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深入的讽刺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是英国18世纪前期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和政论家。他出生在都柏林，父亲是定居爱尔兰的英国人。他是遗腹子，由叔父抚养成人，曾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和牛津大学，最后于1701年在三一学院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689年，他到英国在远亲威廉·谭普尔爵士处任私人秘书；1694年卸职后成为英国国教会教士，并回到都柏林担任神职。此后曾数度往返于爱尔兰和英格兰，并参与了辉格党中枢的政治活动。
1704年，斯威夫特的《书之战》、《木桶的故事》等创作于17世纪末的三篇作品结集出版。前者嘲笑了经院派腐儒，后者则讽刺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争吵夺权和现代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后来他因一些政见问题转而接近托利党立场，在担任托利党《考察报》主编期间曾猛烈抨击1710—1713年间的英法战争、揭发战时军队高官的贪污行径。斯威夫特除了撰写大量政论和时文外，还从事诗歌和讽刺文写作，结交了诗人蒲柏、剧作家盖依等一批文友，并和他们共同创建了斯克里布勒斯文人俱乐部。他在给女友的信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段生活。那些信后来结集成为著名的《致斯特拉信札》，被视为英国书信文学中的精品。
《格列弗游记》插图
1713年斯威夫特被安女王任命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主持牧师，这近乎一种贬谪。1714年女王逝世，断绝了斯威夫特重返英国政坛的希望。不过，正因为被放逐到了帝国的边缘，所以斯威夫特更深切地见证了被压迫者的苦难，完成了某种个人立场的转变。此前他一直卓有成绩地为英国的王室和两党高层政客效力，并指盼着得到一个好职位作为回报。而这以后，这位主持牧师终于开始用“我们”一词来称呼爱尔兰人。他不安地注意到爱尔兰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失业、赤贫和饥馑日益严重。1720年，他打破延续几年的沉默，撰文号召爱尔兰人使用国货。1724年发表的《布商的信》严词谴责英政府出卖向爱尔兰提供铸币的特权，损爱尔兰大众的利益以肥少数人之私囊。“布商”得到了爱尔兰民众的热烈支持，迫使英国当局改变了计划。一夜之间，斯威夫特几乎成了爱尔兰人眼中的英雄。他的脍炙人口的《一个小小的建议》（1729年）等讽刺文，更是以老辣的笔触痛斥了英国统治者对爱尔兰人民的盘剥侵害。
斯威夫特晚年久病，搁笔多年后于1745年去世。他除了把大部分私人财产留给慈善事业以外，更为后世留下了一大批精彩的讽刺作品。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传世名篇当然还要推《格列佛游记》（1726年）。
一
到了今天，《格列佛游记》常常是作为深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读物而知名于世。格列佛仿佛是个孩子：他随心搬移小人国的人和物，像是摆弄玩具；漂落到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后，他又像幼儿在成人世界里一样无能为力。但是，过于强调这一面就或多或少会掩盖作品的思想意义。小说的童话性是局部的特征，尖锐深邃的讽刺才是其灵魂。借游记、借外人之眼来评议自己的国家是18世纪的惯用手法之一。对于当年的读者和今天的中国人，这部小说中最直接引起注意的，就是对英国当时状况的这种评点和挖苦。
格列佛历险的第一地是小人国利立浦特。小人国实在小，格列佛一手就能拖动他们的整支海军舰队。大致说来，这是个十二分之一的缩微国度。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格列佛一餐吃了多少鸡鸭牛羊，喝了多少桶酒，等等，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读者牢记这个比例。例如，小人国的人为了把他这个庞然大物运到京城，动用了500名工匠，制造了一个长7英尺、宽4英尺，有22个轮子的木架：
但是主要的困难是怎样把我抬到车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竖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工人们用带子捆绑住我的脖子、手、脚和身体；然后用像我们包扎物品用的那么粗的绳索，一头用钩子钩住绷带，一头缚在木柱顶端的滑轮上。九百条大汉一齐动手拉这些绳索，不到三个钟头，就把我抬上了架车……一万五千匹高大的御马，都有四英寸多高，拖着我向京城进发……
在如此这般的玩具世界里，所有的雄心和邀宠、政争和战事都不免显得渺小委琐。党派之争以鞋跟高低划分阵营，“高跟党”和“低跟党”你争我斗，势不两立；相邻的国家都想战胜并奴役对方，他们互相指责乃至相互开战，争论吃鸡蛋应先敲破哪一头——大头还是小头；国王用比赛绳技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于是候选人及指望升迁的满朝文武纷纷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研习这种与执政无关的杂耍技艺；为了获得国王赏给的几根缠在腰间的彩色丝线，官员做各种可笑的表演。
利立浦特的朝廷处处令人想起英国。当年的英国读者看到“高跟党”和“低跟党”尔虞我诈，自然联想到托利和辉格两党的争权夺利；看到利立浦特和隔海邻国打仗，不由得会想起英、法之间的连年征战。就连那嫉妒、陷害格列佛的财政大臣佛林奈浦也被人们认定是以当时的内阁首脑瓦尔浦尔为原型的。借助尺度改变而产生的陌生感，人们对这些熟悉的事物或政治景象生出意想不到的新的洞见，明明白白地看到了它们的局限乃至其可鄙可笑的本相。
如果说小人国是对英国的影射，那么在大人国里格列佛本人和英国就成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对象。格列佛曾长篇大论地向大人国国王介绍英国的历史、制度和现状，以及种种为国家为自己“挣面子”的事体，不料招来的却是一连串的质问。从大人国的视角看来，英国的种种辉煌业绩也像利立浦特的“伟大”一样十分可疑，英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充斥“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产生的恶果。格列佛一心想巴结讨好，表示愿把制造军火的方法献给国王。他吹嘘说，火药枪炮威力无比，能使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国王惊诧万分：格列佛“那样一个卑微无能的小虫”何以竟有如此残忍的想法！循国王的眼光和逻辑，人们似乎无法不认同他的苛评——人这种以制造杀人凶器为荣的区区小动物的确属于“自然界中爬行于地面的小毒虫中最有害的一类”。然而，亲聆他教诲的小毒虫代表格列佛却丝毫不能领会他的道理，相反觉得他的拒绝不可思议：“死板的教条和短浅的眼光竟会产生这样奇怪的结果！如果他不放弃这个机会，他很可以成为他属下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绝对主宰。”格列佛的冥顽使得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突现出来。显然，被嘲骂的不只是英国的杀人武器，而且更进一步指向了武器背后的种种无形的制度体系和思想逻辑。
小说第三卷里较少叙述者的生动的个人经历，读来更像一系列讽刺小品的连缀。其中，对研究从黄瓜中提取阳光、把粪便还原为食物的拉格多科学院人士的描写是针对英国皇家学会的。斯威夫特为此阅读了学会的许多报告，可以说最早表达了对现代科技的某种忧虑。有关飞岛勒皮他的一段，则直指英帝国的殖民政策。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集团居住在直径约4.5英里的飞岛上，在全国（本身亦为一岛屿）各地上空飞来飞去，如一空中宫苑。飞岛上的达官贵人靠搜刮“下方”的物产养活自己。如果下界百姓不顺从，国王就把飞岛停在他们头上，使他们得不到阳光雨露，甚至让飞岛压下去，用金刚石的底座把他们压毁。这显然是对欺压榨取爱尔兰的另一个岛屿（英格兰）上的统治者的鞭笞。
值得注意的是，“殖民”是贯穿全书的主题之一。在小说结尾处，格列佛一本正经地解释自己回国时何以没有向政府申报所发现的新岛屿并请求殖民。他说，征服利立浦特得不偿失；和大人国作对“既不明智又不安全”；而马国的慧骃们虽然不懂战争，但“贤明、团结、无畏、爱国”，若是数万慧骃冲进欧洲军队横冲直撞，也不是好玩的：
此外……老实说，我对君王们施行正义的这种方法发生了怀疑。比方说，一帮海盗被风暴吹到了方位不明的地方。最后爬到主桅上的水手发现了陆地；他们登陆劫杀；发现了一个于人无害的民族，受到人家的优待；他们为这个国家起了一个新国名，算是为国王占领了这块土地，树一块烂木板或石头当纪念碑，杀死二三十个土人，再劫走两三个当做样品，回国后请求国王赦免他们。于是就以“天赋权利”的名义开辟了一处新领地。国王赶紧派舰船到那地方，把土人赶尽杀绝，为了搜刮黄金折磨土人的首领君主；下令准许任何贪婪放肆的非人行径，让本地居民血流成河。这一帮专做这种虔诚冒险事业的可恶屠夫，也就是被派去开导感化那些崇拜偶像的野蛮人的现代殖民者。
一番话何等尖锐痛快！即使后殖民主义评论闹得红红火火，人们也不一定能讲出更精彩的批评。那时，英国征服全世界的“伟业”才刚刚滥觞、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鲁滨孙漂流记》和许许多多风行一时的游记文学都直接表达了对殖民事业的热衷。而斯威夫特没有借助此后几百年的历史赋予的透视眼光，便如此明晰地看透了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本质，实在有让人叹服之处。
总之，秩序更迭、工商繁荣、物欲张扬、政界腐败、党争剧烈及对外殖民扩张等共同构成了18世纪初英国生活的主旋律。斯威夫特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的特征和弊病，冷嘲热讽，痛下针砭。
二
就像前面提到的，格列佛和大人国王的对话不仅构成对英国的批评，也展示了两种不相与谋的思路，并使它们互为评议。《格列佛游记》的讽刺在揭示现状的同时，也构成对某些话语的摹拟和挖苦。
一个触目的例子是极具喜剧色彩的小人国官方语言。它如此赞美其国王：
利立浦特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举世拥戴、畏惧的君主高尔伯斯脱·莫马兰·爱夫拉姆·戈尔迪洛·舍芬·木利·乌利·古，领土广被五千布拉斯鲁格（周界约有十二英里），边境直抵地球四极。他是万王之王，身高超过天下众人；他脚踏地心，头顶太阳；他一点头，大地上诸君王无不双膝抖战；他像春天那样快乐，像夏天那样舒适，像秋天那样丰饶，像冬天那样可怖。
这些是君主制度下常常用于帝王的措辞方式，辞藻华丽夸张，字句铿锵有力，对仗的比喻奔流直下。但惯常的颂词，如什么“举世拥戴”、“万王之王”啦，什么“脚踏地心”、“头顶太阳”啦，被施用于只比其国民高几丝几毫的小人国王，显得如同戏弄。格列佛在抄下“领土广被”一句赞美后，在括号里不动声色地解释道“周界约十二英里”。括号里的话带出了本分的职业医师兼生意人格列佛先生实事求是的叙述风格。他似乎绝对无意评论，只是在忠实客观地为我们解释利立浦特尺度。但那“直抵地球四极”的无边领土就这样陡然缩为周边不过12英里的弹丸之地，读者不能不对这“言”与“实”的巨大差距哑然失笑。似乎是，小人国的空间虽按比例减缩了，对虚荣和修辞的胃口却丝毫没有降低。像欧洲贵族和王室一样，这位国王也认为名字的长度和家族的显赫、地位的高贵成正比，他的全名长达八节，以常规英文书写出来，其长度远远超过他本人的身高。斯威夫特一方面借助尺度的改变，不费吹灰之力就使这歌功颂德的话语显得荒谬可笑；同时又把这种语言放到小人国宫廷的阿谀奉承、争权夺利的环境中，揭示了特定语言的产生的促因和条件。
更重要的是，《格列佛游记》作为整体，是对一种文学题材、体裁和风格的全面讽拟。小说是这样开篇的：
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产业。他有五个儿子，我排行第三。我十四那年，他把我送进了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我住在那儿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三年。虽然家里只给我很少的学费，但是这项负担对于一个不宽裕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伦敦著名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那儿去学徒，我跟他学了四年；在这期间我父亲不时寄给我一点钱，我把钱用于学习航海学和其他有关数学的科目。它们对于立志外出远游的人是有用的，而我一直认为，我命中注定迟早总得别家远行。
斯威夫特的开场锣鼓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实事求是的平静语调和对记账的偏好（开头两段四次谈到钱、三次列出钱数——包括娶亲所得的400镑嫁资），无不让人想起大名鼎鼎的鲁滨孙。惟妙惟肖地模拟一种家喻户晓的体裁和风格，虽然用意尚未显露，但已造成了一个背景音，一种潜在的“热闹”，以及读者的某种期待。
格列佛出门时是个受过教育的候补英国绅士，像许许多多的18世纪英国人一样企图通过海外贸易和探险发家致富。他最初似乎抱负不大，只想谋生。但他在小人国的宫廷曾受封为贵族，回国后靠展出从那里带回的微型牛羊“赚了不少些钱”，之后又把它们卖了个好价钱，种种“成就”使他加深了对鲁滨孙逻辑的认同：“我同妻子、儿女在一起只住了两个月，因为想到外国见世面的不知餍足的愿望让我不得安生。”格列佛第二次出海目的十分明确：他随身带的“有货物，也有现钱，希望能够增加我的财产”。当然，他也没有忽略留在国内的家庭的经济账，详细地列举了自己给家人留了多少钱、于何处定居、有多少房地产收入、儿子女儿如何安排，等等。像小说开篇的那一番交代，这一段从内容到语言风格也都令人想起那个热衷于殖民事业和财产增殖的鲁滨孙。其中的关键字句，如“到外国见世面”啦，“不知餍足的欲望”啦，简直就像是直接从后者的自述中搬出来的。
然而这种故意营造的相似，最终是为了突现不相似。在斯威夫特设计的天地里，格列佛的鲁滨孙心态并未能长久维持。在小人国和大人国宫廷的双重经历使他对君王的恩宠和地位的升迁有了新的体验及见解。他曾被大人国一农民拿来展览、出售——恰似当初小人国的牛羊在他手里的遭际——于是他看出主人靠他“赚钱越多就越贪婪”，哪管他累死累活，小命难保。自己成了受剥削的牺牲品，人家的发财活动自然也就显得不那么光彩夺目了。由于这些经验的铺垫，他到了慧骃国后抨击“我们”英国体制的激烈言论来得并不那么唐突。经过这一连串经历的改造，最后结尾处的那个不能容忍自己的妻子儿女的格列佛已经完全置身于“我们”之外，并把“我们”作为他的批判对象了。这使他的旅行成为与鲁滨孙的漂流迥然不同精神历程——不是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中坚，而是否定摈弃了鲁滨孙式的自我提升的人生计划，变成了彻底的异己者和批评者。
三
这个较有人情味的格列佛，把我们带向另一个层面的讽刺，即对人性的怀疑。
两次尺度转换起了某种双重否定的作用。到了大人国，这点就变得十分明了——因为格列佛自己也成了“小人”：他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几片小金币向那里的巨人讨好；他摆弄刀剑，展示自己的勇武；他和王后宠爱的侏儒闹矛盾、斗心眼。但他的讨好保护人的举动又实属迫不得已——因为他随时可能被任何别人别物伤害，甚至他企图向国王贡献有关火药枪炮秘诀的动机都是如此可怜。由此可体味出作者并不始终如一地把小人国作为讽刺对象描述，是有更深层的原因的。他讲述利立浦特人制造机器搬运巨物时赞叹他们的才智和能力，在第一卷第6章里又赞许地提到当地的教育和司法体制。甚至以绳技表演选拔人才的可笑做法也有一个并不可鄙的初衷，不过，由于“人类的劣根性”致使制度被败坏，成了荒唐的争宠途径。深刻的警醒恐怕不在于看明利立浦特人狭隘而又狂妄、谄上而又妒贤的种种“小”状，而在于从绳技表演等似乎陌生的事物中认出身边熟悉的事物，认出自己，看到可笑事物令人不大笑得出的一面。
如此，对社会现状的批评便进而转化为对人性的怀疑。关于“钱”的那段深入肯綮的评论就是如此。在第四卷，格列佛来到没有金钱、没有军队警察的马（慧骃）国，向马主人解释说：
所以我们那里的耶胡认为，不管是用还是攒，钱都是越多越好，没有个够的时候，因为他们天性如此，不是奢侈浪费就是贪得无厌。富人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因此我们的民众大多数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
格列佛斥责人“天性”贪婪奢侈，列举的其实是18世纪英国人的言行方式。在他的描述中，造成穷人的贫困和种种罪孽的，不是泛泛的贪欲，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长足发展之际的特定世态和心态，是商业化进程像魔术一样召唤出的空前的财富和空前的享受方式。不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金钱的魔力是如此神通广大、如此地掌握了全社会上上下下的人，因而怀疑甚至认定人的本性贪婪，几乎是势在必然的。
在马国一卷，《格列佛游记》从内容、风格到叙述人的定位都发生了某种显著的变化。变化之一是讽刺表面化、直接化。在前几卷里，特别是在小人国、大人国部分里，游历者兼叙述人格列佛似乎是个客观中立甚至迟钝木讷的观察者，与他的医生身份颇为相符。他或像采集动植物标本那样搜罗异乡的奇俗怪事，或自说自道地向外人讲述英国的文明，至于两者间的对比所映现出的种种的滑稽之处、所引申出的讥讽批评，都不是由他道出的，甚至似乎不是他所能深切理解的。然而受到慧骃国马主人影响的格列佛先生却大不一样了。比如，他向主人介绍说，在安女王治下英国连年与法国交战，其间“大约有一百万只耶胡丧命”，并解释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是——
不胜枚举……有时是因为君王野心勃勃，总认为自己统治的地面不够大，人口不够多；有时也因为大臣贪污腐化，唆使他们的主子开战，才好压制或转移人民对于国内行政事物的不满情绪。因为意见不合也曾牺牲过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因意见不合而引起的战争比任何一种战争都要来得凶狠、残暴，而且往往相持不下，特别是当他们对于两件根本没有什么区别的东西发生争端的时候。
他对士兵的注解是“一只受人雇佣、杀人不眨眼的耶胡，它杀自己的同类越多越好”；对“律师”的定义则是“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一门学问，即怎样搬弄文字设法证明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你给他出多少钱，他就给你出多少力”。如此的语言方式，显然已是对英国式现代文明的直白的全面“攻击”。
与此相应，叙述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此前，小说包含的狂放想象内容尚有一层与航海日志等一脉相传的“科学”、“理性”外包装。格列佛反反复复地历数各种东西的尺寸和比例，使小说世界与我们的常识世界相衔接，说服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被描述的景象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但到了这一卷，数字罗列和各式账单都消失了。简洁明了的文风虽然依旧，但被描述的已是人兽颠倒的怪诞景象：马成了理性的载体，而人则化作下等动物耶胡（yahoo）。斯威夫特不断用种种难以消受的细节——如人形动物耶胡如何脏，如何臭，如何屎尿横飞、贪婪刁蛮等——来刺激读者不堪负担的感受能力；一反启蒙派视人为“理性动物”的说教，把日益被文明所压抑的人类的“肮脏”生理活动推到文字的前台，显现于光天化日之下。格列佛本人不但成了直接的议论者和讽刺者，而且从马国归家以后行为极其乖张怪诞，几乎也沦为被挖苦的漫画形象，令人联想到斯威夫特后期的不无自我讽刺意味的诗作《斯威夫特博士之死》（1731年）。由于这种种描写，很多人（包括名作家萨克雷和赫胥黎等）都认为斯威夫特“厌恨人类”。但是另一方面，伏尔泰却把他称为“英国的拉伯雷”。因为，像拉伯雷的作品一样，《格列佛游记》与民间文学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其恣肆的笔触和狂欢化的想象其实在某个层面上是高扬生命旋律的。可以说，斯威夫特以其特殊方式折射着他所存身的社会的两面性：既以夸张渲染时代的生气，更借荒唐痛斥时代的弊端。
在厌恨和悲观背后，应是一种苦涩的忧世情怀。
也许因为今天的地球人大都生活在所谓“现代社会”中，斯威夫特的讽刺和寓言两百多年后读来仍尖锐淋漓，字字见“血”。在yahoo的幽灵极有反讽意味地成了计算机网络“明星”的年月里，人们不能也不应忘却斯威夫特的怀疑和绝望。
-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张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版。译文略有改动。
