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浮沉和悔罪
按他所受的教育，丹尼尔·笛福应成为一名教士。可他21岁时在矛盾、疑虑和烦恼中苦苦徘徊了一阵之后，却决定要弃“神”经商。像他日后在《鲁滨孙漂流记》（1719年）中创造的那位大名鼎鼎的鲁滨孙·克鲁索一样，这个年轻人违背父训，私逃“下海”了。
当然，他弃的只是神职，不是深入血肉的新教信仰。当时，英国处于王政复辟时期，非国教教派，尤其是支持清教革命的新教徒，屡屡遭到迫害，许多的人被投入监狱，成千的教士被逐出教区，上万的家庭遭逢磨难和灾祸。然而与此同时，那又是个商业大发展的时代，新教商人仍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大展拳脚。笛福的父亲詹姆斯·福就是近在眼前的现成例子。这位来自外省、学徒出身的伦敦油烛商曾于1662年8月放弃产业，举家随拒绝效忠国教的牧师迁居，但通过耐心坚忍的努力很快重新成为受人尊敬的商人和有地位有影响的伦敦市民。教士的寂寞生涯和呼风唤雨、收益丰厚的商业活动相对照，笛福的心理不平衡恐怕也不是一两天了。1681年，也就是笛福“下海”的那一年，他在笔记《沉思录》中热忱地祈求上帝：“让我不堪重负的灵魂在你那里得到庇护吧”；“（使我）摆脱我的骄傲……／摆脱那引诱人的世界／和眼前炫目的浮光虚景……／摆脱我的妄念和绝望……／还有我的所有的怀疑”。可他又不能不正视自己：“然而，为什么我又会／如此厌恨我的责任呢。”他知道自己“有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的诉求”，自己的心被“诸多空渺的愿望炙烤着”。
那时的英国充满了机会，正处在大交易所生意兴隆、英格兰银行初建、新工商业体制酝酿形成的年头。当一位学者宣称“在1680年的某个时刻里诞生了现代商业世界”时，他的话并非完全是修辞性的夸张。笛福的迅速成功似乎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时隔仅仅三年，他已是个颇有资产和信誉的内衣批发商，并和富有的木器商的女儿玛丽·塔夫雷结了婚，获得了一笔十分可观的嫁妆（3700镑）。此后几年里笛福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他买房置地，结交雅士，舞文弄墨，似乎在模仿着复辟时期纨绔才子的派头学做绅士；他扔下买卖去参加1685年茅蒙思公爵的叛乱；1688年“光荣革命”前后他积极支持荷兰的玛丽和威廉来英继位掌权；他进入同业公会、地区大陪审团，有了一串动听的名衔；他插手海外贸易并大肆投机……他八面出击，最后不免顾此失彼。何况还有英、法间的九年战争和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终于有一天，笛福发现自己面临着破产的威胁。
于是就有了臭名远扬的“麝香猫事件”。
1692年4月，笛福以850镑的价格向甲先生购买了70只麝香猫（养殖该猫和取麝并非轻松愉快的事，笛福后来曾在一本书里大骂这种“疯狂的野猫”），但从未付清货款。为此他向朋友乙借了400镑——加上原有债务，他已欠乙近1500镑。从借款中他付给甲先生200镑，取得了麝香猫的“使用权”。7月里甲发现笛福的欠条很快就会一钱不值，便把这批猫的所有权转给了丙爵士抵偿他自己的债务。丙允许笛福养猫至1693年2月中旬。10月间乙因无法收回债款又通过司法机构将这些猫没收拍卖。公开拍卖时，笛福再次出资439镑7先令把它们卖了下来。这一次他用的是孀居的岳母的钱。此后这批麝香猫一直由岳母的仆人喂养。次年3月丙取走猫，于是他岳母诉诸大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笛福这一连串举措简直像职业骗子的所作所为：他明知自己无力偿付，却去购买“可居”之奇物；他为此借了钱，却又挪款他用；他明知这些东西属于别人，却参与它们的拍卖，等等。在此过程中他牵累了两个朋友和自己的丈母娘，真可谓孤注一掷了。经过一连串的诉讼和反诉讼，笛福被正式裁定破产，失去了他曾拥有的一切，总债务高达1.7万镑。（那时，年收入不足100镑就可在伦敦以体面的中产阶级方式养家度日，国王威廉三世的岁入——即政府收入——也不过一两百万镑。）几乎不可思议的是，此时笛福家仍有5名仆人。
由于过度扩张和投机失败而不择手段、疯狂挣扎，终于一败涂地——笛福的这一段生活轨迹在当时大约是个寻常的故事。似乎受他欺骗和连累的亲友也没十分排斥或仇恨他。但失败再次根本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路。用他的传记作者波拉·巴克希德（Paula R.Backscheider）的话说：“这使笛福永远地变了，从受尊敬的圈子中的一个显要成员变成了心怀隐秘的孤独者，从商人变成了作家。”
笛福东躲西藏地逃债。“颠扑不破”的他很快就又打点起精神，重整了旗鼓。他和债权人达成某种妥协后重新出头露面了。他应合伦敦大发展的需要开办了一家砖瓦厂，经营得不错。他自称已把债务减缩到区区5镑。大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把姓从“福”改成了“笛福”。改名颇有点象征意味，新生的笛福已不再是纯粹的买卖人。1697年他发表了在躲债期间撰写的针对众多社会问题而提出的《计划论》，鼓吹修筑公路，设立银行和保险，开征所得税，兴办女学，建立疯人院，等等，他俨然是社会设计师。此后，为来自海外的英王威廉三世辩护的诗作《纯正的英国人》（1701年）得到上下喝彩，连连再版。但安女王继位前夜问世的讽刺诗文《铲除不从国教者的捷径》（1702年）却开罪于国教和非国教双方人士和政府当局，使笛福大触霉头，甚至被捕下狱、戴枷示众。至于笛福怎样又一次从人生的谷底东山再起、怎样投奔托利党温和派高层政客、怎样摇身变为政府秘探兼新闻政论撰稿人、怎样和公私敌人打笔仗、怎样被债主追索不断吃官司数次入狱、怎样“富了十三回又穷了十三回”（用他本人的话），实在难以尽述。
笛福和他所生活的时代一样让人感思不已。我们不胜惊讶，又觉得这过渡时期的社会景象有几分眼熟：德行和罪孽，失败和成功，监狱的屈辱和王室的信用，事神、经商和写作居然相隔如此之近！整个社会的动荡和不定型是笛福们能以屡败屡战的外部原因之一。
驱动笛福不断“漂流”的主动力无疑是追求成功和名利的“俗”欲。但在挫折和逆境里支持他的，却主要是他的宗教信念。1704年里正在大倒其霉的他一面叹“走捷径”毁了自己，害了一家老小，一面又感谢上帝赐他以耐心：“我从不绝望，在最坏的境况下也相信自己能度过危机，但如何度过，过去和现在都是上苍未加解释的秘密。”在信仰和物欲间哪一个做主导，不仅在笛福来说，因时因事而有不同，后人的理解也可有很大的伸缩余地。比如，对笛福参与蒙茅斯叛乱一事的看法，就可以很不相同：可以强调他的虚荣心和他对士绅阶级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认为他参与起事主要是一种投机；可以把叛乱视为新教徒反抗的义举，侧重从他的宗教态度来理解他的举动；甚至可以从叛乱者大抵为下层民众这一事实出发，推断出笛福的“激进”平民倾向。但当然更可能的是，上述种种因素——特别是他的世俗虚荣心和宗教关怀——的集合，构成了左右他的动机。
这些追求常常是矛盾的，但大约又是不可分的。在现实生活这位魔术大师手里，“物质追求”或“精神追求”常常是招摇的手帕，并不能决定大师从其下掏出的东西的性质。如在一味强调精神、强调大义和道德品质的氛围下，着力体现精神价值的言行很容易沦为虚伪。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故意表现某种具有行情的“精神”，在这个幌子下谋求别的实在的利益，如获取由社会尊敬和社会肯定带来的较好的职位和升迁机会。相反，在疯狂追求“物质”（财富、享受）的年月里，人们常常会忘记，超出一个基本的限度之后，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实际上已不再是“物质”，而是由特定人际关系（如可能伴随财富而来的较高的地位和他人的尊敬等）带来的心理满足。正因如此，为追求快速致富而冒险从事海上贩奴活动的鲁滨孙一旦流落到没有人烟的荒岛上，立刻就放弃了对巨额财物的渴望，不再去料理生产超出本人直接需要的木材、粮食等物品——在一个没有市场和社会攀比的环境里，多余的物对人是毫无意义的。
丹尼尔·笛福
笛福当初买卖麝香猫时正债务压身，也许无暇仔细思量；在独自流徙躲藏或孤身坐牢的时日里，他恐怕要很费些力气来对付自己的清教徒的良心了。笛福的敌人从不错过机会揭这块疮疤；然而他本人在自己的数百万字的著述中从来不肯直接谈论这件事——作为对照，他为自己戴枷受辱一事写了《木枷颂》，不仅坦然，甚至不无自豪。这缄默本身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在《英国商人全书》（1726年）中对破产及其道德后果的描述以及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悔罪主题。“生意上捉襟见肘，面临毁灭和监狱，债主们纷纷登门。”他曾深知个中滋味地说，“这种困境千百次将他（商人）引入陷阱，使他做出了千百种过去他的灵魂无比憎恶的事。”鲁滨孙在荒岛上病倒之后，在恐怖和绝望中痛悔八年来自己不曾“向上诉诸上帝，向内反省自身”，并一桩一件地历数遭遇的事件和自己当时的态度，仿佛在和上帝结灵魂账。
有的评论者说，这种自我审视对鲁滨孙的欲望和情感的节制和修正是局部的、有限的，更重要的却是用“自然和上帝的意志来认可”他自己的欲望和行动，“是敛财聚富的个人主义所需要的心理装备”。
比如，鲁滨孙通过对神意的领会，把搭救、收管土著人星期五以及自封“总督”、统治小岛等行动认定为“责任”，使他的殖民活动蒙上一道神圣的光环，他便可以心安理得、趾高气扬地行事了。这当然不错。但这种说法多少忽略了事实，即唯有深受宗教传统浸育、具有强烈原罪意识的人，行“敛财聚富的个人主义”时才需要如此的心理装备，也只有或多或少地超越了个人及同类人的利益追求，才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反省。实际上，鲁滨孙们不断悔罪的举动本身就包含了对自己的追求和行动的某种认真的审看和怀疑，它们远不是小说提出的充满矛盾的答案所能消弭化解掉的。
在笛福的最后一部小说《罗克萨娜》（1724年）中，悔罪主题显得更为突出。老年的女主人公即叙述者一面如数家珍地回顾自己当年肆无忌惮地卖淫并兢兢业业地理财的历史，一面不时地插入对自己的贬抑或谴责。自相矛盾成为叙事的基本特征，而悔罪的言辞则构成了其讲述的节奏。在小说接近收尾之时，女主人公终于聚起巨大的财产、觅得可靠的丈夫并且买下了贵族名分，可以安享一生“奋斗”得来的荣华富贵了。但是，当初她在极度困境中不得不抛弃的一个女儿却成了惩罚她的工具。她和她的贴心女佣不择手段维护苦心经营得来的物质成果，导致了女儿的不幸及死亡，她们主仆二人也未能逃脱命运的惩罚。当此之时，生命的极限已经临近，重新开始的机会不复再有，于是悔恨便成了最后的结束语。忏悔是基督教原罪观念和清教徒的自省习惯赋予笛福的人物的一种思想方式，然而它提出的却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特定人物或特定宗教的问题，即个人的奋斗（鲁滨孙茉儿·佛兰德斯罗克萨娜式的）在什么意义上才是合理的或值得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与笛福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中的18世纪英国人想来是迫切而又极有震撼力的，对于正面临着“现代商业世界”的种种问题而又一向缺少悔罪文化传统的今日中国人来说，也决不玄远或陌生。
罗克萨娜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遭遇了自己酿就的骨肉相残的悲剧，不料这虚构的故事却不幸言中了笛福自己的结局。
当诉讼纠纷又一次缠上他时，笛福已60多岁了。他已再度经营起一个舒适的家——一所乡间“花园洋房”，享有相当的文名，经济上无大的忧虑，甚至有了自己的私人马车。他几乎可算圆了“绅士商人”梦。这时数十年前某些复杂的债务纠葛被人重新翻起，为了保全家庭的财产和名声，笛福只得把家产转到大儿子名下，驱暮年之身再度奔逃躲债。在去世前最后一封信（写给女婿）中，他说，他在重压之下身体垮了，心也碎了，比索债更伤害他的是他的儿子小丹尼尔。“我依赖他，信靠他。”他写道，“我把两个没有财产的女儿托付给他，可他却毫无同情心。让她们受苦，让他那可怜的垂老的母亲在他家门下讨食，有如乞求施舍——尽管他自己生活优裕，并曾签字画押庄重承诺要供养她们。对我来说这实在太难以承受了。”
儿子的冷酷行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行为和他本人的麝香猫买卖之类有本质的相通之处）给他一生的追求打上了问号。疲惫的笛福回到和上帝的对话：“我已趋近我的旅途终点，并正在赶往那个地方，在那里疲惫者可以安歇，邪恶者将不再骚扰；不论是否路途坎坷，天气恶劣，也不论我主愿以什么方式将我带到终点，我都将在这种心境下了结此生：Te Deum Laudamus（赞美你，上帝）。”
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笛福并未解决物欲和信仰（当然，“信仰”在这里代表种种多样化的思考和追求，就如“物欲”指的不仅是狭义的贪婪）的冲突。在他身上，两种追求都很强烈，有时尴尬地——至少在我们看来有些古怪——共处，有时彼此骚扰折磨。然而，他未曾停歇的思索和他笔下那些生气勃勃、不断尝试的男女冒险家们的漂流史都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席卷众人生活的滚滚商业主义的红尘，究竟应当何去何从？
也许，鲁滨孙们的价值也正在此，在于他们抓住了这个问题——这其实不仅关乎个人的良心或安宁，也关系着为自己、他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怎样的世界。在某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8世纪、19世纪里英国社会中不断进行的社会改良和道德建设，甚至西方数百年来严厉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脉绵绵不绝的思考和实践，都和鲁滨孙们的反反复复的自我拷问有某种内在的关系。
- 麦克·麦基恩：《英国小说之源：1600—1740》，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335—3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