形成的舆论界，他们的学术思想的资源也大为拓展，广泛吸收了西方现代政治历史的经验与理论——凡此种种，都使现代政论文作者能够以独立人格来发言，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政论文写作。

在现代白话文小说、诗歌和戏剧尚未出现之前，在翻译和通俗小说之外，观点引人而又文采斐然的政论文极受读者欢迎，成为文坛瞩目的中心。晚清到民初数十年间，内忧外患前所未有，人身约束却相对松弛，因此以个人身份批评政治发表主张的风气特别兴盛，五花八门的政见和政论家层出不穷，章士钊（1881—1973）就是其中较具特色与影响力的一个。

青年章士钊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时，就曾是学潮领袖，后结识章太炎、蔡元培、邹容、黄兴等著名反满革命家，益趋激进，尤其担任《苏报》主笔期间，发表和撰写了大量宣传排满革命的文章，还积极从事实际的暗杀和筹款活动，终于不免牢狱之灾。出狱至日本后，反思短暂而激烈的政治生涯，深悔“依人谈革命”，痛感“党人不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决心“苦学救国”，“绝口不谈政治”，“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候”。他先学英文，悟英文文法与古汉语之异同而作《中等国文法》（1907），继《马氏文通》之后深入比较中西文法异同，对日后作文大有裨益。后赴英国，学习政治、逻辑、法律，旁涉文学和历史，尤喜逻辑，并与中国墨家和惠施、公孙龙之流名辩之学相参证，深有所得，常谓“文自有逻辑独至之境，高之则太抑，低焉则太俯，增之则太多，减之则太少，急焉则太张，缓焉则太驰，能斟酌乎俯仰多少张弛之度，恰如其分以予之者，唯柳子厚为能，可谓宇宙之至文也！”^（1）章氏是现代中国继严复之后研究西方形式逻辑卓然成家的重要学者，其文也极讲究逻辑的严密，被称为“逻辑文”。在社会政治和道德文化方面，则深受西方19世纪自由主义和英国模式的进化论影响，力主道德稳定、政治调和、温和渐进、以农立国。1912年归国后大量撰写政论，思想基础即奠定于四年留英生活。留学期间以“秋桐”笔名投稿《帝国日报》介绍英国政党政治（多党内阁制），竟被宋教仁装订成册，作为研究政治的主要参考资料。辛亥革命胜利后回到国内的章氏，已经是一位视野开阔、思想独立的成熟的政论家了。

回国之初，和在日本时一样，他坚持不入同盟会，而以普通公民和“司佩铁特”即旁观者（spectator）身份，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在革命甫胜、新政初行、南北争议的复杂环境中，坚持独立议政，一面宣传英国式的容纳异己的多党内阁制，一面对北方的袁世凯、南方的同盟会—国民党和当时已经被国人普遍目为反动的立宪派的政见和举措，进行尽可能公正而直率的评议，很快招致“党人”一片唾骂，被指为暗藏的立宪派甚至民国的敌人。章氏不屈于众，愤然去职，另办《独立周报》（英文名Independent），鉴于“党人”给他的罪名是曾经署名“秋桐”投稿立宪派所办《帝国日报》却以“行严”之名主持《民立报》，隐晦旧恶，别有所图，他索性在《独立周报》上“大书‘秋桐’，以示无畏”，第一期就发表给同乡好友杨怀中的公开信，通过叙述一段为“党人”纠缠不休的往事，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人格取向。著名记者黄运庸谓章氏“有此文，他文皆可不作。末俗浇漓，惟此足以医之”。其书曰：

怀中学长左右：得书知由瑞士抵柏林，此行饱看山水，得诗几何，以为念也！公见《神州日报》，与弟抗论，颇觉不快，以为政争生涯，如是如是，恐弟以之灰心。想公决不料新闻记者之卑劣，日甚一日，在今日望公所见《神州日报》，转在天上也！《民立报》夙为革命党机关，光复时，声光最盛，南京政府既立，同盟会人执政，南方新闻，群以立宪派嫌怨，遇事不敢论列。《时报》至数周不载社论，当时惟《民立报》有作诤友之资地。于右任复以言论独立颂言于人，弟因缘入该社，与右任要约，务持独立二字不失，冀于同盟会炙手可热之时，以中道之论进，使有所折衷，不丧天下之望。此种设想，本不自量，至其心则无他也！自从《民立报》与同盟会提携之道，不出于朋比，而处于扶掖，弟意有所不可，辄不妄为假借，有时持论，势不得不与党人所见，取义互有出入，而卒以此伤同盟会人之心，夫伤其心，宜也，弟决不以为彼等咎！盖弟非同盟会人，彼毁弟借该会机关倾轧该会，面质右任，何事出此自杀之愚计？并何厚于章某而薄于本党？如此之语，皆非在情理之外。故彼辈造作诬词，百计骂弟，弟概置之不问，而独此等语不得不听，何也？嫌疑所在，道德上说不过去也！弟既去《民立报》，谤词复连载十余日不休，若谓中国可亡，而章行严之名誉，不可使存。公当不信行严返国，胡乃陡增如许声价！夫天地之大，何所不容！弟涵养工夫虽不如公，此等流言尚能包含下去，故彼等如何毁弟，无取为公述之。惟笃生遗书一通，近发布于《中华民报》，中诋弟语甚众，彼等遂引为口实以中伤弟，是不得不有所质于公，冀得公一言以祛烦惑。笃生于公至亲，于弟至友，在英时，三人形影相吊，自始未离一步。凡弟有负笃生，公必知之。笃生暮年感慨过多，好持无端崖之论以抹杀人，与吾二人意多不合，此当为公所能忆！弟于笃生，风义本在师友之间，有所论议，因故避其锋，而笃生辄斫斫不已。一日，以小事哄于弟寓，顿失常度，弟妇吴弱男至为之骇走。弟以笃生忽有此意外之举，中心痛之，而其事弟亦有失检处，尤难为怀！譬说之余，至于雪涕！弟生平未尝为人流泪，独此次不能忍，此景公亲见之，谅未忘也！若而事者，笃生书中俱屑屑道之，罪弟负友，颇为良证。然此尚非同盟会人发表遗书之意。彼意所在，乃欲实弟为保皇党耳。原书有“弟疑彼不忠革命，借词责之，而己乃徘徊梁卓如、杨皙子之间，既在《帝国日报》投稿，《国风报》上复有大作一首，又安足以服其心”云云，凡兹所言，实为笃生末日偏狭之态，造一肖像，弟实哀之不暇，安忍以其言为过！特未许他人窃之以妄骂人耳！弟与南海康氏未谋一面，自弟稍解政治，康之足迹，即不见于国内。且笃生书中，并未及康，以为言者，则《国风报》上曾有大作一首，遂断其依傍梁卓如耳。所谓大作，乃论翻译名意，见该报二十九期中，公熟知之。此事弟自始未以为当讳，在《民立报》略谈逻辑，首及译名，并屡引前论，使为佐证，又蔡君尔文至据原论，与弟弛辩，其书赫然在投函栏内，可考也。此于彼等，诚以为最脆弱可攻处，而在弟则固久矣坦然置之！以共和之邦，文网尔密，弟决不愿更争旦夕之命也！至何以作此文者，则弟在东京，曾撰《双秤记》小说求鬻，彭希明为携前半至梁处，支取稿费百元，乃稿未成而弟西渡，逾年，弟状更窘，意重鬻焉，而前半在梁处，且百元亦无虚受理，乃与梁一通书，并以大作一首寄之，此其大略也。此外与梁有关，则彼创政闻社时，介于徐佛苏、黄兴之，曾在东京晤谈一次，特寒暄数十语耳，未及政治，以其时弟以文学自炫，放鄙政治不谈，且将西行，亦未遑及之也。此种关系，较之某君（发书者）与《新民丛报》之亲切，实无可言。即较之笃生自身与梁之纪念，亦无可言（杨梁关系为中国革命史上一大纪念谊当为表之）。笃生以此责弟，由于神经刺激过甚，遂乃举社会一切事情而恶绝之；黄花岗败后，什匿克之心理尤亢，吾辈日与之习，又是政见不合，因首承其蔽，而为彼病态动作之目的物焉，殆不足奇！涉思及此，弟固不忍为笃生过！惟弟与梁卓如并无密交，事实具在于是，一览而知。弟为此言，决不许彼辈妄度弟意，以梁君方为民国不韪之人，而弟必望望然而去之，前此交谊，概置不顾。世风凉薄，此种随处皆是，弟夙夕痛恨之。弟果与梁君缔交弥笃，虽难结于环薄少年之口，断不肯以夙夕痛恨者反而效之。匪惟不效，弟犹且用力表出以为翻覆小人激励！夫梁君自丁酉以还，于举世醉梦之中，独为汝南晨鸡，叫唤不绝，恒十余年不休，一过迷妄，为彼扬声叫破者，岂在少量！此今日革命党人，扪心而自知者也！虽彼未尝躬亲革命之业，以致为急激派所借口，而平心论事，彼昔年开导社会之功，自有其独立自存之值，无取与后来功罪相提并论。且立国之业大矣，所有人才，奚必出于一途，以彼之学之才，移为本邦建树之资，其所成就，将非余子可望。急激者必欲排而去之，谅是怠与忌之两念驱之使为，社会之公德心，如是缺乏，此弟与公言之所为长太息者也！推彼等用心，以弟与康梁有秘密交谊，而特畏为人所发，故阳与同盟会人交欢，裨掩厥迹；今其秽史，出于与弟最昵道德最高之杨笃生，弟必无颜更在民国言说短长焉矣！见地如此浅鄙，真足令人喷饭！弟自葵卯败后，审交接长江哥弟，非己所长，因绝口不论政事；窃不自量，欲遁而治文学以自见，此凡与弟习者，皆能言之，十年来之革命事迹，与弟无关；此自事实。弟固未图以是示异，并向何所妄有所称说。弟苟欲挂革命党招牌，则昔年谈革命于东京，较之上海，尤为太平；何章太炎孙少侯闭弟于室，强要入会，而弟不许？此犹得曰热心利禄洋翰林非异人任，作党人终未便也。今民国既建，革命已成，险阻艰难，变为荣华，依附末光，此其时矣！胡乃以吴稚晖张博泉于右任之敦劝，而弟不入同盟会，以黄克强胡经武之推挽，而弟复不入国民党。弟始终持此，自有其一人之见，人尽议其刚愎，尽訾其别有用心，二以明弟不借革命党之头衔自重，要为有余！弟被骂甚，革命党中之知弟者，每举弟昔年实行诸迹，以谋间执，无论彼等可曰弟始革命而终保皇，其口仍不能间执也。即间执矣，而弟谓大是隔靴搔痒之事。夫民国者，民国也，非革命党所得而私也。今人深体晚近国民权利，自有为于其国，宁有以非革命党之故，而受人非礼之排击者！弟固不为保皇党，而请让一步承之，弟固不为政闻社员，而亦让一步应之，凡此惧不足以使弟生愧怍，退然无动，且正以革命党贪天之功，于稍异己者，妄挟一顺生逆死之见，以倒行而逆施，行见中华民国汩没于此辈骄横卑劣者之手而不可俅，愈不得不困心横虑，谋有以消其焰。吾舌可断，斯言不可毁也！呜呼！笃生留英之年，神经亢不可阶，往往小故，在他人宜决不经意者，而笃生视与地坼天崩无异；卒至亲其所疏，疏其所亲，颠倒误乱，一至于是！谅公闻之，当不禁为之长叹也！偶有所触，书之不觉满幅。若以此书有累笃生盛德，公责言至，亦所乐受。彼手写遗诗，尚未付印，以正觅旧友作跋，欲并印为一册。今谤言日至，此举或不足传笃生之名，而转以败之；故弟颇复怅怏踌躇耳！余不白。士钊顿首。^（2）

杨笃生号叔壬，改名守仁，早期排满志士，一度任清政府留欧学生监督处秘书，因革命屡遭挫折，抑郁谵妄，投海自杀。杨怀中，笃生叔祖，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主修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后经章士钊举荐执教北京大学。三人客居英伦，形影不离，然脾性政见有异，常起争执。笃生死，“党人”公布遗书，意在借刀杀人，揭发伏藏，陷士钊于不仁不义。士钊不以死者吐言而缄口，不以“党人”汹汹而退缩，不以康梁落伍而洗刷嫌疑，一切根据事实，分明黑白，其独立不迁、无所顾忌、直笔傥论，有如此者。

国民党反对袁世凯擅权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章氏避走日本，仍持言论自由之精神，创《甲寅》月刊（1914年5月），因其英文名为The Tiger，人称“老虎杂志”，章氏本人则有“政坛文虎”之誉。该刊扉页明示宗旨：“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论断，先事考求。与曰主张，宁曰商榷”，目的在于“徐徐牖启民智”，并非针对袁氏进行简单的政治攻击。

首期章氏自撰的《正本》，就贯彻了这一办刊宗旨：

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

欲得是说，最宜将当今时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罗而剔抉之，如剥蕉然。剥至终层，将有见也。

往者，清鼎既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群相结合，肆其抵排。有力者利之，从而构煽，鬼蜮万状，莫可究穷。党人不胜其愤，暴起而蹶，如黔之驴，卒为眈眈者断喉尽肉以去。由今计之，国中不见党人之迹，几一年矣。此其得失功罪，自非今日所能论定。惟前之所衔于党人，而以为暴者，至今宜无有反之。所属望于党人以外，而以为治者，至此宜稍稍见端倪焉，此吾人应有之觉心也。而今何如者？

一年以前，似闻人之恒言曰：“有强国之宪法，有弱国之宪法，有亡国之宪法。”所谓亡国宪法，即指临时约法而言。当时四方之所争执者，在总统大权一点。右之者以为总统而有大权，国即强，否则弱且亡。愚为平情论之，谓彼以大权与强国，併作一词，意在权朝至而国将夕治，此亦必无之理想，特曰权者为所以强国必由之道耳。然迩者国会灭，宪法草案消，约法之效力久停，今且一如政府之意，以增以削，是元首大权，全然无碍，已非一朝一夕。所谓强国，其效果何如者？虽曰元气过伤，百端待理，期年三月，断难有成。然君子之观国也，不于其治而于其意。一载以还，风声所播，大略可见。今不言效果而言希望，又何如者？且漫云强国，妄人犹病其夸矣。即自保其弱，懦夫且嫌其难。今只求其仅免于亡，止矣尽矣，则又何如者？

兴言至此，最易流于悲观，发为过激之论。愚且极力自镇，除客气务尽，而唯质之内籀归纳之方，事实既详，然后著为概说。夫夙昔以为忧者，非外力之深入乎？而今则有加无已也。有加无已，而吾惟解所以媚之，于是媚外之道，亦与之继长而增高，前清之外务部，宜望尘而莫之及也。夙昔以为忧者，非财力之困乏乎？而今则有加无已也。

有加无已，而吾惟知借债以弥缝之，愈弥缝而愈困乏，愈困乏而愈不得不弥缝，坐是外人益益持吾短长。国款日见押，国产日见消，路矿日见失，甚且土地日见蹙也。夙昔以为忧者，非人民生命财产之危险乎？而今则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数千里之地，悉蹂躏于豕狼，焚烧淫掠，无所不至。政府倾南北劲旅数万众以合围之，卒莫能克，不仅不能克，时乃兵匪交通，共肆荼毒也。前者南京不毁于所谓乱党，而毁于所谓国军，而今则西北之元元，困于匪而又困于兵也。夙昔以为忧者，非行政不能统一乎？而今则内而部自为政加甚也，外而省自为政加甚也，地方财政之不可理加甚也，人民之感其痛苦又加甚也。夙昔以为忧者，非革命之子，起自田间，粗鄙近利，不解政治乎？而今则方镇大员，莫或识丁，清流之士，四方屏迹。其他贩夫走卒、刁生恶胥、革员废吏之蝇集蚁附，俨然操数万万人之生命于其手而惟所欲割，其势日进而未有已也。夙昔以为忧者，非天下不定，商工失所乎？而今则“兵乱日闻于郡县，盗贼遍扰于城乡，商贾不行，农机停业”。又烈于前也。而且武夫屠伯，奸绅猾吏，日借法律以为杀人之具。人不自保，何意谋生？因之企业愈停滞，利子愈下落，诚不知伊于胡底也。夙昔以为忧者，非党祸之烈乎？而今则无京无外，暗斗弥厉；掌政权者非某派不能；掌兵权者非某系莫可；大派之中又含小派，正系之内复分旁系，派派相牵，即系系相抵，恍若国家可亡，派若系不可乱，见象之恶，又非可以言语形容也。凡此种种，随笔所之，已至满幅。读者试思之，此其为说，容有未然者乎？

以是之故，社会心理，乃随其人之贤否；心之冷热，力之大小；位之高下，应于时势以呈其印象。分而验之，可得言焉。一派则不贤而得势者也，此将充其欲心与强权之所至，以朘民膏脂而自肥。国家之危亡，彼果知之与否？乃视其不贤之限度以为衡。大凡不贤之尤者，其知之弥真切焉。是故不知者仅以经常之贪量，肆其所图；而知者转以犹太富人之思，坚其倒行逆施之志。一派则贤而依势者也，兹所谓贤，亦有数等。其上自审其政略不能见容，而又不欲遽舍政权，免至时会之来，无能骤进，以故虚与委蛇，俟时而动，此自其光明面言之者也。若黑暗面，则明知天下将乱之机，终不以易其目前荣乐之计，强暴之为，以法律文之，立乎公廷，居然以之指导天下。私居论议，则又抱头太息，痛陈其不得已，以冀收清议于无形。其在习为奸智者流，则又造作语言，抵排异己，回护乱政，矜为通识。

举凡贪势近贿纵欲败度一切之计，几无不可张皇粉饰，以号于众，谓从政乱邦，在理宜然，相习成风，了无愧畏。一派则不贤而失势者也，此其设心，与不贤得势者，了无以异。今虽失之，而终日蝇营狗苟，正谋所以复之，而倏得倏失，又小人之所恒有也。又一派则贤而无势者也，此其人一旦得势，其行径亦将与前所谓贤者，宜无不同。然以其失意也，所以昏其智者不烈，而夜气之存较多，见夫政治污秽，道德沦丧，外祸环迫，武夫横行，其不持消极之见，以为中国必亡必亡。而己得过且过者，又十无一二也。

之四派者，虽不足以尽天下人之心，而以概政治上之人伦，大抵不甚相远。就中不肖而冥顽，全不知国家为何物者不计。只求其有犹太富人之思想以上，则无论贤愚智钝，穷通上下，又有一共通之觉念。主于其中是何也？即莫明其故，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以为变乱之至，无方无时。

吾人既求所以治其国而不得，其次之所当为者，亦惟全吾躯，保吾妻子，艳吾姬妾，华吾舆马，乐吾摴蒲，纵吾酒食，并充其力之所能至，以攫其所万不应得之财，预为亡国后之生活计而已也。

夫至全国人举为亡国之预备，是其国有亡征，无可疑也。所谓亡征者何也？亦如前言，外患益益迫，财政益益穷，盗贼益益横行，地方政治益益紊乱，工商业益益衰败，官僚私斗益益急激是已。夫国之盛衰，古今时有。转危为安，例亦不鲜。如是种种，竟酿成国亡无日之通感焉，抑又何也？此童子可得而答曰：“为国如为医然，得其方则治，否则亡。”今兹国有亡声，必也未得其方也。惟治道百端，覼缕莫尽。所谓方者，又何方也？自愚观之，为政在人，人存而政即举。政治之得失，无不视人才之得失为比例差。故政治为枝叶，而人才始为本根。今曰为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语概之足矣。

愚今言用才，所谓用者，易生误解。今请以说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适有相当之职分以发展之。举曰用，用才云者，乃尽天下之才，随其偏正高下所宜，无不各如其量以献于国，非必一人居高临下以黜陟之也。人恒曰：“吾国人才消乏。”是则然矣。然愚谓苟悉其消乏之量，以致于用，国事断非不可为。此本论之前提也。昔者英儒穆勒，尝以人才譬之货栈，必使一国之才，尽趋于栈，则栈力厚，否则贫。意谓国有一分之才，即当使之自觅其途，以入于政，而政始良也。此在人才最富之英伦，其学者犹以为言。才难之国如吾，又焉待论？夫吾国史家，最恶奸佞。而奸佞之著，首在蔽贤。反之君子登朝，其所急务，乃在进贤而退不肖。而贤才之一进一退，恒不必有时地之不同。往往今日权奸当国而群贤退，明日儒臣在位而群贤复进，人才不出此数，而一为翻覆，政之清浊形焉，是可知用才不得其方云者。易词言之，人才不得所之谓也。

不得所有二象。一用事者失其才；一不用事者失其才。

用事者之才，其义古。不用事者之才，其义今。用事者之才，譬之于人为魄。不用事者之才，譬之于人为魂。用事者云云，意至明了，无待申说。不用事者，首推议会。议会者，以监督行政为务。监督行政，虽不与于行政之事，而政府以此无敢失职。其有功于政治，与用事者固无殊也。故两部者，有若辅车，相依为命，一部丧其德，病在麻木，两部丧其德，立得死亡。今吾人日闻呻吟之声，其或将至死亡之候乎？然前言之矣。无才云者，乃比较之词，非绝对之义。一国之才，不足治一国之事者，世固有之。而吾尚不欲以此自咒，惟语有之，绳之绝也，必有绝处，吾今困顿至此，其受病处究安在乎！愚尝为彷徨而求之，得四字焉，曰“好同恶异”。

好同恶异者，披其根而寻之，兽性也。治生物学者，言鸿荒之初，万物俱生，以同残异，渐遗今数。故生物争存，律曰同化。读者亦知前此张勋纵兵南京，今者白狼横行西北，遇物辄掠，遇屋辄焚，遇女辄淫，遇人辄创。千年以前，欧洲异族相残之所不忍为者，而吾之兵若匪悍然为之。

是何故耶？此无他，好同而恶异也。恶人之财产身分，不与己同，必毁灭之，使尽同于己而后快也。此以知吾之野性，至今未除，显之则用于兵戈，隐之则施之政治学术。而数千年治乱循环，社会机能，卒无一日可以发达如欧美今日者，皆为此野性所缚之故。读者其勿骇吾言也。前世纪中叶，英儒梅因以研求古法有重名，曾谓印度未逾宗法社会一步，而吾国刚逾一步，遂乃永远不进，因断定“社会沉滞不动，本人种之通则，而奋发前迈，乃其例外”。夫通则者何？同也。例外者何？异也。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克异以存同则退。是故哥白尼之言天，奈端之言动，达尔文之言天演，欧人迎之，遂成为新旧世界相嬗之枢机。当时立说之不合于群众心理，殆过于为我无君兼爱无父之说，倘欧人视若洪水猛兽，亦如吾之所以排杨墨者而排之，则欧洲之文化至今无过于吾可也。间尝论之，吾之学术，莫盛于周末，西方几何逻辑以及其他物质之学，为诸子发其萌芽者，不少概见。苟能适如原量，布于人寰，善用其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术，不以利禄之途，迫人尊孔，则以吾东方神明之胄，推寻籀证，至于二千余年之久，而不群制高华，国力膨胀，与今日欧美诸邦，齐驱而并进焉。愚未敢信也。而不幸苟简之思，单一之性，牢固而不可破，遂凌夷至今，莫可救药。推原其朔，则此种苟简之思，单一之性，乃自原始社会迤演递嬗而来。无他，好同恶异之野性也。其在政治，尤有甚焉。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于己也。

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

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于无可抗，则为谏诤。由三代以迄前清，立宪之义，非吾所有，有之亦惟革命与谏诤已矣。欧人之言革命者，咸信革命一度，人民之政治力，必增一度。

卢梭之流，信之尤笃。而吾乃不然。吾历史上之革命，非能有良政略，必掊其恶者而代之。非能创一主义，必革其无者而以行之。徒以暴政之所驱，饥寒之所迫，甚且阴谋僭志之所诱，遂出于斩木揭竿之举，以遂其称王称帝之谋。

其成也，彼乃复为专制如故。不成则前之专制者，又特加甚。首难者死，余戢戢如犬羊，伏不敢动，惟所践踏。举数千年之政争，不出成王败寇一语。其中更无余地，可使心乎政治者，在国法范围之中，从容出其所见，各各相衡，各各相抵，因取其长而致于用，以安其国，以和其人。无他，专制好同之弊中之也。各方意见，既无法自由表示，以施于政事。而于无可如何之中，微有郁而必发之象，则于谏诤见焉。谏诤者，亦隐消同势所由生，非专制之所欲也。

于是谏诤与专制，其势力相与消长。而吾之学者，每以君能纳谏与否，卜世运之隆污。称美重臣，每日正色立朝；指斥奸佞，则日阿谀取容。伊尹周公，谏其君者，言至深而事至迫，存之于书，以著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即汉高唐太，号称英主，亦不能有违于张良、魏徵之言。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夫谏者何？不肯苟同于君之谓也。是故有时天子与宰相辨可否，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有时谏官与天子争是非，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甚且槛可以折，麻可以坏，簿卤可以遮，中使可以杀。幸则受者改容而迁善，不幸则施者浴血而陈尸。皆无非一同一异之辨也。其在欧洲，则进而言立宪。立宪云者，以法律遏君之欲，使不得为同以乱政也。英伦千二百十五年之大宪章，为条六十有三，是乃民与君约。此六十三事者，有如此书，自非然者，尔不得强吾同于尔也。千六百八十九年之《人权宣言书》，两部共为条二十五，是亦民与君约。此二十五事者，有如此书，自非然者，尔不得强吾同于尔也。英人于世界民族中，诚不愧为先觉。彼既认明王权不当绝对，即创为根本大法，使国中贤智，得所准据，以发抒其意气。而若政若法之因仍变化，举在种种意气相剂相质之中，而极端之民政，转得养成于君政之下。且为他共和国所莫能及，非偶然也。今人艳称英之内阁政治矣，亦知此制胡自而生乎？白芝浩者，旷世寡俦之政论家也。尝着眼于巴力门论锋之烈，谓英伦政治，实先天下而以评政为政，其所以致此，则以内阁政治之故。愚谓白氏此言，微有倒果为因之弊。盖必国家先容有反对者之发生，而后有内阁政治。断非异军苍头特起，创造一内阁政治，以期反对者潜滋暗长于其中也。要之英伦政治之成功，其因在反对者之得力，无可疑者。其政府党，在政治用语曰“王之仆”，在野党曰“王之反对党”，以王为标准而反对之。是以王当天下之冲，与君主不能为恶之原则，不期而相叛。故此语初出，人颇骇之，而英人卒奉为科律，用臻上理。梅依曰：“政党之德，首在听反对党之意见流行。”穆勒曰：“一国之政论，必待异党相督，而后有执中之美。”又曰：“二党之为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即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国，即在此相攻而不相得。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常循理而惺惺。”皆此物此志也。

由是观之，好同恶异之为贼于政治，可以明其故矣。

…………

这篇近万字的长文在章氏一生政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影响极大。该文主题一以贯之，即从正面阐明为政之本在“有容”，又从反面攻击“好同恶异之一念”如何败坏政治，正反互济，相得益彰。总的思路，是“将当今时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罗而剔抉之，如剥蕉然。剥至终层，将有见也”，具体方法，则是“内籀归纳之方”，即逻辑学的演绎与归纳二术，所以既重视概念和命题自身的分解与综合，又十分强调“求考”事实，作者“极力自镇，除客气务尽”，务求以冷静客观的心态出之，力戒诛心之论，或掺杂个人好恶，自蔽蔽人。这也是现代政论和传统政论的区别。

章氏13岁时偶然购得一部柳宗元文集，欢喜非常，以至嗜好一生。平素为文，极慕柳氏之风，崇尚简洁谨严，词无虚发，他在《甲寅周刊》曾揭《文论》一篇，极说柳文之美，而结穴在“洁”字——

子厚《答韦中立书》，自道文章甘苦，有曰：“参之《谷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枝，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夫于气则厉，于枝则畅，于趣则博，于幽则致，于洁则著，相引以穷其胜，相济以尽其美，凡文章之能事，至此始观止矣！就中“洁”之云者，尤为集成一贯之德，有获于是，其余诸德自帖然按部而来，故子厚殿以为文章之终事。自来文家，美中所感不足，盖莫逾“洁”字之道未备！韩退之《致孟东野书》，一篇之中，至连用“其”字四十条次，此科以助词未甚中程，似不为过。苏子瞻论文，谓“宜求物之妙，使了然于口于手”，此独到之见，恒人所无，然东坡之文，往往泥沙俱下，气盛诚有之，言宜每不尽然。为宜之道则奈何？曰：凡式之未慊于意者勿著于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厕于句，力戒模糊，鞭辟入里，洞然有见于文境意境，是一是二，如观游涧之鱼，一清见底；如察当檐之蛛，丝络分明，命意遣词，所定腕下必遵之律令，不轻滑过，要其归于“洁”而已矣。

所谓“洁”，并不专在用字准确俭省，还包括察事观物之透辟明了，此即章氏一贯推崇的讲究逻辑的运思。章氏“逻辑文”并不仅仅倚赖逻辑，其文之所以具有鞭辟入里而使纤毫毕露、物无遁形的逻辑力量，主要还有赖于他对所议论之问题的学理阐发，以及敢于面对实际慷慨陈辞的勇气。比较《政本》和《与杨怀中书》，前者虽然几乎完全依靠逻辑结构展开，关联词的运用尤使整篇文章环环相扣，密致无漏，但其意义也尽于逻辑本身。至于“归纳之方”的运用，在《政本》中则倚赖排比堆砌，比如谈到当时社会问题，接连用了七个“夙昔以为忧者……”，牵出一系列败象，文势沛然而下，却并不注明资料来源和统计数字，所倚赖的，显然还是桐城派古文和赋的造势之道（这也是章氏文章另一特点），不像《与杨怀中书》面对社会政治、道德人心和朋友交谊异常复杂的纠葛，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既分析了诸种现实的可能性，又使其相互关系及在价值上的高下诚伪井然有序，不造作文势，以力服人，但条分缕析，直道而行，充沛的感情、复杂的心绪与耐心细致的说理融为一体，这就解消了逻辑的生硬，使其完全变成感情发露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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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

(2) 《与杨怀中书》，见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二册，第506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