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章太炎如何骂人
章太炎（1869—1936），余杭人，名炳麟，字枚叔，因慕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为人（顾名绛，入清改为炎武），更名绛，号太炎。早年随德清俞樾在杭州诂经学舍治小学，甲午海战后加入维新变法者行列，曾上书李鸿章亟言变法，也曾至武汉帮张之洞办报。八国联军事起，清廷政治腐败益发不可收拾，受此刺激，乃“解辫发”以明志，舍维新而倡言革命。1902年初在日本与孙中山订交，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声名大震，也因是被监禁三年，然排满之志不屈。1906年出狱至日本，接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驳斥改良派，宣传革命理论，并揭露革命派内部的投机行为，四面出击，机锋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旺”（1）。日本为结好满清而查封《民报》，太炎据理力争，“理胜而事不胜”（2），遂授徒讲学，继续“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3）。辛亥革命后章氏荣为元老，政见颇与当道不合，见嫌于革命党，复被袁世凯幽禁，渐渐淡然于政治，退而讲学以终。太炎为古文经学大师，深通文字音韵和国故之学，于文则崇尚魏晋风度，张扬佻，无所忌惮，学术著作过于好古，索解为难，一般议论和实用文则比较浅近。
吴稚晖（1865—1953），江苏阳湖人，名眺，又名腓，后改为敬恒、稚晖。28岁中举，曾做塾师，初赞同维新，很快转向革命，后在日本遭清廷驻日公使陷害和日本警察驱逐，革命思想益发激越。1902年在上海与蔡元培联合发起爱国学社，任学监兼教员，不久章太炎、邹容皆先后加入，与吴、蔡结为同志。《苏报》案后，吴先赴英国，结识孙中山，后游学欧洲，并于1907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主其笔政，力倡排满、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民国后拒不受勋，以公民身份议政，长期致力于国音统一和勤工俭学，一生自奉甚薄，慷慨好施，以“科学的人生观”自立以立人，为文则雅俗杂糅、庄谐并作，独标一格。1953年病逝于台湾。
1903年《苏报》案发，预先传出消息，蔡元培避青岛，后转欧洲，吴稚晖则远走英伦，但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逮。他在狱中招邹容前来一同抗辩，邹毅然主动入狱，体弱，瘐死狱中。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三年后，章氏出狱，于1907年3月作《邹容传》，其中多处涉及吴稚晖：
爱国学社教员吴眺故依康有为，有为败，乃自匿，入盛宣怀之门。后在日本，于清公使蔡钧不协，逐归，愤发言革命排满事。而爱国学社多眺弟子，颇自发舒，陵铄新社生如奴隶。余与社长元培议，欲裁抑之。元培畏眺，不敢发……会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穷治爱国学社倡言革命者，明震故爱眺，召眺往，出总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昵，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眺即出《革命军》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
章氏在给烈士撰写的传记中公然告发吴稚晖“献策”，卖友投敌以自保，吴在巴黎读到《邹容传》，勃然大怒，认为章氏是借纪念邹容为名，颠倒黑白，发泄对他的私怨，他于是写信给太炎，说自己当初与俞明震见面，本是他探监时亲口告诉太炎，而太炎“以恒旧名，叙述恒与俞君相晤事”，与事实不符，要求太炎“将出诸何人之口，入于君耳，明白见告，恒即向其人交涉。如为想当然，亦请见复说明为想当然，则思想自由，我辈所提倡，恒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权，恒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4）。
章太炎立即回信，开头就很有意思：
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
照通常写信的格式，在“稚晖足下”后面，应该马上转入正题，但太炎笔墨一顿，盘桓于“足下”一词，接连牵出吴其他三个名号，暗示不管你吴稚晖改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贯之，仍然是那个为“仆”所鄙视的“足下”，“仆”在《邹容传》中用你的旧名，不值得你大惊小怪，暗示“仆”好像有什么存心，你这点阴谋已经被“仆”看出，那么“仆”就索性把事情全部挑明吧！如此“当头棒喝”，堂皇严整，但也不免带几分强悍霸道，目的是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因为对方来信，其势已颇汹汹，非如此不能先声夺人也。
接着，太炎三言两语将吴氏要求“明白见告”的要害问题交代过去。首先，“足下”确曾于“仆”和邹容入狱数日后前来探视，并自述与明震见面事，然而当邹容问“何以有我与章先生”时，“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须臾引去”；其次，“足下献策事”是“某某某”说的，“仆”不知“某某某”的话得自传闻还是听俞明震亲口所说，但联系“足下”被邹容问得“面色青黄”来看，“仆”可断定这都是事实。
实际上章太炎也仅仅臆断吴氏卖友，拿不出确凿证据，所以他根本不想在事实层面纠缠下去（1924年6月章氏将《邹容传》大加增损而改为《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只说“会清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来检查革命党，君及炳麟皆就逮，系上海租界狱”，一字不提吴稚晖），“得胜头回”之后，随即迅速转移阵地，抛开对自己不利的问题，继续将吴氏认定为罪名已经成立的卑鄙小人，而专门从道德节操的角度下更辛辣的攻击，不让对方有机会反扑：
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问素心，应亦惭惶无地，计穷词屈，乃复效讼棍行径，以为造膝密谈，非人所晓，汹汹然弛书诘问。足下虽诘问，仆岂无以答足下哉？适扬之使愈彰明耳！是非曲直，公道在人，无则言无，有则言有。仆于康、梁诸立宪党，诋淇未尝过甚。今于无政府党如足下者，摘发奸回，如彼其至。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且以败群之羊，不可不摈，普天同志，犹未分明，故不得不明著表旗以示天下，岂以个人之私怨而诬足下哉！
“足下”做了坏事，应该扪心自问，反诘于“仆”，乃倒打一耙，这不仅不能掩盖“足下”做贼心虚，反而惹得“仆”火起，将“足下”的丑事益发揭露出来！“足下”也别在这事情上与“仆”纠缠了，“公道在人”，有就说有，无就说无，总之是“足下”你自己的事。你的问题不是思想主张错了，而是“心术”大大地坏了；我攻击你，不是由于你我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因为我看穿了你这个“败群之羊”，要为“天下同志”说明，防止他们蒙在鼓里。
用这种“大义杀人”的方法堵住对方进攻之后，章氏复以更猛烈的火力攻击对方的历史污点，扩大战果，以使对方据地尽失：
呜呼！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籍，终慕虚荣者，非足下乎？……为蔡钧所引渡，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非足下之成事乎？从康长素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某某某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所向虽益高，而足下之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仆位足下当曳尾涂中，龟鳖同乐，而复窃据虚名，高言改革，惧丑声之外杨，则作无赖口吻以自抵谰。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
身为革命党，时而讲维新，时而讲无政府主义，为当时常有之事，太炎自己早年就曾“与尊清者游”，拥护维新改良，并公开对无政府主义表示过赞同，但到了对方身上，这些就都变成“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了。吴稚晖在日本被清公使蔡钧引渡，跳入东京都御沟表示抗议，旋被警察捞起，这虽然悲壮不足，却也无可非议，而到了章氏笔下，又成了欺世邀名的丑事。章氏“揭发伏藏”，作“诛心之论”，显得“气壮而理直”，至于“曳尾涂中，龟鳖同乐，而复窃据虚名，高言改革，惧丑声之外杨，则作无赖口吻以自抵谰。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则是直唾其面，芜辞漫骂了。
吴氏其时赴欧洲五年，也许较以往有所进步？不——章氏认为，对方剩下这一段他还没有骂到的部分，更加不值一哂：
及观足下所著，浮夸影响，不中事情，于中国今日社会情形如隔十重云雾……吾于是知纵横捭阖之徒，心气粗浮，虽日日在欧洲，犹不能得毫毛之益也。
至此，对方可算被驳（骂）得体无完肤了，但章氏最后还赠了他一顶“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的帽子，这才重重收笔，宣布彻底胜利。
吴氏看到这封公开信，岂肯善罢甘休，又作书一通反诘，章氏于同年7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5），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主要在于光复旧物，因此非常重视国粹的保存，他认为中国国粹的沦亡、文学学术的窳败，主要是因为宋以后文人不再讲究“小学”而滥用语言文字的结果，“又且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6）因此，章氏光复旧物的革命思想和他的“文学复古”的主张紧密相联，他平时的学术文章乃至战斗性的檄文皆好用本字古义，索解为难，对此章氏自己是意识到的，所以他在给邹容的《革命军》作序时，曾经感慨“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也”（7），又曾反思自己“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8），他认为邹容的《革命军》语言通俗，革命的文章正该如此，所以并没有应邹容的请求为他“润色”。要光复旧物，复古保种，其文就务为渊雅；要真正激动读者影响多数，则又必须“谐俗”，必须“以跳踉搏跃言之”。这种矛盾就导致他在写作某些文章时，一方面仍然好用本字古义，艰涩深奥，一方面又振笔直遂，痛快淋漓，“复古”和“谐俗”很奇怪地结合起来，使得章氏许多文章在过度时代独具特色，复吴稚晖的两封信，不过是一著例。
20世纪初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9），清政府雷霆万钧之势已去，民间久蓄之反抗精神已达极点，知识分子再也不像明末清初遗民那样迂回曲折地抒发愤懑，更不像清朝鼎盛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如履如临，把一生的精力贯注于考据文章。这一时期中国精神的特点，是无法无天的旷野上的呼叫，激昂慷慨，发扬踔厉，人格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张，狂傲不逊的“神经病”如章太炎，岂止一人而已，即如吴稚晖，也以嬉笑怒骂，放浪形骸著称，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吴稚晖在东京留学生集会上则包着白头巾发表演说，直呼慈禧太后为“老太婆”（10），虽一在国内，一在海外，勇气不可同日而语，张狂激越则如出一辙。那时候的文章，将中国文学狂放佻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直接影响了现代杂文。章太炎两复吴稚晖书，在精神气质、腔调用语乃至攻伐战略上，都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时期周作人回敬陈西滢有关“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流言的那一系列书信（11），以及鲁迅《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书信体杂文。章太炎的文章固然开了后来“文人相轻”乃至相斫的先河，积极意义则在于张扬个性，块然独立于天壤间，不肯摧眉折腰、低首下心，敢于放胆在文章中将自己整个摆进去，也逼迫对方无可推诿地现身于大庭广众之前，使妍媸互见、物无遁形，虽无望于终极的审判，但也各自尽了原告或被告的权利和义务。
在没有法律保护和法律干涉，没有宗教的终极审判的信念，也没有虚伪欺诈的社会空气中，这种粗暴的互相实施报复的文章，所祈向的，乃是无神的世俗的乱世之中真实的个人之间某种替代性的公正。如果引进法律的名誉权之类，特别是如果两人对决，旁边站立着社会政治或道德权威随时予以干涉，或者人人心中存着爱惜羽毛的念头与宗教的终极审判的信念，这样的文章就不会有，即使有，也无法避免非当事人所乐意接受的甚至更其病态的不公。鲁迅在1925年所作的一篇杂感中说：“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12）“以目偿头”或“以头偿目”，意思是说，人的相互“报复”固然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但即使这样也总比虚伪地禁止报复和提倡宽恕强得多：“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同上）鲁迅这段话本来针对“排满”而发，但范围很广，包括一切人间矛盾的解决。直到晚年，鲁迅仍然坚持类似的想法，比如“遗嘱”第七条所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13）。章太炎后来自编文集，大量“刊落”先前那些“驳难攻汗，至于忿詈”的“斗争的文章”，鲁迅感到非常可惜，他主张章氏这方面的文章“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14）
在特殊年代，无论章太炎还是吴稚晖的那些守己伐人、“毒詈”满纸的书信，都属于只能如此的“奴隶可贵之笔墨”。这样的文章，文网密布的古文时代不可能有，恐怕也行将匿迹于“文明日进”的现代的“无物之阵”，故大有空前绝后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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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 张庸《章太炎先生答问》，见《章太炎政论文选》，第258页。
(3)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
(4) 以下吴稚晖信文，均见《章太炎政论文选》（上）《复吴敬恒书》所附《吴敬恒与章炳麟书》，第382页。
(5)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6)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文选》（上），第277页。
(7) 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文选》（上），第193页。
(8) 章太炎《邹容传》，《章太炎政论文选》（上），第354页。
(9) 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序》。
(10)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11) 周作人最早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中说：“我知道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总是学者绅士罢了。其实这种人也还多，并不止这两位，我虽不是绅士，却觉得多讲他们的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一句粗野话，即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说他是一个人。”周文针对徐志摩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偏袒陈西滢而发，所以不仅把陈卷进了嫌疑里，也批评了徐还把“这些东西”当做“一个人”来看待。陈西滢立即写信给周作人，说周在本来就是骂他的文章中提起那句流言，显然是在暗示这话出于他口，因此质问：“1.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位人里面？2.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了谁扬言了来？”周作人的回答是：“先生在不在那两位名人里边，只请先生自省一下，记得说过那句话没有，就自然知道”，先给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然后才说那句话是我听来的，如要发表说者的姓名，须征求他们的同意。后来周作人虽然明白承认说那话的两个人都与陈西滢无关，但在文章中仍然对陈氏包含了蔑视和愠怒，常常绕过于己不利的正题，像抱在一起陷入僵局的拳击手，不停地旁敲侧击，总不肯让对方过于得势，其精神，正与答复吴稚晖的章太炎相同。上述周作人的文章《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岂明致西滢》、《陈源先生的来信》、《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和《代邮——答徐志摩先生》等，均见《周作人集外文》（下），陈子善、张铁荣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第1版。
(12) 鲁迅《坟·杂忆》。
(13) 鲁迅《且介亭子杂文末编附集·死》。
(14)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